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劉世德

A. 水滸傳到底誰寫看看電視劇版

最新研究認為是羅貫中 ，原因是施耐庵 沒有任何的生平記載，但是前五十年的教學中一直強調是施耐庵 ，所以現在有很多新版本將兩個人的名字一起列了。
但是在初中以及高中的教材中標准答案仍然是施耐庵 。這說明羅貫中的這種說法還沒有被大多數的學者認同。
這在學術界是正常的現象，謎底總是要揭開的。

引用以下資料：

月3日 《水滸傳》的作者 劉世德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01日 13:02

主講人簡介：

劉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以古代小說和戲曲研究為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兼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研究員，華僑大學教授，湖北大學教授，麗水學院首席教授。

社會職務：中國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會長；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戲曲學會常務理事；《文學遺產》編委，《紅樓夢學刊》編委。

著有《紅樓夢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證》、《夜話三國》、《明代散文選注》、《魏晉南北朝小說選注》等；以及《紅樓夢論叢》（合著）、《中國文學史》（合著）、《中華文學通史》（合著）、《唐宋詞選》（合著）等。主編《古本小說叢刊》、《中國古代小說網絡全書》、《古代公案小說叢書》、《三國演義學刊》等。發表論文二百餘篇。

內容簡介：

一部傳世奇書《水滸傳》，給後人留下了諸多難解之謎。《水滸傳》成書於何時？《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施耐庵何許人也？《水滸傳》是民間故事的匯總嗎？書中宋江怒殺閻婆惜和林沖逼上樑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創作嗎？施耐庵究竟在《水滸傳》的成書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劉世德為您揭開《水滸傳》的作者之謎。

《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作品？現在基本上有這么幾種看法：一種看法是明朝人提出來的，他認為是《水滸傳》是宋代的作品。雖然《水滸傳》里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代，但是那畢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頂多說，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話也是南宋的，但是這個話是沒有根據的。第二種看法認為《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這個是在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所遵從的一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現在非常流行的當代學者提出來的，認為《水滸傳》是明代中葉產生的一個作品。這種看法在我看來基本上是說服力還不是很夠。另一種說法，這個書里邊出現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寫的。還有一個說法說這里邊出現了一些兵器，這些兵器根據記載是明代中葉才開始有的，在明代中葉以前根本沒有。再有一個說法，說《水滸傳》寫了大家用銀子，而在元末明初那個時候，在元代不用銀子的，用銀子這個是在明代中葉以後。所以根據以上這幾個情況呢，他們認為是明代中葉的。但是我覺得，第一，他沒有提出證據。第二，銀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個別的情況。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從明朝到現在，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是羅貫中寫的，就是說《水滸傳》的作者是羅貫中；第二種說法，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作的，這個是比較多的一些個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第三種說法，是施耐庵一個人寫的。這個最早也見於明朝人，但是時間比較晚。那尤其是金聖嘆那個本子。流行以後，由於它前邊加了一個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個序是假的，是金聖嘆自己寫的。

施耐庵是什麼時代的人、什麼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跡又怎麼樣呢？非常遺憾。關於施耐庵的生平事跡現在一無所知。我們僅僅能夠確定下來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當時叫做錢塘。我們為什麼斷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為他的合作者可以確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羅貫中。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那麼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當然也是元末明初人。這個作者和時代是這么確定下來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並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號。那麼根據這個線索，可以提出一種看法供大家參考。還不能夠說他是有100％的證據能夠成立，只是供大家參考。就是說，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個戲劇家，寫南戲的。最早我們所知道的，提出這個看法的是屈學大師吳梅。吳梅在他的《故趣助談》這本書里邊說，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

（全文）

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文學館。今天我為大家請來的主講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世德先生，大家歡迎。為什麼中國古代的小說多有一個作者的問題？《水滸傳》的作者是誰？下面我們歡迎劉世德先生為我們演講《〈水滸傳〉的作者》，大家歡迎。

這個《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作品呢？現在基本上有這么幾種看法，首先一種看法是明朝人提出來的，他認為《水滸傳》是宋代的作品，這個是個別的明代的學者說的，當前學術界沒有一個學者接受這種看法。非常簡單，雖然《水滸傳》里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代，但是那畢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頂多說，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話也是南宋的，但是這個話是沒有根據的，是明代學者個別的人想當然的提出來的一種看法，這是第一種看法。

第二種看法，認為《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這個是在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所遵從的一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現在非常流行的，當代的學者提出來的，認為《水滸傳》是明代中葉產生的一個作品，這個系列講座里有個別的學者也持有這種看法，這種看法呢，在我看來基本上是說服力還不是很夠，他們無非就是有這么幾個觀點，一個呢就是說宋江這些人招安以後大多數要麼是殺掉了，要麼是毒死了，要麼是自殺了，說這種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殺功臣以後才可能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是一種看法。這種看法只是一種分析，並沒有證據。另外一點，他為什麼認為是明代中葉才有的？他說明代初年出現了一些個水滸戲，朱有燉寫的。那個情節跟現在的《水滸傳》不一樣，如果說《水滸傳》是在元末明初出現的，為什麼朱有燉的雜劇里邊寫的水滸戲和它會不一樣，所以呢，加以懷疑，那麼這種說法呢，也只是一種懷疑，沒有證據。

再有一種說法呢，就是說這個書里邊出現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寫的。再有一個說法呢，說這里邊出現了一些兵器，這些兵器根據記載是明代中葉才開始有的，在明代中葉以前根本沒有。再有一個說法，說《水滸傳》寫了大家用銀子，而在元末明初那個時候，在元代不用銀子的，用銀子這個是在明代中葉以後。所以根據以上這幾個情況呢，他們認為是明代中葉的。但是我覺得，第一，他沒有提出證據。第二，銀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個別的情況。《水滸傳》那麼厚的一部書，里邊出現了個別的一個名字。比如說明代的地名，你怎麼能夠不排除這是個別人後來的人修改的時候加上去的呢？這么厚的一本書，就那麼一個證據，這個說服力就不強。另外有些武器，有一些用銀子的情況，固然是明代中葉以後才有，但是，這個是根據一些文字記載、一些明朝人的記載提出來的。我們知道有一個情況，就是書面上的記載永遠是落後於社會現實生活的，如果說現實生活里用了銀子了，而書面上沒有反映出來，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服力不是很強的。所以講作者問題之前，我先要講這個時代問題。也就是說它還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這個作者呢，還是元末明初的人，這是我要先講的第一點。

那麼下邊我就要直接講《水滸傳》的作者是誰了。《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從明朝到現在，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是羅貫中寫的，就是說《水滸傳》的作者是羅貫中。那麼這個是在明朝嘉靖萬曆年間，有一些文人的筆記里邊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作的，這個是比較多的一些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見於明朝人的一些筆記，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頭都是這么寫的。每部小說卷一、第一頁，一定有一個作者是誰。這在明朝《三國演義》也好、《水滸傳》也好，都是這樣子的。那麼它們上頭就寫到是施耐庵、羅貫中。而且在一個書目的記載里邊，還說這個《水滸傳》是施耐庵的「的本」，這個「的本」是什麼意思呢？「的」就是確確實實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來的不是後來的，不是冒充的。這個「的本」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從這個題名來看，就是說《水滸傳》它確確實實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編次。編輯的「編」、次序的「次」。編次的意思就是編輯、整理。那麼從這個題名來看呢，《水滸傳》應該主要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呢，幫他整理、編輯而成的。所以說，如果是有兩個作者的話，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羅貫中。我呢，是相信這個說法的。

第三種說法，是施耐庵一個人寫的。這個最早也見於明朝人，但是時間比較晚。那尤其是金聖嘆那個本子。流行以後，由於它前邊加了一個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個序是假的，是金聖嘆自己寫的，那個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傳，但是那個是假的，和施耐庵沒有關系。那麼大家就比較熟悉的作者就變成了施耐庵一個人。1949年開國以後，當時有一個規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夠印古典小說，只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說。而人民文學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說《水滸傳》里邊，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沒什麼錯誤，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羅貫中給完全抹殺了。所以關於這個作者問題，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羅貫中是他的合作者。從狹義的方面來說，我們可以承認作者是施耐庵。從廣義的方面來說，應該說《水滸傳》是他們兩個人共同創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夠剝奪施耐庵的創作權；第二，不能夠抹殺羅貫中為《水滸傳》付出的勞動，這個就是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我想就講這么幾個問題。

那麼可能有的同志問，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麼這施耐庵是什麼時代的人、什麼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跡又怎麼樣呢？非常遺憾，關於施耐庵的生平事跡現在一無所知。我們僅僅能夠確定下來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當時叫做錢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書目上都說是錢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這個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視這個問題，倒是別的地方老要搶施耐庵，把施耐庵認為是他們當地的。浙江杭州毫無動靜，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個施耐庵、少一個施耐庵。那麼前一陣子比較轟動的呢就是有江蘇省一個大豐，一個興化來搶施耐庵。那這是怎麼回事呢？大豐有一個施耐庵的墓，這個墓現在是一個文物。那麼有的人說既然他的墓在這里，那當然施耐庵就是我們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個墓是上一個世紀四十年代建立的。當時在解放戰爭時期，當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政府，那個縣長姓李，他建的這個墓。那麼你想想看，上一個世紀四十年代建的墓，這是不能夠作為他的籍貫的一個憑證。那麼大豐，大豐是1949年以後新設立的一個縣，它以前沒有這個縣。由於歷史上記載，傳說施耐庵是白駒橋的人，這個白駒橋恰恰原來屬於興化，現在劃到了大豐了，所以大豐在爭這個。我曾經奉中央領導同志之命，到大豐專門去調查這個事情。當地出現了施耐庵的家譜，還出現了地下挖出來的墓誌銘，墓誌銘上頭那個人有人說是施耐庵，有人說是他的後人，這些全是假的，我們現在惟一能夠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從前叫做錢塘，這是他的籍貫。他的生平事跡毫無所知，這個籍貫是比較可靠的，因為《水滸傳》里寫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現在的地理情況完全符合的。他寫別的省，山東省河南省很多地理呀，它都是錯亂的。由於作者知識有限，在封建社會一個交通不是很發達，所以他有些地理情況不熟悉，出現了錯誤。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全部是沒有錯誤。

那麼他是什麼時代人？當然他是明代以前的。那麼我們為什麼斷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為他的合作者可以確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羅貫中，而羅貫中在《續錄鬼薄》里有小傳，根據這個小傳來判斷，他是元末明初人。那麼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當然也是元末明初人。這個作者和時代是這么確定下來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並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號。那麼根據這個線索，可以提出一種看法供大家參考。還不能夠說他是有100％的證據能夠成立，只是供大家參考。就是說，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個戲劇家，寫南戲的。最早我們所知道的，提出這個看法的是曲學大師吳梅，吳梅在他的《顧曲麈談》這本書里邊說，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沒說出他的根據。大家很長一個時期，引用吳梅的這句話，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根據的是什麼。後來我們發現了一個抄本，叫做《傳奇匯考標目》，這是一個跟《續錄鬼薄》這些相同的一個作品，列舉了戲劇家和戲劇作品。在這個《傳奇匯考標目》當中，就寫了施耐庵叫施惠，是《幽閨記》、《拜月亭》的作者。吳梅的根據就在這兒，再往後我們又發現了在明代萬曆年間有一本書叫《三家村老委談》，這里邊講，施耐庵就是施惠。那麼我可以把這個線索提供給大家去思考，那麼在《續錄鬼薄》上我們找到了施惠。那麼根據《續錄鬼薄》的介紹，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鬍子很長，很漂亮，寫戲曲的。那麼關於這個施惠大概就是這么個情況。施耐庵除了以上講的以外，現在我們並沒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確鑿無疑的證據和記載。

那麼下邊就提出一個問題：《水滸傳》是不是作家的創作？就是說現在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古代的長篇小說，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都是累積型的作品，都是累積型的集體創作。什麼叫做累積型呢？就是說這些作品從宋代、元代到明代，有很多人都寫了這些東西，那麼逐漸逐漸積累下來的。那麼這個話聽起來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覺得呢，它是不能夠成立的。因為累積型無非是說這個作品它是由素材做依據的，是在那個素材的基礎上寫成的。但是我想，絕大多數的文學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並不等於《水滸傳》。這個很簡單，我們有好多布料，這一塊、那一塊，這些布料加起來並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從這個布料要成為衣服，當中有一個必經的程序，一定要經過裁縫的巧手，沒有裁縫，你這些布料沒辦法做成衣服。而《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這樣一個裁縫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創造性的大師，不是一般的裁縫。

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一個例子是林沖；一個例子是宋江殺閻婆惜。我們知道，林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滸傳》里邊，他的出場最早。除了魯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呢，《水滸傳》這部書呢，是描寫的官逼民反、逼上樑山。那麼官逼民反、逼上樑山，在梁山英雄的身上誰體現得最充分、最准確呢？林沖，林沖的故事最准確地、最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但是，在《水滸傳》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資料當中，這些文字資料包括文學性的、非文學性的。那麼我可以告訴大家，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情況，只有林沖的名字，沒有林沖的故事。那些材料里邊有林沖，但是就是一個名字，沒有他的故事，更沒有現在《水滸傳》里寫的這些故事。那麼我們在這種情況底下，不能不承認《水滸傳》里邊林沖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創作的。我們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據，如果大家能夠舉出一條材料，說以前寫過林沖的故事，這個是有依據的，那麼我這個說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出來，我這個說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說服力了。

第二個例子，關於宋江和閻婆惜的情節。這個跟林沖的故事有點不一樣。林沖的故事可以說，我們在林沖的人物形象、林沖的故事情節上頭，我們看不到累積，看不到集體創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殺閻婆惜的這件事情上頭，我們要承認他有累積。我接著要說的就是這些素材和現在我們看到的《水滸傳》之間有什麼區別。這些區別是量的區別還是質的區別。如果是量的區別，我們就得承認是累積性的作品，起碼在宋江這個故事上。如果是有質的區別，那我們就要思考了，那這不是作家依據以前的東西寫出來的，而是他動了腦子、花費了創造性的勞動寫出來的。宋江殺閻婆惜這個情節呢，是在《水滸傳》的第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寫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細，很細致的刻畫。我們知道古代小說《三國演義》也好、《西遊記》也好、《水滸傳》也好，對於生活場面的描寫是很少的。我們看《三國演義》，很少看到夫妻兩個人在家裡邊吃飯、喝酒、互相談話，沒有。《西遊記》里也沒有這種描寫，就是說日常生活的描寫。這個關於閻婆惜和宋江，這個有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間里邊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滸傳》寫得非常具體，這個和其他的地方還不一樣，這個表明了這個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藝術性很高的。

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寫宋江，很詳盡地寫出來了宋江的思想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這個發展的過程一開始是忍氣吞聲，從這個忍氣吞聲，發展到忍無可忍，忍無可忍再發展到怒火中燒，從怒火中燒再發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這個閻婆惜殺了。這個過程寫得非常詳細，而且很合理，我們感覺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給我們的，就好像生活一樣的，符合於生活邏輯發展，那是寫得很成功的。

另外，閻婆惜這個人物也寫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進尺。還寫了一個小人物，閻婆惜的媽媽，一個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動的。既狡猾又是很平凡的這么一個人物。他們三個人之間的關系構成得非常的好，這個宋江跟閻婆惜的關系並不好，可是勉強還維持著表面上的一個關系，全靠著閻婆這個人物奔走於兩個人之間撮合，還勉強維系著。最後當然是破裂了，而這個閻婆最後看見女兒被殺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邊，說怎麼怎麼樣。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門口，忽然大叫，宋江殺了人了，她心還是在她女兒一邊，不在宋江一邊。這些地方寫得都是非常好的，這個在以前的文字資料里沒有。

我們現在就要做一個比較，比較是兩個比較：一個《水滸傳》和元雜劇的比較，一個是《水滸傳》和《大宋宣和軼事》的比較。因為元雜劇里邊也寫到了宋江和閻婆惜的事兒。《大宋宣和軼事》里邊也有兩個地方寫到了他們的事。我們就看一看有什麼區別。元代的雜戲寫《水滸傳》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個人物一上場，就是宋江一上場，他有一個上場白、開場白，講我是什麼人，怎麼怎麼樣。那麼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這里邊宋江上場的開場白，究竟是說了些什麼，別的戲里邊，宋江的開場白跟這個呢，差不多，大同小異。我們就用這個做代表，大家聽一聽他這個上場白是怎麼說的。他說幼年我曾經在運城縣做一個把筆司吏。因為帶酒殺了閻婆惜，也就是說他喝醉了酒殺了閻婆惜。腳踢翻蠟燭台，一腳把這個蠟燭台踢翻了。蠟燭台一踢翻就燒了房子，房子一燒就燒死了人，燒死多少人？沒有說，最起碼有一個吧。它是死了人嘛，燒死了以後，他就逃走。逃走以後，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得很緊。宋江就沒有辦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後，怎麼判他呢？兩樣，第一，打四十棍；第二，發配江州。這是元雜劇里邊所寫的。宋江和閻婆惜這段事情，就是這么個說法。這個說法我們拿它來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水滸傳》里邊的描寫來比一比，究竟有什麼區別？這個區別是很大很大，是本質的區別。

這里邊就是要注意兩點：第一點，宋江為什麼要殺閻婆惜？他殺閻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麼？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麼？我們從這兩點來進行比較。根據元雜劇的說法，他殺閻婆惜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這么個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麼呢？第一，殺了閻婆惜；第二，燒了房子；第三，燒死了人；第四，逃走。那麼大家聽一聽，宋江這么四點罪名打了四十棍、發配到江州，我認為這個判得不重。起碼殺死了一個人，燒了至少有一個人，還逃走了，還燒了房子。打四十棍、發配到江州，應該說這個是判得不重的。那麼這樣子的情況，這個宋江對讀者來說，值得不值得同情呢？這里邊有沒有是和非的區別、美和丑的區別、善和惡的區別呢？可以說沒有。這是元雜劇里邊所描寫的宋江和閻婆惜兩個人的關系，兩個人的故事，就是這么一個輪廓。那和現在就不一樣，這是第一個比較。

第二個比較就是拿《水滸傳》和《大宋宣和軼事》來做比較。看看《大宋宣和軼事》是怎麼描寫宋江和閻婆惜的。《大宋宣和軼事》里邊有寫到宋江和閻婆惜有兩點、兩個地方：第一個地方，有一天，梁山上頭晁蓋他們，想起來了宋江對我們很好、有恩義，就派人，派的是劉唐，送給宋江一個禮物，什麼禮物呢？金釵，一對金釵。宋江呢，收下了沒有呢？宋江收下來了，收下以後交給誰了呢？交給閻婆惜，閻婆惜就收藏起來了。那麼這是一個地方寫到的。第二個地方，宋江回家探親，從梁山泊回到家中探親，給父親看病。看完病以後，他就發現閻婆惜和一個叫吳偉的人有不明不白的關系，勾勾搭搭。那麼，他就到了那裡一看，這兩個人摟摟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發沖冠，手起刀落，一刀就把這兩個人殺掉了。這是《大宋宣和軼事》寫的。宋江殺閻婆惜就是這種情況。這些描寫可以說非常地簡單，很簡略，只有骨頭沒有肉。《水滸傳》的描寫是有骨頭有肉。

這個《大宋宣和軼事》的描寫，問題還是出現在：宋江為什麼要殺死閻婆惜，這個原因究竟是什麼。由於《水滸傳》里是寫了晁蓋給宋江寫了一封信，這個信又給閻婆惜看到了。另外給了一百兩黃金，宋江沒有接受。但是《大宋宣和軼事》里沒有這個描寫，只描寫了送了金釵一對，沒有晁蓋給宋江的信。因此就出了一個問題，在《水滸傳》里邊，閻婆惜要挾、威脅宋江的主要是她拿到了這封信。她認為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證，現在沒有了。另外呢，閻婆惜為什麼狠命地要勒索宋江，是因為信里邊說給了他一百兩黃金，實際上宋江沒有，閻婆惜要讓他交出來。現在呢，沒有，就是金釵一對，而且這金釵是交在她的手裡了，他也沒有說這是誰的，她也沒有憑據證明這個金釵是晁蓋，是梁山給宋江的。所以宋江殺她就僅僅是看到了她和吳偉兩個人摟摟抱抱，就把她殺了。那麼也就是說，這個罪名無非就是情殺。《水滸傳》里描寫的這些都沒有了。《水滸傳》里邊說，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地退讓，一共是退讓了三步，最後那個是得寸進尺，最後沒有辦法才把她殺掉的。而這里，這些情節沒有了，就是看見跟一個男的摟摟抱抱，就把她殺掉了，這個說服力不很強，這種描寫沒有能夠感動人，沒有能夠使人引起對宋江的憐憫，對宋江的同情。

《水滸傳》里邊，看了這個故事以後，讀者的同情是給宋江的，讀者的譴責是給閻婆惜的。而在元代雜劇也好、《大宋宣和軼事》也好，沒有了。這些東西都沒有了，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這么個事情，只有骨頭沒有肉的一個故事。那麼這里邊呢，就是有很本質的區別。這個區別就在於，施耐庵在這么只有骨頭沒有肉的基礎上添加了很多肉，這是很有創造性的，是一個大藝術家加進去的，使得這個人物形象豐滿，使得這個故事情節合情合理。那麼也就是說，這個區別就顯示出一個偉大的作家、一個語言文字藝術大師，和一個很普通的記載一個故事的記錄者之間的藝術功力的區別。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有創造性的作家。我認為，在世界文學史上、在中國文學史上，以長篇小說而論，凡是第一流的、偉大的作品，全部都是個人的創作。群眾創作不可能成為偉大的、第一流的，在歷史上占那麼重要地位的作品，積累型的作品。

我們常說知人論事，很可惜我們對《水滸傳》的作者的生平家世卻無從考證，只能是知之甚少了。但這絲毫不會妨礙《水滸傳》的作者成為偉大的、有創造性的作家。那麼我想今天我們聽了劉先生的演講之後，會更好地有助於我們閱讀和理解《水滸傳》，最後讓我們向劉先生的精彩演講表示感謝。（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

B. 三國演義寫於什麼時間

元末明初。

《三國演義》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志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後有嘉靖壬午本等多個版本傳於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崗對《三國演義》整頓回目、修正文辭、改換詩文。

《三國演義》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百年的歷史風雲，以描寫戰爭為主，訴說了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混戰和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最終司馬炎一統三國，建立晉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斗爭與矛盾的轉化，並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群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人物。

(2)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劉世德擴展閱讀

角色簡介：

1、劉備

劉備（161－223），字玄德，蜀漢開國皇帝，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少年織草席為生，後與關羽、張飛於桃園結義為異姓兄弟。

三顧茅廬後，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孫、劉聯合，大敗曹軍於赤壁，又取四郡、進益州、奪漢中，221年在成都稱帝。他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撓，終於成就了一番事業。

2、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郡（今安徽亳州）人，東漢末年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黃巾起義爆發後，拜騎都尉，參與鎮壓起義軍。

此後將漢獻帝迎到許都（今河南許昌），被冊封為丞相，把持朝政，在諸侯征戰中統一了北方。220年正月，病逝於洛陽。後人評價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3、孫權

孫權（182—252），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三國中吳國的開國皇帝。208年，孫權與劉備組成孫劉聯軍，在赤壁共同抗曹，擊敗曹操。

221年，劉備興兵討伐東吳，孫權在夷陵之戰中擊敗蜀軍。229年，孫權稱帝，國號吳。孫權為人有膽有識，知人善任，他對開發中國的南方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C. 閻婆惜為宋江唱的小曲叫什麼名字，

4月3日 《水滸傳》的作者 劉世德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01日 13:02
主講人簡介：
劉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以古代小說和戲曲研究為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兼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研究員，華僑大學教授，湖北大學教授，麗水學院首席教授。
社會職務：中國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會長；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戲曲學會常務理事；《文學遺產》編委，《紅樓夢學刊》編委。
著有《紅樓夢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證》、《夜話三國》、《明代散文選注》、《魏晉南北朝小說選注》等；以及《紅樓夢論叢》（合著）、《中國文學史》（合著）、《中華文學通史》（合著）、《唐宋詞選》（合著）等。主編《古本小說叢刊》、《中國古代小說網路全書》、《古代公案小說叢書》、《三國演義學刊》等。發表論文二百餘篇。
內容簡介：
一部傳世奇書《水滸傳》，給後人留下了諸多難解之謎。《水滸傳》成書於何時？《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施耐庵何許人也？《水滸傳》是民間故事的匯總嗎？書中宋江怒殺閻婆惜和林沖逼上樑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創作嗎？施耐庵究竟在《水滸傳》的成書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劉世德為您揭開《水滸傳》的作者之謎。
《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作品？現在基本上有這么幾種看法：一種看法是明朝人提出來的，他認為是《水滸傳》是宋代的作品。雖然《水滸傳》里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代，但是那畢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頂多說，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話也是南宋的，但是這個話是沒有根據的。第二種看法認為《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這個是在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所遵從的一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現在非常流行的當代學者提出來的，認為《水滸傳》是明代中葉產生的一個作品。這種看法在我看來基本上是說服力還不是很夠。另一種說法，這個書里邊出現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寫的。還有一個說法說這里邊出現了一些兵器，這些兵器根據記載是明代中葉才開始有的，在明代中葉以前根本沒有。再有一個說法，說《水滸傳》寫了大家用銀子，而在元末明初那個時候，在元代不用銀子的，用銀子這個是在明代中葉以後。所以根據以上這幾個情況呢，他們認為是明代中葉的。但是我覺得，第一，他沒有提出證據。第二，銀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個別的情況。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從明朝到現在，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是羅貫中寫的，就是說《水滸傳》的作者是羅貫中；第二種說法，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作的，這個是比較多的一些個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第三種說法，是施耐庵一個人寫的。這個最早也見於明朝人，但是時間比較晚。那尤其是金聖嘆那個本子。流行以後，由於它前邊加了一個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個序是假的，是金聖嘆自己寫的。
施耐庵是什麼時代的人、什麼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跡又怎麼樣呢？非常遺憾。關於施耐庵的生平事跡現在一無所知。我們僅僅能夠確定下來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當時叫做錢塘。我們為什麼斷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為他的合作者可以確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羅貫中。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那麼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當然也是元末明初人。這個作者和時代是這么確定下來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並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號。那麼根據這個線索，可以提出一種看法供大家參考。還不能夠說他是有100％的證據能夠成立，只是供大家參考。就是說，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個戲劇家，寫南戲的。最早我們所知道的，提出這個看法的是屈學大師吳梅。吳梅在他的《故趣助談》這本書里邊說，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
（全文）
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文學館。今天我為大家請來的主講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世德先生，大家歡迎。為什麼中國古代的小說多有一個作者的問題？《水滸傳》的作者是誰？下面我們歡迎劉世德先生為我們演講《〈水滸傳〉的作者》，大家歡迎。
這個《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作品呢？現在基本上有這么幾種看法，首先一種看法是明朝人提出來的，他認為《水滸傳》是宋代的作品，這個是個別的明代的學者說的，當前學術界沒有一個學者接受這種看法。非常簡單，雖然《水滸傳》里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代，但是那畢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頂多說，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話也是南宋的，但是這個話是沒有根據的，是明代學者個別的人想當然的提出來的一種看法，這是第一種看法。
第二種看法，認為《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這個是在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所遵從的一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現在非常流行的，當代的學者提出來的，認為《水滸傳》是明代中葉產生的一個作品，這個系列講座里有個別的學者也持有這種看法，這種看法呢，在我看來基本上是說服力還不是很夠，他們無非就是有這么幾個觀點，一個呢就是說宋江這些人招安以後大多數要麼是殺掉了，要麼是毒死了，要麼是自殺了，說這種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殺功臣以後才可能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是一種看法。這種看法只是一種分析，並沒有證據。另外一點，他為什麼認為是明代中葉才有的？他說明代初年出現了一些個水滸戲，朱有燉寫的。那個情節跟現在的《水滸傳》不一樣，如果說《水滸傳》是在元末明初出現的，為什麼朱有燉的雜劇里邊寫的水滸戲和它會不一樣，所以呢，加以懷疑，那麼這種說法呢，也只是一種懷疑，沒有證據。
再有一種說法呢，就是說這個書里邊出現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寫的。再有一個說法呢，說這里邊出現了一些兵器，這些兵器根據記載是明代中葉才開始有的，在明代中葉以前根本沒有。再有一個說法，說《水滸傳》寫了大家用銀子，而在元末明初那個時候，在元代不用銀子的，用銀子這個是在明代中葉以後。所以根據以上這幾個情況呢，他們認為是明代中葉的。但是我覺得，第一，他沒有提出證據。第二，銀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個別的情況。《水滸傳》那麼厚的一部書，里邊出現了個別的一個名字。比如說明代的地名，你怎麼能夠不排除這是個別人後來的人修改的時候加上去的呢？這么厚的一本書，就那麼一個證據，這個說服力就不強。另外有些武器，有一些用銀子的情況，固然是明代中葉以後才有，但是，這個是根據一些文字記載、一些明朝人的記載提出來的。我們知道有一個情況，就是書面上的記載永遠是落後於社會現實生活的，如果說現實生活里用了銀子了，而書面上沒有反映出來，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服力不是很強的。所以講作者問題之前，我先要講這個時代問題。也就是說它還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這個作者呢，還是元末明初的人，這是我要先講的第一點。
那麼下邊我就要直接講《水滸傳》的作者是誰了。《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從明朝到現在，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是羅貫中寫的，就是說《水滸傳》的作者是羅貫中。那麼這個是在明朝嘉靖萬曆年間，有一些文人的筆記里邊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作的，這個是比較多的一些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見於明朝人的一些筆記，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頭都是這么寫的。每部小說卷一、第一頁，一定有一個作者是誰。這在明朝《三國演義》也好、《水滸傳》也好，都是這樣子的。那麼它們上頭就寫到是施耐庵、羅貫中。而且在一個書目的記載里邊，還說這個《水滸傳》是施耐庵的「的本」，這個「的本」是什麼意思呢？「的」就是確確實實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來的不是後來的，不是冒充的。這個「的本」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從這個題名來看，就是說《水滸傳》它確確實實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編次。編輯的「編」、次序的「次」。編次的意思就是編輯、整理。那麼從這個題名來看呢，《水滸傳》應該主要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呢，幫他整理、編輯而成的。所以說，如果是有兩個作者的話，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羅貫中。我呢，是相信這個說法的。

D. 聊齋研究歷史及現狀

《聊齋志異》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興起，至今已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筆者從評點文本的整理與考辨、評點的思想價值、小說理論價值、評點家、評點史等方面，對這30年的成果進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觀的評述，並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希望對《聊齋志異》評點研究有所推進。

古代的文人墨客，讀書時經常在句里行間，書頭文尾，加以簡要的評語或施以丹黃圈點，用以品藻詩文，抒發體會，人們把這種形式稱作「評點」或「評注」，是中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形式之一。由於其表現形式零碎、不成系統、故一直以來被遺忘在歷史塵埃里。直至20世紀80年代，隨著思想的解放和認識的逐步深入，隨著對「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的深入討論，人們才將關注目光投射到評點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上來。《聊齋志異》評點研究就是隨著這股思潮湧現出的新的學術課題。

通行的是：將與作品連為一體的批評稱之為「評點」，其形式包括序跋、讀法、眉批、旁批、夾批、總批和圈點 [1] (P6)。可以看出，與文本緊密結合的批評是評點的主體，鑒於此，對於只以單篇形式獨立存在、沒有批語與之相呼應的序跋為對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暫不收錄。本文從評點文本的整理與考辨、評點的思想價值、評點小說理論價值、評點家、評點史、評點形式等方面，對近30年的《聊齋志異》評點的研究現狀進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觀的評述，並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希望對《聊齋志異》評點研究有所推進。

一、

在古代，小說地位無法與正統的詩文相比，因而依附於它的「小說評點」，其處境可想而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大量小說評點者的真實姓名湮沒無聞，能夠刊刻隨原著一起傳播的評點本畢竟有限。未被發現的評點本尚且不論，就是被公認為《聊齋志異》評點大家的馮鎮巒和但明倫等評點本的相關資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對評點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顯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雖然王漁洋在《聊齋志異》的傳播及評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由於小說原著版本的復雜性及傳抄過程中的偏差，導致王漁洋評點也出現異文。如萬隆 [5] (P85-93)認為王漁洋批語為32條，而王清平 [6] (P111-115)則堅持是36條。後者立論翔實，論據有力，故較為可信。《〈聊齋志異〉「王評」考述》 [7] (P13-19)一文，對王漁洋評點寫作時間、蒲松齡抄錄王評的形式等加以考證。以上三篇文章無疑為我們認識王士禛評點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張菊如《王批〈聊齋志異〉評價》 [8] (P120-128)發現有正書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齋志異〉》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齋志異〉》，只不過被增刪篡改過。楊海儒 [9] (P136-155)亦對「有正本」提出了質疑，認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經過書商的篡改。這兩篇文章均是經過細心考辨得出的結論，對正確認識「有正本」之發展演變有指導作用。

總的看來，關於評點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需要廣大學者同仁的繼續努力。

二、

該文將評點放到但明倫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其價值，無疑有新穎之處。汪慶元《〈聊齋志異〉方舒岩評點初探》 [12] (P85-98)認為方評多是觸時事而發，他以強烈的愛憎贊揚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統治勢力、封建知識分子的軟弱，小市民的虛榮及其封建道德觀念等等。可見方評的批判力度與廣度要超過其他諸家。該文持論中肯，論證嚴謹，具有參考價值和認識價值。

21世紀以來關於思想方面的學術成果雖然比較少，但研究視角有所拓展。如張稔穰《馮鎮巒、但明倫等對〈聊齋志異〉思想內容的評點》 [13] (P75-83)認為但明倫、馮鎮巒等人的評點與金聖嘆的小說評點比較起來，更重視對作品思想內涵的挖掘。他們評點的依據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評點內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寫到的社會現象等許多方面。陳昌茂、毛翔《論〈聊齋志異〉但明倫評點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14] (P72-77)一文，從對但明倫其名的闡釋入手，對「孝」和「悌」進行分類並加以評述。文章的可貴之處在於作者試圖挖掘但明倫關於「孝悌」思想的現代意義。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張文、張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專著中間偶有涉及，茲不贅述。

三、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觀照小說評點，是當今小說評點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研究比較深入的部分。關注的焦點大致集中在評點包含的創作動機、篇章結構、藝術形象塑造等方面。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利於深化《聊齋志異》的研究，對中國古代小說理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亦有重要意義，也是我們當下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值得參考和借鑒的對象。如孫一珍 [10] (P282-310)總結出但評關於藝術創作的八大辯證關系、塑造藝術形象的十種筆法等，是較早進行《聊齋志異》評點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齋但評特色之我見》承襲了孫一珍的思路，他將藝術形式分為文法和章法兩種，與孫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趙馥的《但明倫小說鑒賞體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視評點零散瑣屑、無系統的觀點，從鑒賞家審美情感之再現、聊齋藝術美之升華、立體化的審美鑒賞體系、聊齋藝術客觀效應之反饋等四個方面闡述了但評的審美體系。這篇文章立論嚴謹，論據明晰，觀點新穎，深化了對但明倫評點的系統化研究。

《馮鎮巒評本〈聊齋志異〉初探》 [16] (P83-89)認為馮氏是把《聊齋志異》當作「小說」來分析和批評的，准確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實與藝術虛構之間的關系，為馮鎮巒其人其事其評點的研究開了一個好頭。在《明清小說評點中的「另類」——馮鎮巒、但明倫等對〈聊齋志異〉藝術規律的發掘》 [17] (P123-130)中，張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說理論史上，馮、但等人對《聊齋志異》的評點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說集體例駁雜的合理性及其審美意義。他們指出了《聊齋》故事的「虛構」特色，分析了「志異」產生的深層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齡塑造鬼狐形象的特點及主要方法，並對一些獨特的「文法」進行了分析和命名。該文材料豐贍，論述詳盡，是一篇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四、評點之傳播價值研究

小說評點的興起和發展是以推動小說的商業傳播為其主要目的，評點幾乎成了小說傳播的一種促銷手段。《聊齋志異》評點的繁榮也離不開這個原因。以往人們只關注評點的理論價值，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視野的擴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行除理論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的研究，如傳播價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獨具慧眼，他認識到了評點的傳播價值和商業價值，認為《聊齋》評點，往往能因評點家的真知灼見而一語中的，起到「傳作者苦心，開讀者了悟」的作用，成為溝通作者和讀者心靈的橋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不容低估的存在價值。文章對這個問題雖著墨不多，但把握准確。這對《聊齋志異》評點的多視角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進入21世紀後，小說評點傳播價值的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據譚帆先生認為，小說評點的傳播價值大致表現為內外兩端。就外在現象而言，表現為小說評點對小說的傳播和普及的促進；就內在形態而言，則表現為評點本身在欣賞層面上對讀者的閱讀影響和指導作用 [1] (P117)。張文 [19]主要著眼點是但明倫評點對讀者閱讀的影響和指導作用，是內在形態的研究。黃曉明 [30]則著眼於評點的外在現象，強調評點活動對《聊齋志異》的文本的改動，以及其地位的不斷攀升中所起的作用。

五、評點家研究

評點家研究是評點內容研究深化的表現之一。關於評點家的生平資料，疑問頗多，鮮有詳備者。故近年來，一部分學者致力於評點家其人其事的考證。八十年代，孫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對但明倫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如吳丕的《但明倫小傳》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齋評論家但明倫》 [32] (P35-37)，就是專門介紹但明倫的文章。吳先生以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但明倫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學造詣的基礎上，對歷史上把但明倫譽為「名賢」和「了不起的軍事家」這一觀點提出異議，並舉出大量的事實證明其「交易退敵術」的荒謬，目的在於讓人們了解真實的但明倫。寇金富則恰恰相反，他是以贊揚為基調，對其所犯過的歷史錯誤則一筆帶過而著重肯定其評點《聊齋志異》所作的貢獻。在繼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山東師范大學張文 [19]又向縱深挖掘，他根據《清朝貢舉年表》、《清朝御史題名錄》、《廣順州志》、《清史稿》等文獻資料，撰寫的《但明倫論》一節，論據充足、可靠，論證邏輯嚴謹，可以看作是關於但明倫比較詳細、客觀、公正的考述，顯示了較高的學術功底。

何金文、胡邦煒的《馮鎮巒評本〈聊齋志異〉初探》 [16] (P83-89)是研究馮鎮巒評點的早期成果。關於馮鎮巒其人其事其文，有簡短介紹，認為「在四川清代的學術史上，馮鎮巒無疑是一個值得發掘的人物。」關於馮鎮巒的籍貫，學者們一般根據其在《讀聊齋雜說》「涪陵馮鎮巒遠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馮鎮巒，字遠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認為是今四川涪陵。據李勝、張勤 [26] (P134-137)考，馮鎮巒之籍貫「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時古稱，實為當時之合州即今日之重慶合川。材料有據，考辨有力，表現出了其相當的學術功力。

《聊齋志異》方評的出現比較晚，關於其作者方舒岩，後人知之甚少。汪慶元的《〈聊齋志異〉方舒岩評點初探》 [12] (P85-98)，根據評點對其籍貫及其評點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測：方舒岩，浙江淳安縣人，他評點《聊齋志異》應該是嘉慶十六年以後的幾年間中的事情。關於方舒岩的研究有待於史料的進一步發掘。呂揚、張菊如、劉世德及董玉洪、孫虎堂、黃曉明、張四妮等人論文中均對部分評點家生平有所介紹。

六、評點史的研究

不容置疑，科學每前進一步，都是以繼承吸收前人成果為基礎的，因此對清人研究成果進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呂揚的《〈聊齋志異〉研究史話》 [33] (P90-94)、趙伯陶《讀〈聊齋〉札記——〈聊齋〉清人舊評芻議》 [34] (P71-83)、黃洽的《自出手眼，別開天地——清人〈聊齋志異〉的評點述說》 [35] (P72-75)等均是運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宏觀介紹了清代《聊齋志異》的評點情況或研究情況，但論述各有側重。呂揚以宏觀的視野，把《聊齋志異》三百多年的研究史進行梳理，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一是為「志異」正名時期。如高珩、唐夢賚等人對「子不語」派的批判；二是從《聊齋志異》成書到馮評出現，這個時期的評點和評論大多是放在對蒲的創作意圖和小說藝術成就的探討上；三是評點期。這個時期評點本大量出現，對《聊齋志異》展開了全面的研究。黃洽則是從評點內容著手，將清人《聊齋志異》評點也分為三個方面，分別是為《聊齋志異》正名、對小說思想價值的揭示、對小說創作特色的分析。這兩種分法各有其合理之處，對我們系統了解《聊齋志異》評點的總體概況有一定幫助。

據盛偉 [36] (P75-80)先生統計，現存《聊齋志異》評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們議論紛紛。如何用一種較為合理的標尺為參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與價值？趙伯陶找到了「小說評點派」這把尺子。他從小說評點派的角度觀照諸家評點，認為王漁洋與馮鎮巒、何守奇、但明倫三家不同，是文人興之所至下的筆墨，而三家評點亦各有軒輊。馮評重在宏觀把握，但評顯示了卓越的藝術鑒賞力，往往於微觀之處見精神。何評較馮、但二家為單薄，但其閃光之處也值得玩味。綜觀四家評點，作者可謂是抓住了它們的主要特色。亦有學者就某一家評點的研究情況進行梳理分析，比如張文的《但評研究綜述》 [37] (P8-11)，就是針對近30年但明倫評點研究成果的歸納總結。

七、評點形式的研究

近30年關於「評點」批評方式本身特徵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集中在對評點形式、評點方法的探索與總結以及評點語言特色等問題。評點具體形式包含哪些，歷來觀點不一。如黃曉明 [30]認為《聊齋志異》評點的形式包括：1、序跋；2、邊緣批語；3、行間批語；4、本文後總批，包括作者自評；5、強調符號；6文後附錄；7、插圖等。筆者認為這種分法將評點的外延過度擴大，消解了「評點」之所以為「評點」的特性。孫樹木《淺談馮鎮巒對〈聊齋志異〉的評點》 [38] (P69-71)一文中，對馮評中大量的夾評予以觀照，並歸納出比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馮鎮巒常用的評點方法。對於各家評點的語言特色，亦有學者關注，如張文 [19]對但明倫評點語言的特色的挖掘，認為但評有「評點細致、富有層次、語帶禪機、幽默風趣、擅長譬喻，有詳細的論述」等諸多優點。張四妮 [20]歸納總結了馮鎮巒敘事簡潔、喜用典故、語言容量大的特點。與其他問題相比較而言，評點形式的研究有待於進一步的拓展。

八、影響評點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學是文化之花。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和審視《聊齋志異》諸家評點，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現，也是研究向多元、現代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視角較少為人注意，值得認真研究。

今之學者蔣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關注評點本身的拘囿」，將關注的目光擴展到整個清代的文化史，特別是清代的學風。認為清代的經世致用、考據、崇尚古文之風深深影響了《聊齋志異》的評點。他指出「在清代學風的文化背景之下觀照《聊齋志異》評點，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把握《聊齋志異》評點的理論價值，並進一步探討小說評點(尤其是文言小說評點)在理論史上的獨特地位。毋庸諱言，這也有利於我們准確而深入地理解飽含蒲松齡『孤憤』之情的《聊齋志異》的深刻內涵。」文章視野寬廣，闡釋精深，論述詳密，考證謹嚴，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董玉洪 [40] (P86-87)亦是從文化層面上去探索影響《聊齋志異》評點勃興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說評點形式的成熟和《聊齋志異》本身批判現實和崇尚真情的題材魅力共同促成《聊齋志異》評點的勃興及廣泛傳播。將《聊齋志異》評點放在小說評點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維坐標上去予以定位，這樣的嘗試有利於正確認識和評價《聊齋志異》的價值。除此之外，黃曉明、張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這一問題。

九、回顧與展望

近三十年來，《聊齋志異》評點雖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不乏見解新穎、學術價值較高的論著。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不足，有些論文缺乏對研究的推進作用和對他人的啟發意義。研究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還有待深入探討，甚至有待於新的突破。

1、新資料的發現和整理。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資料的突破往往會帶來研究的新進展。《聊齋志異》一些評點本尚有許多相關基礎資料不詳，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間，因此還需要學者們進一步的努力。

2、研究范圍的進一步拓展。探究范圍的大小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有直接的關系。既有的成績並不表明我們的研究范圍已經窮盡了。因為客觀方面，有許多材料有待發掘或正在被不斷發現；主觀方面，與研究者的思維、視野的轉變和拓展有關系。以現有成果來看，新世紀以來，研究者們往往將目光鎖定在馮評、但評上。而其他各家有的僅僅是整理出來而沒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紹的文字，我們理應發掘其有價值的資源。

3、更新和改進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從小說理論角度看評點，對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缺乏關注。評點在中國小說史上雖然是以「批評」的面貌出現的，但其實際所表現的內涵遠非文學可以涵蓋。今之學者應當建立在對新學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礎上，把小說評點從以往純作理論批評研究的狹隘視角中解放出來，研究影響《聊齋志異》評點產生的文化、社會、經濟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價值。

十、結語

小說評點是中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形式，對其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必定會推進中國小說理論的建設和特色文學理論的建設。《聊齋志異》是中國古典名著之一，在國際上也有重要的影響。關於它的評點理應得到重視。

E. 三國演義相關書目搜索

小傢伙，是寫畢業論文吧？看看下面的，給你找了些。唉怎麼現在的學生還和我那時侯一樣啊，我兩年前也是這樣，先寫論文，然後隨便找幾本書寫上做「引文」出處。

一、英文：
1．賽珍珠著《中國小說》，1939年分別由紐約約翰戴伊出社及倫敦麥克米蘭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紐約哈斯克爾豪斯出版社再版。
此書是賽珍珠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講演，著重論述了作為民間文學的小說特點，分析了《水滸傳》、《三國演義》及《紅樓夢》三部小說的特點。
2．菲茨傑拉德著《成為顛覆力量的中國小說》，載《明鏡季刊》第10期(1951年，259—266頁。)
研究《三國》與《水滸》兩部小說，認為這兩部小說有社會批評的作用，成為舊中國社會中的一種顛覆力量。
3．克倫普著《平話與三國志的早期史》，載《美國東方學會會志》71(1951年249—256頁)。
4．魯爾曼著《中國通俗小說與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收入阿瑟·賴特編輯的《儒家學派》一書(141—176頁)，此書1960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又收入賴特編輯的《儒學與中國文化》一書（122—157頁），此書1964年由紐約文學協會出版。
本文分析了中國通俗小說中將、相、書生等各種英雄人物類型，並分析了這些人物所反映的中國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的政治、道德等情況。
5．哈南著《中國小說與戲劇的發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編輯的《中國遺產》一書（115一143頁），此書1964年由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書論述了中國小說從口頭文學直到二十世紀的發展歷史， 著重論述《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游傳》、《金瓶梅》、 《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小說的形成，並論述中國戲曲里取材於小說的各種人物典型。
6．夏志清著《三國演義》一文，收入其所著《中國古典小說評介》一書（37一74頁），此書1968年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杜出版。
此書是對六部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包括有關史料、書目、小說作者介紹、對傳統小說結構、風格、人物、、情節、主題的分析等。
7．波特·愛德華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諸葛亮與蜀漢》，1968年發表於芝加哥大學。
本文主要研究歷史上的諸葛亮，同時概要地論述了小說的演進、小說的歷史背景以及小說對歷史人物的觀點，並專節分析了《赤壁之戰》。
8．楊聯升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作為三國演義來源的三國志》， 1971年發表於斯但福大學。
9．多列澤羅瓦——維林格羅瓦，米列娜著《評李福清（中國講史與民間傳統的關系：三國演義口頭的與書籍的異體）》。載CHNOPERL Papers,第4期（1974年，53一58頁）。
10．柳存仁著《羅貫中歷史小說的真實性》一文，收入《保羅·德米維爾先生漢學文集》一書第二卷（231一296頁），此書1974年由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11．克羅爾，保爾·威廉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曹操的肖像：人與虛構的故事），1976年發表於安阿伯密執安大學。
本文論述了曹操作為官員，詩人，戲劇人物的情況，分析了曹操在歷史上與文學作品中的不同形象，並分析了《三國演義》 的特點。
12．羅所，戈登·維克托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戲劇角色關羽：兩部元代戲劇的評論》，1976年發表於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
13．王靖字著《中國傳統小說的意義與生命力的循環》一文，收入捷克漢學家普什克教授著《中國文學史研究》一書（275一 301頁），此書1976年由巴黎高等中國學研究學院出版。
14．楊聯升撰寫《羅貫中》辭條，收入卡林頓·古德里奇等編輯的《明代傳記辭典》（1368一1644）一書卷1（978一980頁）， 此書1976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15．楊聯升著《三國演義研究》，即將在美國出版。
本書著重研究《三國演義》的主題、人物塑造、版本考證等， 並評價了《三國》這部歷史小說的優缺點。
16．楊聯升著《毛宗崗》，此書即將由波士頓特懷恩出版社出版，列入特懷恩人物傳記叢書。
17．李培德著《三國與水滸的敘事體模式》一文，收入普安迪編輯的《中國敘事體文學評論集》，此197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文著重論述《三國》及《水滸》的結構。
18．楊聯升、李培德等合編的《中國古典小說》，1981年由倫敦豪爾公司出版。
此書提供國外翻譯，研究《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的資料。

二、俄文
1．謝瑪諾夫評介巴拿休克俄譯本《三國》一文，載《外國文學》6月號，1955年（199一204頁）。
2．丘布科評介巴拿休克俄譯本《三國》一文，載《旗》8月號， 1955年（202一203頁）。
3．基多維奇譯評《曹操詩作》，載《星》第8號1973年193頁。
4．李福清著《中國敘事文學的歷史發展問題》1964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
5．李福清著《中國講史與民間傳統的關系：三國演義口頭的與書籍的異體》。

三、日文
1．奧野信太郎著《論三國志演義》，載中央公論社五十四卷九號，詔和十三年（1938）。
2．荒井瑞雄著《關於毛聲山》，載漢學會雜志八卷一號，昭和十五年（1940）。
3．小川環樹著《毛聲山評本與李笠翁評本》，載神田博士還歷紀念書志學論集，昭和三十二年（1957 ） 11月， （615一623頁）。
4．志田不動鷹著《釋三國演義》，載研究（文學篇）二三。 1961年2月（1一16頁）。
5．高橋繁樹著《三國雜劇與三國平話》①——「虎牢關三戰呂布」，載中國古典研究19，1973年6月（119一133頁）。
6．高橋繁樹著《三國平話與三國雜劇》②——「連環計的虛構」，載目加田誠博士古稀紀念中國文學論集，1974年10月(287—407頁)。
7．蘆田孝昭著《三國平話的結構與文體》，載目加田誠博士古稀紀念《中國文學論集》1974年10月(409—427頁)。
8．中缽雅量著《三國演義的表現手法》，載愛知教育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23，1974年4月(29—43頁)。
9．立間詳介著《關於三國演義的「七實三虛」》，載橋論叢78—3，1977年9月(1一16頁)。

四、朝文
1．丁范鎮著《枕中記研究——特別與三國遺事傳說故事一關聯》，載大東文化研究2，1966年6月(111—142頁)。
2．李慶善著《三國志演義中的英雄群像》，載漢陽大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69年5月(9—25頁)。
3．金時俊著《三國演義考》，載漢城大學校教養課程部論文集(人文·社會科學篇．)1，1969年5月(144一164頁)。
4．李慶善著《三國志演義對韓國文學的影響》，載論文集(漢陽大學校)5，1971年7月(9—50頁)。

附、港台版
1．王止峻著《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載醒獅6—8，1968年8月(20頁)。
2．柳存仁著《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1，1976年12月(169—232頁)。
3．柳存仁著《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1967年香港龍門書局出版

：①原載《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1929年），先後收入鄭氏《中國文學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鄭振鐸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②參見張穎、陳速：《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5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何滿子：《在評價〈三國演義〉的文學成就以前》，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

④丘振聲：《萬古雲霄一羽毛——諸葛亮藝術形象的生命力》，載《文學評論》1985年第1期。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見注③。

⑤黃鈞：《欲與天公試比高——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淺議》，載《〈三國演義〉與荊州》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⑥傅繼馥：《〈三國〉人物是類型化典型的光輝範本》，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

⑦劉上生：《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第3章，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⑧詳見拙作《〈三國〉人物數更多》，載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報》。

⑨詳見拙作《〈三國演義〉究竟寫了多少人物》，載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先後收入拙著《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⑩小川環樹：《中國小說史研究》，日本岩波書店1968年。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亦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馬蘭安：《〈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1985年歐洲《通報》；金文京：《〈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日本《集刊東洋學》第61號；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號；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日本《東洋文化》第71號。以上文章的中文譯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F.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的2006年首批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7月17日向社會公示首批推選出的47位學部委員。這次公示的學部委員，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做出重大成就和突出貢獻、學術水平為國內或國際學術界公認、作風正派、學風優良的在職知名學者。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推選出95位榮譽學部委員 ，他們是在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對社會科學做出傑出貢獻的離職資深學者。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介紹，社科院設立學部，推選學部委員，作為院內最高學術職務和榮譽稱號，不是接續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陳奎元說：「中國社科院推舉學部委員，著眼於肯定社科院資深的或有突出貢獻的研究人員的成就和價值，培育和鼓勵社科界學者刻苦鑽研、自強不息的精神，並逐漸形成風氣。」 95名榮譽學部委員名單及簡介如下。 學部委員、榮譽學部委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最高學術稱號。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該院在職學者，後者為該院離退休學者。 姓名出生年月籍貫所屬部門及職務研究領域丁偉志1931-山東濰縣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思想史、史學理論 丁守和1925-2008河北望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近代史於光遠1915-上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哲學於祖堯1933-安徽天長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黨委書記政治經濟學仇士華1932-江蘇如皋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孔繁1930-山東東平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王仲殊1925-浙江寧波考古研究所所長漢唐考古學、日本考古學王慶成1928-浙江嵊縣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國史王貴宸1929-吉林四平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業經濟王耕今1911-2007河北南宮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農業經濟鄧紹基1933-江蘇常熟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文學劉世德1932-北京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文學劉海年1936-河南唐河縣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律史、法治與人權理論劉起吁1917-河南安化歷史研究所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劉楠來1933-江蘇丹陽法學研究所國際海洋法、國際人權法劉魁立1934-天津靜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民間文學、民俗學呂大吉1931-四川達縣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學朱寨1923-山東平原文學研究所中國當代文學朱大渭1931-四川西充歷史研究所中國魏晉南北朝史朱紹文1915-江蘇鎮江經濟研究所外國經濟思想史何方1922-陝西臨潼日本研究所所長國際問題、中共黨史何乃維1930-吉林吉林農村發展研究所生態經濟、林業經濟何振一1931-遼寧海城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財政稅收何齡修1933-湖南湘鄉歷史研究所清史余繩武1926-2009江蘇揚州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關系史余敦康1930-湖北漢陽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哲學佟柱臣1920-遼寧黑山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邊疆民族考古吳元邁1934-安徽歙縣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俄蘇文學、文學理論吳宗濟1909-2010山東濟寧語言研究所語言學、語音學吳承明1917-河北灤縣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吳家竣1932-北京工業經濟研究所產業經濟學張炯1933-上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理論批評、當代文學張長壽1929-上海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張守一1931-湖南嶽陽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學張澤咸1930-湖南寧鄉歷史研究所漢晉唐時期經濟政治史張振鵾1926-河北正定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關系史張椿年1931-江蘇溧陽世界歷史研究所歐洲史李琮1928-遼寧錦州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國際經濟關系李奇（女）1913-2009河北饒陽哲學研究所倫理學李步雲1933-湖南婁底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學理論、憲法學李道揆1919-2007河南信陽美國研究所美國政治杜榮坤1935-上海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西北民族史、民族學杜繼文1930-山東青島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無神論楊天石1936-江蘇興化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史楊季康（女）1911-北京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楊曾文1939-山東即墨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汪海波1930-安徽宣城工業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汪敬虞1917-湖北蘄春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史谷源洋1934-遼寧大連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發展經濟學邵榮芬1922-安徽壽縣語言研究所漢語音韻學、詞彙學陸學藝1933-江蘇無錫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理論、農村發展陳燊1921-浙江溫州外國文學研究所俄蘇文學陳之驊1934-浙江杭州世界歷史研究所俄蘇歷史陳樂民1930-2008北京歐洲研究所原所長國際政治、歐洲文明陳啟能1934-上海世界歷史研究所史學理論、俄國史陳寶森1924-北京美國研究所美國經濟陳棟生1935-湖北應城工業經濟研究所區域經濟、產業布局陳筠泉1935-浙江海寧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陳毓羆1930-2010湖北武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文學周定一1913-湖南炎陵語言研究所近代漢語巫白慧1919-香港哲學研究所印度哲學、梵語學龐朴1928-江蘇淮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金宜久1933-上海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柳鳴九1934-江蘇南京外國文學研究所法國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胡慶鈞1918-湖南寧鄉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學趙人偉1933-浙江金華經濟研究所經濟轉型、收入分配趙風歧1930-遼寧彰武哲學研究所辯證唯物主義、辯證法姚介厚1940-浙江杭州哲學研究所古代希臘羅馬哲學、當代歐美哲學駱耕漠1908-2008浙江臨安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政治經濟學徐葵1927-上海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蘇聯東歐問題徐蘋芳1930-山東濟南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徐崇溫1930-江蘇無錫哲學研究所國外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浦壽昌1922-江蘇無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塗紀亮1926-貴州遵義哲學研究所現代西方哲學賈芝1913-山西襄汾民族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民間文學資中筠1930-上海美國研究所美國研究郭松義1935-浙江上虞歷史研究所清史、中國社會史錢中文1932-江蘇無錫文學研究所文學理論、俄蘇文學高恆1930-湖北老河口法學研究所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高莽1926-黑龍江哈爾濱外國文學研究所俄蘇文學高滌陳1930-遼寧康平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流通經濟理論、貿易經濟梁存秀1931-山西定襄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德國古典哲學黃心川1928-江蘇常熟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印度哲學及佛教、宗教文化黃紹湘（女）1915-湖南臨澧世界歷史研究所美國史葛佶（女）1929-浙江平湖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董衡巽1934-浙江餘姚外國文學研究所美國文學道布1934-河北承德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蒙古語、民族語文政策照那思圖1934-2010內蒙古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蒙古語言學、八思巴字及其文獻蔡美彪1928-天津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史、蒙古史樊亢（女）1924-河南衛輝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史樊駿1930-2011上海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戴園晨1926-浙江海寧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學瞿同祖1910-2008湖南長沙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史、中國法律史

G. 鄧紹基先生語錄

為人處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濟天下的抱負，或求獨善其身的結果。相對來講，後者易，前者難；兩者得兼，難上加難。凡有兼濟天下情懷的人，做事總是先為他人著想。這個「為」字，便讀作去聲。鄧紹基先生做事，就總是先為他人著想，幾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這不容易。他長期擔任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工作，識大體，顧大局，謙和待人，嚴於律己。這幾乎是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的共同看法。
我八十年代後期在文學所攻讀博士研究生，就多次聽到所里老師稱贊鄧先生。留所工作之後，與鄧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觸。最初的印象，鄧紹基先生很有學者風度，器宇軒昂，眉目之間流露出來的謙和與自信，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後，盡管他年事已高，還是有很多年輕的學者，說起鄧紹基先生，都嘖嘖贊嘆，說他是文學所的品牌和驕傲。
開始的時候，你會覺得他不易親近。時間久了，你會發現，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講究方式，讓每個人都覺得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他面前，你不會有壓力，不會有顧忌，更不會掖著藏著，把話憋在心裡。每次向他求教問題，他總是循循善誘，娓娓而談，沒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學者風度。古人說，如沐春風，大約就是這種情境吧。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誰能沒有煩心的事，但是所里人都說，幾乎沒有人看見他紅過臉。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當然生氣，也有所表達，但絕不失雅量。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鄧紹基先生主持了很多集體項目，他總是邀請年輕同志參加，遇到問題，他從不以長輩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換意見。他是主編，完全有理由修改晚輩文字，但是他很少這樣做，總是謙遜和善地提出建議，讓作者修改，然後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學研究所，鄧紹基先生這一代學者，處在承前啟後的位置。他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老一代學者，頗得前賢濡染。《王伯祥日記》記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領導非常尊重老專家老學者，他們常常到王伯祥、俞平伯等老學者家中看望，虛心徵求他們的批評意見和建議。這些老先生到所開會，所里會有專車接送，甚至工資和信件也派人送到家中。鄧紹基先生那一代學者繼承了這個傳統，六十年代以來，每到春節，鄧紹基、曹道衡等先生總會結伴去看望所里的前輩，通常還要帶上幾個年輕同志前往。而今，這個傳統依然在延續。去年春節，我們還到家中看望鄧紹基先生。沒有想到，一個多月以後，他就與世長辭了。
鄧紹基先生一生待人熱情，做事低調，很怕麻煩別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時候，別人幫他做了一點點小事，他總是放在心上，有機會一定通過不同方式表達感謝，溫文爾雅，恰到好處。他對別人的請求，也總是盡力協助解決，絕無推衍。他重病期間，我們去醫院看望，他總覺得給別人帶來麻煩，不願意打擾大家。他去世後，家屬尊重他的遺願，一切從簡，幾乎是悄無聲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一年來，鄧紹基先生的身影總是浮現在我的眼前，好像還和藹地看著我們，不時會像朋友聊天一樣，半眯著眼睛，率意地表達他自己的想法。我近來常常想，有這樣的忠厚長者在，真是我們的福分。而今，他人走了，但是他的情和意，永遠留在了我們的心裡。
二
鄧紹基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工作，研究內容涉及面很廣，在唐代詩歌、元代文學、中國古代戲曲、中國古代小說等研究領域都建樹頗豐，尤其在古代戲曲研究領域，成就卓著；關於近代文學、現當代文學也發表過系列學術論文，成就令學界矚目。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紅樓夢論叢》（與劉世德、陳毓羆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杜詩別解》（中華書局1987年版），主編《元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等，發表論文二百多篇，主要收錄在《古典戲曲評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學者文庫《鄧紹基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中。
鄧紹基先生的學術特色，可以用專、寬、通三個字來概括。
首先是他的專。我們從剛剛出版的《古典戲曲評論集》後記中知道，早在1948年，鄧紹基先生還在常熟中學讀書時，就在無錫當地報紙上開辟「舊劇新話」專欄，發表劇評。就讀復旦大學後，在趙景深、劉大傑等前輩學者鼓勵下，他較早決定以元代戲曲方面作為自己專攻方向。從五十年代開始，他就陸續發表了《從〈竇娥冤〉的不同版本引出的幾個問題》、《白樸三題》、《關於馬致遠的生平》、《〈漢宮秋〉校讀散記》、《王實甫的活動年代和〈西廂記〉的創作時間》、《元雜劇版本探究》、《〈元曲選〉的編纂和刊刻時間》、《〈元曲選〉的歷史命運》、《規范與實踐：文學古籍校勘工作漫議》等論文，涉及元雜劇的內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張，如元曲「四大愛情劇」說，如文學古籍尤其是戲曲小說典籍，不能簡單地套用傳統的經史校勘的方法，必須考慮到他案頭閱讀與表演腳本的差異。這些論斷，援據精博，多為學術界所認可。
由元雜劇研究，延伸到元明清文學研究，作為中國文學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學史》就是由他主編的，這是百年來第一部關於元代文學的全面系統的論著，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關於〈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問題商兌》以及立足於明清戲曲小說的主題學研究論文《典實與傳說：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張騫故事》、《評說離魂型、還魂型和純一人鬼相戀型文學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論著。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慶時期「三大傳奇」和清初「吳縣作家群」等重要觀點，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
如果從1948年開始算作他涉獵戲曲領域的話，到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古典戲曲評論集》，鄧紹基先生在古典戲曲小說領域，辛勤耕耘長達六十五年之久。真可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其次是他的寬。我們都知道，鄧紹基先生是我國古典戲曲小說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七十年代又潛心於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匯集而成《杜詩別解》。他還長期關注近、現代文學，發表了《五四以來繼承文學遺產問題的若干回顧》、《五四文學革命與文學傳統》、《文化論爭與學人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若干論爭的再認識》、《關於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國學的新研究與陳獨秀的偏激——兼評五四新文化運動『斷滅』傳統觀》等論文，提出了「俠義公案小說」等重要觀點和命題，對於近代文學研究也作出了貢獻。他還把自己的研究觸角延伸到當代，「文革」前就發表過《近十年來老舍的話劇創作》和《評〈海瑞罷官〉》等。此外，他對先秦文學（如《先秦散文和言簡意約》）、漢魏六朝文學（如《〈史〉〈漢〉隨筆》、《讀謝靈運詩歌札記》）、唐宋文學（如《關於杜甫的世系問題》、《關於杜甫的卒年卒地問題》、《李賀〈秦王飲酒〉釋義商兌》）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論述，多要言不煩，見解獨到。
再次是他的通。六十年代他就參與了余冠英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八十年代又主編了十四卷本《中國文學通史》，至九十年代，與張炯、樊駿先生合作組織編寫《中華文學通史》，實現了學術界期盼多年文學史研究的「三通」，即在時間上，古今文學打通；在空間上，各民族文學打通；在體裁上，各種文體打通。此外，他還參與主編了《中華文學通典》和《中國大網路全書·文學卷》及《古本戲曲叢刊》等。在從事文學史研究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著文學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思考著古代文學學科建設問題。早在1956年，他就發表《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1956年4月15日《光明日報》），當時他剛二十齣頭，就針對當時學風方面問題發表自己看法。此後，陸續發表了若干宏觀研究方面的論文，如《我對探索文學史規律的看法》、《永遠的文學史》、《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學史研究的三個階段》、《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一點思考》、《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文藝理論的發展》、《關於建立近代戲曲文學學科的問題》等，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以及古代文學研究的范圍、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導意義。
鄧紹基先生的這些綜合性學術成就，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發顯示出難得的價值。
三
鄧紹基先生是江蘇常熟市人。1951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53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畢業後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他在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崗位上度過了四十五個春秋。「文革」前，他曾任中共文學所總支副書記、代理學術秘書、古代文學研究組副組長、近代文學研究組（籌）組長、《文學知識》編委會常委等。「文革」後歷任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輯部負責人、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主任、文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
可以說，他的一生是與文學研究所發展建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是繼文學所創始人鄭振鐸、何其芳之後第二代學者的領軍人物，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他是何其芳主政時期的重要骨幹成員，「文革」後又一直在科研前線運籌帷幄，組織協調，卓有成效，受到所內外同仁的廣泛尊重。文學所能夠在學術界產生的影響，與鄧紹基先生的努力工作有著密切關系。
在何其芳所長的引導下，他參與了文學研究所很多重大學科建設和學術活動。在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時候，鄧紹基先生在回憶文章《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中談到，鄭振鐸、何其芳在籌建文學所時確立了四個方面的工作重點：第一是系統的中外文學理論建設，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寫，第三是編選具有大型文獻功能的《古本戲曲叢刊》和《古本小說叢刊》，第四是編選一套歷代詩歌選本，並且要由著名學者來選編。今天來看，建所之初所確定的這四個方面的業務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鄧紹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論建設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議下，由葉水夫牽頭，編輯出版兩輯《蘇聯文藝理論譯叢》。1961年，在何其芳領導下，制定了三套名著叢書的編選計劃，包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學理論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等，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世界各國的美學及文藝學理論著作，為我國文藝理論界提供參考資料。正是在前輩的感召下，鄧紹基先生特別重視理論，撰寫了《建國以來關於繼承文學遺產的一些問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提高古代文學研究水平》、《毛澤東與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論文，體現了他對古代文學研究乃至整個文學研究的戰略性思考，至今讀來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如文學史論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幾部古代文學史外，還有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等。如前所述，鄧紹基先生重視基本文獻，又有理論修養，他的思考就比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實的業績。
如大型文獻匯編方面，《古本戲曲叢刊》到鄭振鐸1958年不幸遇難前，已出版四輯共400多種作品。其餘各輯，我們正在組織力量重新編纂。《古本小說叢刊》、《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業已陸續出版。其中《古本戲曲叢刊》的編纂意義，鄧紹基先生在《〈古本戲曲叢刊〉的文獻價值》一文有詳細的介紹，這是他親自參與這項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歷代選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樂府詩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王伯祥先生的《史記選》，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學者主持下編選的《唐詩選》等文學讀本先後問世，印行數十萬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鄧紹基先生受此影響，也獨立編選《金元詩選》，主編《元詩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義。
在中國學術史上，向來有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分別，多數學者追求為己之學，視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鄧先生的性情資質與學術理想，他完全可以堅守自己的學術園地，精耕細作，成為某一領域的第一流專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著走，不得不騰出大把時間用於學術組織與行政協調，時常會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的焦慮不安，也暗羨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悠閑自在。盡管如此，他從來沒有因為個人的興趣而耽擱工作。這一點，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們從回憶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領導崗位後，沒有時間從事創作，頗感不安，多次說到，「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寫」。他還對那種無休無止的會議，深感厭煩。但是，他受黨教育多年，只能服從工作的調遣。鄧紹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說過，行政工作可能會耽誤業務學習，但是從大局考慮，從長遠考慮，這種犧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選擇。文學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鄧紹基先生那樣的「雙肩挑」幹部，代代傳承，默默奉獻，克盡厥職，照亮他人。在當今這樣一個特別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他們的為人、為學風范，越發顯得珍貴，越發叫人感念。
今天，我們紀念鄧紹基先生，不僅僅是紀念他個人，也讓我們有機會回顧老一代學者為文學所發展建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我在紀念文學所成立六十周年時撰寫的《追尋文學所精神》一文中曾寫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鑽仰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必須遵循的原則，是這種工作作風的核心所在。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六十年來，文學所艱辛地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自己的傳統」。鄧紹基先生可以說是繼承這種傳統精神的一個典範，值得我們學習。

H. 急求夏志清著《三國演義》一文的全文（英文和中文）賽珍珠的 中國小說（中英文都要）

一、英文：
1．賽珍珠著《中國小說》，1939年分別由紐約約翰戴伊出社及倫敦麥克米蘭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紐約哈斯克爾豪斯出版社再版。
此書是賽珍珠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講演，著重論述了作為民間文學的小說特點，分析了《水滸傳》、《三國演義》及《紅樓夢》三部小說的特點。
2．菲茨傑拉德著《成為顛覆力量的中國小說》，載《明鏡季刊》第10期(1951年，259—266頁。)
研究《三國》與《水滸》兩部小說，認為這兩部小說有社會批評的作用，成為舊中國社會中的一種顛覆力量。
3．克倫普著《平話與三國志的早期史》，載《美國東方學會會志》71(1951年249—256頁)。
4．魯爾曼著《中國通俗小說與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收入阿瑟·賴特編輯的《儒家學派》一書(141—176頁)，此書1960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又收入賴特編輯的《儒學與中國文化》一書（122—157頁），此書1964年由紐約文學協會出版。
本文分析了中國通俗小說中將、相、書生等各種英雄人物類型，並分析了這些人物所反映的中國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的政治、道德等情況。
5．哈南著《中國小說與戲劇的發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編輯的《中國遺產》一書（115一143頁），此書1964年由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書論述了中國小說從口頭文學直到二十世紀的發展歷史， 著重論述《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游傳》、《金瓶梅》、 《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小說的形成，並論述中國戲曲里取材於小說的各種人物典型。
6．夏志清著《三國演義》一文，收入其所著《中國古典小說評介》一書（37一74頁），此書1968年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杜出版。
此書是對六部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包括有關史料、書目、小說作者介紹、對傳統小說結構、風格、人物、、情節、主題的分析等。
7．波特·愛德華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諸葛亮與蜀漢》，1968年發表於芝加哥大學。
本文主要研究歷史上的諸葛亮，同時概要地論述了小說的演進、小說的歷史背景以及小說對歷史人物的觀點，並專節分析了《赤壁之戰》。
8．楊聯升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作為三國演義來源的三國志》， 1971年發表於斯但福大學。
9．多列澤羅瓦——維林格羅瓦，米列娜著《評李福清（中國講史與民間傳統的關系：三國演義口頭的與書籍的異體）》。載CHNOPERL Papers,第4期（1974年，53一58頁）。
10．柳存仁著《羅貫中歷史小說的真實性》一文，收入《保羅·德米維爾先生漢學文集》一書第二卷（231一296頁），此書1974年由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11．克羅爾，保爾·威廉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曹操的肖像：人與虛構的故事），1976年發表於安阿伯密執安大學。
本文論述了曹操作為官員，詩人，戲劇人物的情況，分析了曹操在歷史上與文學作品中的不同形象，並分析了《三國演義》 的特點。
12．羅所，戈登·維克托的哲學博士論文，題為《戲劇角色關羽：兩部元代戲劇的評論》，1976年發表於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
13．王靖字著《中國傳統小說的意義與生命力的循環》一文，收入捷克漢學家普什克教授著《中國文學史研究》一書（275一 301頁），此書1976年由巴黎高等中國學研究學院出版。
14．楊聯升撰寫《羅貫中》辭條，收入卡林頓·古德里奇等編輯的《明代傳記辭典》（1368一1644）一書卷1（978一980頁）， 此書1976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15．楊聯升著《三國演義研究》，即將在美國出版。
本書著重研究《三國演義》的主題、人物塑造、版本考證等， 並評價了《三國》這部歷史小說的優缺點。
16．楊聯升著《毛宗崗》，此書即將由波士頓特懷恩出版社出版，列入特懷恩人物傳記叢書。
17．李培德著《三國與水滸的敘事體模式》一文，收入普安迪編輯的《中國敘事體文學評論集》，此197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文著重論述《三國》及《水滸》的結構。
18．楊聯升、李培德等合編的《中國古典小說》，1981年由倫敦豪爾公司出版。
此書提供國外翻譯，研究《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的資料。

二、俄文
1．謝瑪諾夫評介巴拿休克俄譯本《三國》一文，載《外國文學》6月號，1955年（199一204頁）。
2．丘布科評介巴拿休克俄譯本《三國》一文，載《旗》8月號， 1955年（202一203頁）。
3．基多維奇譯評《曹操詩作》，載《星》第8號1973年193頁。
4．李福清著《中國敘事文學的歷史發展問題》1964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
5．李福清著《中國講史與民間傳統的關系：三國演義口頭的與書籍的異體》。

三、日文
1．奧野信太郎著《論三國志演義》，載中央公論社五十四卷九號，詔和十三年（1938）。
2．荒井瑞雄著《關於毛聲山》，載漢學會雜志八卷一號，昭和十五年（1940）。
3．小川環樹著《毛聲山評本與李笠翁評本》，載神田博士還歷紀念書志學論集，昭和三十二年（1957 ） 11月， （615一623頁）。
4．志田不動鷹著《釋三國演義》，載研究（文學篇）二三。 1961年2月（1一16頁）。
5．高橋繁樹著《三國雜劇與三國平話》①——「虎牢關三戰呂布」，載中國古典研究19，1973年6月（119一133頁）。
6．高橋繁樹著《三國平話與三國雜劇》②——「連環計的虛構」，載目加田誠博士古稀紀念中國文學論集，1974年10月(287—407頁)。
7．蘆田孝昭著《三國平話的結構與文體》，載目加田誠博士古稀紀念《中國文學論集》1974年10月(409—427頁)。
8．中缽雅量著《三國演義的表現手法》，載愛知教育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23，1974年4月(29—43頁)。
9．立間詳介著《關於三國演義的「七實三虛」》，載橋論叢78—3，1977年9月(1一16頁)。

四、朝文
1．丁范鎮著《枕中記研究——特別與三國遺事傳說故事一關聯》，載大東文化研究2，1966年6月(111—142頁)。
2．李慶善著《三國志演義中的英雄群像》，載漢陽大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69年5月(9—25頁)。
3．金時俊著《三國演義考》，載漢城大學校教養課程部論文集(人文·社會科學篇．)1，1969年5月(144一164頁)。
4．李慶善著《三國志演義對韓國文學的影響》，載論文集(漢陽大學校)5，1971年7月(9—50頁)。

附、港台版
1．王止峻著《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載醒獅6—8，1968年8月(20頁)。
2．柳存仁著《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1，1976年12月(169—232頁)。
3．柳存仁著《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1967年香港龍門書局出版

：①原載《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1929年），先後收入鄭氏《中國文學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鄭振鐸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②參見張穎、陳速：《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5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何滿子：《在評價〈三國演義〉的文學成就以前》，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

④丘振聲：《萬古雲霄一羽毛——諸葛亮藝術形象的生命力》，載《文學評論》1985年第1期。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見注③。

⑤黃鈞：《欲與天公試比高——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淺議》，載《〈三國演義〉與荊州》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⑥傅繼馥：《〈三國〉人物是類型化典型的光輝範本》，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

⑦劉上生：《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第3章，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⑧詳見拙作《〈三國〉人物數更多》，載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報》。

⑨詳見拙作《〈三國演義〉究竟寫了多少人物》，載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先後收入拙著《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⑩小川環樹：《中國小說史研究》，日本岩波書店1968年。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亦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馬蘭安：《〈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1985年歐洲《通報》；金文京：《〈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日本《集刊東洋學》第61號；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號；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日本《東洋文化》第71號。以上文章的中文譯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