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悲劇 悲劇性 悲劇意識到底有何區別要論述一個作家的小說的共性，是寫悲劇還是悲劇性活著悲劇意識呢
悲劇往往指的是作品的故事而言，有完整的情節，悲劇結局。
悲劇性是一種藝術版審美的權方式，可以說作品具有一定的悲劇性，但不具體指認故事。
悲劇意識是一種更高的情懷或者觀照，大到文化和歷史，小到作者和作品，它是主觀觀照客觀的一種意識。
三者的內涵與外延都不一樣，所指也是有很大的區別。
要論述一個作家的小說的共性，悲劇可以指其具體的作品，悲劇性可以指其所有小說創作的特性，悲劇意識可以指作者創作的原點，也可以指其所有小說所具有的東西。
⑵ 《紅樓夢》體現了作者怎樣的悲劇意識
《紅樓夢》是一部內涵豐厚的作品，展示了一個多重層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劇世界版。
《紅樓夢》里的榮、權寧兩府，系開國勛臣之後，「功名奕世，富貴傳流」，是封建特權階層。小說以賈府的衰落過程為主線，貫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沒落，描繪了上至皇宮，下及鄉村的廣闊歷史畫面，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從而客觀上顯示了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歷史趨勢。
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說展示的賈府的生活圖畫里，顯示出維持者這個貴族之家的等級、名分、長幼、男女等關系的禮、法、習俗的荒謬。這樣的家庭和它所代表的階級，必定走向毀滅。
從整部作品看，《紅樓夢》籠罩著一層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傷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劇的主題歌。貫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變」。榮與辱、升與沉、生與死都在急劇的變化中，由於對一切傳統的、現存的思想信念和社會秩序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和挑戰，同時，又因為新的出路、新的社會理想又那麼朦朧，因而倍覺感傷，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的矛盾，所以他才會那樣痛苦地為塵世之悲灑心酸之淚。
⑶ 論文，魯迅小說的悲劇意識應該從哪些方面論述
文學作品當然是來源於生活的，任何作品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魯迅的小說當然也不可能例外。但我這里要講的生活基礎，不是指作品內容的來源地的社會生活，而主要是指作者本人的生活基礎對作品內容的決定性影響。也就是說不是指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而是指作者的生活經歷。
那麼魯迅小說的悲劇意識形成與他的生活經歷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魯迅的童年是幸運的，他出生時的家庭還是相當殷實的，是紹興一地的一門望族。他從六歲即開始啟蒙讀書，也實在是幸運。所學頗雜，興趣也頗廣，家庭對他的管教也並不很嚴，這使他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他的童年是在長輩的溫柔與寬愛的度過的。
但好景不長，就在他十三歲的那年，家中突然起了很大的變故，先是祖父因科場案下獄，接著是父親卧病直至去逝，一連串的打擊撲向還是孩子的他。家道迅速敗落，也讓十幾歲的魯迅迅速成熟起來。「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不但周圍的人全都變了臉，就是親戚本家也用了別樣的眼光看待，給了年少的魯迅非常強烈的震驚。才十幾歲的他因為是長孫，就必須挑起家中的重擔，他再也不能象同齡人那樣任性了，而必須象一個成年人一樣承擔責任。在這樣的境遇中，他看清世人的真面目了：陌生人如此勢利冷酷，連向來看來親近的人也變得勢利冷酷。那麼在這人世間，還有什麼可以相信呢？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親近呢？一種執拗的懷疑精神，一種對世人的憎惡心理，自然地從十幾歲的魯迅心中升起。這種意識是那樣的強烈，給少年的魯迅的印象是那樣的深刻，魯迅後來在小說中多次的說到世人的冷漠和麻木，不就是因為少年時期的遭遇給他的打擊太大了的緣故么？這也能夠理解，你想想，一個剛剛懂事的少年，天天生活在世人的冷眼和世情的涼薄中，給他的心裡會留下多深的烙印？1927年，在廣州有青年學生問他為什麼憎惡舊社會，他回答說：「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後，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3命運先是給了魯迅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然後在他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扯掉那一層猙獰人生的偽裝布，把社會和人性的醜陋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這叫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怎麼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陰暗無趣，不因此萌生強烈的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4
這段時期的生活經歷在魯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讓他形成一種執拗的懷疑精神，讓他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了，也讓他總以悲愴的雙眼審視著這個世界。
為了逃離紹興這個冷漠的地方，魯迅決心到異地，走異路。於是到了江南水師學堂，他當時有詩雲：「謀生無奈日賓士，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凄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5二十多年後，他又寫文章回憶這時的情形：「好。那麼，走罷！……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瞭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垢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6這些都鮮明的展示了這個年輕人所痛感的寂寞和孤獨，如一隻被逐出家園的小狗，忍不住呻吟出失群的凄涼。半年後他又轉到了南京的礦路學堂，但南京的生活依然使他氣悶，有種種的無形的障礙阻擋著他，讓他不能率性而為。
於是，1902年的三月，魯迅東渡日本，先在東京，再到仙台。七年多的日本生活，對魯迅的生活和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的日本，國力正是逐漸強盛，獨霸東亞的野心也日漸膨脹，又剛剛在甲午海戰中殲滅了中國的北洋水師，舉國上下都彌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有的日本報紙就公然宣稱：「西洋人視中國人為動物，實際確乎不得不產生動物、下等動物的感覺，因此，他們（指中國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類的資格。」7因此，魯迅在這個時候去日本留學，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種種歧視和輕蔑。他走在東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罵。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間，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視和輕蔑中間，一個自尊自重的中國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處境？何況魯迅又有那樣的早年記憶，紹興街頭閑人們的指指點點，當鋪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都一齊會湧上心頭，將他推入更深廣的屈辱和激憤。不僅有日本人的鄙視，國人自己的丑態更讓魯迅受不了，魯迅見到的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有把地板踏得咚咚響，塵土飛揚地學跳舞的；有不遵守客店裡新老客戶循序洗澡的慣例，搶先進洗澡間，把水潑得四濺的；有成天流連於公園賞花遊玩的……這些不成器的丑態，怎能不讓有強烈救國救民思想的魯迅憤激呢！於是一拿到修習日語的畢業證書，他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但仙台又怎樣呢？日本人那股蔑視中國人的風氣，在仙台同樣很盛。他考試成績中等，便有同學以為是得了老師的暗中幫助，於是托辭去檢查他的筆記，甚至寫信向他發出威脅。課間放電影，映到日本軍人揮刀砍殺中國人，而圍觀的其他中國人一臉麻木的時候，也有同學大聲地議論：「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8如果說仙台給了魯迅以收獲的話，那麼便是讓魯迅的夢發生了大改變：由醫學救國夢改變為文學救國夢。之所以有這樣的改變，是因為他認為：「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愚弱的國民——作者注）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吶喊>自序》）那麼魯迅的棄醫從文，就在於要救治國民的麻木精神。他的小說凡說到普通的國民，哪一處不是表現他們的冷漠麻木？《狂人日記》中的合夥要吃狂人的村民，《阿Q正傳》中的阿Q及未庄的所有人，《葯》中茶館里的茶客，《孔乙已》中咸亨酒店中的短衣幫和長衫主顧，魯鎮的包圍在祥林嫂周圍的一幫人……哪一個不是冷漠麻木得成為病態？對病態社會的揭示，是為了「引起療救者的注意」。（《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有如此的少年經歷和這樣的求學歷程，魯迅的思想怎能不憤激？又怎麼能有一副樂觀的態度來看待社會人事？加之他的創作的動機——揭出病苦，引起療救者的注意，他的作品中浸透深深的悲劇意識就不難理解了。
但當時的魯迅畢竟是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青年，尋求到文學救國夢的他，開始努力的探索實踐，要實現他的文學救國夢。於是辦《新生》，可惜首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就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吶喊自序》）。這次辦雜志的失敗，使他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社會現狀：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也讓他的思想再次悲觀起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悲哀。（《吶喊自序》）還讓魯迅更理智地認識自己：就是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對人對事的態度也進一步走向悲觀了。
回國初期的魯迅，迫於生計壓力，做過許多事，但當時國內的局勢，使他慢慢的走向消沉，於是走向麻醉自己的方法：將自己沉入國民中，讓自己回到古代去。這樣他終於的消去了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熱情了。悲觀厭世又進一步。但他的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理想並未幻滅，他只是在沉寂中思索。所以一到錢玄同來約稿時，他便欣然應允，這便有了他的白話小說創作的開始。也就是說，開始小說創作是在積聚了長久的悲觀意識之後的行動，這也能從他的《吶喊>自序》中看出來，他將當時社會比作一個「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可見其對社會現狀是多麼的失望，又將當時的民眾比作一群「從昏睡入死滅」的人，可見對一般民眾又是多麼的失望。如此深沉的失望情緒交織在內心，他怎麼不再小說中表現出深深的悲劇意識。
魯迅早期的思想特點，是與他的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家庭由小康一下子墜入困頓，小小年紀便嘗盡世間冷暖；投異地、走異路，出國尋求新思想；幾次改變夢想，確立文學救國的理想……這一系列的經歷對他早期的思想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家庭的變故，讓他感受到世情的涼薄、普通人的冷漠；在國外目睹中國人的受歧視，又使他燃起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國人自己的不爭氣，讓他痛心疾首，決心改造國民性；進化論對他的影響，又讓他始終對前途抱著希望……他的夢想幾次改變，但都不脫救國救民的核心。一方面是積弱的國家現實，一方面是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促使魯迅不得不以一種悲愴的心情來展現這個現實，以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劇情懷來鞭策國人，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帶上一種深深的悲劇意識。
⑷ 路遙小說的悲劇意識和苦難情節
《在困難的日子裡》中剛強、烈性、正直、自尊、敏感和奮力進取的馬健回強同學的遭答遇和內心深處不懈地抗爭，可謂至死不渝、悲壯感人。那一幅幅因為窮困而落於窘迫處境，為了生存而不得不一邊忍受飢餓折磨、一邊遭遇周圍人無盡奚落的凄楚情景，可以看作是路遙悲劇人生觀的萌芽。
《黃葉在風中飄落》中民辦教師的貧困、無奈、強忍和進取，教育副局長的自私、世故、圓滑，其妹妹的正直、無私，其妻為謀求生活的舒適和經濟寬裕，為之差點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最終仍是一無所有地回到了原地。小人物的命運竟是如此多舛，追求舒適、享受生活就是犯罪？多麼簡單明了的悲劇性情結，是作者對人生悲劇性的初步認識嗎？
⑸ 蕭紅小說悲劇意識體現在哪些方面
那看《生死場》就知道了，體現在這個大時代背景下人們悲劇的生活
⑹ 試論張愛玲小說的悲劇意識
張愛玲是文壇異端，其作品大都悲涼、傷感。她的悲劇意識來源於多個方面，這既與她所處的時代風潮有密切聯系，也與她個人的際遇休戚相關。
張愛玲所處的時代是動盪不安的，是文化聯系虛弱的時代，張愛玲正巧在這個時候觸碰到這個時代的這種境遇，用悲傷且略帶消極的文筆將兩個時代的端點精妙絕倫的連接起來，正如她所說：「如果你不調戲女人，她說你不是一個男人；如果你調戲她，她說你不是一個上等人。 」足以看出時代影響著張愛玲的悲劇意識。
不得不說的是張愛玲的家庭背景，張愛玲對家庭充滿了失望，本該過著豪門千金生活的她，到最後甚至被父親威脅到生命，她心裡必定會留下許多陰影，這些從她的文章的字里行間中都能找到線索，比如：「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或者：「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再或者：「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都是嚴格的考驗。」還有：「女人還沒得到自己的一份家業，自己的一份憂愁負擔與喜樂，是常常有那種注意守侯的神情的。」等等。
另一點就是張愛玲的愛情路。她與胡蘭成的愛情一直是後人津津樂道的話題，這段愛情的終止給張愛玲以巨大的打擊，她的作品的悲劇意識便這樣不斷加強。如：「失望，有時候也是一種幸福，因為有所期待所以才會失望。因為有愛，才會有期待，所以縱使失望，也是一種幸福，雖然這種幸福有點痛 。」還有：「如果我不愛你，我就不會思念你，我就不會妒忌你身邊的異性，我也不會失去自信心和鬥志，我更不會痛苦。如果我能夠不愛你，那該多好。」還有：「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還有：「要是真的自殺，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卻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無限制地發展下去，變的更壞，更壞，比當初想像中最不堪的境界還要不堪。」等等。
所以張愛玲的悲劇意識是由多種原因構成的，要從各個角度去研究，缺一不可。（這是我的看法，希望你能有所受益！！！）
⑺ 《紅樓夢》體現了作者怎樣的悲劇意識今天有何認識意義
這個問題要說起來不是三言兩語，在這里我簡單點：
《紅樓夢》是一版部內涵豐厚的作品，權展示了一個多重層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劇世界。
《紅樓夢》里的榮、寧兩府，系開國勛臣之後，「功名奕世，富貴傳流」，是封建特權階層。小說以賈府的衰落過程為主線，貫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沒落，描繪了上至皇宮，下及鄉村的廣闊歷史畫面，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從而客觀上顯示了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歷史趨勢。
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說展示的賈府的生活圖畫里，顯示出維持者這個貴族之家的等級、名分、長幼、男女等關系的禮、法、習俗的荒謬。這樣的家庭和它所代表的階級，必定走向毀滅。
從整部作品看，《紅樓夢》籠罩著一層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傷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劇的主題歌。貫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變」。榮與辱、升與沉、生與死都在急劇的變化中，由於對一切傳統的、現存的思想信念和社會秩序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和挑戰，同時，又因為新的出路、新的社會理想又那麼朦朧，因而倍覺感傷，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的矛盾，所以他才會那樣痛苦地為塵世之悲灑心酸之淚。
⑻ 怎樣理解中國古典小說的悲劇意識 一篇小論文, 3000字左右
《紅樓夢》以封建貴族青年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中心線索，通過賈、薛等家族由興到衰的發展歷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國十八世紀中葉廣闊的社會現實，集中地表現了封建社會種種尖銳復雜的矛盾斗爭，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本質，從而揭示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歷史趨勢。《紅樓夢》中的愛情的獨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獨特性而決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愛情故事不同的內涵。寶黛愛情悲劇是必然的。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一方面反映了追求個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與衰朽的封建主義的矛盾，它反映了那個時代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是對封建主義的血淚控訴，也是對新的社會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另一方面是讓人警醒的眾生浮沉之夢，寶黛的愛情悲劇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
【關鍵詞 】《紅樓夢》悲劇 獨特性 必然性 社會根源
【正文】《紅樓夢》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不僅深刻，也極其廣泛。封建社會里所存在的很多問題，無論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觀念以至風俗習慣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廣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審視。其涉獵之廣，堪稱封建社會的網路全書。正如王希廉所說：「《紅樓夢》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紅樓夢總評》)(1)而其中尤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激起讀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現這一愛情悲劇時，並沒有把悲劇沖突放在膚淺、表面的尖銳狀態中，而是真切細膩地描敘了林黛玉和賈寶玉從兩小無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歷程中同周圍環境的對立。
一、《紅樓夢》愛情之悲劇性
林黛玉初來賈府時，賈府上上下下對於她可能成為賈府兒媳懷著很大興趣。善於看風使舵、窺察賈母神色的鳳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親昵地戲稱：「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2）第六十六回，興兒對尤氏姊妹介紹賈府人物時，頗自信地說：「賈寶玉的婚事，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3）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林黛玉孤傲性格的發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漸失去賈府統治者們的喜愛。她和賈府的沖突，是以一種表面平靜而內在深刻的形式進行的，是真正尖銳的。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成為悲劇，不是由於寶釵的出現，也不是簡單地由鳳姐、王夫人，賈母造成的。對於這些寶黛愛情悲劇的直接製造者，曹雪芹並沒有把她們寫成像傳統的戲劇小說里的小丑一樣撥亂其間，而是寫她們沿著封建社會不可抗拒的社會法則在進行活動。並不是由於簡單的門不當戶不對，並不是簡單地由於自由戀愛觸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於這一愛情本身所包蘊的反封建色彩為社會所不容造成了悲劇，這是曹雪芹高出於他的前輩的地方，也是寫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禮」的「木石前盟」——註定的悲劇
《紅樓夢》所提供的金玉姻緣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義要遠遠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內容的豐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國歷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處，結晶了幾乎全部的精華和缺憾，囊括了幾乎全部的慾望和沖突。近年來有的研究者力圖透過小說故事情節的表層進入到精神象徵的深層，注目於設置在人物之間的抽象而隱秘的關系。如說薛寶釵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剋星而賈寶玉的「石」有兩重性，既可化為土而生木，又可采煉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緣」兩種潛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寶釵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檢索出中國文化一連串相關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陰柔與陽剛，寂寥與活溢，虛無與實有，悲觀精神與樂觀精神等等，正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宇宙人生兩種不同的本質認識的體現。薛林二人是作為兩種對立的審美規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現的，賈寶玉這個人物的意義便是嘗試某種取捨的可能性。作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負擔者，賈寶玉的秉賦雖傾向於林黛玉，實際上是無從選擇的。在封建的「禮」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個人的能力是無法與整個封建社會抗衡，也無法與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寶黛感情產生嫌隙的根源——寶玉的軟弱多情
賈寶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說主人公，可以說處於全書形象體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釵是小說著力描寫的十二個女子，應當說在這個形象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還有為數不少雖則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兒形象令人矚目。顯然，所有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關系遠遠不是那一張譜系表所能包羅和表示的。
看賈氏四春同寶玉間的關系，可以說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親一節寫到元春與寶玉雖系姐弟，情同母子，發蒙開智，手引口傳，悉心教養，屬望至殷。探春與寶玉雖則隔母，其於寶玉的親厚綿密較一母所生的賈環勝過十倍。二十七回寫她特地叫寶玉離了眾人到石榴樹下說話，央及寶玉給買新雅玩意，應允親手給寶玉做鞋，還訴委曲、數落生母趙姨娘的不是。此處作者特借寶釵之口點明：「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語，平日同寶玉似乎沒有什麼可資「特寫」之處。然而當迎春嫁後，寶玉跌足嘆氣，獨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顧，觸景傷情，吟詩憶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寶玉對她一視同仁，雖無特寫，亦可包舉。至於李紈鳳姐，與寶玉之間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紈執掌大觀園，園中一切活動，以她為首，自是寶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個人物。鳳姐更不必說，與寶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運，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雖是寧府的人，較李紈鳳姐遠了一層。但她是導引寶玉人夢進入太虛幻境的人。在小說中佔有特殊地位。史湘雲不是賈府的人，但其與寶玉的關系幾可與黛釵鼎足而三，除去對她才情品格的種種描寫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資證明。此外還有一個妙玉，與賈府不沾親不帶故，她之人正冊除了因出身高貴外，也因為同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情」的連系。由「品茶」、「乞梅」等情節，特別是賀寶玉生日那一個「遙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見出這個「襤外人」已蹈人欄內，不知不覺地為「情」所牽動。
此外，賈寶玉同情於畫薔的齡官，庇護過燒紙的藕官，替彩霞瞞贓，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氣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這樣認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幾乎都在不同的層次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諸艷之冠」的賈寶玉「掛號」。也就是說，這些藝術形象，不論他們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即與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感情上的聯系，足以揭示賈寶玉性格的特徵「多情」。
另一方面，賈寶玉性格中存在軟弱的一面。《紅樓夢》中睛雯、金釧、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憐惜的要死之外，沒有真正為避免她們的死而抗爭過。正是他的軟弱，所以他才能夠愛晴雯卻不能拒絕襲人的誘惑，愛黛玉卻又貪戀寶釵的冰雪肌膚，大家都說曹雪芹以隱語說寶玉，說他的草莽愚頑、不肖無能，在對待愛情這一方面來說，其實也是不無道理。
（三）寶黛反世間之道而行的結局——理想的幻滅
《紅樓夢》中兩個愛情主角賈寶玉和林黛玉，他們不再是以前戲劇小說所常寫的「金榜題名」式的才子和溫婉賢淑的佳人，而是兩個性情乖僻，被當時人嘲弄為有「痴病」的封建主義的叛逆者。他們不單單是在自由戀愛這點上與那個社會相抵觸，而是在許多思想問題、生活問題上與那一社會相違背。賈寶玉堅決拒絕了封建家庭給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對舉世趨之若鶩的科舉仕進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進底下的人痛罵為「國賊」、「祿蠹」，並對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給以激烈地憎惡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傳封建正統教義的書給燒了。賈寶玉徹底打破了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認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子」，「男人不過是一些濁沫渣滓」(5)。林黛玉雖然口頭上說得不多，但在許多實際行動上背離了那一社會的婦道，特別是她對賈寶玉的叛逆行為始終採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場，不僅對他從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帳話」，而且把賈寶玉引為知已、視為生活的終生伴侶。
寶黛之間的愛情盡管有著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著濃重的沒落貴族的氣息。這一方面表現在男女主人公由於過著悠閑的生活，他們的愛情生活打上了綺艷輕柔、閑愁萬種的情調。另一方面，由於他們這一愛情的階級性，更規定了他們愛情的反封建只能達到一定的限度。他們的愛情，只能局限在大觀園那一狹小的天地里，他們無力到榮國府外面去開拓新天地。他們對封建家長還存在著某些幻想，在愛情最後的階段，他們消極地等待由封建家長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辦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爭的能力。
這種反封建愛情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是賈寶玉、林黛玉愛情的致命弱點。因此，這一愛情最後走向悲劇的結局，固然是由時代所造成的，但愛情本身所存在的貴族的弱點，也成為他們愛情更加難以逃避悲劇結局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二、《紅樓夢》愛情之獨特性
《紅樓夢》愛情之獨特性,主要在於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淚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圍環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協調。不必說恪守名教的薛寶釵，也不必說逆來順受的賈迎春，便是豪爽曠達的史湘雲，也有她從俗認命的一面，隨遇而安，因而她們雖則各有自己的悲劇，卻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劇那樣富於社會意義和激動人心。林黛玉那種孤高敏感的個性和氣質，的確是十分獨特的。常常有這樣的情形，賈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賈寶玉並未傷害林黛玉，林黛玉卻認為別人傷害了自己。有時甚至別人的好意也會成為她傷感的由頭。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卻合情合理，完全顯示出了這一個性的獨特性。一次賈府伶人扮戲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個人，風姐、寶釵、寶玉等人心裡都知道，但誰也不說出來，或不敢、或不肯，都是為了怕傷著林黛玉。惟有史湘雲心直口快說了出來，寶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調停解釋，到頭采，黛玉不但不領寶玉的情，惱他比惱湘雲更甚，寶玉分辯說自己並未拿黛玉比戲子，並未笑她，黛玉回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6)這是怎樣—顆敏感自尊的心。的確，誰也沒有想給黛玉難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強的個性，時時處處都在防範自衛的心理，對寶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難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嗎!就如寶釵送燕窩贈土儀一類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應，也當作如是觀。在寶釵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這面，傷感悲泣又實在出自必然。可見，連好意的關切和體諒都會觸發她的聯想，引起他的傷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屬於她自身的個性表現得比較充分。她的所謂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帶有更多的個人性質。從一些細微末節之中已可見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宮花，別人都謝過收下，唯獨黛玉發問：「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都有呢?」「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粗粗看去，黛玉確實挑剔、小器，透過表象，可以感到她時時處處看重作為一個獨立個性的自我。行酒令時，她隨口說出了《西廂記》(牡丹亭)等「淫詞艷曲」里的句子，失於檢點，以致受到寶釵的箴規。黛玉似乎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誡放在了腦後，總想展露才智，爭強斗勝。省親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詠，又不好違諭多作，大為掃興。後採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費神思的寶玉作了「槍手」，令寶玉喜出望外，覺得比自己高過十倍。
（二）賈寶玉的性格
賈寶玉是《紅樓夢》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著力最多、寫得較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著作者的影子，也寄託著他對人生和現實的反思。
關於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過概括而形象的說明；「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絝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7)在這兩首《西江月》詞中，作者所賦予賈寶玉最鮮明的性格，就是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這以後的描寫，都無非是這兩首詞的深化和形象說明。
賈寶玉性格的特點，首先是對於錦衣玉食、安富尊榮生活的不滿、厭惡，乃至憤懣。第七回他感慨地說：「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綾羅紗錦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賈寶玉更是憤慨地說：「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拉，就是那個勸，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9)封建貴族的沉悶生活，使他心中充滿了孤獨、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賈寶玉要求擺脫束縛的性格發展，並導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動上對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義的懷疑否定。他對八股文深惡痛絕，認為那隻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是「誆功名混飯吃的」。賈政督逼他必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他讀了幾年，仍大半夾生，「斷不能背」。但卻對當時的「淫詞小說」《牡丹亭》、《西廂記》非常喜愛。他不肯走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走的「學而優則仕」的「為官為宦」的道路，更不願同官場人物交際，罵那些熱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國賊祿鬼」、「沽名釣譽之徒」；卻對封建社會最低層的藝人和奴婢懷著深深的同情和友誼，與出身平民的秦鍾、家道貧寒的柳湘蓮及藝人蔣玉函稱兄道弟，對備受凌辱的丫環們溫柔體貼，百般呵護。他對於男尊女卑的觀念進行了大膽的挑戰，把他的全部熱情和理想寄託在那些純潔的女孩兒身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賈寶玉的叛逆性格具有發展上的一貫性、連續性，以及思想上的嚴肅性和不妥協性。他同姐妹們的親疏遠近，是以思想上的親疏遠近為標準的。第三十二回，他當眾宣布：「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嗎?要是她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10)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寶玉和湘雲、寶釵在思想上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同寶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正是由於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是經過長期了解，是穩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礎上的，寶黛之間的愛情才有了近代情愛色彩，而與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紅樓夢》愛情悲劇之必然性及社會根源
（一）家庭環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寶黛倆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於不容於當時的社會，由於他們和封建勢力的尖銳沖突導致了這一悲劇，從而寫出了這一悲劇的時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寶黛之間的愛情，從一開始就註定不能不是悲劇，因為在寶黛那個時代，假如兩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話，就必須不僅找到一塊能夠容納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的國土，還要找到能夠容納賈寶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國土，找到一塊能夠容納他們叛逆的地方。可是，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這就揭示了寶黛愛情悲劇發展的必然性，揭示出這不是一般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那麼大的賈府，上到賈母，下到丫鬟，沒有人支持他們的愛情，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並不是由於簡單的門不當戶不對，並不是簡單地由於自由戀愛觸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於這一愛情本身所包蘊的反封建色彩為社會所不容造成了悲劇，這是曹雪芹高出於他的前輩的地方，也是寫得更深刻的地方。
愛情這個題材，到了曹雪芹手裡，被空前地用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內容充實起來、提高起來，從而全面而深刻地對封建社會作出了有力的批判，這是《紅樓夢》不同於才子佳人小說的地方，不同於以前的人情小說的地方，也就是《紅樓夢》為什麼如此富於影響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生成悲劇的根源
《紅樓夢》在展開愛情悲劇的同時，揭露了賈，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惡，這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有其典型意義，它們是整個即將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寫照。小說的第四回寫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佔丫頭，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問。金陵應天府尹賈雨村初上任不知內情，本想依法辦理，一個門子止住了他，並向他介紹了一通「護官符」的緣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11)於是賈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事後又連忙修書二封給薛蟠的姨父賈政，舅父王子騰請他們放心。「護官符」不僅深刻地暴露了當時官場，吏治的黑暗腐敗，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個封建社會里有著何等強大的政治勢力。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下，在賈府上下看來，賈寶玉如和寶釵結合，他將贏得世俗艷羨和錦綉前程。賈寶玉如和黛玉結合，他將一無所有。在這種情況下，世俗只能允許賈寶玉和寶釵結合，而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只能以悲劇告終。
綜上所述，《紅樓夢》這部小說很有研究價值同時它包含巨大的社會意義。它一方面通過寶黛愛情的悲劇故事，反映貴族判逆者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禮教綱常，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給他們規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個性。另一方面是讓人警醒的眾生浮沉之夢，寶黛的愛情悲劇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名著將在人類歷史上永放光輝。
我寫得是《紅樓夢》的悲劇意識
求求給分啊啊
⑼ 寫作張愛鈴小說的悲劇意識這篇論文時立論的主要依據是什麼
張愛玲是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才女，不平凡的沒落貴族家世以及當時的社會現實內使她過容早地經歷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鬧和孤寂。這就鑄成了她悲觀的作家氣質，使她對人生既抱有熱情而荒謬的幻想，但更多的是悲劇意義上的洞察——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式的感傷與徹悟，構成了張愛玲小說的悲劇基調。
⑽ 論路遙小說中的悲劇意識
我個人覺得路遙的小說很貼近生活,來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談不上什麼悲劇意識,除非提問題的那位朋友不太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