A. 了解老舍是怎樣當上作家的
老舍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
1924年，老舍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學。自1925年起，陸續寫了3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對烏煙瘴氣的教育界作了生動的揭露；《趙子曰》的鞭撻鋒芒指向以新派自詡其實醉生夢死的青年學生；《二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國的北京人，諷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產的社會土壤里培植出來的「出窩兒老」的畸形心態——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語，俏皮的幽默筆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風情，通過閉塞守舊、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對於祖國命運的憂慮，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和思想視角。3部作品陸續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後，引起文壇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1929年夏，繞道歐、亞回國。在新加坡逗留期間，為當地高漲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創作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在這兩所大學，相繼開設文學概論、外國文學史、歐洲文藝思潮、小說作法等課程。課余繼續從事創作。沿襲原來的藝術取向的，有長篇小說《離婚》和《牛天賜傳》等，都寫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劇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寫從淺露趨向含蓄，相當圓熟地形成他作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態的風俗畫師、市民社會的表現者和批判者獨特的藝術風格。面對愈來愈嚴酷的社會現實，創作出現兩種新的趨勢：一是日益關切國家大事，由此觸發寫作的靈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製造的五三慘案的刺激，寫了《大明湖》，九一八事變引起他「對國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說《貓城記》的問世；一是更加關懷城市貧民的苦難，以此作為主要描寫對象，《月牙兒》敘述母女兩代淪為暗娼，《我這一輩子》訴說下級警察的坎坷經歷。在《駱駝祥子》中，以農村來到城市拉車的祥子個人的毀滅，寫出一場沉痛的社會悲劇。把城市底層暗無天日的生活引進現代文學的藝術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樹。
《駱駝祥子》是他個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作品。他從30年代初起 ，開始寫作短篇小說 ，作品收入《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
任》、《老字型大小》、《斷魂槍》諸篇，綽約多姿，精緻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濟南淪陷前夕，隻身奔赴武漢。1938年3月 ，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任總務部主任。抗戰8年中，對文藝界的團結抗日多有貢獻。他寫於抗戰時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為民族解放服務為題旨。戰爭初起，他熱情提倡通俗文藝，寫作宣傳抗日的鼓詞、相聲、墜子等小型作品，供藝人演唱。隨後，轉向直接向群眾宣傳的話劇創作，連續寫劇照了《殘霧》、《張自忠》、《國家至上》等10餘個劇本，頌揚民族正氣、表彰愛國志士，批判不利於團結抗日的社會弊端，在當時起了積極的宣傳作用。自1944年初開始，進入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的創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會和所擅長的幽默諷刺藝術。小說刻畫深受傳統觀念束縛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內心沖突，於苦難中升騰起來的覺醒和抗爭，自然也有消極逃匿和無恥墮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戰時期的力作，也是抗戰文藝的重要收獲。1946年3月，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繼續旅居美國，從事創作和將自己的作品譯成英文。
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老舍立即啟程回國。新社會的新氣象使他極為振奮，不久就發表以藝人生活為題材的劇作《方珍珠》。1951年初創作的話劇《龍須溝》上演，獲得巨大成功。劇本通過大雜院幾戶人家的悲歡離合，寫出了歷盡滄桑的北京和備嘗艱辛的城市貧民正在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是獻給新中國的一曲頌歌。《龍須溝》是老舍創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獲得人民藝術家的榮譽稱號。50～60年代，他在文藝、政治、社會、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擔任多種職務，但仍然勤奮創作。作品以話劇為主，有《春華秋實》、《西望長安》、《紅大院》、《女店員》等，以刻畫北京市民告別舊生活、迎接新時代的精神歷程的作品較為成功。他還寫有散文《我熱愛新北京》。自50年代後半期起，老舍在話劇《茶館》、《義和團》(又名《神拳》)和小說《正紅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轉而描繪近代北京的歷史風雲。《茶館》以一座茶館作為舞台，展開了清末戊戌維新失敗、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盤踞時期、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3個時代的生活場景和歷史動向，寫出舊中國的日趨衰微，揭示必須尋找別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話劇藝術在這個劇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館》是當代中國話劇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劇目，繼《駱駝祥子》之後，再次為老舍贏得國際聲譽。
B. 老舍的寫作的故事
「寫著玩」寫出的大師
老舍的第一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是在倫敦東方學院教書時寫的。閑著就寫點，老舍說只是「寫著玩」。完稿後念給同在倫敦的許地山聽，許地山笑得一塌糊塗，建議老舍寄到國內去。兩三個月後鄭振鐸編的《小說月報》連載刊出。後來老舍又寫了《趙子曰》，念給寧恩承聽，他也笑得把鹽當糖放到了茶里。
老舍如何寫《四世同堂》
老舍在重慶北碚安家後，許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詢問北平淪陷後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講述了北平淪陷後人民的苦難，這些真實的細節為老舍醞釀新作提供了詳細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開始寫以淪陷了的北京為背景的百萬字小說《四世同堂》。他說：「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廳兼書房，夏天三面受陽光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老舍說：「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頭昏。」頭昏和常患瘧疾，到年底才寫完第一部30萬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風雨》中寫道：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C. 老舍《我是如何寫小說的》筆記整理
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為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地、膚淺的見解拿過來，作專為我判屬斷一切的准則。一方面這使我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
有許多人認為文藝中帶點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會給人以遠見；它能使人落淚，眼淚可有的時候是非常不值錢的。
D. 本人想看老舍的《我怎樣寫小說》的電子版，拜託各樣了……
老舍《我怎樣寫小說》
大多數的小說里都有一個故事，所以我們想要寫小說，似乎也該先找個故事。找什麼樣子的故事呢？從我們讀過的小說來看，什麼故事都可以用。戀愛的故事，冒險的故事固然可以利用，就是說鬼說狐也可以。故事多得很，我們無須發愁。不過，在說鬼狐的故事裡，自古至今都是把鬼狐處理得象活人；即使專以恐怖為目的，作者所想要恐嚇的也還是人。假若有人寫一本書，專說狐的生長與習慣，而與人無關，那便成為狐的研究報告，而成不了說狐的故事了。由此可見，小說是人類對自己的關心，是人類社會的自覺，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紀錄。那麼，當我們選擇故事的時候，就應當估計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麼價值，有什麼啟示；
也就很顯然的應把說鬼說狐先放在一邊--即使要利用鬼狐，發為寓言，也須曉得寓言與現實是很難得諧調的，不如由正面去寫人生才更懇切動人。
依著上述的原則去選擇故事，我們應該選擇復雜驚奇的故事呢，還是簡單平凡的呢？據我看，應當先選取簡單平凡的。故事簡單，人物自然不會很多，把一兩個人物寫好，當然是比寫二三十個人而沒有一個成功的強多了。寫一篇小說，假如寫者不善描寫風景，就滿可以不寫風景，不長於寫對話，就滿可以少寫對話；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沒有人便沒有事，也就沒有了小說。創造人物是小說家的第一項任務。把一件復雜熱鬧的事寫得很清楚，而沒有創造出人來，那至多也不過是一篇優秀的報告，並不能成為小說。因此，我說，應當先寫簡單的故事，好多注意到人物的創造。試看，世界上要屬英國狄更司的小說的穿插最復雜了吧，可是有誰讀過之後能記得那些勾心鬥角的故事呢？狄更司到今天還有很多的讀者，還被推崇為偉大的作家，難道是因為他的故事復雜嗎？不！他創造出許多的人哪！他的人物正如同我們的李逵、武松、黛玉、寶釵，都成為永遠不朽的了。注意到人物的創造是件最上算的事。
為什麼要選取平凡的故事呢？故事的驚奇是一種炫弄，往往使人專注意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忽略了故事與人生有關系。這樣的故事在一時也許很好玩，可是過一會兒便索然無味了。試看，在英美一年要出多少本偵探小說，哪一本里沒有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呢？可是有幾本這樣的小說成為真正的文藝的作品呢？這種驚心動魄是大鑼大鼓的刺激，而不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動。小說是要感動，不要虛浮的刺激。因此，第一：故事的驚奇，不如人與事的親切；第二：故事的出奇，不如有深長的意味。假若我們能由一件平凡的故事中，看出他特有的意義，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便具有很大的感動力，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心。小說
是對人生的解釋，只有這解釋才能使小說成為社會的指導者。也只有這解釋才能把小說從低級趣味中解救出來。所謂《黑幕大觀》一類的東西，其目的只在揭發丑惡，而並沒有抓住丑惡的成因，雖能使讀者快意一時，但未必不發生世事原來如此，大可一笑置之的犬儒態度。更要不得的是那類嫖經賭術的東西，作者只在嫖賭中有些經驗，並沒有從這些經驗中去追求更深的意義，所以他們的文字只導淫勸賭，而絕對不會使人崇高。所以我說，我們應先選取平凡的故事，因為這足以使我們對事事注意，而養成對事事都探求其隱藏著的真理的習慣。
有了這個習慣，我們既可以不愁沒有東西好寫，而且可以免除了低級趣味。客觀事實只是事實，其本身並不就是小說，詳密的觀察了那些事實，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才是我們對人生的解釋，才是我們對社會的指導，才是小說。對復雜與驚奇的故事應取保留的態度，假若我們在復雜之中找不出必然的一貫的道理，於驚奇中找不出近情合理的解釋，我們最好不要動手，因為一存以熱鬧驚奇見勝的心，我們的趣味便低級了。再說，就是老手名家也往往吃虧在故事的穿插太亂、人物太多；即使部分上有極成功的地方，可是全體的不勻調，顧此失彼，還是勞而無功。
在前面，我說寫小說應先選擇個故事。這也許小小的有點語病，因為在事實上，我們寫小說的動機，有時候不是源於有個故事，而是有一個或幾個人。我們倘然遇到一個有趣的人，很可能的便想以此人為主而寫一篇小說。不過，不論是先有故事，還是先有人物，人與事總是分不開的。世界上大概很少沒有人的事，和沒有事的人。我們一想到故事，恐怕也就想到了人，一想到人，也就想到了事。我看，問題倒似乎不在於人與事來到的先後，而在於怎樣以事配人，和以人配事。換句話說，人與事都不過是我們的參考資料，須由我們調動運用之後才成為小說。比方說，我們今天聽到了一個故事，其中的主人翁是一個青年人。可是
經我們考慮過後，我們覺得設若主人翁是個老年人，或者就能給這故事以更大的感動力；那麼，我們就不妨替它改動一番。以此類推，我們可以任意改變故事或人物的一切。這就彷彿是說，那足以引起我們注意，以至想去寫小說的故事或人物，不過是我們主要的參考材料。有了這點參考之後，我們須把畢生的經驗都拿出來作為參考，千方百計的來使那主要的參考豐富起來，象培植一粒種子似的，我們要把水份、溫度、陽光……都極細心的調處得適當，使他發芽，長葉開花。總而言之，我們須以藝術家自居，一切的資料是由我們支配的；我們要寫的東西不是報告，而是藝術品--藝術品是用我們整個的生命、生活寫出來的，不是隨
便的給某事某物照了個四寸或八寸的像片。我們的責任是在創作：假借一件事或一個人所要傳達的思想，所要發生的情感與情調，都由我們自己決定，自己執行，自己作到。我們並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隸，而是一切的主人。
遇到一個故事，我們須親自在那件事里旅行一次不要急著忙著去寫。旅行過了，我們就能發現它有許多不圓滿的地方，須由我們補充。同時，我們也感覺到其中有許多事情是我們不熟悉或不知道的。我們要述說一個英雄，卻未必不教英雄的一把手槍給難住。那就該趕緊去設法明白手槍，別無辦法。一個小說家是人生經驗的百貨店，貨越充實，生意才越興旺。
旅行之後，看出哪裡該添補，哪裡該打聽，我們還要再進一步，去認真的扮作故事中的人，設身處地的去想像每個人的一切。是的，我們所要寫的也許是短短的一段事實。但是假若我們不能詳知一切，我們要寫的這一段便不能真切生動。在我們心中，已經替某人說過一千句話了，或者落筆時才能正確地用他的一句話代表出他來。有了極豐富的資料，深刻的認識，才能說到剪裁。我們知道十分，才能寫出相當好的一分。小說是酒精，不是攙了水的酒。大至歷史、民族、社會、文化，小至職業、相貌、習慣，都須想過，我們對一個人的描畫才能簡單而精確地寫出，我們寫的事必然是我們要寫的人所能擔負得起的，我們要寫的人正是我們要寫的事的必然的當事人。這樣，我們的小說才能皮裹著肉，肉撐著皮，自然的相聯，看不出虛構的痕跡。小說要完美如一朵鮮花，不要象二簧行頭戲里的「富貴衣」。
對於說話、風景，也都是如此。小說中人物的話語要一方面負著故事發展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現--某個人遇到某種事必說某種話。這樣，我們不必要什麼驚奇的言語，而自然能動人。因為故事中的對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及我們對人的精密觀察的，再加上我們對這故事中人物的多方面想像的結晶。我們替他說一句話，正象社會上某種人遇到某種事必然說的那一句。這樣的一句話，有時候是極平凡的，而永遠是動人的。
我們寫風景也並不是專為了美，而是為加重故事的情調，風景是故事的衣裝，正好似寡婦穿青衣，少女穿紅褲，我們的風景要與故事人物相配備--使悲歡離合各得其動心的場所。小說中一草一木一蟲一鳥都須有它的存在的意義。一個迷信神鬼的人，聽了一聲鴉啼，便要不快。一個多感的人看見一片落葉，便要落淚。明乎此，我們才能隨時隨地的搜取材料，准備應用。當描寫的時候，才能大至人生的意義，小至一蟲一蝶，隨手拾來，皆成妙趣。
以上所言，系對小說中故事、人物、風景等作個籠統的報告，以時間的限制不能分項詳陳。設若有人問我，照你所講，小說似乎很難寫了？我要回答也許不是件極難的事，但是總不大容易吧！
E. 論老舍的小說創作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包括作家對北京特有風韻、特具的人文景觀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現為取材的特色。另外，體現在作家描寫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時對北京文化心理結構的揭示。老舍用「官樣」一語來概括北京文化特徵，包括講究體面、排場、氣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藝術」，講究禮儀，固守養老扶幼的老「規矩」；性格懶散，苟安，謙和，溫厚與懦弱等等。這類北京文化的「精魂」滲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畫、習俗的描繪、氣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對北京文化的情感是復雜的。這里既充滿了對「北京文化」所蘊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緻的美的不由自主地欣賞、陶醉，以致因這種美的喪失、毀滅油然而生的感傷、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悵惘，同時也時時為「文化過熟」導致的柔弱、無用而惋嘆不已。
老舍以其鮮明的創作個性和特殊的幽默藝術獨樹一幟。老舍小說的幽默藝術與魯迅、張天翼、錢鍾書和林語堂等現代文學名家的幽默藝術互有異同.喜感因素和悲感因素相交織,構成了老舍小說幽默藝術的獨特景觀。含蘊豐富，獨具一格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是溫暖的北平的幽默，簡朴、利落、善良、生氣勃勃。老舍小說的幽默風格是逐漸成熟的，早期是「為幽默而幽默」，《二馬》顯示出他的幽默風格趨於形成，《離婚》則標志著他幽默風格的成熟。老舍筆下的幽默以悲喜劇交融的形式，諷刺與抒情的滲透，獲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藝術魅力。老舍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說家。
F. 老舍先生是在什麼背景下寫的小說《駱駝祥子》謝謝！
你好：
我有點資料你可以參考。
駱駝祥子這本書是老舍在抗日戰爭前一年寫成的。是依照當年情形，以自然主義手法寫出的。（老舍原話）
駱駝祥子書的背景是他聽別人說有一位車夫被國民黨部隊抓去，時局緊張，逃跑時丟下祥子。祥子看到路旁有三匹駱駝，他偷偷牽走，買了點錢，後逃到北京。老舍聽後又向友人打聽了有關情況。
書中祥子所走過的路線，是老舍時常散步的地方，書中的道路是實際真實的
G. 老舍:如何寫好小說
用心去寫，將你的情感帶到你的小說中，並且傳遞給你的讀者！還有多看多聽多寫，並且和他人交流！
H. 老舍的創作歷程是怎樣的
1926年寫成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1929年在歸國途中為籌旅費曾到新加坡一個華僑中學當國文教員。1930年7月應聘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文學院教授。1931年夏與後來成為國畫家的胡絜青結婚。1934年夏赴青島山東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在濟南、青島期間創作了《貓城記》、《牛天賜傳》等小說。1936年9月發表《駱駝祥子》，這部傑出的長篇小說奠定了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1937年抗戰爆發後，從濟南趕到武漢，投入抗戰的愛國熱潮。1938年被推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會兼總務部主任，期間寫了很多宣傳抗戰的通俗作品。這時開始進行戲劇創作，寫了《殘霧》、《國家至上》等劇本。1946年3月和曹禺一起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應邀回國。1950年創作大鼓書《過新年》、話劇《方珍珠》。一年以後話劇《龍須溝》上演，引起文藝界和社會的強烈反響，因此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1956年寫作話劇《西望長安》，揭露和嘲諷某些幹部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1957年寫作話劇《茶館》，這是當代中國話劇舞台上最優秀的劇目之一。從50年代初起，曾先後擔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等職務，多次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除參加政務、文藝、外事活動外，繼續從事文藝寫作。「文革」期間不堪迫害和凌辱，於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盡。
I. 老舍說寫小說
老舍的簡介：
老舍(1899～1966)， 現代小說家、劇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青、鴻來、□予、舍、非我等筆名。滿族，正紅旗人。
生平經歷和創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於北京一個貧民家庭。父親是名守衛皇城的護軍，1900年在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巷戰中陣亡。從此，全家依靠母親給人縫洗衣服和充當雜役的微薄收入為生。老舍在大雜院里度過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大雜院的日常生活，使他從小就熟悉車夫、手工業工人、小商販、下等藝人、娼妓等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城市貧民，深知他們的喜怒哀樂。大雜院的藝術熏陶，使他從小就喜愛流傳於市井巷裡的傳統藝術（如曲藝、戲劇），為它們的魅力所吸引。他從這樣的環境中，接受了與現代中國大多數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藝術啟蒙。這些，都對他有極大的影響並在他的創作中留下鮮明的印記。
1906年，在別人的資助下，老舍進私塾讀書；三年後，轉入新式學堂。1912年，小學畢業後，他在普通中學讀了半年；翌年，考入學雜膳宿費用都由國家供給的北京師范學校。1918年，老舍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校兼國民學校校長。1920年 9月，提升為郊外北區勸學員，還陸續兼任私立小學教師、國語補習會經理等職。
老舍就任小學校長的第二年,爆發了五四運動。他自稱只是"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裡面,……對於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我怎樣寫〈趙子曰〉》)。這確實使他在一段時期里,對於青年學生及其活動,有些隔膜和誤解。但"五四"時期興起的新的時代潮流，包括文學革命在內，仍然沖擊著他的心靈。本來，軍閥政府基層機構的腐敗，混跡其間的衛道者們的虛偽，在這個剛剛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人的眼中，無處不是破綻和丑態，難以與他們安然相處。當"五四"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呼聲，把他從"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條中驚醒（《"五四"給了我什麼》），他作出了新的抉擇。1922年9月,老舍辭去所有職務，到以開明新派著稱的天津南開學校中學部任國文教員，在那裡寫下了第一篇新文學習作《小鈴兒》。在這以前，還堅決退掉母親包辦的婚約。次年回到北京，任顧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會的文書，同時在第一中學兼課，業余時間到燕京大學旁聽英文。一度還信仰過基督教。雖然道路不無曲折，但"五四"推動他進一步掙脫了封建的、世俗的羈絆，去尋求一種比他已經得到的更有意義的生活。
1924年，老捨去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漢語講師。為了提高英文水平，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書本都向他打開一個比原先見到的更為寬廣多彩的世界。閱讀作品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文學興趣。客居異國的寂寞和日益濃烈的鄉思，又需要寄託和發泄。幾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促使他把見到過的人和事用文藝的形式寫下來。1926年寫成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取材於當年在教育界任職時的見聞。接著又寫下了長篇《趙子曰》(1926)和《二馬》(1929)。三部作品陸續在文學研究會的刊物《小說月報》上連載，立刻以文筆輕松酣暢，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於刻畫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讀者的注意。他的創作從一開始就顯現出現實主義的特點，並且從語言、筆調到內容、主題，都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他終於在文學事業中找到了值得為之獻身的工作和充實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國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國回國。途中因為籌措旅費，在新加坡的一所華僑中學任教半年。在英國時，他為國內的北伐戰爭的進軍感到興奮。到了新加坡，從青年學生的革命熱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他因此中斷了一部描寫男女青年愛情的小說的寫作，另寫了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國。同年 7月，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翌年夏，與後來成為國畫家的胡□青結婚。1934年，改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他在這兩所大學，先後開設過《文學概論》、《歐洲文藝思潮》、《外國文學史》以及寫作方面的課程。課余繼續長篇小說的創作。《貓城記》(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舊中國的腐敗，針砭保守愚昧的民族習性和畏懼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時流露出對於國事的悲觀和對於革命的誤解，是一部瑕瑜互見、頗多爭議的作品。《離婚》(1933)描寫一群公務員的庸碌生活，對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現出他作為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和批判者、作為幽默作家的特點，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風格的作品。《牛天賜傳》(1934)和中篇《月牙兒》(1935)、《我這一輩子》(1937)，都從街頭巷尾攝下市井細民的生活場景。前者是對於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諷，充滿笑料；後兩者是對於人間不平的抨擊，飽含著憤懣和哀悼，作品的筆調也隨之變得沉重。
J. 求老舍的作品《怎麼寫小說》
我怎樣寫短篇小說(老舍) 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說還是在南開中學教書時寫的；純為敷衍學校刊物的編輯者，沒有別的用意。這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這篇東西當然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寫作經驗里也沒有一點重要，因為它並沒引起我的寫作興趣。我的那一點點創作歷史應由《老張的哲學》算起。
這可就有了文章：合起來，我在寫長篇之前並沒有寫短篇的經驗。我吃了虧。短篇想要見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長篇有偷手。寫長篇，全篇中有幾段好的，每段中有幾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這自然不是理應如此，但事實上往往是這樣；連讀者彷彿對長篇——因為是長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諒。世上允許很不完整的長篇存在，對短篇便不很客氣。這樣，我沒有一點寫短篇的經驗，而硬寫成五六本長的作品；從技巧上說，我的進步的遲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說是後起的文藝，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著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長篇練習，很有點象練武的不習「彈腿」而開始便舉「雙石頭」，不被石頭壓壞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夠力舉千斤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笨勁。這點領悟是我在寫了些短篇後才得到的。
上段末一句里的「些」字是有作用的。《趕集》與《櫻海集》里所收的二十五篇，和最近所寫的幾篇——如《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等——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是《趕集》里的前四篇和後邊的《馬褲先生》與《抱孫》。第二組是自《大悲寺外》以後，《月牙兒》以前的那些篇。第三組是《月牙兒》，《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等。第一組里那五六篇是我寫著玩的：《五九》最早，是為給《齊大月刊》湊字數的。《熱包子》是寫給《益世報》的《語林》，因為不準寫長，所以故意寫了那麼短。寫這兩篇的時候，心中還一點沒有想到我是要練習短篇；「湊字兒」是它們唯一的功用。趕到「一二八」以後，我才覺得非寫短篇不可了，因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是的，「方便」一些，只是「方便」一些；這時候我還有點看不起短篇，以為短篇不值得一寫，所以就寫了《抱孫》等笑話。隨便寫些笑話就是短篇，我心裡這么想。隨便寫笑話，有了工夫還是寫長篇；這是我當時的計劃。可是，工夫不容易找到，而索要短篇的越來越多；我這才收起「寫著玩」，不能老寫笑話啊！《大悲寺外》與《微神》開始了第二組。
第二組里的《微神》與《黑白李》等篇都經過三次的修正；既不想再鬧著玩，當然就得好好的幹了。可是還有好些篇是一揮而就，亂七八糟的，因為真沒工夫去修改。報酬少，少寫不如多寫；怕得罪朋友，有時候就得硬擠；這兩樁決定了我的——也許還有別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壞的大批發賣。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自己覺得很對不起文藝，可是錢與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有位姓王的編輯跟我要一篇東西，我隨寫隨放棄，一共寫了三萬多字而始終沒能成篇。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塊兒都給他寄去了。這並不是表明我對寫作是怎樣鄭重，而是說有過這么一回，而且只能有這么「一」回。假如每回這樣，不累死也早餓死了。累死還倒乾脆而光榮，餓死可難受而不體面。每寫五千字，設若，必扔掉三萬字；而五千字只得二十元錢或更少一些，不餓死等什麼呢？不過，這個說得太多了。
第二組里十幾篇東西的材料來源大概有四個：第一，我自己的經驗或親眼看見的人與事。第二，聽人家說的故事。第三，摹仿別人的作品。第四，先有了個觀念而後去撰構人與事。列個表吧：
第一類：《大悲寺外》《微神》《柳家大院》《眼鏡》《犧牲》《毛毛蟲》《鄰居們》第二類：《也是三角》《上任》《柳屯的》《老年的浪漫》第三類：《歪毛兒》
第四類：《黑白李》《鐵牛和病鴨》《末一塊錢》《善人》第三類——摹仿別人的作品——的最少，所以先說它。《歪毛兒》是摹仿J．D．Beresford的TheHer mit①。因為給學生講小說，我把這篇奇幻的故事翻譯出來，講給他們聽。經過好久，我老忘不了它，也老想寫這樣的一篇。可是我始終想不出旁的路兒來，結果是照樣摹了一篇；雖然材料是我自己的，但在意思上全是鈔襲的。
第一類里的七篇，多數是親眼看見的事實，只有一兩篇是自己作過的事。這本沒有什麼可說的，假若不是《犧牲》那篇得到那麼壞的批評。《犧牲》里的人與事是千真萬確的，可凡是批評過我的短篇小說的全拿它開刀，甚至有的說這篇是非現實的。乍一看這種批評，我與一般人一樣的拿這句話反抗：「這是真事呀！」及至我再去細看它，我明白了：它確是不好。它搖動，後邊所描寫的不完全幫助前面所立下的主意。它破碎，隨寫隨補充，象用舊棉花作褥子似的，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真事原來靠不住，因為事實本身不就是小說，得看你怎麼寫。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了藝術。反之，在第二類中的幾篇倒都平穩，雖然其中的事實都是我聽朋友們講的。正因為是聽來的，所以我才分外的留神，小心是沒有什麼壞處的。同樣，第四類中的幾篇也有很象樣子的，其實其中的人與事全是想像的，全是一個觀念的子女。《黑白李》與《鐵牛和病鴨》都是極清楚的由兩個不同的人代表兩個不同的意思。先想到意思，而後造人，所以人物的一切都有了范圍與軌道；他們鬧不出圈兒去。這比亂七八糟一大團好，我以為。經驗豐富想像，想像確定經驗。
這些篇的文字都比我長篇中的老實，有的是因為屢屢修改，有的是因為要趕快交卷；前者把火氣扇（用「刪」字也許行吧）去，後者根本就沒勁。可是大致地說，我還始終保持著我的「俗」與「白」。對於修辭，我總是第一要清楚，而後再說別的。假若清楚是思想的結果，那麼清楚也就是力量。我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是否清楚而有力量，不過我想這么作就是了。
該說第三組的了。這一組里的幾篇——如《月牙兒》，《陽光》，《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一個事實，一點覺悟，使我把它們另作一組來說說。前面說過了，第一組的是寫著玩的，壞是當然的，好也是碰巧勁。第二組的雖然是當回事兒似的寫，可還有點輕視短篇，以為自己的才力是在寫長篇。到了第三組，我的態度變了。事實逼得我不能不把長篇的材料寫作短篇了，這是事實，因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麼方便了，於是把心中留著的長篇材料拿出來救急。不用說，這么由批發而改為零賣是有點難過。可是及至把十萬字的材料寫成五千字的一個短篇——象《斷魂槍》——難過反倒變成了覺悟。經驗真是可寶貴的東西！覺悟是這個：用長材料寫短篇並不吃虧，因為要從夠寫十幾萬字的事實中提出一段來，當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這就是楞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了。再說呢，長篇雖也有個中心思想，但因事實的復雜與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寫與穿插上是多方面的。假如由這許多方面之中挑選出一方面來寫，當然顯著緊湊精到。長篇的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成個很好的短篇，而這各方面散布在長篇中就不易顯出任何一方面的精彩。長篇要勻調，短篇要集中。拿《月牙兒》說吧，它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後，我把其他的情節都毫不可惜的忘棄，可是忘不了這一段。這一段是，不用說，《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是，它在《大明湖》里並不象《月牙兒》這樣整齊，因為它是夾在別的一堆事情里，不許它獨當一面。由現在看來，我楞願要《月牙兒》而不要《大明湖》了。不是因它是何等了不得的短篇，而是因它比在《大明湖》里「窩」著強。
《斷魂槍》也是如此。它本是我所要寫的「二拳師」中的一小塊。「二拳師」是個——假如能寫出來——武俠小說。我久想寫它，可是誰知道寫出來是什麼樣呢？寫出來才算數，創作是不敢「預約」的。在《斷魂槍》里，我表現了三個人，一樁事。這三個人與這一樁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選出來的，他們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過了許多回，所以他們都能立得住。那件事是我所要在長篇中表現的許多事實中之一，所以它很利落。拿這么一件小小的事，聯繫上三個人，所以全篇是從從容容的，不多不少正合適。這樣，材料受了損失，而藝術佔了便宜；五千字也許比十萬字更好。文藝並非肥豬，塊兒越大越好。不過呢，十萬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這五千字只得了十九塊錢，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藝術親熱的原因吧。為藝術而犧牲是很好聽的，可是餓死誰也是不應當的，為什麼一定先叫作家餓死呢？我就不明白！
設若沒有《月牙兒》，《陽光》也許顯著怪不錯。有人說，《陽光》的失敗在於題材。在我自己看，《陽光》所以被《月牙兒》比下去的原因是這個：《月牙兒》是由《大明湖》中抽出來而加以修改，所以一氣到底，沒有什麼生硬勉強的地方；《陽光》呢，本也是寫長篇的材料，可是沒在心中儲蓄過多久，所以雖然是在寫短篇，而事實上是把臨時想起的事全加進去，結果便顯著生硬而不自然了。有長時間的培養，把一件復雜的事翻過來掉過去的調動，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後抽出一節來寫個短篇，就必定成功，因為一下筆就是地方，准確產出調勻之美。寫完《月牙兒》與《陽光》我得到這么點覺悟。附帶著要說的，就是創作得有時間。這也就是說，寫家得有敢盡量花費時間的准備，才能寫出好東西。這個准備就是最偉大的一個字——「飯」。我常聽見人家喊：沒有偉大的作品啊！每次聽見這個呼聲，我就想到在這樣呼喊的人的心中，寫家大概是只喝點露水的什麼小生物吧？我知道自己沒有多麼高的才力，這一世恐怕沒有寫出偉大作品的希望了。但是我相信，給我時間與飯，我確能夠寫出較好的東西，不信咱們就試試！
《新時代的舊悲劇》有許多的缺點。最大的缺點是有許多人物都見首不見尾，沒有「下回分解」。毛病是在「中篇」。我本來是想拿它寫長篇的，一經改成中篇，我沒法不把精神集注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又不能不把次要的人物搬運出來，因為我得湊上三萬多字。設若我把它改成短篇，也許倒沒有這點毛病了。我的原來長篇計劃是把陳家父子三個與宋龍雲都看成重要人物；陳老先生代表過去，廉伯代表七成舊三成新，廉仲代表半舊半新，龍雲代表新時代。既改成中篇，我就減去了四分之三，而專去描寫陳老先生一個人，別人就都成了影物，只幫著支起故事的架子，沒有別的作用。這種辦法是危險的，當然沒有什麼好結果。不過呢，陳老先生確是有個勁頭；假如我真是寫了長篇，我真不敢保他能這么硬梆。因此，我還是不後悔把長篇材料這樣零賣出去，而反覺得武戲文唱是需要更大的本事的，其成就也絕非亂打亂鬧可比。
這點小小的覺悟是以三十來個短篇的勞力換來的。不過，覺悟是一件事，能否實際改進是另一件事，將來的作品如何使我想到便有點害怕。也許呢「老牛破車」是越走越起勁的，誰曉得。
在抗戰中，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很難寫出長篇小說來。連短篇也不大寫了，這是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之外，還有稍稍練習寫話劇及詩等的緣故。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收入《火車集》與《貧血集》。《貧血集》這個名字起得很恰當，從一九四○年冬到現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終患著貧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勞累，我便頭昏；若不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暈，一抬頭便天旋地轉。天氣暖和一點，我的頭昏也減輕一點，於是就又拿起筆來寫作。按理說，我應當拿出一年半載的時間，作個較長的休息。可是，在學習上，我不肯長期偷懶；在經濟上，我又不敢以借債度日。因此，病好了一點，便寫一點；病倒了，只好「高卧」。於是，身體越來越壞，作品也越寫越不象話！在《火車》與《貧血》兩集中，慚愧，簡直找不出一篇象樣子的東西！
既寫不成樣子，為什麼還發表呢？這很容易回答。我一病倒，就連壞東西也寫不出來哇！作品雖壞，到底是我的心血啊！病倒即停止工作；病稍好時所寫的壞東西再不拿去換錢，我怎麼生活下去呢？《火車》與《貧血》兩集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