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描寫東北解放戰爭的小說雪紅雪白的作者是
張正隆，《血紅雪白》是他1989年出版長篇報告文學，而非小說
B. 給我推薦一部長篇文學小說
呵呵樓上的人也太逗了，紅樓都扯上了，你說的是紅學吧。
路遙的書的確經典，苦難過來的老一輩。剛好我手頭這本就符合你要求，《啟蒙時代》，很久沒有善始善終地讀完一本小說了。有一段時間，我對小說很迷惘，不知道從那些蓄意編造的故事裡面能得到些什麼。感動？似乎我已經越來越不需要了；思考？恐怕這些羅致情緒的文字要略顯輕浮；我也不再熱衷在別人的故事裡尋找自己，因為我眼裡的自己足夠真實。當然，現在證明這都是偏見。
這本《啟蒙時代》是原本用來打發一段無聊旅途的。那天下午，我在高速公路上度過近5個小時，一路天色陰郁，雨隨時要來，而我被壞情緒一點點蒸熏著，滿腦子都是要離群索居孤立自己的念頭。和火車不一樣，汽車雖然也是滿滿的，卻聽不到半句交談，這樣的封閉感更讓人孤獨。所以，把本書的人好像找到了世外桃源，在尷尬中慢慢升華起來。
之所以選這本書，一是作者是王安憶，二是內容關於瑣碎的青春期。
故事發生在1967～1969年的上海，特殊時間里的特殊空間，本身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話題。那個時代既殘酷又浪漫，充滿空洞的理想主義和故作嚴肅的假理性，也有著藏匿的不為人知的愉悅。它曾是一個民族羞恥的烙印，而現在，卻掙脫了被意識形態壟斷的解釋權，抽離了沉重的反思和追問，成為一代人釋放壓抑的快樂的私密日記。它不再面目可憎，不再屬於紅頭文件、大字報和高音廣播，牛棚里失勢的「牛鬼蛇神」，而是單調的街市中，緊閉的窗戶里另一番光景，極端專制下的極度自由，嚴密計劃里的放任無度，那樣的成長太讓人艷羨了。沒有人會去歌頌那個時代，只是因為那些既痛又癢的青春在殘酷里兀自綻放，才使它不同尋常。
迷惘的時代，混沌的年紀，一段青春如何左右逢源地拔節生長？
故事的主角叫南昌，出身幹部家庭，卻適逢政治運動，親情的偶像崩毀了，沒有依靠了，只能獨自面對這成長帶來的困惑。他厭恨自己的家庭，在他眼裡，家庭和親人是不合時宜的，陳舊的，甚至是反動的，與他的灑滿光輝的理想天堂背道而馳。他像脫韁的小馬，自信地到更廣闊的天地闖盪，他認識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陳卓然、小兔子、小老大、七月、舒婭、珠珠、嘉寶，丁宜男，阿明……甚至是比他還小還淺薄的舒婭的妹妹——舒拉。
雖然年輕的心是傲慢的、挑剔的，常常會把自己看作是神聖的、獨一無二，他不能忍受親情的瑣碎和日常。當然也不會接受朋友身上哪怕是一閃而過的瑕疵，他用教條的原則近乎苛刻地打量這個世界。但世故的現實怎能匹配他的期望，於是他在沮喪和振作之間搖擺。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後，他漸漸地被朋友們身上令人生厭的「劣性」說服了，尤其是和嘉寶糊里糊塗地性愛之後，他陷入自己深深厭惡過的「庸俗」。直到有一天，南昌疲累了，頹廢又有所領悟。
這大概就是王安憶說的「啟蒙」，它不是被動的聆聽佈道，成長的過程遠沒有那麼純粹和神聖，它更像是一種化合作用，親情、友情、愛情荒里荒唐地雜放在一起，攪拌著，起初看著會有些奇怪，甚至醜陋、惡心，漸漸地，會萃取出一點點的領悟，或者一點點的無奈。於是，在一個懨懨的下午，南昌踟躕在鋪著梧桐葉的西門汀，看見一直在奔跑的舒拉，看著她堅定、果敢地向著虛無奔跑，他含著淚水的眼睛，突然又羞怯地笑了。
這是我讀過關於成長的最好的一部小說。我彷彿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它就在小說中某個角色身上發生著，神奇！不可名狀，強烈推薦樓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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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編輯評點，作家介紹都有，我就不在這里粘貼復制了。
C. 對十七年戰爭時期小說的認識
十七年文學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歷程。如果要「斷代」的話應該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第一階段應該就是「十七年文學」；第二階段應該是「文革文學」（如果當時還有文學的話）；第三階段是「傷痕文學」；第四階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認為這十年的歷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佔有相當的地位的，不應該簡單的把它界定為「高度相似性」的文學時期。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當然，我也不否認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現代文學的作品是最豐富和最具藝術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藝術大家，例如魯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達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但我覺得「十七年文學」比「傷痕文學」要從容、平靜、豐富，比「今天文學」要高尚、積極（「今天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床上文學」、「賺錢文學」、「沒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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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小說之我見
——淺談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歷史長河中，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程中，只能算是極短的一瞬間；當它被賦予特指的含義、承擔了特殊的歷史內容的時候，卻再也無法忽略它在文學史上的漫長——即使已經沉澱了半個多世紀，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七年。那時的文學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就是政治性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徵。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徵，唯獨感受不到寫作主體的存在。極端外向的文學是不允許創作者以及被創作者保留個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一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范。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便突出地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
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一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里被過分甚至無限制的誇大，集中表現為一個無數風靡一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復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一創作判斷標准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關心、共同感興趣的焦點。此外，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用來平衡隨戰爭時代消逝反而逐漸積累的焦慮感——因對歷史英雄豐功偉績的反復景仰與重構中產生的"生不逢時"的焦慮感——的和平英雄：階級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產英雄等等。
這里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里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在中國這種心理顯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態已經成為國名性格的一部分（在價值觀念混亂的今天，這種心理現象似乎有增無減）。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一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淀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兩人都是戰爭英雄，但一個是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另一個是智謀過人且沉著的參謀，而後者的英雄的人性卻被政治過濾得過於純凈致使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廢除了與階級性無多大關系的個人情感內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里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採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毫的退縮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從"黑白分明"開始的，所以當獲知林彪是新中國的美男子之一的時候，那種驚訝是很多學生體驗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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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學
更重要的一點是：英雄不死，他們無論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種帶有光環的無形神聖力量賜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無條件地奉獻給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實質上具有了某種儀式的效果：象徵著一種信仰的永存不滅。至此也就表明，中國的英雄在成其為英雄的同時，也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真實存在。同時，在這種創作觀念的指導下，文學的永恆主題、為人最重要的構成內容之一——愛情，在十七年小說中幾成絕響。愛情具有精神與肉體對立統一的復雜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區分得清？這個錯誤百出的歷史階段對愛情的拒絕非常徹底，甚至還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戀愛的普羅文學。《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維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進步；《革命夫妻》中閻新生病態地排斥夫妻間正常的情感，將"兒女情長"視為洪水猛獸；《紅岩》中江姐和老彭的愛情充滿了革命內容，而沒有任何一絲男女間的情與欲；......愛情在英雄身上無一例外的"缺場"，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實性的一種危機，在後代思想相對解禁的讀者看來，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載體符號。
十七年的小說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或者說被開了一個充滿惡意的玩笑："人"在作為"人"的文學里被"人"自身給活活地扼殺了。時代要求大合唱，小說乃至文學就只能是一個被規定了音質、音高、音域的聲部而已；時代是個大系統，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個典型的標識部分，引領人民義無反顧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為一顆齒輪與螺絲釘——在革命與建設這一巨大機器上。然雖人性在接踵而來的眾多政治運動中越來越沉默，但也不說明就完全沒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嘗試。但那個畸形的年代是絕對不允許異樣聲音的存在的，無論多麼隱諱，無論多麼微乎其微。無情的批判和詰問帶來的滅頂之災不僅覆蓋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自由空間，也深深的禁錮了今天所謂現代人的腳步。後輩想起"十七年"的嚴厲至今心有餘悸，在被重整重寫的歷史面前裹足不前。當那些創作成果隨沉重的歷史流逝變得"不可承受之輕"時，它們給我們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與榜樣的力量打著的歷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後來的人們：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學本身
回過頭來，我們再從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認，「十七年文學」有人物形象單薄、敘述語言單調、敘事策略呆滯、價值判斷武斷的缺陷；其間不具有發現永世不朽的經典之作，和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馬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之流的文學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雜的文本中卻蘊含著文學史寫作的有益史料。這是筆者在對十七年文學進行研究時得到的第一個認識。下面以綠原的詩歌為例進行分析，綠原的組詩《北京的時間》，發表於《人民文學》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著中南海的紅牆走》，詩人抓住走在紅牆外的瞬息感覺，寫成了這首抒情詩。「我」走在紅牆的外面，盡量走得慢一些，輕一些，一方面是傾聽紅牆里那顆偉大心臟的跳動，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擾紅牆里的一切，因為紅牆內，「一顆偉大的心臟在那裡 為億萬個生命跳動著」。詩人通過對自己熾熱情感的鋪展，表達了對偉人的崇敬之情。另外兩首則抒發了詩人對新生活由衷贊美和對美好未來無限嚮往的赤子情懷。這組詩沒有公式概念，沒有豪言壯語，在充滿了濃郁抒情色彩的語言中流淌著詩人新中國成立後的激昂情感，不失為比較優秀的政治抒情詩。然而，這組詩的意義不在於它的藝術上的造詣，而在於它所蘊藏的文學史的內涵：一個對偉人如此崇拜對新生活如此熱愛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詩人在此後不久的日子卻被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文化體製冷落和冰凍了。一位研究過綠原的專家告訴筆者，綠原的這組詩沒有收入他後來的自選詩集。這一詩作的流失，更隱含著一個文本的曲折命運和一個詩人的復雜心理。十七年中，具有這種命運的不只綠原和他的《北京的時間》，胡風和他的《時間開始了》也是類似的範例。試想，對於一個飽受了戰亂和飢荒之苦的民族，一縷和平和安寧的曙光的來臨，誰不充滿了喜悅和希望呢？可是，這些飽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太陽真正升起的時候，卻遭遇了他們始料不及的命運。這種知識分子的命運在文學史的寫作中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
其次，在十七年文學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雖然出身不盡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參差不齊，但大都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經歷過解放戰爭，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經歷過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城市工業化建設和農村集體化運動，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體驗曾經深深地打動過他們的心靈，成為他們永志難忘的記憶。正是這些記憶激揚他們的寫作情懷，他們的人生體驗也便成為具有真情實感的敘事。所謂敘事，無非是充滿激情記憶的鋪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說憑著這種記憶時而對主流意識形態順應，時而與主流意識形態對抗，既充斥著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構出飽含生活質感的敘事話語。短篇小說《董林和小卡》對土地改革時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態就有難能可貴的獨特描述，堪稱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發表於《湖北文藝》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號），敘述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河南舞陽某村的一對鄰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畝地，四個兒子，其中兩個兒子已經結婚，人手本來就多，還雇了一個幫工，鬧得挺興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個女兒，女兒嫁給了董林的二兒子，日子算是撐著過。舞陽開始土地改革運動，小卡是村農會委員；董林擔心自己是富農，於是開始提防小卡，小卡對董林的疏遠也有些頭疼。村裡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傭人到董林那裡去煽風點火：共產黨什麼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當作富農。董林嚇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兒子看見，早就沒命了。地主的造謠更加厲害，村裡的幾個中農都慌了神。地主又給董林出主意，要董林賣掉耕牛，讓麥地荒著。董林於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勞動。土地法頒布後，董林只劃一個富裕中農；他喜出望外，不僅開始下地勞動，還和小卡重歸於好。小說不長，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卻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時期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人們微妙的心理狀態。作者董伯超是一個不出名的業余作者
D. 林 彪 用過扁擔嗎
用過
過去的小學課本上有一篇《朱德的扁擔》。內容很簡單，說的是1928年，朱德同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後，東西不夠吃，只好派人去來回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糧。那路可是山路，非常難走。可肚子要緊，所以，貴為軍長的朱德也跟戰士們一塊兒挑糧。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
「朱德的扁擔」五個大字。就這么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可從這平凡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總司令的朴實與平易近人。然而，就因為這點，所以各路人馬都在打它的主意。
大詩人郭沫若一馬當先：他1965年6月中下旬在廣東出遊。毛澤東建議他從粵北進入江西，訪問井岡山。對毛澤東的建議，郭沫若心領神會，於是在6月24日攜夫人於立群前往井岡山，在井岡山住了兩天後，跑遍了江西全省，寫出了《井岡山巡禮》27首詩詞。7月1日，他寫出了《井岡山巡禮》組詩的《黃洋界》一詩，詩雲：「海拔一千六百米，汪洋萬嶺望黃洋。雄關如鐵旌旗壯，小徑挑糧領袖忙。五里橫排遺槲樹，千秋蔽芾勝甘棠。杜鵑今已花時過，百戰壕邊草木香。」
因為《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太深入人心了,為了防止人家在對其中「雄關如鐵旌旗壯，小徑挑糧領袖忙」發生「誤會」，把這「小徑挑糧領袖忙」的領袖誤解為斯時已經被毛澤東視為「老右」、「老糊塗」的朱德，就專門在詩下加註：「黃洋界上舊有小路，曰五里橫排。路旁有槲樹一株，毛主席當年挑糧上山時，曾在此樹下歇肩。」意思是：俺這可是拍張三的馬屁，不是李四。大家不要誤會，浪費俺一片芳心。這里雖然沒有直接把朱德的扁擔奪走，但很明顯，「毛主席挑糧上山」能不用扁擔？所以，這是一種不奪之奪———也許因為郭沫若是文人，才沒有那麼明火執仗；或許因為郭沫若跟朱德是四川老鄉，所以手下留情。
追隨詩人芳心，有關單位也行動起來，他們可沒有詩人這么「文質彬彬」，而是更加直截了當———在井岡山紀念館里有一張1929年1月紅四軍關於向贛南閩西進軍的布告，落款處署有「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到1966年，「軍長朱德」這4個字就成了該抹去的東西，大家想辦法把這布告改一改，有人提出將這4個字折掉，然後翻拍成照片展出，因過於露骨未被採納；有人建議用香火燒去，只要動作徐緩、細致，燒出來的小洞，頗像被蟲子蛀出來的。此建議立即引起與會者的興趣，有人補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燒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觀眾的過分好奇，造成一種整張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實感。於是，就這么用香火改寫了這段歷史。至於紀念館中原有的朱德的扁擔，當然就要被搶奪了———扁擔上的「朱德的扁擔」五個字,換寫了「林彪的扁擔」。1967年2月，新出版的《紅小兵》(小學課本)，亦將原來《朱德的扁擔》的課文，改為《林彪的扁擔》。
據說，朱德聽說這事後，這位解放後一直坐冷板凳的元帥笑道：「扁擔可以先借給他用幾天，遲早還是要還的嘛。」當然，現在這扁擔真還給他了———不信，你去井岡山看看。
清袁枚有詩雲「一肩擔盡古今愁「，朱德扁擔，庶幾近之。
E. 想寫一篇關於林彪的歷史論文，給個提示！
論文，就是議論文的一種。
先介紹對象
再列舉評論
說出自己的觀點，最好是獨到的
論證自己的觀點，注意，得有一部分是自己駁斥自己
作一個結論
列舉引用書籍資料
文史類論文格式不是很嚴格，不像理工類
可以上網參考下別人的
F. 林彪出過什麼書
《平型關戰斗的經驗》
《四個偉大》
等；
詳情參見http://www.ourzg.com/bbs/htm_data/30/0812/67270.html，謝謝。
G. 林彪一生的電視劇有沒有
醫生的電視劇有沒有林彪一生電視劇好像沒有，但是你可以在網路上搜一下鈴聲，林彪一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