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沈從文為什麼從新中國成立後會放棄寫作
而促使沈從文最終與文學訣別是：北平解放前夕，沈從文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學卻貼出壁報，全文抄轉了郭沫若發表於香港的《斥反動文人》，指責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一度神經錯亂。北平解放後，沈從文作為小說家或大學教授都已不合時宜，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改行。
從此中國的文壇少了一個沈從文，中國的文物界多了一個沈從文，這是中國文壇的憾事，卻是文物界的幸事。沈從文離開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他從最低的博物館講解員做起，一講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時冷板凳要坐一輩子。這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斗。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採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實，沈從文對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則他不會改行到博物館。沈從文與文物的最早接觸，按《從文自傳》的說法，是十幾歲在湘西「統領官身邊作書記」時，登記其收藏的舊畫古董。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流連於工藝品之美，時時在地攤上撿一點價廉物美的東西，大多是後來他經常提到並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壇壇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籌建博物館，他就自願去幫忙，那時已是頗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後，他還是主動當了十年的「講解員」。這種艱苦的實物學習以及不為人知同樣刻苦的文獻披覽，使他具備了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這是他個人悟性與努力的結果。
沈從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與同時代的文物專家不同，他不是正統文物科班出身，也沒有經歷過家傳古玩的熏陶、古玩經營的歷練，可他像自己個性一樣，以自己的獨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認真地研究文物制度，並掌握了廣泛的雜文物知識，尤其使衣著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的看法，「不僅是這些搞字畫的專家的『權威』，對於一般文物常識少興趣，即搞博物館的同行中大專家『權威』。看不起文物常識，不相信常識能解決問題、推翻迷信」（《用常識破傳統迷信》）。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導」，結果走不通，而有「知識」少「常識」的專家，憑的是書本和成見、經驗和感覺，因為不了解或不願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識」。他們的權威地位隔斷了這些極具意義的「常識」對學術發展的作用，而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鍥而不舍地為「常識」的普及而奮斗。沈從文的身體力行對當今的文玩研究與鑒定是否有現實意義？
2. 沈從文為什麼沒寫完《長河》
沈從文未完成的長篇小說：《長河》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大家都彷彿用個謙虛而誠懇的態度來接受一切，來學習一切，能學習能接受的終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所謂時髦青年，便只能給人痛苦印象，他若是個公子哥兒，衣襟上必插兩支自來水筆，手腕上帶個白金手錶，稍有太陽，便趕忙戴上大黑眼鏡，表示知道愛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時，材料且異常講究。特別長處是會吹口琴、唱京戲，閉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煙，能在呼吸間辨別出牌號優劣。玩撲克時會十多種花樣。既有錢而無知，大白天有時還拿個大電筒或極小手電筒，因為牌號新光亮足即可滿足主有者莫大虛榮，並儼然可將社會地位提高。他若是個普通學生，有點思想，必以能讀什麼前進書店出的政治經濟小冊子，知道些文壇消息名人軼事或體育明星為已足。這些人都共同對現狀表示不滿，可是國家社會問題何在，進步的實現必須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論，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中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蓄了多少抒情詩氣分，這些東西又如何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幾幾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可以從學習中去認識。）一面不滿現狀，一面用求學名分，向大都市裡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漢或長沙從從容容住下來，揮霍家中前一輩的積蓄，享受腐爛的現實。並用「時代輪子」「帝國主義」一類空洞字句，寫點現實論文和詩歌，情書或家信。末了是畢業，結婚，回家，回到原有那個現實里做新一代的紳士或封翁，等待完事。就中少數真有志氣，有理想，無從使用家中財產，或不屑使用家中財產，想要好好的努力奮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學校讀書時所得到的簡單文化概念，以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無別的事物。對歷史社會的發展，既缺少較深刻的認識，對個人生命的意義，也缺少較深刻的理解。個人出路和國家幻想，都完全寄託在一種依附性的打算中，結果到社會里一滾，自然就消失了。十年來這些人本身雖若依舊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許都做了小官，發了小財，生兒育女，日子過得很好，但是那點年青人的壯志和雄心，從事業中有以自見，從學術上有以自立的氣概，可完全消失凈盡了。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游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青人的血里或夢里，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還將繼續《邊城》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與描繪。其實這個工作，在《湘行散記》上就試驗過了。因為還有另外各種忌諱，雖屬小說游記，對當前事情亦不能暢所欲言，只好寄無限希望於未來。
中日戰事發生後，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機會回到湘西，並且在沅水中部一個縣城裡住了約四個月。住處恰當水陸沖要，耳目見聞復多，湘西在戰爭發展中的種種變遷，以及地方問題如何由混亂中除舊布新，漸上軌道，依舊存在一些問題，我都有機會知道得清清楚楚。還有那個無可克服的根本弱點，問題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個在嘉善國防線上受傷回來的小兄弟。從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軍官接觸中，我得以知道戰前一年他們在這個地方的情形，以及戰爭起後他們人生觀的如何逐漸改變。過不久，這些年青軍官，隨同我那傷愈不久的小兄弟，用「榮譽軍團」名分，帶了兩團新兵，重新開往江西前線保衛南昌和日軍作戰去了。一個陰雲沉沉的下午，當我眼看到十幾只帆船順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軍官站在船頭默默的向我揮手時，我獨自在乾涸河灘上，跟著跑了一陣，不知不覺眼睛已被熱淚浸濕。因為四年前一點杞憂，無不陸續成為事實，四年前一點夢想，又差不多全在這一群軍官行為上得到證明。一面是受過去所束縛的事實，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卻是某種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還能發芽生根，然而剛到能發芽生根時又不免被急風猛雨摧折。
那時節湘省政府正擬試派幾千年青學生下鄉，推行民訓工作，協助「後備師」作新兵准備訓練，技術上相當麻煩。武漢局勢轉緊，公私機關和各省難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對於湘西實缺少認識，常籠統概括名為「匪區」。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進行又因「代役制」糾紛相當多。
所以我又寫了兩本小書，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長河》。當時敵人正企圖向武漢進犯，戰事有轉入洞庭湖澤地帶可能。地方種種與戰事既不可分，我可寫的雖很多，能寫出的當然並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瑣瑣小處，它的過去、當前和發展中的未來，將作證明，希望它能給外來者一種比較近實的印象，更希望的還是可以燃起行將下鄉的學生一點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另外卻又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問題在分析現實，所以忠忠實實和問題接觸時，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讀者對面，給讀者也只是一個痛苦印象，還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取得人事上的調和。作品起始寫到的，即是習慣下的種種存在；事事都受習慣控制，所以貨幣和物產，於這一片小小地方活動流轉時所形成的各種生活式樣與生活理想，都若在一個無可避免的情形中發展。人事上的對立，人事上的相左，更彷彿無不各有它宿命的結局。
作品設計注重在將常與變錯綜，寫出「過去」「當前」與那個發展中的「未來」，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見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於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性情上的天真純粹，還可見出一點希望，其餘筆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無光。尤其是敘述到地方特權者時，一支筆即再殘忍也不能寫下去，有意作成的鄉村幽默，終無從中和那點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來，一個有良心的讀者，是會承認這個作品不失其為庄嚴與認真的。雖然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說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雖然這些現象的存在，對外戰爭一來都給淹沒了，可是和這些類似的問題，也許會在別一地方發生。或者戰爭已當真完全凈化了中國，然而把這點近於歷史陳跡的社會風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來，與「當前」嶄新的局面對照，似乎也很可以幫助我們對社會多有一點新的認識，即在戰爭中一個地方的進步的過程，必然包含若幹人情的沖突與人和人關系的重造。
我們大多數人，戰前雖活在那麼一個過程中，然而從目下檢審制度的原則來衡量它時，作品的忠實，便不免多觸忌諱，轉容易成為無益之業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即被刪節了一部分，致前後始終不一致。去年重寫分章發表時，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載。到預備在桂林印行送審時，且被檢查處認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為輾轉交涉，徑送重慶復審，重加刪節，經過一年方能發還付櫻國家既在戰爭中，出版物各個管理制度，個人實完全表示同意。因為這個制度若運用得法，不特能消極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還可望進一步鼓勵優秀作品產生，制度有益於國家，情形顯明。惟一面是個人如此謹慎認真的來處理一個問題，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麼一種好象也十分謹慎認真的檢審制度。另外在社會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過於謹慎認真，只要在官場中善於周旋，便也可以隨處隨時得到種種不認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時，每個集子必有幾篇「免登」，另外卻又有人得到特許，用造謠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兒，不算犯罪。）兩相對照，雖對現狀不免有點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點消息，即當前社會有些還是過去的繼續。國家在進步過程中，我們還得容忍隨同習慣而存在的許多事實，讀書人所盼望的合理與公正，恐還得各方面各部門「專家」真正抬頭時，方有希望。記得八年前《邊城》付印時，在那本小書題記上，我曾說過：所希望的讀者，應當是身在學校以外，或文壇消息，文學論戰，以及各種批評所達不到的地方，在各種事業里低頭努，力，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作品所能給他們的，也許是一點有會於心的快樂，也許只是痛苦，……現在這本小書，我能說些什麼？我很明白，我的讀者在八年來人生經驗上，對於國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這個民族憂患所自來的根本原因，還有那個多數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掙扎向上方式，從中所獲得的教訓，……都一定比我知道的還要多還要深。個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個平常故事，過了將近十年，還依然只是一個平常故事。過去寫的也許還能給他們一點啟示或認識，目下可什麼全說不上了。想起我的讀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難，以及為戰勝困難所表現的堅韌和勇敢，我覺得我應當沉默，一切話都是多餘了。在我能給他們什麼以前，他們已先給了我許多許多了。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在我所熟習的讀者一部分人表現上，我已看到了人類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書擬定的下三卷完成時，便將繼續在一個平常故事中，來寫出我對於這類人的頌歌。
一九四二年
3. 沈從文為什麼不再寫作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當代文學，沈從文完全缺席。此前他曾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二十多年時間，寫了四十幾本小說和散文。因為他「美化落後」、「詩化麻木」、因為他的作品曾被人斥為「反動文藝」，所以沈從文不得不放下了筆。
一個作家正當創作的盛年，卻不得不嘎然中斷自己鍾情的文學事業，個中的幸酸和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沈從文為此曾選擇過死亡。四十多年以後，當時的一切喧囂都歸於澹定，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曾有過這樣平靜的回憶：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
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
從此，沈從文不得不從他熱愛的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起初的幾年，沈從文感到孤獨和無望，他在歷史博物館每天上班下班，做做講解員之類的工作，有時還要去做沖女廁所等較苦累的活。沈從文當時曾十分感慨：「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著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沈從文（1902－1988），中國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煥，筆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祖母劉氏是苗族，其母黃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漢族。因此，沈從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個民族的任何一個，但沈從文本人卻更熱愛苗族，他的文學作品中有許多對於苗族風情的描述。
沈從文是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於北京。
4. 為什麼沈從文放棄了文學
文學的良知使他放棄了文學，文學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從文學到文物的轉變，得失與否，讓歷史去評說。但是我真的慶幸，他成為了文物研究專家。
沈從文（1902－1988），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專家，原名沈岳煥，生於中國湖南省鳳凰縣。
沈從文1920年代起蜚聲文壇，與詩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雜文家魯迅齊名。沈以小說創作著稱，其中最廣為流傳的作品是《邊城》，一曲關於湘西世界的詩化情感哀歌。在散文方面同樣有建樹，《湘行散記》、《從文自傳》，文字清新可喜，又有湘西人的虎氣。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筆，中止文學創作，轉入歷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服飾。代表作品有《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
1948年沈從文寫完最後一篇小說後，便擱筆不再進行小說創作。在創作的盛年，一代文豪突然擱筆休書，讓不少人為其扼腕嘆息。但是，文學界的很多人都知道沈從文為什麼要這樣做。
1948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中國的歷史即將迎來一次翻天覆地的動盪與變革。生性敏感的沈從文自然也會感知到。這一年，沈從文在給大哥的回信中寫道：「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戰發生！在此熟人統用一種沉重心情接受此歷史變局」，他的用詞精準而微妙，是沉重憂慮而並非期盼的喜悅。這里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政治敏銳：政權變了，知識分子也必然隨之改變。
在主張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成政治的傳聲筒的左翼文學當道的1940年代，沈從文和京派的一些作家並沒有捲入這股洪流中去。作為有獨立藝術追求的作家，沈從文和朱光潛等一些學者型作家始終認為，文學要和政治保持一段距離，不能淪落為政治的宣傳工具。
然而在1940年代，這和主流的聲音是相背離的。1948年3月，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將沈從文定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並斥道：「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已不是簡單的文藝觀念上的對立和討論，這是一頂政治的大帽子，將一個作家歸於反動派去了。
接著，沈從文於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筆，不再進行文學創作。
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壓制著自由創造的渴望，這是怎樣的一次精神上摧毀性的打擊？沈從文在1949年元月說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
1949年，沈從文不再從事文學創作後，心如死灰，感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他曾兩度試圖自殺而未果。既然不能死，就要找個活著的理由。從發瘋到自殺，再到尋求新的生活目標，這是一段難熬的歷程。當一個作家不再創作的時候，他需要去尋找下一個事業，讓它能安放自己靈魂。於是他選擇了文物研究與整理。
美國人金介甫評述沈從文時說道：「美是沈從文的上帝。」當他自己在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湘西世界的美和愛不再被欣賞時，他決定到地下去尋找，到歷史中去尋找，到廢墟中尋找。
那個幾乎因為文學創作而自殺了的人，從死亡線上回歸後，似乎看清了未來文學的發展趨勢，而忽然變成豁然大度。這從他給一位當時的文藝青年的復信中可以窺見一二：「時代突變，人民均在風雨中失去自主性，社會全部及個人理想，似乎均得在變動下重新安排。
過程中恐不免有廣大犧牲，四十歲以上中年知識分子，於這個過程中或更易毀去。」作為知識分子，要想避免毀去，還是要依託於文化。於是，他一頭扎進了歷史博物館，堅忍不拔地向著另一條寂寞之路跋涉，在文物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沈從文就與文物結緣，《沈從文自傳》里介紹，沈從文很早就「已從那些本地鄉紳學會了刻圖章，寫草書」。1922年到1923年間，沈從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陳渠珍的書記。當時，陳渠珍的軍部會議室大櫥櫃里有書，有字畫碑帖，有古瓷銅器……這些東西就由沈從文負責。這讓他得以接觸到大量的中國古代文獻古籍、明清繪畫及銅器，為他的文物歷史知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解放前住在北京，沈從文最喜歡在琉璃廠流連。這種興趣，用他的話說，「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礎。」
1937年到1949年間轉行前，沈從文已寫過一些談書法、木刻、美術、演劇乃至文物保護的文章。他的《讀展子虔〈游春圖〉》就寫於該時期。
早在建國前，他對文物保護就具有極大的熱忱。彼時，北平正處於炮火之中，沈從文致信凌叔華，對文物破壞與保護的無視表達了極大的不滿：「北平也許會毀到近一二年內戰炮火中，即不毀，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麼都留不住。」
與此同時，他也表明了自己對文物工作的規劃與預期：「從近事看發展，中國美術字畫銅玉時代已過時。其地方性特種美術品，將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與現代接觸……十年後一定還可把許多有地方性工藝品，使之與現代工藝重新接觸。」可以看出，沈從文對文物工作的了解和熱愛，也已經超乎尋常。
帶著隱痛的沈從文一頭扎進了被破四舊給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國文物廢墟里，仔細研究曾經無比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藝術。他不僅研究作為主流藝術的服飾、建築、玉器、書畫、輦輿、車乘、織錦、刺綉和漆器等，也研究為當時瘋狂的革命所拋棄的各種古玩，如扇子、銅鏡等等。
在他的精心研究下，那些被推倒、被打碎、被遺棄的中國古代藝術品栩栩如生地重現在中國的書架上。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他嘔心瀝血撰寫了大量著作，如《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等，其中《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更是填補了中國服飾研究的歷史空白。
郭沫若在這本書的序言里寫道：
「古代服飾是工藝美術的組成部分，資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於此可以考見中國民族文化發展的軌跡和各兄弟民族的影響。歷代生產方式，階級關系，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瞭然，是絕好的史料。」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不像一般服飾史採用章節體，按時間順序分名目論述，在材料處理上，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是「先就館中材料和個人習見材料，按年代排個先後次序，分別加以摹繪。」全書共179篇，從實物、圖像出發，整體結構像一部學術論文集。
這部書是新中國服飾史研究開山之作，資料豐富、考證精確，見解獨到，圖文並茂，對中華民族三千多年的服飾文明進行了擇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是一部體大思精的學術巨著，也是一部豐富可靠的資料選輯，曾作為國禮被國家領導人贈送外賓，做文化交流之媒介。
更有意思的是沈從文在引言里寫的一段話：「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仍有相通處……給人印象，總的來看，雖有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他念念不忘的文學創作仍然帶到了他的文物事業里。
他以文學家的姿態去完成文物專家的工作，並以這種情懷為無生命的文物吹進了煙火的氣息。同樣，他的文人情懷也在服飾研究中隨處可見。在談到服飾變遷時，從商到清，照例用他素淡的筆墨，娓娓道來。
到最後卻筆鋒一轉，「照規定，清代農民是許可穿綢紗絹緞的，可是事實上穿綾羅綢緞的仍然是那些地主官僚們、大商人們，至於受盡剝削、受盡壓迫，終年辛勤難得一飽的短衣漢子們，能求勉強填滿肚皮，不至赤身露體，已經很不容易，哪裡還能穿得上絲織品！」
沈從文對他的文物世界傾注的是和文學創作同樣的熱心與真誠。他對大量文物進行整理與歸類，並加以生動而富有歷史感的解說。這決不是一個專家談論自己飯碗的那般程式化。他儼然已經把文物當成自己事業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了。
沈從文的文物世界和他的湘西世界一樣，有悲哀的靜靜流淌，又有生之大歡喜。沈從文在變化著，一如他所說：「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於死亡或真正的死亡」。
我們所欣喜的，是在他的從文學到文物的轉向里，洞察到人生百味、人間煙火，並且重新認識到一個一直未曾離開文化世界的沈從文。這也是應了他的那句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有很多人在討論和權衡沈從文從文學到文物的轉變的得與失。在《沈從文轉業之謎》這一篇著名文章里,作家汪曾祺如是說：「從寫小說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傑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劃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文化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麼，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1980年，沈從文在美國演講時，也談到了他的轉業：「我藉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沈從文曾說：「我總彷彿不知道應怎麼辦更適當一點，我總覺得有一個目的，一件事業，讓我去做，這事情是合於我的個性，且合於我的生活的。」
作為歷經各種運動的老運動員，沈從文知道應該如何說檯面上的語言。但是，他內心的傷痛和遺憾真的不容易被人了解。有報道說，1985年，有記者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的事情，在場一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也許文物研究是作為文學家在後半生不得不選擇的職業，但是，這確實是他在那樣的時代最適合他後半生的職業。因為文物研究，他讓大量掩埋在廢墟中的文物顯現光華，因為文物研究，他著述了不朽的著作。
1981年，沈從文在湖南省博物館演講時說道：「我深深覺得這幾十年生命沒有白過，就是做說明員。」在美國一所大學演講時，他說道：「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這是他在文物方面的自負和自信，也是只有付出了真誠和心血的人才會有的自信。
我們真的無法評價解放後沈從文如果繼續作為文學家會是怎樣的後果。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解放後沈從文繼續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他會遭遇到怎樣的命運。文化革命中，即便他早已經停止了文學創作，還是遭受了非人的屈辱。
如果他繼續呢？要麼他成為一隻嘰嘰喳喳的喜鵲，在餓死人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歌唱著希望的田野，要麼，還是按照他《邊城》的調子繼續寫作，其結果可能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系列作家學者名單里再添上一個名字。
文學的良知使他放棄了文學，文學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從文學到文物的轉變，得失與否，讓歷史去評說。但是我真的慶幸，他成為了文物研究專家。
5. 沈從文為什麼後來不寫小說而後轉中國古代服裝研究
因為那十來年的風雨抑制了自他的創造力啊，那看過他的傳記沒有？那十年他在掃大街啊，遇見他的人說他目光呆滯，整個人沒有靈氣了，十年過完後內心的創造力已經變異吧，不是說沒有了，但是·····於是就去研究服裝了啊，再說他的服裝研究在那個領域也是數一數二的啊····tx沒救了和諧的字再多了
6. 沈從文為何在新中國建立後就不再寫作了
沈從文文革的時候都被打倒了，成右派了，還寫什麼。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專寫東西，屬《中國服飾史》就是建國後寫的
看一下這個年表就知道了：
1948年開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文物研究。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壓力而自殺，獲救。
1969年去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
1978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1980年偕夫人張兆和赴美探親講學。
1983年突患腦血栓，住院治療。
1984年大病一場。搶救脫險後，說話、行動更加不便。
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去世。
7. 沈從文為什麼不寫小說了
都不是,我看了一本大來山裡的人生和一源本沈從文傳,提到是當時一個出版社說您的文章過時了,(純是沒眼光)他就不寫了,但他也忙的不行,因每天扎在博物院整理文物,編著古物鑒定之類的書,並完成一本古絲綢的巨著.不妨看看我說的書,很感人的,一幅真實純朴的歷史長卷.他人很淡泊的.
8. 新中國成立後，沈從文為什麼放棄了文學創
沈從文是一個善良、多情、敏感的人，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里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所以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魯迅就曾說他是「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里摻上褻瀆的污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而促使沈從文最終與文學訣別是：北平解放前夕，沈從文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學卻貼出壁報，全文抄轉了郭沫若發表於香港的《斥反動文人》，指責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一度神經錯亂。北平解放後，沈從文作為小說家或大學教授都已不合時宜，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改行。
從此中國的文壇少了一個沈從文，中國的文物界多了一個沈從文，這是中國文壇的憾事，卻是文物界的幸事。沈從文離開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他從最低的博物館講解員做起，一講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時冷板凳要坐一輩子。這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斗。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
9. 沈從文為什麼不能繼續寫小說散文
沈從文後期沒寫小說是因禍得福
騰訊文化：沈從文1949年以後沒再寫成過小說，你為他遺憾嗎？
李輝：我覺得沒寫小說是很遺憾，但是對他來講，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沈從文是有他特定的語言方式和選擇人物的方式的，讓他寫工農兵形象，寫革命人物形象，他未必能寫好。
他在1949年之前就想寫他們家的一個堂弟，就是張兆和那邊的一個堂弟，是革命烈士。他一直想拿他做原型寫一個長篇小說，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不斷地采訪，搜集資料，想寫這個小說。1950年的時候，他還寫過一個短篇，也是被改來改去，也沒發表。因為他的語言方式已經不適應1949年之後的文學風格了。那個時期主張正面人物形象為主，要樹立工農兵形象，語言要更加大眾化，這些東西是不適合沈從文的。
沈從文如果真要繼續寫小說，老實說他就不會有後來那麼高的地位，他必須要改變札記，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創作。就像曹禺、老舍、巴金等，他們1949年之後繼續寫作，那時寫的東西和早期作品就是沒法比。當然老舍是例外，老舍有一個《茶館》，這一個作品就很有分量了，但是他寫的更多東西現在來看是和他的早期作品不好相比的。曹禺更不用說了，後來就幾乎沒什麼作品，除了《王昭君》之外。
沈從文後來寫了幾篇散文，1956年在《人民日報》副刊也發表過，寫天安門的，那和他早期的作品沒法比。
他沒有再寫長篇小說，沒繼續文學創作，轉去做古代服飾研究。但是他寫了很多家書，給朋友寫了很多信。後來九十年代，我請虎雛（編者註：指沈從文兒子沈虎雛）和張兆和編了一本《從文家書》。他1949年之後寫的那些家書是非常漂亮的，那是另外一種方式的文學創作。
我認為沈從文是在所有作家裡面寫信寫得最漂亮的，包括他早期寫給張兆和的那個《湘行散記》，包括後來那個《從文家書》，都是非常好的，既是家書也是文學作品。
他從文學創作到古代服飾研究的轉變，我不為他感到遺憾。對他來講，反倒是一個拯救，就是一種歷史的無奈狀況下的最好選擇。因為他本來就喜歡物質文化這些東西。汪曾祺跟我講過，沈從文早年在昆明的時候，就收藏了很多民間的瓷器、綉品。所以他為什麼研究服裝呢？他當年就對這個東西感興趣。
我曾經在潘家園舊貨市場收了一張沈從文的捐獻收據，1952年他捐給中央美術學院古瓷器卅件，鐵瓶一件，漆器一件。本來是他收藏的，他捐給學校了。所以對文物的研究是他早就喜歡的，也不是硬性地讓他改變。
10. 沈從文哪部小說沒有寫完
《長河》
《長河》是著名作家沈從文的長篇小說，也是他文學藝術水平代表作之一。沈從文的小說取材廣泛，描寫了從鄉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