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寫的小說聯想到家

『捌』 小說《家》開篇對風雪的一番描繪，請寫出巴金這樣寫的用意

對風雪的描述一有渲染環境的作用
，說明天氣的惡劣，二也暗示著這邊本書中的悲慘情節，一些主人公的悲慘命運

『玖』 關於巴金寫的《家》

綜述

一、主要情節與主題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長篇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現代文學中描寫封建大家族興衰史的優秀長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徵、弊端和罪惡，指出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是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一座豐碑。

《家》中的故事發生於「五四」前後，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風起雲涌、激烈動盪的歷史轉折時期。背景是中國當時還很封閉的內地——四川成都。那裡有一個官僚地主階級的大家族——高公館，公館中除了老太爺，還有五房分支。小說主要以長房中的三兄弟：覺新、覺民、覺慧的故事為經，以各房以及親戚中的各種人物為緯，描繪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畫面，集中展現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態，也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封建大家族衰落、敗壞以至最後崩潰的歷史過程。新文學問世以來，以揭露舊家庭舊禮教為題材的創作很多，但以長篇系列小說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規模，對封建家族在現代逐步走向崩潰過程做系統深入描寫的，《家》以及《春》《秋》還是第一次，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說寫了覺新、覺民、覺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寫了幾對年輕人——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覺民與琴，覺慧與鳴鳳之間的戀愛、婚姻糾葛，寫了他們不同的遭遇；寫了學生請願，覺慧被關禁閉，兵變驚亂，鳴鳳、梅芬、瑞珏相繼慘死，覺民逃婚，覺慧出走……通過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舊禮教，更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其所描述的戀愛婚姻悲劇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喚醒青年「人」的意識，啟迪與號召他們與封建家庭決裂。在作者看來，覺慧與婢女鳴鳳的戀愛悲劇，覺新與錢梅芬、李瑞珏之間的婚姻悲劇，其根源都在於他們追求幸福愛情、婚姻的願望與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舊的家族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寫這部小說，目的在於他要以筆為武器，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

我寫《家》的時候，我彷彿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掙扎。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逼著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1937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來向這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寫這一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選自《和讀者談談〈家〉》，《巴金研究資料》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單元家族的記憶《家》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這裡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逼近它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裡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裡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裡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選自巴金《關於〈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說，是「五四」給了他一雙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則為他提供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實的材料庫。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小社會」在1919—1924年間的故事，巴金錶達了他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的不無矛盾的社會觀和文化觀。

一方面，小說描寫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並將他們設置為新舊兩大陣營。一邊是以高老太爺、馮樂山、高克明、周伯濤以及高克安、高克定為代表的老一輩統治者，他們專橫顢頇，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說中所有不幸的製造者，而以高覺民、高覺慧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以叛逆者的形象構成與父（祖）輩的尖銳對立：

他（覺慧）把祖父的瘦長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幾眼。忽然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子里。他覺得躺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的祖父，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夠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

這一場景成為小說中人物關系的一個頗有意味的象徵。人生道路與價值觀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說中，道德風貌的高下被認為是區分兩代人的最大標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輕一代代表著正義、良知，而老一代則代表著虛偽無恥和殘忍邪惡，二者善惡分明。小說中總是立足於年輕人的敘述視角將這一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立足於「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觀念的價值立場。由這種立場出發，小說猛烈地抨擊「巫師捉鬼」和「血光之災」的封建迷信，對喪禮和婚禮繁瑣的風俗也大加嘲諷，斥之為「滑稽」。「從情緒上來說，這部小說是一張控訴狀，寫出了舊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惡，如愛情的不自由、個性的壓抑、禮教的殘忍、長者的絕對權威和衛道者的無恥。」見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配合著這種情緒，小說採用了一種相當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語言，書中人物常常以情感誇飾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訴……」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表達他們的個人心緒，從而使這種個人宣洩變成一種社會抗議行為。而所有其他復雜的人生情緒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種情感化色彩化的語言形態是在激進的反傳統反專制的30年代文化心態下形成的，但同時它又成為這一種文化心態能夠延續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見許子東《巴金與「青年革命心態」》，載《當代小說閱讀筆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這樣一種情節模式正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家》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落後挨打的形勢下尋求自強自立、重建文明的時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對富國強兵的追求，維新變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繼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流於形式，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失序的局面。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看來，在於中國自身，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阻礙著中華民族走向強盛。中國要想擺脫落後的命運，必須與這個傳統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只有通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醜化才能實現。因此，在他們的筆下，傳統成了罪魁、元兇、魔鬼、食人者。「啟蒙思想家們幾乎一開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補理論課，為民主共和制所象徵的意識形態尋找價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見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321頁。但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它必然會與新興力量產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而社會現實中的矛盾往往會轉彎抹角地凝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觀念，意識形態中的對立觀念又勢必表現為作品形式結構上的特點。《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正是現實中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說中子一代的出走與封建家長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潰，正是對這一矛盾的想像態解決。

《家》這種講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啟蒙主義話語中非常典型，它對後來的家族小說創作起了極強的示範作用。對傳統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批判和徹底否定也成為這類小說一個持久而強大的主題。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對立的結構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覺新

高覺新稱得上是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著阿Q一樣令人說不盡的復雜內蘊。關於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將之定為懦弱和自我壓抑，認為「這是一些習慣於自我剋制，自我貶抑，習慣於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氣，極力把自己的存在縮小到最大限度的人們，他們過份地謙抑，缺乏自信和強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隨時准備向一切橫逆低頭，為一切人犧牲。」見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頁。但這只是高覺新性格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滿膽氣和魄力的，在現實的困難面前，可以說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於承擔責任，敢於面對挑戰。在不到20歲的年紀，父親去世，他就平靜地把大家庭的擔子放在自己年輕的肩上。在軍閥混戰、城中大亂的危險時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顧個人安危守住了公館。他是高家的頂樑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連親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馬。在公司里他是一個自信、能乾的職員，同事找他訴苦，老闆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氣和的一席話就「說得黃經理滿意地摸著八字鬍直點頭」。這樣的人何曾懦弱呢？他在生活中的妥協和退讓，並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樣出於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軟弱，而更多地源自他頭腦中濃厚的禮教觀念和維護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要求子孫們「入則孝，出則悌」，凡是與這一原則相抵觸的都必須犧牲。生活成長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高覺新不能不深受影響。他所有可稱之為「懦弱」的行為都與他對長輩的絕對服從息息相關。他順從父親的意志，毫無怨言地放棄學業，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長輩選定的姑娘結婚；他遵從爺爺的命令，勸覺民答應馮家的婚事，因為「爺爺的命令不能違抗」；他不信什麼「血光之災」，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產，他卻不說一句反抗的話就忍受下來，因為他「擔不起那個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覺慧的每封信都交來過目，他也一一照辦，因為「三爸是家長，他的話我們不能不聽」。在這種道德信條之下他不能違抗長輩的命令，他只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來換取家族的安寧。另外，作為高家的長子長孫，覺新對他的家族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榮譽和安寧高於一切。為了能擁有一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氣氛，他總是克己讓人。他所處的位置使他比別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槍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給他招來更多的煩惱和更多的敵人。為了大家庭的安寧，他只有處處退讓，事事容忍，自覺地恪守和維護家族秩序。他對陳姨太、王氏、沈氏的挑釁極力忍讓，陪她們打牌，買東西，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極力敷衍她們。在王氏故意將自己兒子的臉打腫卻誣陷覺民時，覺新不是沒有是非觀念，但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覺民賠禮道歉。覺民不從，他就主動去替他挨罵。在他的忍讓背後，是他不惜犧牲自己，維持大家庭和睦安寧的良苦用心。這種自我犧牲、克己退讓的生活當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長吁短嘆，但當弟弟們勸他拿出勇氣為自己爭取幸福時，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責任，想起父親臨終前的囑托，覺得自己「除了犧牲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然而，身處文化轉型時代的高覺新與父輩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再也不能像父輩那樣從這種自我犧牲自我奉獻中獲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在新與舊的夾縫之間，傳統的倫理道德雖然還在影響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行為，但它卻失去了原來作為社會價值信仰體系的神聖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義、道德倫理法則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具體到高覺新，他的種種犧牲、忍讓便喪失了意義，它們換來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們無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幾乎在每一次他為維護大局而做出讓步和自我犧牲的時候，兩個受到「五四」新文化影響、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場上的弟弟都會憤怒地指責他這不過是一種懦夫行為，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害人害己。而且，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梅的悲劇，瑞珏的慘死，都使他意識到傳統價值觀念的荒謬。它們從內外兩方面對覺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強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毀了他的價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慮和痛苦。

這種痛苦對每個個體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無論是出於本能抑或自覺，覺新都必然要尋求新的出路。他貪婪地閱讀本地報紙上轉載的北京消息，積極購買新思潮雜志報刊，都可以視為他尋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在很多時候，他也確實站在新的價值立場一邊。在弟弟妹妹叛逆行為的關鍵時刻，總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覺慧的離家出走，若沒有他在經濟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然而這種新的價值觀念同樣不能給他以真正的安慰。長輩的責罵自然在意料之中，家裡其他人也為此而諷刺他，挖苦他，辱罵他——他成了兩個兄弟的擋風牆和受氣筒。他因此而深深煩惱。然而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更為強大的拆解力量仍然來自於他自身。每當他順從弟弟的心願，或不得不支持他們的叛逆行為時，傳統的倫理規范和價值准則又反過來嚙食他的心。覺慧等人離經叛道、膽大妄為，令他驚恐不安，生怕他們有什麼閃失，因為「爹臨死時把你們兩個交給我，我如果不能夠好好地保護你們，我將來在九泉之下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他老人家？」更重要的是，深受禮教和傳統價值規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對這種試圖推翻舊的家國形式、崇尚個體自由的新思想新觀念懷有疑懼之心。他的位置決定了他不可能像覺民、覺慧一樣很快地崇信一種全新的價值體系，更多的時候，他還是習慣於站在舊的立場上。作為自幼在中國傳統氛圍中長大的青年，覺新比別人更能體會到中國文化和傳統社會的魅力。他對新的價值體系並不能完全認同。這樣，他又喪失了從新的文化價值觀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盡管那是一種崇尚個體力量，張揚個性，充滿進取精神和個人英雄主義氣概的文化體系，但對並不篤信它的覺新而言，它同樣不能給他帶來自信與精神滿足感。

表面上看來，這種文化上的兩難不過使他人格分裂：「在舊社會里，在舊家庭里，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他跟他的兩個兄弟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但透過表象，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帶給他的其實是作為一個人的最深的痛苦——他喪失了生存的價值標尺，因而無法從他的任何生命活動中獲得幸福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運和自然的愛子。我只是一個勞動者。我穿著自己的圍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廠里，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我卻是一個沒有自己的幸福的勞動者。」沉重的痛苦感、絕望感正是覺新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徵。關於他的心理狀態，書中隨處可見的是這樣一些語句：

我不是青年，我沒有青春，我沒有幸福，而且永遠不會有幸福。

我是不要緊的。我這一生已經完結了。

我的心已經老了，我的心境已經到了秋天。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現在是飄落的時候了。

我會留在籠子里，我會永遠留在籠子里。

我這一輩子是完結了……我曉得我不會活到多久！

的確，「當一個人無法意識到自我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遠是被動的、消極的，並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在這時，人生對他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見王富仁《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頁。在痛苦和絕望中備受煎熬的覺新也曾試圖以「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調合兩類人群、兩種價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無功罷了。因為這兩種文化是絕對調合不到一塊去的。而他本人，也只有終身在這種被撕裂的充滿絕望的痛楚中苦苦掙扎。死亡也許是這類人惟一的解脫。其實年紀輕輕的覺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過死。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後來也的確死於自殺。

然而這種痛苦並不僅僅是個別現象，而是所有處於文化轉型夾縫中的中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歷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個民族在現代的苦澀命運。魯迅不也多次慨嘆過自己處於「明暗之間」的「中間物」的尷尬嗎？從這個意義上講，覺新這一人物形象有著極為深刻的時代與文化意義。

2．覺慧

覺慧是一個寄託著巴金理想主義激情的新人形象。在「五四」精神的影響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滿激情與反叛精神，憎恨一切違背人道、戕害人性的舊道德、舊禮教。作家把他寫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膽，大膽，再大膽」是他面對強大的傳統勢力時鼓勵自己的信條。他有平民思想，平時堅持不坐轎子，並愛上婢女鳴鳳。他下決心不去做高老太爺所期望的那種「紳士」，也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與「不抵抗主義」，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過來」。他敢於對抗封建家長的旨意，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革命活動中。他支持和幫助覺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長，在高老太爺病危之際，他敢於堅決反對驅鬼捉神的迷信把戲。最後，他又毅然從封建家庭中出走。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個叛逆者。當然，他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他幼稚單純，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點和歷史局限。比如，他對鳴鳳的愛情就遠不如鳴鳳對他那麼堅定和忠貞。盡管他的愛已經擺脫了封建的取向，開始把人的價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實際上並不能逾越那一道階級的天塹。在關鍵時刻他一直猶豫不決，反而在痛苦之餘決定「把那個少女放棄了」。小說沒有迴避他的缺點，而是深刻揭示了他當時悲憤欲絕的心理狀態，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譴責：

我是殺死她的兇手。不，不單是我，我們這個家庭，我們這個社會都是兇手！……

她平日總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終於把她拋棄了。我害了她，我有責任。我的確沒有膽量……我從前責備大哥同你沒有膽量，現在我才曉得我也跟你們一樣。我們是一個父母生的，在一個家庭里長大的，我們都沒有膽量……我也恨我自己！……

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實可信。

3．女性形象

對大家族中女性命運的關注也是《家》的一個重要主題。她們多是些舊女性，雖然時代變遷，但她們大多仍一成不變地囿於家庭與禮教的牢籠，演繹著女性千百年來不變的沉默、匱乏、痛苦的主題。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寫了梅、鳴鳳、琴，也代表了幾種不同的性格和命運。梅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在包辦婚姻和家長專制的制度下，她失去愛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後，「陪著那個頑固的母親，過那種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麼辦法呢？按照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女人應該「從一而終」，青年孀居幾乎就等於進了活棺材。對於這時的梅來說，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從某種意義講，生卻顯得更為殘酷。因為她失去的不僅是愛情和婚姻，而且隨之而去的還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權利、生的慾望和希望。盡管時代變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風也已經吹進她的生活，但對在舊禮教、舊道德環境下長大的梅來說，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運正如她自己所說：「一切都是無可挽回的了。不管時代如何改變，我的境遇是不會改變的。」「我的一生已經完了」。她沖不出禁錮著她的環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無形的鎖鏈，最後只能抑鬱而死。

鳴鳳是作家為我們提供的另一個命運悲慘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這個黑暗王國的最底層，整日小心翼翼地過著勞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爺們的責罵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與覺慧的愛情，給她的生活帶來一縷陽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歡樂。但是，在幸福快樂的同時，她無時無刻不感覺到恐懼與渺茫。因為，她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獲取真正的幸福的。後來，高老太爺果然要把她當禮物送給封建遺老馮樂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絲毫不能改變高老太爺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願意因為自己毀了覺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寫鳴鳳的遭遇時，突出地表現了她心靈的美。小說中，鳴鳳之死是寫得最為動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獨白：

他是屬於另一個環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業。他應該做一個偉大的人。她不能夠拉住他，她不能夠妨礙他，她不能夠把他永遠拉在她的身邊。她應該放棄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讓他犧牲他的一切來救她。她應該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應該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經到了這樣，如果不犧牲他，便無可挽回了。然而對她來說，他比她自己還更寶貴，她甘願犧牲她自己。她這樣想著，就定下了最後的決心。

作為一個貧苦、善良、美麗的婢女，鳴鳳的愛充滿了奉獻精神。她的愛情的主要內容就是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來保護自己所愛的人，而絕不願意以犧牲他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幸福。最終，年僅17歲的她選擇了投湖自盡。這樣一個純潔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毀滅，就是對封建專制制度最強烈的血淚控訴。

三、藝術成就

《家》不僅在思想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結構上，它借鑒了《紅樓夢》的寫法，將高家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或縮影來寫，從中反映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舊中國的整個社會動態，反映出時代的本質規律。發生在高公館新舊之間、主僕之間，以及主子內部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對抗，就是當時社會上各種尖銳矛盾的縮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也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中國社會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則。

《家》里的人物眾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終以覺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將眾多的事件貫穿起來，使整部小說緊湊周密、有條不紊，同時又波瀾起伏，曲折有致，顯示了作者高超的構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無論是作為封建家長代表的高老太爺，還是作為「五四」新人代表的覺慧、覺民，還是作為歷史的「中間物」的覺新，以及眾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畫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風貌和精神特點，為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擊黑暗，追求光明，描繪光明與黑暗展開搏鬥的中國社會。不過，他不是冷靜地審視，他的作品裡充滿了愛和憎的主觀的激情。他寫小說就像給一位知心朋友寫長信傾吐心曲，熱情坦率，情感充沛，語言汪洋恣肆，如行雲流水一般，表達對舊制度的強烈的憎恨和反抗與變革的熱情，贊頌美麗的青春，抒發對年輕的生命的熱愛：

我寫作時差不多就沒有停筆構思。字句從我的自來水筆下面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里冒出來那樣地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卻是別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個心靈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子里活動起來，他們跟活人完全一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扎，歡笑，哭泣以至於死亡。為了他們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寫小說，卻是他們自己借了我的筆在生活。

（選自巴金《愛情的三部曲·總序》）

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強烈的沖擊力和感染力，特別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鳴與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