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聽說當年很多中國人看了魯迅寫的《阿Q正傳》都以為裡面阿Q的原型就是寫的是自己，這是為什麼
反映出魯迅刻畫的人物形象生動鮮明，他寫的不是某一個人物，而當時社會人們的普遍心態和心裡，即社會群體的劣根性，通過文藝的方式，很好的表達了出來，和讀者產生了強烈共鳴。其實豈止是那時的社會，今天的社會一樣存在不計其數的阿Q。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魯迅的文章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接受魯迅的拷問，我們自己是不是那個阿Q呢？
② 以阿q形象寫一篇自己身邊啊Q人物的作文
關愛給予人溫暖給予人幸福，它時時刻刻都在我們身邊，給了我們許許多多美好的回憶。關愛是無價的，只要我們細心去發現，就會知道它的足跡。在一次暑假中，我就發現了關愛的足跡。暑假中的一天，我由於上午出去玩回到家就中暑了，那天下午剛好媽媽從老家回來，媽媽看見我那麼沒精神，就撫摸我的頭部，媽媽突然焦急地問：「夢瑩，你沒事吧？都發燒了啊！」我說：「我今天一直感到頭很暈。」媽媽立刻把我扶到房間里，讓我躺下來，叫我先休息，她去買退燒葯。我抓住媽媽的手說：「媽媽，不用了，你剛回來也累了，您休息一下吧！」媽媽急躁的說：「這怎麼行呢，生病了就應該吃葯！乖，聽話。媽媽先去買葯，你先躺一會。」媽媽急沖沖地走出門買葯去，而一旁的爺爺奶奶也在為我擔心。叮咚！是媽媽回來了，我在房間里聽見媽媽的腳步聲一直走來走去，可能是為我倒杯水吧，過了一會媽媽進來了，她拿著退燒片和一杯白開水，她急忙扶我起來讓我把葯吃了，我看見媽媽的臉全是汗水，眼神很緊張的樣子，似乎我生病對她來說就像發生了一件大事一樣。我把葯吃完後也就睡了，晚上只是喝碗粥就繼續睡覺。這一天媽媽一直在照顧我，半夜三更她悄悄地睡在我旁邊，悄悄地把被子為我蓋上，生怕吵醒我，而我卻只是裝睡，因為今天我睡了很長時間，也睡不著，我心想：我幹嘛要生病啊，媽媽已經很累了，我還要增加她的勞累。哎！到第二天早上，我的病全好了，媽媽也為我高興，我心裡充滿了幸福。這件事令我深深感受到了媽媽對我的關愛，同時我也明白了：人與人之間只要多一份關愛，就會得到幸福與快樂，世界也將會美好。
③ 魯迅小說反映了「五四」思想革命的要求，請以《阿Q正傳》為例，說明魯迅小說對辛亥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
1921年12月魯迅寫成著名小說《阿Q正傳》。作品通過雇農阿Q這個典型，鞭撻封建制度對農民的殘酷壓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這是魯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現代文學史上一座豐碑。
《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中最著名的一篇，寫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間，最初分章刊登於北京《晨報副刊》(註：《阿Q正傳》第一章發表於1921年12月4日《晨報副刊》的「開心話」欄，開頭諷刺考證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寫法，就是為了切合這一欄的題旨。但魯迅「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所以越寫越認真起來，第二章起便移載「新文藝」欄。至1922年2月12日登畢)，以後收入小說集《吶喊》。
《阿Q正傳》以辛亥革命前後閉塞落後的農村小鎮未庄為背景，塑造了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嚴重戕害的農民的典型。阿Q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赤貧者，他沒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從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慘重的剝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獨立生活的依憑，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當他有一次喝罷兩杯黃酒，說自己原是趙太爺本家的時候，趙太爺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給了他一個嘴巴，不許他姓趙。阿Q的現實處境是十分悲慘的，但他在精神上卻「常處優勝」。小說的兩章「優勝記略」，集中地描繪了阿Q這種性格的特點。他常常誇耀過去：「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其實他連自己姓什麼也有點茫然；又常常比附將來：「我的兒子會闊的多啦！」其實他連老婆都還沒有；他忌諱自己頭上的癩瘡疤，又認為別人「還不配」；被別人打敗了，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象樣……」於是他勝利了；當別人要他承認是「人打畜生」時，他就自輕自賤地承認：「打蟲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么？」於是他又勝利了。遇到各種「精神勝利法」都應用不上的時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臉上打兩個嘴巴，打完之後，便覺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於是他又得勝地滿足了。他有時也去欺侮處於無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後，就去摩小尼姑的頭皮，以此作為自己的一樁「勛業」，飄飄然陶醉在旁人的賞識和鬨笑中。但是這種偶然的「勛業」仍然不過是精神的勝利，和他的自輕自賤、自譬自解一樣是令人悲痛的行動。阿Q的「精神勝利法」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夠正視自己被壓迫的悲慘地位。他的「優勝記略」不過是充滿了血淚和恥辱的奴隸生活的記錄。
作品突出地描繪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同時又表現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許多復雜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滿著矛盾的。魯迅後來曾經說過：阿Q「有農民式的質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註：《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一方面，他是一個被剝削的勞動很好的農民，質朴，愚蠢，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毒害，保持著一些合乎「聖經賢傳」的思想，也沒改變小生產者狹隘守舊的特點：他維護「男女之大防」，認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裡人，因為他們把「長凳」叫做「條凳」，在煎魚上加切細的蔥絲，凡是不合於未庄生活習慣的，在他看來都是「異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個失掉了土地的破產農民，到處流盪，被迫做過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並不佩服趙太爺、錢太爺，敢於對假洋鬼子採取「怒目主義」；還覺得未庄的鄉下人很可笑，沒有見過城裡的煎魚，沒有見過殺頭。阿Q性格的某些特徵是中國一般封建農村裡普通農民所沒有的。即瞧不起城裡人，又瞧不起鄉下人；從自尊自大到自輕自賤，又從自輕自賤到自尊自大，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典型環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現在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一方面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後近代中國農村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的表現，另一方面也為阿Q本身的具體經歷所決定。魯迅從雇農阿Q的生活道路和個性特點出發，按照自己藝術創造上的習慣——「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註：《二心集·答北斗雜志社問》)，遵循主體的需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鑄的時候，又突出了人物復雜性格中的某一點，使某具有鮮明的精神特徵，從而塑造了阿Q這樣一個意義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精神現象，「精神勝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湛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沖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們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註：《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第3卷第52頁)這是因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而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說來只能受支配於統治階級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受到統治階級思想影響是十分自然的。還由於不同階級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環境和同一個民族環境里，它們接觸到的物質條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因而也就為這種病態心理的傳播製造了機會。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地位，同樣是孕育「精神勝利法」的溫床。象阿Q這樣一方面沒有擺脫本階級的弱點，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遊民階層落後意識的農民，接受和產生「精神勝利法」便更為容易。魯迅在寫作《阿Q正傳》的時候，曾經抱有批判「國民的弱點」(註：偽自由書·再談保留)的意圖，根據這個意圖，他還作了如下的說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象是寫自己，又象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註：《且介亭雜文·答〈戲〉周刊編者信》)藝術必須擔負起社會教育的廣泛的任務，這表現了一個革命作家對於自己創作的嚴格的要求。實際上，阿Q也的確不是生活里的具體的「誰」，然而陳Q又的確是藝術上的具體的阿Q，沒有阿Q的那些行動，也就沒有了所謂「阿Q精神」。作為一個專替人家打雜的雇農的形象，魯迅在作廣泛針砭的同時，仍然是以對農民生活的實際觀察作為藝術概括的基礎的，他嚴格地遵循了現實主義典型化的原則。這樣，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能是為阿Q所獨有的「精神勝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勝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魯迅後來所說，「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註：《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足見人物形象在魯迅心中是具體的，確切不易的。他也說過：「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註：《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在魯迅看來，針砭「精神勝利法」的普遍現象和塑造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形象並不矛盾。普遍性體現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體深刻，也便越帶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勝利法」越是具有農民阿Q本人的特點，也便越能夠取得廣泛的社會諷刺的效果。這是因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吻合於他的階級地位、生活經歷和個性習慣，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使讀過《阿Q正傳》的都在腦海里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一旦遇見具有類似精神現象的人——盡管在根柢里存在著很大區別，也會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覺地叫出阿Q的名字來。藝術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廣泛影響，決不會也不需要損害它原來的屬性。
小說從第七章起，描寫阿Q性格在革命到來以後的某些變化，這種變化緊緊地扣住農民阿Q的特點，進一步證明了慣於使用「精神勝利法」的阿Q作為農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義。正當他在生活中處處碰壁，快到「末路」的時候，革命黨要進城的消息傳來了。阿Q原來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與他為難，一向表示「深惡痛絕」。現在看到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居然這樣害怕，未庄的人居然這樣慌張，便不免對革命「神往」起來。他想：「革命也好吧，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和「精神勝利」不同，阿Q這個時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現實的根據：向來驕橫霸道的趙太爺換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著他低聲叫「老Q」；趙白眼也改口稱他「Q哥」，想從他這里探聽「革命黨的口風」。這些都使阿Q感到新鮮和高興。在革命的風暴面前，小說准確地勾畫了各階層人物的情緒和動態，嚴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邏輯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寫出了阿Q要革命的階級特點。阿Q是從被剝削者樸素直感去歡迎革命的。魯迅沒有忽視這種革命性，也沒有誇大這種革命性。阿Q覺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在他的想像中，革命黨都穿著「白盔白甲」，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革命之後，趙家的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寧式床，還有錢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來；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阿Q對革命的認識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塗，但由於這種想法里充滿著農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復仇情緒，卻又的確反映了農民阿Q具有改變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魯迅看到農民是一個被剝削的階級，他們本身存在著許多缺點，不覺悟，不團結；同時也看到農民是一個要革命的階級，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嚮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終潛藏著革命的可能性。
毛澤東同志說過：「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註：《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16頁)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忽視了農民的要求，沒有把農民自發的革命熱情加以發揚和引導，相反地，卻讓封建地主篡奪了革命的果實，扼殺了農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趕下龍廷，卻沒有給廣大人民以任何實際的利益。對這種「換湯不換葯」的情形，小說也有真實的描寫。革命黨進了城，卻不見得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舉人老爺當了民政幫辦，帶兵的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在未庄，趙秀才便同曾經出過洋的地主階級里資產階級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搶先向革命投機，掛出了「咸與維新」的招牌，而真正傾向革命的阿Q，曾經鼓起勇氣去結識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卻揚起了「哭喪棒」，不準阿Q革命。趙家的搶案發生後，「做革命黨還不到二十天」的把總老爺，為了維持自己的威風，把阿Q抓了去，當作搶犯，當作「懲一儆百」的材料槍斃示眾。正如稍後短篇《示眾》所描寫的一樣，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燈畫片里見過的圍看殺人的鏡頭，在小說結尾處作了具體的描寫，說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現象深深地楔入了魯迅的心坎，使他永遠感到痛心。小說這個「大團圓」的結局的阿Q的悲劇，同時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
和魯迅其它描寫農民的小說相比，《阿Q正傳》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寫出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並且直接聯繫到農民群眾要求解放的問題。辛亥革命的命運是和阿Q的命運緊密地聯系著的，阿Q被送上法場，辛亥革命也同時被送上了法場，槍聲一響，這個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結束了。這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對現實的宣判。周揚在談到《阿Q正傳》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辛亥革命沒有給農民以真正的利益，沒有依靠農民，啟發他們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就註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敗。在這里，魯迅對於農民的弱點方面的批評，同時也正是對於辛亥革命的一個嚴正的歷史的評判。」(註：《發揚「五四」文學革命的戰斗傳統》，《人民文學》1954年5月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初階段，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社會還缺乏透徹了解，「五四」當時「到民間去」的口號，並未引起一般知識分子對農民狀況的認真研究。魯迅以其長期以來深刻的觀察和沉痛的感受，通過藝術描繪，讓人重溫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雖然他較多地注意到群眾的落後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啟發農民民主主義覺悟的問題，客觀上卻有重大的意義。魯迅當時還沒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夠明確的指出人民達到幸福生活的具體道路，卻始終站在被壓迫人民這一邊，站在農民這一邊，確信農民有權利過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權利做革命黨來爭取這個合理的生活：「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註：《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在魯迅的嚴峻的現實主義原則里，這里又反映了他的歷史樂觀主義的精神。阿Q這個人物自從在魯迅筆底出現以後，一直成為具有類似精神現象的人的代名詞，時時掛上批評者的口頭，得到了普遍的運用。羅曼·羅蘭和法捷耶夫曾經極口稱道阿Q這個形象的生動與深刻的意義。法捷耶夫還說：「魯迅，是短篇小說的名手。他善於簡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達一種思想，在一個插曲中表達一件巨大的事變，在某一個別的人物中表達一個典型。」(註：《關於魯迅》，《文藝報》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這不是一般的評價，而是一個具有豐富的革命文學創作經驗的作家，從自己的實際體會中總結出來的對於魯迅小說的印象，以之說明《阿Q正傳》的創作特點也是非常確切的。小說到現在為止已經有近四十種不同文字的譯本，阿Q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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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聽說當年很多中國人看了魯迅寫的《阿Q正傳》都以為裡面阿Q的原型就是寫的是自己，這是為什麼
阿Q是一個具有時代特徵、階級特徵、性格特徵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魯迅先生把那個時代的情況表現出來，把中國人突出的劣性集中的表現在阿Q一人身上，因此讀者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因此《阿Q正傳》的表現主題是永恆的。
⑤ 關於阿Q文章
阿q正傳讀後感 共有4篇範文
範文一：
《阿Q正傳》是魯迅的一部經典之作.這篇小說十分的短,但從幾個方面寫出了當時我們國人的靈魂,阿Q他有些卑怯,善於投機取巧,自高自大,狡猾.
阿Q是一個落後的雇農.作為一個落後的流浪的雇農.他的個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生活方式,個性、心理活動和精神面貌不僅與趙太爺迥然不同，就是與王胡、小D等也顯然有別。正想魯迅先生所說的，阿Q有著「農民式的質朴，但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某些油滑」。如阿Q的日常生活就是「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搖船便搖船」。這不僅正面說明了阿Q作為一個流浪雇農的貧困生活，而且從側面表現了阿Q從本質上說來那種勤勞、老實、淳樸的農民性格。當然，阿Q也有一些流氣，但這除了社會的影響以外，應該說主要是受了壓迫的結果。這些地方都很簡單，也很明顯，一般人也都承認的。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是：阿Q是一個農民，但阿Q精神卻是一個消極的可恥的現象，應該如何理解呢？這確實是一個矛盾。要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要從當時的現實社會和阿Q本身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繫上去找答案。 這就是我對《阿Q正傳》的一些理解，希望大家能批評！！
阿q正傳讀後感 範文二：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他於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紹興一個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原名叫周樟壽，字豫才，18歲改名樹人。「魯迅」這個筆名是他在1918年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才開始用的。
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質量很高。魯迅的小說思想深刻，技巧精練，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傑作。它寫於1921年，最初分章發表於《晨報副鐫》，後收入《吶喊》。
⑥ 阿q的原型是誰
阿Q是有原型的，三個人的結合體，然後被魯迅虛化了一下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阿Q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落後而不覺悟的農民典型。他愚昧，貧窮。精神勝利法是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徵，這也是阿Q落後不覺悟的重要原因。阿Q不滿別人的壓迫，想反抗又不得力，便用精神上的勝利掩蓋實質上的失敗。當辛亥革命的消息傳來時雖一時反對，但低下的社會地位使他本能地傾向革命。他對革命的理解是錯誤而可笑的，行動是遲鈍而軟弱的，最後在假洋鬼子的棒喝下革命美夢徹底破滅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整個國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阿Q也是一個無法替代的「典型形象」。 阿Q頭上的「光」，照出了中國人心靈上的黑洞。
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中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中間，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先生就是通過阿Q這一典型的藝術形象，反映了封建統治者所造成的國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勢力兇殘狡猾的反動本質，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文學作品就是這樣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中心來反映社會現實，閱讀文學作品就應該鑒賞其人物形象，探討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意義。
⑦ 阿q正傳簡要寫出小說情節的歷史現象對歷史現象的概述和評價
魯迅有許多有趣的小故事，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有一天，魯迅穿著一件破舊的衣服上理發院去理發。理發師見他穿著很隨便，而且看起來很骯臟，覺得他好像是個乞丐，就隨隨便便地給他剪了頭發。理了發後，魯迅從口袋裡胡亂抓了一把錢交給理發師，便頭也不回地走了。理發師仔細一數，發現他多給了好多錢，簡直樂開了懷。
一個多月後，魯迅又來理發了。理發師認出他就是上回多給了錢的顧客，因此對他十分客氣，很小心地給他理發，還一直問他的意見，直到魯迅感到滿意為止。誰知道付錢時，魯迅卻很認真地把錢數了又數，一個銅板也不多給。理發師覺得很奇怪，便問他為什麼。魯迅笑著說：「先生，上回你胡亂地給我剪頭發，我就胡亂地付錢給你。這次你很認真地給我剪，所以我就很認真地付錢給你！」
理發師聽了覺得很慚愧，連忙向魯迅道歉。
⑧ 分析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阿Q這一形象。
文章太長太長太長了.....
《阿Q正傳》繼承我國小說的民族傳統，用「傳」的形式構成全篇。小說緊緊圍繞阿Q而「傳」，自始至終以阿Q的活動作為唯一線索，展開故事情節，寫出阿Q短暫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藝術形象，特別是阿Q的形象血肉豐滿，栩栩如生，有鮮明的個性，包含深廣的社會和歷史內容，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說：「魯迅在這篇小說裡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魯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個具有時代特徵、階級特徵、性格特徵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傳》的主題是永恆的，阿Q形象永遠是一面鏡子。在分析阿Q這一形象時應突出兩點：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徵—精神神勝利法突出來；二是應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阿Q「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極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沖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物質決定著精神。阿Q面臨著一切生存的困境：無田地，無房屋，無女人等。雖然他作過一些努力，包括投機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敗而告終，阿Q依然是阿Q。物質上的絕望，必然要用精神來安慰。我認為《阿Q正傳》所映射出中國民族的多種劣根性和丑態,主要有下列數種：
一、卑怯
阿Q是喜與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與王胡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抵抗力稍為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腳，大肆其輕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現。徐旭生與魯迅討論中國人的民族性，結果說中國人的大毛病是聽天任命與中庸，這毛病大約是由惰性而來的。魯迅回答他道；這不是由於惰性，是由於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以自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兇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並不中庸。」
二、精神勝利法
「精神勝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賦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賤與健忘等含義。在所謂社會學的深層意義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稱，甚至也是類似於「豁達」「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說法的反諷。它因此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標志而廣招評論。如：阿Q與人家打架吃虧時，心裡就想道：「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又如他窮得娶不上老婆，卻自吹「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林毓生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僅只是他的表面特徵，而更為基本的特徵則是他缺乏內在的自我……如果我們把阿Q通過社會所獲得的傳統文化體系的因素，也包括進去作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麼，阿Q便可以稱為幾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為的動物了。」（《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21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這種精神勝利法中國人發明得很早，後來與異族周旋失敗，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現在我們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國人炸了、戰斗機在祖國南海上空被美國飛機撞廢，國人怎樣？還不是嚎叫幾聲、美國人出來個道歉就算了事，國人已經心滿意足了，這就是阿Q劣根在國人身上烙下印記。
三、善於投機
阿Q本來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盪到未庄，趙太爺父子都盤起辮子贊成革命，阿Q看得眼熱，也想做起革命黨來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過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於革命意義，實絲毫沒有了解。所以一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門里去告他謀反的罪名，好讓他滿門抄斬。《華蓋集•忽然想到》那一條道：「中國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決不會吃苦的；因為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這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唯有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了反復著先前的命運。」善於投機似乎成為中國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誇大狂與自尊癖
阿Q雖是極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裡，甚至趙太爺的兒子進了學，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為我的兒子將比他闊得多。加之進了幾回城更覺自負。「但為了城裡油煎大頭魚的加蔥法和條凳的稱呼異於未庄，他又瞧不起城裡人了」。中國人以前動不動自稱其國為數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軒轅華胄，神明貴種，視西洋人為野蠻民族，毫無文化可言。及屢遭挫敗，則又說西洋人所恃的不過船堅炮利而已，所有的不過聲光化電而已，談到禮教倫常則何能及我們萬分之一？甚至於飽受西洋教育的辜鴻銘還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種精神文明。這何異於阿Q將自己頭上的癩頭瘡疤當做高尚光榮的符號，當別人嘲笑他時就說「你還不配……」呢？
阿Q的種種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長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還占統治地位時期，他赤貧如洗，沒有財產、沒有職業，連個家也沒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經常受到趙太爺、假洋鬼子的打擊、凌辱和周圍平常人的嘲弄，對這些他都以「精神勝利法」一笑了之。由於他在政治上承受著沉重的壓迫，經濟上遭受著殘酷的剝削，精神上蒙受著長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著種種屈辱，所以他有自發的革命要求，希望通過抗爭，改變自己的現狀，但是由於長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陝隘、封建、保守等落後思想。自發的革命要求和落後的思想意識，在阿Q身上始終是矛盾著的，他是這種矛盾性格的統一體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落後而不覺悟的農民典型、縮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後，阿Q給人們留深刻的印象，具體如下：
一、阿Q這個形象令人笑中帶淚。對於失敗、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難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會悲傷之後繼續奮斗；憤怒之後難以忘懷；不滿之後努力改變困境。但阿Q卻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獨特的、但同時又是病態心理表現的對付方法，那便是「精神勝利法」。而阿Q的「精神勝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帶淚的原因所在。
二、阿Q這個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充滿著屈辱、貧苦，挨飢受罵被打不絕。他在未庄人的眼裡根本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料而已。阿Q既喪失了做人的人格、尊嚴，如不能姓趙，否則便挨打。又是一無所有的：他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給人打零工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夢想，而這些，都是作為一個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個社會，這只能是阿Q的美夢而已。這就使阿Q愈發人不像人。而到最後，阿Q竟被枉殺，以被錯殺而結束了他短暫而不幸的一生。所有這些，無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時，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許多的陋習：賭博、喝酒、偷了東西還耍賴，更甚至明裡、暗裡地耍流氓，調戲婦女。
三、阿Q這個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後被壓迫、落後、不覺悟農民的縮影。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分析內容中再細致闡述。
總之，阿Q是個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過目難忘的辛亥革命前後不覺悟、被壓迫的農民形象。
現在我們從內容和情節的發展以及寫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勝利法：小說緊緊圍繞阿Q而「傳」，自始至終以阿Q的活動作為唯一線索，展開故事情節，寫出阿Q短暫而可悲的一生。
在第二章時，追述往事，刻畫阿Q的性格特徵：精神勝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斷，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經濟地位，到處打短工的流浪雇農，是社會中被壓迫、被污辱的最底層的人。接著連續寫他的四個生活片斷。他窮得娶不上老婆，卻自吹「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在精神上獨不崇奉趙、錢兩家，進過幾回城，又譏笑未庄人的「不見世面」，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點；「癩瘡疤」的故事，寫他被欺辱時由打人到怒目而視到自輕自賤；「押牌寶」事件，寫他被欺辱後為取得精神上的勝利而進行自我摧殘。以上便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構成部分之一。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節，繼續寫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被趙太爺打了之後，反而因此「得意了許多年」，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從來如此，他們景仰強暴，視人壓迫人為當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現了當時人們的這種十分可悲的變態的奴性。這一章寫了三個生活片斷。竟然敗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調戲小尼姑，為自己的屈辱報仇。三個片斷，刻畫了阿Q畏強凌弱的性格；阿Q與王胡比丑，說明他無聊到了極點；憎惡假洋鬼子，則表現他排斥異端；「趕緊抽緊筋骨」等待挨打，顯出十足的奴性；調戲尼姑，更表現阿Q對女性態度上的骯臟靈魂。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節，繼續寫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被趙太爺打了之後，反而因此「得意了許多年」，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從來如此，他們景仰強暴，視人壓迫人為當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現了當時人們的這種十分可悲的變態的奴性。這一章寫了三個生活片斷。竟然敗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調戲小尼姑，為自己的屈辱報仇。三個片斷，刻畫了阿Q畏強凌弱的性格；阿Q與王胡比丑，說明他無聊到了極點；憎惡假洋鬼子，則表現他排斥異端；「趕緊抽緊筋骨」等待挨打，顯出十足的奴性；調戲尼姑，更表現阿Q對女性態度上的骯臟靈魂。
第四章，寫阿Q拙劣的求愛經過和遭到的可悲結果，繼續表現阿Q的地位和處境。作者在敘述中把阿Q的永遠得意歸究於「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這是阿Q嚴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異端的思想根源。而強調阿Q的「樣樣合於聖經賢傳」，以及他要找女人是唯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都說明阿Q全身浸潤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滿腦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擰女人大腿，說「誅心話」「擲一塊小石頭」，留心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又說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虛偽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戀愛是正當的，但他的要求卻觸犯了封建禮教，因而遭到趙太爺父子的兇殘迫害，他不僅挨打，而且連可憐的一點點家當也被榨取干凈，斷絕了活路。這一章，寫了阿Q的可憎，更寫了他的可憐，也寫了統治者迫害人民的殘暴。到此，情節發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寫阿Q走投無路，揭示麻木的國民「吃人」的本相，再寫阿Q的畏強凌弱。「戀愛」既成「悲劇」，阿Q接下來遇到了「生計問題」。這一章寫了三個生活片斷。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顧拒之門外而意識到生路被斷絕。然而他並沒有意識到斷他生路的是趙太爺之流，而誤以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謀了他的飯碗去」，便發生了「龍虎鬥」。這既表現了阿Q的畏強凌弱的性格，又說明阿Q的不覺悟已經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無路可走的阿Q去靜修庵偷蘿卜，是情節的必然發展。他視小尼姑如草芥，對老尼姑耍無賴，亦是他畏強凌弱無賴霸道的表現。自己的不爭氣不覺悟，統治階級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竊之路。
第六章，寫阿Q由走投無路到短暫的「中興」，再被趙太爺逼到無路可走的經過。阿Q從城裡回到未庄後，受到人們的「敬畏」，不過因為他在城裡給白舉人家裡幫過忙，手裡有現錢，有些便宜貨，還知道城裡一些見聞。因此，掌櫃、酒客、路人都對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對阿Q也「肅然」，婦女對有劣跡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動趕著要買他的東西。這一切深刻揭示了國民趨炎附勢的本性。然而，當阿Q的底細被披露出來後，人們又由對他的「敬而遠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說明了世態的炎涼，人們的愚昧無知。不由得使人發問，這樣的國民，不改造行嗎?阿Q的又一次走投無路成為必然。在阿Q身上，除這精神勝利法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現。譬如他對女人的那種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蔑視，譬如他那種到更弱者身上去發泄惱恨的劣習，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卻去調戲小尼姑，等等。如果說小說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集中刻畫，已經證明了魯迅是要借阿Q來刻畫國人的靈魂，那麼阿Q身上的其他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態，就更進一步證明，魯迅的確是完成了他的創作意圖，把阿Q寫成了整個民族精神病態的典型。他的精神狀態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國歷史上遺傳下來的種種奴隸意識，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半殖民地化而產生的許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動而又透徹的表現。難怪《阿Q正傳》一出版，社會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為魯迅是在專門諷刺他。這種強烈的反應正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小說成功的原因。正因為魯迅把我們國人的病態靈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來，只要這病態尚未根除，《阿Q正傳》就仍然能強有力地震撼讀者。
魯迅寫阿Q，當然是為了刻畫民族的精神病態。但是，他把阿Q和整個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後這樣一個時間背景下來描寫，就使未庄的變遷和阿Q的遭遇給予另一方面的意義，那就是以一種概括的方式表現出辛亥革命的實際情形。這雖然不是小說的主要價值所在，但由於在當時的文壇上，還沒有人能以這樣透徹的筆力描繪出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因此，《阿Q正傳》的這一部分也就還是具有了相當重要的價值。
現在我們從阿Q投身革命的全程來看阿Q的性格特徵。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變長期屈辱地位的願望，另一方面也夾雜著許多落後的意識和營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達到敵我不分的嚴重地步。阿Q這種蕪雜而落後的思想，註定了他「投降革命黨」的失敗。
但阿Q投身革命的歷程卻從客觀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提出了在中國民主革命中啟發農民覺悟的重要性這一重大問題。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念，使阿Q誤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慘的處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傾向革命，說來似乎並不光彩的「偷兒」行徑，其實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動!當阿Q發現革命使舉人老爺恐懼萬分，未庄一群鳥男女驚慌失措時，便深感「快意」，於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在第七章中，寫辛亥革命到來時各階層對革命的態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機「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時，辛亥革命的暴風雨來了。城裡的「舉人老爺」視革命如洪水猛獸，他要逃難了。未庄的「一群鳥男女」驚恐萬狀，誤傳革命軍是為崇禎報仇的軍隊。阿Q則最具有代表性，由於他的思想深處的保守心理，使他對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所以起先對革命「深惡而痛絕之」；但他又從自己的處境和感受出發，感到「革命也好罷」，產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達了他革命的願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實質是什麼呢?「要什麼就是什麼，歡喜誰就是誰」。這樣的革命怎麼能夠成功?小說以形象的描寫，從一個側面反映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源。再看阿Q的對立面，趙太爺父子在革命到來時嚇得六神無主，低聲下氣地把一向不放在眼裡的阿Q叫成「老Q」，這時候的趙太爺和阿Q儼然換了一個位置。還是年輕一輩詭計多，趙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約革命，革掉了靜修庵里的一塊龍牌，還順手抄走了一個宣德爐。這就是當時非常普遍的混跡於革命中的假革命現象。
而第八章，寫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變化，進一步刻畫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陣風一掃而過，並沒有到達未庄，人心日見安定。政權落到投機鑽營者手中。變化最大的不過是掀起了盤辮的風潮。趙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銀桃子」的革命黨，未庄的政權仍在這些從前的壓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黨，結果誤投假洋鬼子門下不成，被「哭喪棒」趕出門。他被剝奪了革命的權利。同時寫趙家遭搶，這就預示著阿Q的悲劇命運就要到來。趙家遭搶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這體現了人們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阿Q就是作為搶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誰告了他的狀呢?就是戴「銀桃子」的自稱革命黨的趙秀才。壓迫阿Q的是趙秀才之流，不準阿Q革命的是趙秀才，最後捕他、審他、處決他的還是這個戴著「銀桃子」的「革命黨」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後反而被槍斃，他成了革命的犧牲品（在第九章，寫阿Q被當作替死鬼被捕、被審和被處決。）。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槍斃，而且還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後的精神勝利法：「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這一章里，還提到城裡依然如故，掌權的還是原班人馬，舉人還在追究陳年老租，依然遊街示眾，依然看客如雲，只是審問的跪改為站，處決的砍頭改為槍斃。小說顯示，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團漆黑；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人，依然是那樣麻木。
宗上所述，阿Q參加革命的全部過程，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同農民的關系：革命不關心農民，農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這樣的農民雖有自發革命的要求，在革命黨深入農村之前，也只能以這種自私落後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勝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覺。正是由於受「精神勝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從屈辱中奮起，在失敗中求生，總是以幻想的勝利來安慰自己，來掩蓋屈辱和失敗。結果革命果實被善於在復雜的斗爭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階級所竊取，真正歡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慘的結局。
總之，我們不難看出，阿Q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決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觀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現探討一下作者的寫作意圖：意圖主要有兩點：一是「畫出沉默國民的魂靈」，「暴露國民的弱點」，讓讀者了解長期封建統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國民的愚昧，意在「引起療救的注意」；二是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批判它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而阿Q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國的任何革命必須注意解決億萬貧苦農民的問題。這樣，我們就能深刻地認識到作者寫阿Q傾向革命的本能，顯然是提醒革命者：廣大農民是有革命要求的，決不應該視而不見這支力量。歸納起來，這篇小說表現了魯迅對辛亥革命的看法，體現了魯迅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熱切的愛國之心。
社會發展到二十一世紀「阿Q精神」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與時俱進，可以說今天「阿Q精神」同樣成了我國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們不能說每個人都是阿Q，但是每個人都可能有過「阿Q精神」。在某些情況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減輕心理壓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積極作用。譬如，阿Q挨了別人的打，自言自語罵一聲「兒子打老子」，他怒氣發泄了，心理平衡了，不再感到痛苦了。假如他不罵那一聲，而是把怒氣悶在心中，那遲早要「憋」出病來。我想，阿Q若不是「鬧革命」抓去殺頭，他肯定可以高壽。
我們仔細想想「阿Q精神」其實並非中國專利，外國也有「阿Q精神」。聽說，如美國總統林肯一次，有位議員當眾羞辱了林肯，他回家後，氣得飯也吃不下，於是攤開信紙，給那位議員寫了一封長信，用非常尖刻的語言將對方罵工個狗血淋頭，然後美滋滋地上床睡大覺。第二天一早，林肯部下要替他把信發出，他卻將信撕了。部下不解，林肯笑著解釋。「我在寫信過程中已經出了氣，何必把它寄出去？」 這不是十分典型的「阿Q精神」嗎？美國總統如此，市民亦不例外，有位名叫約翰的公民，深夜接到一個不相識女人的電話。那女人對他說，「丈夫有了外遇，不體貼她，經常整夜不歸。她感到很苦惱。約翰問：「你為什麼不和他離婚？」那女人回答：「我捨不得離開他，希望他能回心轉意。」「那你為什麼跟我說？我又不認識你。」「我就是要讓不認識的人聽我傾訴苦衷，熟人聽了反而會惹麻煩。說完了我心裡就舒坦了。」因此，近年美國興起了「訴苦電話」，讓那些心中有苦沒處說的「美國阿Q」們有個發泄感情的地方。據說，「訴苦電話」生意興隆，賺了不少美鈔。
又如日本人，他們不但科技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就連運用「阿Q精神」也別有新招。以上說的「阿Q精神」僅僅用在消除心中怒氣求得心理平衡這個層次上面，而日本人卻棋高一籌，他們「變廢為寶」，用「阿Q精神」來推動生產，提高工效，這就讓其他國家望塵莫及了。日本的有識之士領悟到：在錯綜復雜的人際交往中，上下級長期相處，難免產生矛盾，如工廠的工人和廠長，機關的職員和董事長。有時，下級受了上級的氣，只敢怒而不敢言，心理上感到壓抑。如果不及時將「壓抑」釋放出來，將會產生負效應，甚至破壞作用，不利於工作或生產，激化上下級矛盾。於是，頭腦精明的廠長和董事長便想出一著高招：將自己的形象做成橡皮模具，大小高矮面部五官和自己一模一樣，把模具置於一間「出氣室」內。凡心中有氣沒處發泄的工人或職員，都可以到「出氣室」對你上司的模具拳打腳踢，大聲怒罵，將你的怨氣、怒氣統統爆發出來。出了氣，心理平衡了，工作效益自然提高。有家工廠作了統計：自從設立了「出氣室」之後，該廠的生產效率比原先提高了7．9％，真是受益匪淺。
為此，我們得出結論：在新的時代「阿Q精神」並非都是壞事，它內含科學性。對於心理失控的人來說，它是一劑良葯，使他們從中獲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脫，不至於因心理壓力得不到正確疏導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毀物甚至殺人、放火或者自殺之類的偏激行為。如今，「阿Q精神」已經走出了中國國界，成了「國際通行」的醫治心理疾病的輔助手段，在治療人類心理失衡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不能再「孤芳自賞」了。我們對「阿Q精神」這一寶貴的「國有資產」，應當好好利用和開發，使其在治療心理疾病，提高我們的身體素質方面，充分地發揮它的潛能。
⑨ 《阿Q正傳》論文一篇
第一篇，
在《阿Q正傳》整篇文章中，留給大多數讀者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常常用過去的和未來的來掩飾他現在的不幸，比如他常這樣誇耀自己：「我以前比你闊多啦！你算什麼東西。」「我兒子會闊多啦」可是當他說這句話時，連老婆還沒有著落。他能用自輕自賤來獲取心理的滿足。在被別人打敗後，他就自輕自賤地承認自己是蟲豸，並以這種自輕自賤的第一開安慰自己，並說，我這是第一，狀元不就是第一嗎，那我就是狀元來「狠狠地」贊美自己一翻。他用祖傳的法寶「忘卻」來掩飾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後，便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祖傳法寶，將屈辱拋到九霄雲外，回到土谷祠美美地睡了個大覺。他更可以以自身的丑惡當作是炫耀的資本，當別人說他頭上的癩瘡疤時，他確自傲地認為別人「還不配」。總而言之，「精神勝利法」所帶給阿Q的，在阿Q自身看來，是值得炫耀的資本，是別人都沒有而惟獨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來學習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國人看來，則是一種巨大的恥辱，而魯迅想要通過阿Q的「精神勝利法」揭示的，其實就是整個中國國民性的弱點，中國人之所以會成為東亞病夫，就是由於這個軟肋在作怪。中國人向來以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國，其他國家都是自己的附屬國，並且當英國大炮已經炸開中國的大門上，中國皇帝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面積有多少，與中國是否接壤。當一次英國軍官邀請清朝大將福康安去參觀英國大炮，福大將軍卻拋出這樣一句話：「這玩意兒，想來沒什麼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當時中國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像。這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阿Q也常常對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顧一屑，照樣我行我素，自以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錯了地方，在我看來，煞是好笑。
阿Q的另一個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對革命的態度問題上。起初，阿Q以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他對革命的態度一向是「深惡痛絕之」的。但當他聽說「革命」使城裡的舉人老爺都害怕，未莊裡的男男女女又是如此的慌張之後，阿Q又產生了要投降革命的願望。因此，在魯迅的小說中，阿Q成為了未庄第一個起來歡迎革命並要「投身」革命的人。但是，在阿Q的革命思維中，革命無非就是穿著崇禎皇帝的素來推翻清政府，簡單地說就是反清復明罷了。因此，「他對革命在態度上的這種變化，並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覺醒，因為他對革命的認識是十分幼稚、糊塗、錯誤的。」4他之所以神往革命，並不是希望推翻地主豪紳，而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希望，去拿別人的一些東西罷了，從而成為「要有什麼就有什麼」的人，革命以後，他可以隨意地去拿原本屬於趙太爺、錢太爺們的東西，可以抬高自己的階級地位，成為當年的趙太爺、錢太爺們，從而奴役現在和他一起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D、王胡們。這種觀念，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所「賜予」的，可能也是只有在中國當年這個封建時代才會出現的極度充滿幻想並且狹隘的小農意識。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帶給人們是絕對的權利概念，君與臣的關系是絕對的。在清朝中期，有一位洋人運了一批貨物到中國沿海港口，他就讓附近的漁民上船去搬下貨物，可當他帶著漁民走向甲板艙的時候，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他震驚了，漁民們齊刷刷的跪下了，並高呼著「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他向前一看，原來牆上掛著一幅乾隆皇帝的像。在古代的中國，如果是一個下層老百姓，對君權是絕對服從的，除非實在是活不下去了，才會起來反抗，而這反抗，也不會是實質上的改變，僅僅是改朝換代罷了。這樣，阿Q所表現出來的某些特性也就不難理解了。
縱觀阿Q，其實就是一個魯迅概念中的一個封建落後、思想愚昧的鄉村農民的典型形象，是魯迅把自己所要表達的中國農民的種種弊陋都集中到阿Q一個人身上，讓阿Q成為中國當時封建農民的典型代表。而魯迅對於鄉村生活的了解是相當有限的，更談不上是熟悉。而他對於阿Q這種「鄉村小戶人家」，所採取的「與其說是建立在詳觀細察基礎上的具體描繪與刻畫，還不如說是藉助於有限的了解而充分發揮藝術創作所見許的推理與想像」。總的說來，魯迅在鄉下的時間不超過一年，當然稱不上是鄉下人，他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實也就是個城裡人眼中的農民的典型。
阿Q對於中國人的影響無疑是相當深刻的。但在當時，他所起的作用有像我們現在這樣大嗎？「在魯迅時代的稍後時期，當時還是山西省長治第四師范學校學生的趙樹理就嘗試將魯迅的小說讀給家鄉的父老鄉親們聽的實驗，結果卻遭到慘痛失敗——這就與魯迅本人所期待的結果能通過他的作品開出反省的道路6的目標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落差。」7而在我看來，魯迅的文章在當時主要是給城市新式學生和知識分子看的，試想當時，在農村，識字的人有多少，能讀得懂文章並能理會作者所要表達的感情的人又有多少。因此魯迅的文章在農村石沉大海的結局在意料之中。但是這並不能妨礙魯迅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對社會的驚醒價值，起碼對於我們這一輩人來說，阿Q的教訓早以牢記，我們不會再度迷茫，歷史不會重演，這其實也是阿Q帶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影響。
第二篇，
《阿Q正傳》寫於1921年，是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魯迅寫《阿Q正傳》「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是想「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個在辛亥革命中的貧苦農民，這說明了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主張同他關心革命，關心農民對革命的態度以及革命給農民帶來的利益等種種問題間的一致性。
小說通過對阿Q的形象和悲慘一生的描述，鞭撻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等落後、麻木的精神狀態，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總結了辛亥革命沒有發動和依靠農民而終於失敗的歷史教訓；從而，在實際上提出了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這就是《阿Q正傳》的主題思想及其意義。
在這篇小說里，魯迅塑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阿Q。文章中通過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國農民的麻木和不覺悟，並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農民的精神枷鎖，中國的民主革命很難有光明的前景。但阿Q形象的意義又遠遠不只是一個農民的代表，他具有更為深廣的思想蘊涵。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農村，貧無立錐之地，只能靠打短工為生，社會地位極其低下，連一個姓名也沒有，受盡了剝削和欺凌。但是，他卻不正視現實，不去反抗斗爭，反倒無憂無慮，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勝利」。正是這種精神勝利法使得阿Q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也使阿Q顯得十分麻木、可笑。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戰勝對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無根據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將來，又最能在現實中毫不知恥地自輕自賤；他死要面子，諱疾忌醫，從不敢正視自己的弱點，甚至以自己的弱點為榮；他還欺善怕惡，欺弱怕強。但盡管如此，阿Q作為一個勞動農民，還是表現出自發的革命要求。當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傳來時，他不覺「神往」革命，希望從此能夠翻身。不過他的「革命觀」，是與落後農民的私慾和許多糊塗觀念聯系著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錢等），他並沒有真正地覺醒。雖然，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已不是阿Q所獨有，它是整個國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態的集中體現。「阿Q相」已成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詞。精神勝利法深刻的階級根源來自於中國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意識，其歷史根源則與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上屢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緊密相關，而農民小生產者的保守落後等弱點，又使阿Q這樣的農民更易感染上精神勝利法。魯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實為畫出國民的靈魂，以拯救民族的命運，對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對整個舊社會、舊的封建思想意識形態的徹底批判。阿Q 生活的時代雖然已經永遠過去，但阿Q 性格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卻並未絕跡，這正是阿Q形象的思想魅力所在。
與此同時，魯迅高度真實地描繪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農村的面貌，為阿Q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環境。尤其是，魯迅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黨人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意識到農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沒有去啟發和發動他們，終於被封建勢力篡奪了勝利果實，而沒有發生真正的變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阿Q最終被所謂革命政府誣指為搶匪，被綁上法場，結束了悲慘的一生，
文章中的「大團圓」描寫，其實是對阿Q的革命既不簡單的肯定，也不簡單的否定：阿Q的嚮往革命是必然的，是由他的被壓迫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阿Q革命的動機是模糊的，是出於一種激動而盲目的情緒，缺乏起碼的革命覺悟；阿Q的革命目的是極端錯誤的，無非是殺人、奪物與傳宗接代；阿Q的革命方式是荒唐可笑的他對革命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將辮子盤在頭上，或去投靠革命黨。由此看出，魯迅對阿Q的革命是持否定態度的。阿Q的「大團圓」的結尾也是革命黨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必然結果，他既是阿Q個人的悲劇，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正是通過阿Q這一悲劇結局，魯迅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總結了這場革命由於沒有發動和依靠農民而終於失敗的歷史教訓，從而也在實際上提出了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正傳》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現實主義的傑作。在具體的藝術手法上，魯迅運用傳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採用敘述體的結構和誇張的諷刺性的語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將悲劇和喜劇兩種不同的風俗融為一體，達到悲劇內容與喜劇形式的有機統一；在寫人的藝術上，成功地將西方小說注重描寫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等特點，與中國古典小說的白描手法、傳統形式的結構及用人物自身言行來傳達人物神情的藝術傳統融為一體。
你結合自己感想，參考下，一千字很快就出來了。
⑩ 以阿Q為例說說魯迅小說對改造國民性的主題
《阿Q正傳》在批判國民性方面的代表性
在小說創作中，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狂人的所見所聞其實都是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但是，以批判國民性為主要創作目的的作品，則當推他的這部代表作。有趣的是，《狂人日記》雖然如驚天霹靂，振聾發聵，人們還只是目瞪口呆，而《阿Q正傳》雖然不急不躁，娓娓道來，而且充滿喜劇色彩，但是，在報上剛開始連載不久，人們就開始惶惶不安，這種不安實際上一直延續到現在出現的對魯迅「醜化」中國的指責。所以，要理解《阿Q正傳》在批判國民性方面的代表性，除了應知道魯迅在這部作品中是怎樣批判國民性的（如精神勝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總是擺「先前闊」和以丑為美的心理模式等），還應能夠說明魯迅是否醜化了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