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作者

① 中國文學史的古代小說都收錄在哪個書叢里。

《歧路燈》梗概：明嘉年間，河南開封貢生譚忠弼，為人端正謹慎，家教甚嚴。忠弼臨終留其子紹聞八字：用心讀書，親近為人。同輩子弟，有夏鼎、張繩祖、管貽安、盛希僑等人浮華浪盪。譚忠弼既故，處長來引誘，聞因無約束而從之。五人結拜兄弟，同吃共賭。紹聞漸染惡習。幾人開賭場，窩土娼，寵愛孌童，私鑄銀錢。紹聞陷於泥沼，入獄候審。家人傾家盪產，使得出獄，為償債，紹聞伐盡祖墳林木，備嘗辛酸，終迷途知返，立志悔過。年至不惑，潛心攻讀，後得授知縣。紹聞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簣初，簣初隨父讀書，考場屢捷。後欽點翰林，重振家事。

《歧路燈》清代長篇白話小說，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觀作。一百零八回。李海觀出生於今天的河南省平頂山市湛河區曹鎮鄉宋寨村。該書敘述書香門第子弟譚紹聞墮落敗家，又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對封建社會的吏治、教育和當時市井社會的世態人情、風習流俗有廣泛生動的描寫，但多封建說教。

（清.李綠園著 現藏於南京圖書館）人生在世，立於成敗兩端，而成敗之由，全在少年時候分路，資歷或敦厚或淺薄，氣質或安詳或輕飄，往來或正經孤黨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盞，照世間迷路人。

與《儒林外史》、《紅樓夢》大致同時問世於清乾隆年間，由豫人李綠園創作的

長篇小說《歧路燈》，洋洋70餘萬言，108回，在當時說部之林獨樹一幟。但是，此

書脫稿後，直至20世紀20年代，都以鈔本形式在河南鄉村流傳，知者寥寥，並未引起

讀者及學界的注意。本世紀20年代起，《歧路燈》始有印本出現，才開始了對之真正

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本文擬對本世紀20年代以來80年間《歧路燈》研究作一回顧，供《歧路燈》愛好

者與研究者參考，並希望對《歧路燈》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所幫助。

1

191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其卷八著錄《歧路燈》一則，

引《闕名筆記》雲：

吾鄉前輩李綠園先生所撰《歧路燈》120回，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

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舊，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為之刊

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

這是本世紀見知的最早的有關《歧路燈》的記載。其所謂「純從《紅樓夢》脫胎

」，當然是沒有根據的，至於《歧路燈》之所以流傳不廣，其原因也不在於無人為之

刊行。但是，這段著錄文字至少說明，學者已對這部小說發生了興趣。30年代，孫楷

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歧路燈》，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亦轉錄了《小

說考證》的材料。

1924年，洛陽清義堂將《歧路燈》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楊懋生《序》及張

青蓮《跋》，對李綠園及其《歧路燈》作了介紹，並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歧路燈

》成書以來的第一個印本，在《歧路燈》流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然而正如張青蓮

《跋》中所言：「冗務匆匆，未及校勘，僅依原本，未免以訛傳訛。」因此書中亥豕

魯魚，隨處可見，加之印數不多，流傳仍是不廣。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書社）開

始排印出版馮友蘭、馮沅君兄妹的校點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冊26回，未見下文。朴

社排印本前冠有馮友蘭寫的一篇長序，對《歧路燈》的思想內容及藝術上的得失作了

全面的評價。馮友蘭《序》中說：「《歧路燈》的道學氣太重，的確是一個大毛病。

幸而李綠園在書中所寫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義』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

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馮友蘭對《歧路燈》所描寫的當

時社會生活的種種情況均作了比較公允客觀的評論，非常欣賞小說的語言（尤其是河

南方言）運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馮友蘭還輯成《李綠園公詩鈔》；

朴社排印本前還有董作賓寫的《李綠園傳略》，對李綠園的生卒年及年譜作了初步考

證與整理。馮、董所作的兩篇文章，可以說是近八十年來最早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李綠

園與《歧路燈》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由於印本的問世，給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於是，學界開始有研究論文發

表，但是，有價值的專論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紹虞與朱自清的文章。郭紹虞

於1928年初在《文學周報》5卷25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介紹歧路燈》的論文，將《

歧路燈》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歧路燈》亦正有

足以勝過《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者在。」郭紹虞稱贊「李綠園竟能於常談中述至

理，竟能於述至理中使人不覺得是常談。意清而語不陳，語不陳則意亦不覺得是清庸

了。這實是他的難能處，也即是他的成功處。這種成功，全由於他精銳的思路與雋爽

的筆性，足以駕馭這沉悶的題材」。朱自清於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號上發表

了一篇題為《歧路燈》的文章，認為《歧路燈》與《紅樓夢》是「中國舊來僅有的兩

部可以稱為真正『長篇』的小說」。朱自清的觀點與郭紹虞大致相同，尤其對《歧路

燈》在情節結構上取得的成就極為贊賞，指出：「全書滴水不漏，圓如轉環，無臃腫

和斷續的毛病」，「在結構上它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真正長篇小說。」朱自清在文末說

：「若讓我估量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為只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

以並駕齊驅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佚名的

文章《評〈歧路燈〉》，對《歧路燈》的人物塑造、社會生活描寫及語言等，大加贊

揚，認為是「寫真實主義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諾，不僅幫助馮友蘭搜集有關李綠

園與《歧路燈》的資料，還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發表《〈歧路燈

〉及李綠園先生遺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發表《牆角消夏瑣記（其

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發表《牆角消夏瑣記（其二）》，對《

歧路燈》與李綠園作了考論，肯定《歧路燈》在無意中深刻攻擊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

道的同時，也指出因作者現實生活經驗不足而導致小說描寫時見空洞的弊端。

郭紹虞與朱自清等人均只讀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冊26回，未及讀到全書。他們的觀

點，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卻是代表了當時學界對《歧路燈》的一般看法，是本

世紀《歧路燈》研究早期的有影響的成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洛陽清義堂本印數

過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後的四五十年間，盡管有人對《歧路燈》持有很高

的評價，如李敏修於《中州文獻匯編·總序》中盛贊《歧路燈》「開近世平民文學之

先聲」，但學界很少有人對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燈》似乎再次面臨被「埋

沒」的尷尬境地。

2

直至本世紀60年代，河南學者欒星致力於《歧路燈》鈔本的尋訪工作，並搜集有

關李綠園與《歧路燈》的研究資料。欒星花十年的精力，於70年代完成了《歧路燈》

的校注工作，並輯成《歧路燈研究資料》一書。由於當時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

才由中州書畫社（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欒星校注本，1982年出版了

《歧路燈研究資料》。欒星以清乾隆末年鈔本《歧路燈》為原本，參稽他本（見知《

歧路燈》清代鈔本、民國過錄本及清義堂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共11種），校定全書為

108回，並作注千餘條，於俚語、方言、稱謂、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歷史事件、

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注釋，詳加考訂，頗為精審，予讀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燈

研究資料》一書分《李綠園傳》、《李綠園詩文輯佚》、《歧路燈舊聞鈔》三部分，

後有《附錄：李綠園〈家訓諄言〉81條》。這部書提供了李綠園的家世生平、交遊、

著述以及有關《歧路燈》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寶貴資料，搜羅較為完備，編排亦頗合理

，且詳注出處，為研究者所歡迎。

欒星校注本《歧路燈》出版後，立即在中國大陸及台灣、香港地區引起熱烈反響

，中國大陸的《光明日報》、《文匯報》，台灣的《聯合報》，香港的《文匯報》、

《大公報》、《新晚報》等報章，紛紛以《埋沒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話小說〈歧路燈〉

出版》、《一部被埋沒二百多年的小說》、《再放光芒的〈歧路燈〉》、《被譽為〈

紅樓夢〉以外又一巨著》等標題加以報道，隨之，一些學者在各類報紙或學術刊物上

發表研究論文，對《歧路燈》展開熱烈討論。

3

1981年、1982年與1984年，在河南省鄭州、洛陽與開封先後召開了三次《歧路燈

》學術討論會，中州古籍出版社於1982年與1984年分別編輯出版了兩部《歧路燈》論

叢，收錄了提交前兩次學術討論會的部分論文和一些知名學者的文章。此外，散見於

各類刊物的論文亦為數不少。據不完全統計，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類報刊上發

表的有關《歧路燈》的研究論文（含少量報道文章）有110篇左右。這些論文對李綠

園的生平思想、《歧路燈》的思想傾向和藝術成就如結構、人物、語言等方面，進行

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討。亦有學者對小說中所表達的教育思想作專門研究，或對小說

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時期的開封城市經濟、有關戲曲的描寫及民俗等作詳細的考證

。由於李綠園及《歧路燈》本身思想及內容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學者們的研究涉及的

范圍亦較廣，並形成了不同的觀點。

這些不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認為《歧路燈》無論在思想還是藝術上都

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與《儒林外史》相提並論；二是認為《歧路燈》是優秀

的中國古代長篇小說，與《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間；第三種觀點較為平和，認為《歧

路燈》不及《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些一流佳作，應屬於二流作品，但還是較為

成功的，有其獨特的風貌。

持否定觀點的，可以藍翎的文章《「埋沒」說質疑》（見《歧路燈論叢（一）》

）為代表。藍文認為：李綠園的「創作思想的確是中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傳統精神的

大倒退，大大發展了開創人情小說的《金瓶梅》本來就有的說教因素的落後面，使『

人情小說』的發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燈》的確要宣傳儒家的正統思想，把這種

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燈」，「作為文學欣賞的對象，《歧路燈》就相當缺乏

藝術吸引力，能讓人愉快的讀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藝術平平的古代小說」，與

《醒世姻緣傳》一樣，「就二者思想的落後和藝術的平庸來看，『則伯仲之間，各有

短長，難分高下』。它們是同一創作思潮的產物，是『人情小說』發展過程中一股混

雜著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濁流」。其評價之低，在當時的學者中，可能沒有第二人。

持肯定觀點的，則可以張國光的長篇論文《我國古代的〈教育詩〉與社會風俗畫》（

見《歧路燈論叢（一）》）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批駁藍翎的《「埋沒」說

質疑》而作，副標題即為《〈歧路燈〉新論兼評〈「埋沒」說質疑〉》。張文對藍文

作了嚴厲的批駁，並提出了對《歧路燈》的肯定性評價。張文認為「《歧路燈》是一

部值得借鑒的教育小說」，「李綠園不僅是一位小說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

家」，稱贊「《歧路燈》是我國古代社會的一幅風俗畫」，並且指出，《歧路燈》在

藝術結構、人物塑造、語言運用、人物描寫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認為「作者雖

然主要是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刻劃人物，但有時也不排斥浪漫主義」。張文的結論是，

「《歧路燈》是一部有較高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成就的古代長篇白話小說」，「在反映

封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暴露當時的魑魅魍魎的丑惡本質的深度方面超過了前者（《紅

樓夢》）」。張文建議，對這部「被埋沒了二百多年的優秀古典小說」，「做父母的

似可以一讀」，「青年人可以一讀」，「治文學史的人，更必需讀它」，「因為它確

可看作是新發掘出來的一部有價值的古代小說，即使不能與稍後的《紅樓夢》並駕齊

驅，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見絀」。如此高的評價，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是罕見

的。至於持中間態度的觀點，可以任訪秋、范寧等人的文章為代表。任訪秋在《漫談

〈歧路燈〉》（見《歧路燈論叢（一）》）一文中認為，「假若把《儒林外史》、《

紅樓夢》列為第一流，那麼《歧路燈》就不能不屬於第二流。因為不論是思想同藝術

，較之前兩書都是大有遜色的」，但對《歧路燈》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評價，指出，

「《歧路燈》畢竟是一部長篇巨著，作者社會閱歷較深，而各方面的知識也比較豐富

……所以作者對清代中葉的朝章國政，科場慣例，社會風俗……書中凡涉及到的，無

不一絲不苟認真地給以詳細的論述與描繪，從而擴大了讀者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知

識，對於了解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是有著深刻的意義的。所以，在中國文

學史上是應該給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寧的《〈歧路燈〉讀後感》（見《歧路燈論

叢（二）》）也認為，「《歧路燈》整個思想主題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

，但記錄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思想狀況，涉及的生活面相當廣闊…

…讀者可以從其中看到封建社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人間地獄」。實際上，任文與範文

肯定的主要還是在《歧路燈》這部小說的認識價值上，並不同意將之看成為一流佳作

。

無論是肯定也好，還是否定也好，畢竟反映了學術界對《歧路燈》的關注與熱情

，對於李綠園與《歧路燈》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令人遺憾的是，

到了80年代後期，這種富於學術氣氛的熱鬧局面漸漸趨於平靜，直至今日，雖然中國

大陸學術界還不時有關於李綠園及其《歧路燈》的論文發表，杜貴晨在1992年出版了

著作《李綠園與歧路燈》（遼寧教育出版社），但終究沒有形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學術

研究熱點。

4

與此同時，中國台灣與香港地區的學術界，對《歧路燈》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

注。當欒星校注本出版後，似乎台灣與香港地區的熱情比大陸為高，所給予的評價也

幾乎是一致的贊揚與肯定。台灣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

，較之大陸為多。但學者發表的研究論文，則比較的冷靜與平和。如發表於1983年1

月13日台灣《中國時報》王孝廉的《歧路燈的再發現與再評價》一文認為：「這部被

埋沒了兩百多年的小說是一本相當可讀的小說，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類似的小說《

蜃樓志》相等；將它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並列而為清代三大小說，是有些言

過其實的。」此外，台灣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已有人將《歧路燈》作為研

究對象，撰寫學位論文。如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陳翠芬、輔仁大學中文研

究所碩士生鄭在亮（韓國），在1986年與1988年先後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

，獲取碩士學位。鄭在亮回韓國後，將學位論文陸續發表於本國的《中國小說研究會

報》等刊物，引起了韓國學者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灣師大書苑有限公

司出版了吳秀玉的《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一書。吳秀玉熱心於此項工作，曾

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資料，訪問學者，歷五年寒暑，寫成了這部30餘萬言的著

作。全書共分七章，對李綠園的家世、生平事跡、著述及《歧路燈》的流傳、寫作背

景、思想內容、創作藝術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詳盡的考察和探討，資料之翔實，可

以說超過了以往任何《歧路燈》研究著作。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燈》

的專著，但在中國大陸似乎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

縱觀80年來《歧路燈》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學術界，在總體上對《歧路燈》

的評價不高，主要是認為其思想陳腐，道學氣濃厚，專於說教，不具備反封建主義的

光輝，但對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廣以及描寫方面如人物塑造、語言運用、情節結構等方

面的成就，仍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間，除了在20年代與80年代曾有過兩次《

歧路燈》研究的小高潮外，學者似乎很少有人願意對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對於

《歧路燈》這樣一部有著獨特個性的長篇巨著來說，似乎也令人感到有點遺憾；但是

，據說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

，獲得博士學位。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研究李綠園與《歧

路燈》，以推動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全面深入與發展。

②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怎麼看目錄呀人名上面框框的是什麼意思啊

人名如果用黑框框住，一般代表作者已經去世

③ 七俠五義的作者

七俠五義的作者
<<七俠五義>>原著作者是石玉昆先生,他筆下五鼠栩栩如生,如同從紙上走了下來,各個性格鮮活生動,惟妙惟肖.而五鼠則是:鑽天鼠,徹地鼠,穿山鼠,翻江鼠,錦毛鼠.這五個靈巧的稱號,得來卻有一番典故.
石玉昆先生的家裡常鬧老鼠,常常打擾到他寫作.他在寫五鼠時突然想到,能不能把小說中的人和現實中的老鼠有機的聯合起來呢?
於是,鑽天鼠(頂棚或閣樓上的耗子),徹地鼠（地道的的耗子),穿山鼠(牆壁里的耗子),翻江鼠(下水道的耗子),錦毛鼠(是人為豢養的耗子____所以最嬌貴最漂亮).

有關石玉昆的生卒年、籍貫家世、生平事跡、著述等問題，因文獻資料的缺乏，今天已難以確知，研究者又都各持己見，眾說紛紜，其中存在著不少附會誤判之言，因此有必要結合有關文獻及前人的研究予以澄清。研究這一問題盡管受到資料缺乏的諸多限制，但有些情況還是可以根據有關記載大體推斷出來的。
據現有資料來看，石玉昆主要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比過去人們印象中的時間要早。據《非廠筆記》記載，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轉引自李家瑞《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說到〈三俠五義〉》，載王俟年編（1919-1949）《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小說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23頁）。當時也有人稱其為石先生或石三爺。富查貴慶曾有詩吟頌石玉昆，詩序雲：「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據披露這首詩的吳英華、吳紹英介紹，」它當作於道光十七年以前「（吳英華、吳紹英《有關〈三俠五義〉作者的一首可貴的詩》，《天津日報》1961年8月29日）。由此可知，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實際上，他成名的時間可能還要更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慶昇平班戲目中，有不少《三俠五義》的重要關目，如《瓊林宴》、《三俠五義》、《遇後》、《花蝴蝶》等。《三俠五義》為石玉昆所創，戲曲從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俠五義》廣為流傳之後。按常理，藝人在成名前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徒訓練。即使石玉昆天賦高，出道早，其成名時至少也得有二三十歲。這樣，即使保守地估算，石玉昆出生至少也當在嘉慶五年（1800）年以前。
石玉昆達到藝術頂峰、享有盛譽主要是在道光年間，這可從相關文獻記載中得到印證。道二十三年（1843）年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雲抄本《子弟書》中的《石玉昆》篇專門描述石玉昆演出的盛況。正如阿英所言，「玉昆應稱『道光時說書人』」（阿英《關於石玉昆》，載《阿英文集》，三聯書店，1981，303頁），近人崇彝也說「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說三俠五義最有名」，「此道光朝石玉昆所傳也」（崇彝《道石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19頁）。至於石玉昆的卒年，目前還不能確知。崇彝在談論光緒年間聚珍堂版本《三俠五義》時，特意強調「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言語中流露出今昔之感。按說光緒年間石玉昆還在世的話，他是不會如此刻意強調「道光」這一時間的。有的研究者根據《三俠五義》「最初刊本《忠烈俠義傳》的成書年代來推測」，認為石玉昆「大約應該在同治十年（1871）年已經去世了」（趙侃執筆《石玉昆及其〈三俠五義〉》，《河北文學》1961年第4期）。李家瑞則認為石玉昆「大約死在同治末年」（李家瑞《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說到〈三俠五義〉》，載王俊年編（1919-1949《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小說卷），324頁）另據李宗侗在民國年間進行的調查，「石玉昆在石豐時已經老了，尚是嘉、道時間的人」（李宗侗致胡適書，載杜春和等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87頁）。不過，石玉昆去世的時間也有可能更早，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藝人志》有如下一條記載：「（石玉昆）歿後有《贊昆》子弟書，名重一時。」（轉引自趙景深《三俠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子弟書《贊昆》又名《嘆昆》、《嘆石玉昆》、《評昆論》或《石玉昆》、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則石玉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年之前即已去世。穩妥一些，說石玉昆於同治年間或之前去世，大概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石玉昆受到人們如此多的關注，在社會上有著如此大的影響，主要在於其演唱技藝的高超。子弟書《石玉昆》對此有十分生動形象的描繪：「高抬聲價本超群，壓倒江湖無業民，驚動公卿誇絕調，流傳市井效眉顰。」（子弟書《石玉昆》，載關德棟、周中明《子弟書叢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34頁）。石玉昆所演為子弟書和單弦，有人稱其為「單弦之祖」（崇彝《道石以來朝野雜記》，9頁）。不僅如此，他還開創了一個新的說唱藝術流派——石派書，又稱石韻書。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當時還是很受歡迎的，以致於有些書鋪藉此牟利，「按段抄賣，另有目錄，要者定寫」。就連當時的說書藝人對石玉昆也是贊淮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爺他說吧，怎麼就該說不過他？他如今是不出來咧。他到那個書館兒，一天只說三回書就串好了幾十吊錢，如今名動九城，誰不知道石三爺呢？」（抄本《全本南清宮慶壽》，轉引自魯德才《三俠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2頁）。據說石玉昆曾為禮王府供奉（金受申《老書館見聞瑣記》，《曲藝》1959年8-11月），不過這條記載與富察貴慶《知了義齋詩鈔》詩序中所說的「性孤僻，游市肆間，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從富察貴慶詩中的描述來看，石玉昆是一位頗有個性與骨氣的民間藝人。
石玉昆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其在演出內容方面的出新，特別是他別出心裁，將包公審案與江湖俠義題材結合起來，推陳出新，在《施公案》的基礎上開創了一種新的小說題材類型——公案俠義小說，對清代中後期包括說唱、小說、戲曲在內的通俗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顯然，石玉昆不是那種亦步亦趨、因循守舊的藝人，他享有盛名幾十年，成為與柳敬亭一樣著名的民間藝人，不僅受到市井民眾的極大歡迎，也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正如子弟書《石玉昆》中所說的：「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昆。」石玉昆對自己首創的這套書還是很有感情的，據當時的說書藝人介紹，：玉昆三爺說了一輩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輩子的「（抄本《全本天齊廟斷後》，轉引自魯德才《三俠五義》2頁）。石玉昆創作《三俠五義》，正如胡適所概括的：」有因襲的部分，有創造的部分。大概寫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寫各位俠客義十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創造的。（胡適《三俠五義》序，載《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98頁）由於《三俠五義》深受歡迎，其他民間藝人紛紛效仿，在石玉昆生前，即有與他同時說《三俠五義》者。
說石玉昆是《三俠五義》的首創者，這一說法雖為學界廣泛認可，但較為含糊，可以將這一問題分解為石玉昆與說唱本《龍圖公案》，及後出《龍圖耳錄》、《忠烈俠義傳》乃至《小五義》、《續小五義》關系的梳理和辨析。石玉昆的演出應該是有說有唱的，現存以《包公案》、《龍圖公案》為名的說唱本多種，分藏於首都圖書館、台灣中央研究院、日本東京大學等藏書機構。這些說唱本大體上可分石派書和說唱鼓詞兩種。石派書自然為石玉昆所傳，與其演出的內容最為接近，但它們未必就是直接聽記石玉昆的說唱而來。說唱鼓詞當也由此演變而來，受到石玉昆的重要影響，但它們皆根據演出需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動，與石玉昆原創的距離要遠些。
《龍圖耳錄》部分內容由聽記說書而來，據孫楷第介紹，在其「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書人自記一行雲：『此書於此畢矣。惜乎後文未能聽記。』」（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220-221頁）崇彝也說：「此書（指《三俠五義》——筆者注）無底本，當年故舊數友（有祥樂亭、文冶庵二公在內）每日聽評書，歸而彼此互記，因湊成此書。」（《道咸以來朝野雜記》，19頁）崇彝接著又說：「其中人物，各有贊語（今本無），多趣語，諧而雅。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也。」一句：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也「拉開了時間距離，排除了聽記石玉昆說書的可能，而且這種說書與石玉昆所創的石派書不同，因為它並沒有唱詞，只是」其中人物，各有贊語「。後來的整理者刪去的只是贊語，不是唱詞。從崇彝稱」故舊數友「的口氣看，他對情況還是相當了解的。同時還要說明的是，《龍圖耳錄》也並非全是聽記說書而來，因為該書卷首說的十分明白：」《龍圖公案》一書，原有成稿，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野史內讀了六十多本。「從這段話可知，《龍圖耳錄》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礎上，「翻舊出新」而來的，其中包括「三十餘回」的「說部」和「六十多本」的「野史」。「說部」顯然是指與《龍圖公案》內容相關的一部小說，「野史」當是指記錄下來的說唱《龍圖公案》，因為這種說唱歌多是以本為單位的。《龍圖耳錄》由石玉昆的說書演變而來，其淵源傳承關系十分明顯，但兩者在體裁、內容等方面已有了較大的差別。
後來面世的《忠烈俠義傳》（又是稱《三俠五義》）則又是在《龍圖耳錄》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潤飾而成，由北京聚珍堂書坊首先刊出，隨後各家書坊紛紛翻刻，廣泛流傳。其加工整理者為問竹主人、入迷道人。因為石玉昆是首創者，所以題「石玉昆述」，也算不上冒名。這樣，經過眾人幾番修改整飭。其內容已與石玉昆早年的實際演出有了很大的距離。正如魯訊評述《小五義》、《續小五義》時所說的「草創或出一人，潤色則由眾後」（《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247頁）。
至於《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盡管其初刊者文光樓主人石鐸信誓旦旦地說自己「采訪《龍圖閣公案》底稿，歷數年之久，未曾到後」，後來「適有友人與石玉昆門稈素相往來，偶在鋪中閑談，言及此書，余即托之搜尋」，終於，「友人去不多日，即將石先生原稿攜來」（文光樓主人《小五義序》，光緒十六年文光樓刊本）。但從種種跡象來看，這不過是一種促售廣告，其所得並非石玉昆的原稿，正如胡適所說的：「這話大概不可相信。」（胡適《三俠五義》序，載《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1196頁）至於那位光緒四年（1878）二月間在王府說《小五義》的民間藝人，有人認為是石玉昆本人。事實上，這位民間藝人根本不可能是石玉昆，甚至連石玉昆的徒弟都不是，他在《小五義》說過一些批評《忠烈俠義傳》的話。如果這位民間藝人是石玉昆的話，那《忠烈俠義傳》、《龍圖耳錄》以及石派書《龍圖公案》的創作者又會是誰呢？事實上，這位在王府說《小五義》的民間藝人也是有跡可尋的，據李宗侗在民國年間對說書藝人的走訪調查，《小五義》是說書藝人「李鳳山於光緒初年在北京羊肉胡同文宅說評書時編的」，他認為這一說法「似頗可信」（李宗侗致胡適書信，《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上冊，587頁）。
顯然，探討石玉昆的生平著述及藝術成就，是不能以《小五義》、《續小五義》為據的。其實，僅靠一部別具特色的《三俠五義》，已足以使這位民間藝人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了。

④ 四大奇書指的是哪四部小說

明代的四部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大奇書」名稱的確立有個歷史過程。從明代天啟年間到崇禎年間先後問世的《韓湘子全傳》、《三遂平妖傳》、《斥奸書》、《禪真逸史》等書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說部中的「大哥大」相提並論，卻都未亮出 「四大奇書」的名號。此期間有類似「四大奇書」的說法，又並非上述四書。崇禎間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觀》有雲：

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按，指《琵琶記》傳奇、《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第1056頁，濟南： 齊魯書社1990年2月版。

清順治年間西湖釣叟序《續金瓶梅》，將《三國演義》拿下，稱另三本為「三大奇書」： 「今天下小說如林，獨唯三大奇書，曰：《水滸》、《西遊》、《金瓶梅》者。何以稱乎？《西遊》闡心而證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第690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後李笠翁（漁）採用西湖釣叟「奇書」之名，豎起了「四大奇書」的旗幟。李笠翁為清初的兩衡堂刊《三國志演義》作序，劈頭就說：

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 《三國》、《水滸》、《西遊記》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似。見北京圖書館藏兩衡堂刊本《三國志演義》卷首。按，通行毛宗崗評本《三國演義》卷首金聖嘆序便是毛氏據李序改托的。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附錄「叢書目」載《四大奇書》，按雲： 「以《三國》、《水滸》、《金瓶梅》、《西遊記》為四大奇書，始於李漁（《〈三國志〉序》）。」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第22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但李笠翁沒有貪此功，他將原創之功推給了馮夢龍（即馮子猶），只說自己贊同馮說而已。而現存文獻中尚未見馮有此明確的說法，於是有人推論給《平妖傳》、《斥奸書》作序的張無咎、崢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馮夢龍。馮夢龍是明代集作者、編者、策劃者於一身的著名俗文學家。要麼李笠翁所見馮氏另有明確號稱「四大奇書」的文獻而今已散佚，要麼他借馮氏之名說事，因為當時與俗文學套近乎雖有利卻未必是什麼榮耀的事。總之，李笠翁之後雖時有波折，「四大奇書」之名卻基本定論。

而將「四大奇書」論述得最精當的，當推清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劉氏在其《在園雜志》卷二有雲：

壬辰（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與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

如《水滸》，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嘆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

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效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

蓋《西遊》為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為真配根本，而五眾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

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謎，引謎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是懲是勸，一目瞭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版抵償夙逋於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

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雲： 「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按，此二心說乃東吳弄珠客序中語）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第560—561頁。

既從思想、藝術、評點論及「四大奇書」之奇之所在，又極為中肯地提示「四大奇書」的讀法，指出「四大奇書」雖「誠哉奇觀」，關鍵還在作為讀者的你「善讀與不善讀耳」。堪稱極為精當的導讀。

⑤ 一本介紹中國通俗小說的書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豆瓣讀書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91188/
孔夫子買
http://book.kongfz.com/13255/80319916/

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894222/

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
詳細講解現代通俗小說
網路有啊
http://youa..com/item/a37572e0eca0f4edb5eb0664

⑥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作者是魯迅嗎

不是。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是由孫楷第著,此書著錄自宋至清末已佚和今存的小說書目800餘種,以白話小說為主。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簡介：
文學史料、工具書。孫楷第著。孫楷第生於1899年，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書著錄自宋至清末已佚和今存的小說書目800餘種,以白話小說為主。凡今存作品，作者均註明版本、藏所，書名後大抵附以有關筆記史料的摘錄，著者不求詳繁而求切要。間有題記按語，考校內容掌故，也力求精當。此書初版於1932年，1957年作家出版社印行重訂本，前附著者《重訂通俗小說書目序》。對書目有所增補，惟分類名稱（如明清小說分煙粉、靈怪等）一仍其舊。著者態度謹嚴，著錄書目必經目驗，對版本也非遇本即錄。為有價值的參考書。

⑦ 西遊記的作者

《西遊記》最早的版本沒有署名作者，在萬曆二十年，也就是1592年，《新刻出像大字官版西遊記》出版了，這是我們豈今能夠看到最早版本的《西遊記》，而在卷頭只題了兩行字：「華陽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這個後者就是發行商一個唐姓老闆。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從小學就會回答：《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這件事源於二十年代胡適與魯迅，他們二位從清代學者中論證出《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所以後來的我們就認定吳承恩了。

吳承恩，大約生於1500年，卒於1583年，自幼敏慧，博覽群書，平日里喜歡的一些妖魔鬼怪之類的故事。雖然知識淵博，卻在科舉的道路上不順，嘉靖中補貢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長興縣丞。仕途不順，晚年回家閉門著述。

楊志和，明代小說家，著有《西遊唐三藏出身傳》也叫做《西遊記傳》四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他的《西遊記傳》書中描述孫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應詔取經，在途中遇難，到達西土，最後終於回歸大唐。

⑧ 中國明朝的3大奇書是

A《三國演義》、B《水滸傳》、D《西遊記》被人們稱為明代三大奇書。
1．《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是我國早的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作者：羅貫中，描寫了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的政治和軍事斗爭。
2.《水滸傳》成書於元末明初，是我國第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作者：施耐庵，書中歌頌了北宋晚期宋江領導的山東梁山泊農民起義。
3．《西遊記》成書於明朝中期，是一部浪漫主義長篇神話小說，作者：吳承恩，書中塑造了孫悟空這個神通廣大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人民蔑視封建統治，勇於斗爭的精神。

明代洪應明的《菜根譚》、明代陳繼儒的《小窗幽記》、清代王永彬的《圍爐夜話》被成為「處世三大奇書

⑨ 《四大奇書》是指哪四部小說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水滸傳》（作者：施耐庵）、《西遊記》（作者：吳承恩）、《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被明末著名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稱為"四大奇書",這一稱謂一直沿用至今，又稱「明代四大長篇小說」。

「四大奇書」名稱的確立有個歷史過程。

從明代天啟年間到崇禎年間先後問世的《韓湘子全傳》、《三遂平妖傳》、《斥奸書》、《禪真逸史》等書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說部中的「大哥大」相提並論，卻都未亮出「四大奇書」的名號。此期間有類似「四大奇書」的說法，又並非上述四書。崇禎間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觀》有雲：

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按，指《琵琶記》傳奇、《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第1056頁，濟南： 齊魯書社1990年2月版。

清順治年間西湖釣叟序《續金瓶梅》，將《三國演義》拿下，稱另三本為「三大奇書」： 「今天下小說如林，獨唯三大奇書，曰： 《水滸》、《西遊》、《金瓶梅》者。何以稱乎？《西遊》闡心而證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第690頁，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後李笠翁（漁）採用西湖釣叟「奇書」之名，豎起了「四大奇書」的旗幟。李笠翁為清初的兩衡堂刊《三國志演義》作序，劈頭就說：

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 《三國》、《水滸》、《西遊記》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似。見北京圖書館藏兩衡堂刊本《三國志演義》卷首。按，通行毛宗崗評本《三國演義》卷首金聖嘆序便是毛氏據李序改托的。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附錄「叢書目」載《四大奇書》，按雲： 「以《三國》、《水滸》、《金瓶梅》、《西遊記》為四大奇書，始於李漁（《〈三國志〉序》）。」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第221頁，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但李笠翁沒有貪此功，他將原創之功推給了馮夢龍（即馮子猶），只說自己贊同馮說而已。而現存文獻中尚未見馮有此明確的說法，於是有人推論給《平妖傳》、《斥奸書》作序的張無咎、崢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馮夢龍。馮夢龍是明代集作者、編者、策劃者於一身的著名俗文學家。要麼李笠翁所見馮氏另有明確號稱「四大奇書」的文獻而今已散佚，要麼他借馮氏之名說事，因為當時與俗文學套近乎雖有利卻未必是什麼榮耀的事。總之，李笠翁之後雖時有波折，「四大奇書」之名卻基本定論。

而將「四大奇書」論述得最精當的，當推清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劉氏在其《在園雜志》卷二有雲：

壬辰（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叢書者。予曰： 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與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

如《水滸》，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嘆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

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效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

蓋《西遊》為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為真配根本，而五眾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

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謎，引謎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是懲是勸，一目瞭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版抵償夙逋於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

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雲： 「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按，此二心說乃東吳弄珠客序中語）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第560—561頁。

既從思想、藝術、評點論及「四大奇書」之奇之所在，又極為中肯地提示「四大奇書」的讀法，指出「四大奇書」雖「誠哉奇觀」，關鍵還在作為讀者的你「善讀與不善讀耳」。堪稱極為精當的導讀。

希望我的回答讓你滿意，若滿意，請盡快【採納】
謝謝！

------------來自未來小說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