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

『壹』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並舉出各階段的代表人物作品

1、起源階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志人」「志怪」小說，合稱筆記小說。這一時期，我國小說初具規模，這些小說在藝術上還不夠成熟，只是「粗陳梗概」。

描寫人物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形象，所寫故事，大多是實錄性質，缺乏藝術上的虛構，作者們只是搜奇記軼，而不是有意識地進行小說創作，但它對後世小說戲劇的影響是巨大的。

代表人物作品：劉義慶的志人小說集《世說新語》，干寶的志怪小說集《搜神記》。

2、發展階段

唐代出現了唐傳奇。唐人小說有長足的進步，有意識地做小說，從鬼神靈異、奇聞逸事走向現實生活，在藝術上有了很大的創造和提高。

代表人物作品：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李朝威的《柳毅傳》、白行簡的《李娃傳》等。

3、轉化階段

宋代出現了白話小說——話本，也稱「話本小說」。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小說依然存在，至此，才以小說作為故事性文體的專稱。

話本的出現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從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作品描寫的對象由封建士子轉向平民，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發生了變化；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的基礎。

代表作品：《錯斬崔寧》、《三國志平話》等。

4、成熟階段

明代出現了「擬話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話本體制、形式創作的小說。明代是白話小說蓬勃發展的時代，清代把長篇小說的創作再一次推向高潮。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成低谷狀態，至晚清才又繁榮起來，晚清長篇小說有一千種以上。

代表人物作品：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等。

(1)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小說的「四大名著」

1、《西遊記》：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內容，既讓佛、道兩教的仙人們同時登場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裡注入了現實社會的人情世態，還有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顯得亦庄亦諧，妙趣橫生。

《西遊記》的出現，開辟了神魔長篇章回小說的新門類。書中將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諷刺和嚴肅的批判巧妙地結合的特點直接影響著諷刺小說的發展。《西遊記》是古代長篇浪漫主義小說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它也是浪漫主義的傑作。

2、《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描寫了大大小小的戰爭，構思宏偉，手法多樣，使我們對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戰爭的描寫波瀾起伏，跌宕跳躍，讀來驚心動魄、盪氣回腸、感人肺腑。

《三國演義》開創了歷史小說的先河，代表了歷史小說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後，文人紛紛效仿。在中國文學史上，歷史小說便蔚然成為一大潮流。直到現在，三國都是一部在文學界上享有盛名的歷史小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已寫成了各種歷史小說，無不是羅貫中歷史演義的繼承和發展。

3、《水滸傳》：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綜合」，以它傑出的藝 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 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

《水滸傳》的社會意 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 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 反」。另外一個就是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時代敢於「現實」和文學相結合的寫作是「作家」人格的一種突破。

4、《紅樓夢》：是集諷刺性和藝術性為一體的古代罕見名著。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具網路全書風范的長篇小說。

它以榮國府的日常生活為中心，以寶玉、黛玉、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及大觀園中點滴瑣事為主線，以金陵貴族名門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歷史為暗線，展現了窮途末路的封建社會終將走向滅亡的必然趨勢。

並以其曲折隱晦的表現手法、凄涼深切的情感格調、強烈高遠的思想底蘊，在我國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會圖景、建築金石等各領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達到我國古典小說的高峰，被譽為「我國封建社會的網路全書」。

四大名著是中國文學史中的經典作品，是世界寶貴的文化遺產。此四部巨著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難分高低的，都有著極高的文學水平和藝術成就，細致的刻畫和所蘊含的深刻思想都為歷代讀者所稱道，其中的故事、場景、人物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可謂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座偉大豐碑。

『貳』 中國傳統文學敘事有哪些形態或模式

文學作品的體裁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中國傳統的「二分法」 所有文本體裁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 依據：文本的外部特點即語言形式因素. 這種分類過於籠統,沒有涉及題材、構思等問題,難以區分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現在已經被廢棄. 2、西方的「二分法」 以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的的「二分法」為代表,他依據文本模仿現實的手段區分了史詩、戲劇兩大類.由於史詩是通過語言來模仿現實的,不像戲劇那樣有音樂的介入,因此被看作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類型.至於史詩的語言表現形式,可以是韻文,也可以是無韻的散文. 同樣是二分法,以亞里斯多德的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論更側重文本的媒介手段等內在特點. 二三分法 以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二分法沒有提及抒情詩,當抒情詩在文學中的地位提升以後,二分法被三分法所替代. 三分法是依據文學作品選取題材、構思方式和情感體驗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表現手法將各種文學劃分為敘事類、抒情類、戲劇類的一種方法. 敘事類文學側重於以客觀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環境景物為題材內容,以摹仿、虛構為構思方式,以具體生動的敘述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從而反映和表現創作主體對社會人生的審美把握的文學作品. 敘事性是敘事類文學基本的審美特徵.敘事類文學包括小說、史詩、敘事詩、故事詩、史傳文學、報告文學等. 抒情類文學是側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觀情思為題材內容,以內心感受和體驗為構思方式,以直接抒發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從而表現創作主體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感悟和體味的文學作品.抒情性是抒情類文學的突出的審美特徵. 抒情類文學主要有抒情詩、抒情散文、散文詩等. 戲劇類文學是側重於以生活中的矛盾沖突為題材內容,以模擬和再現虛擬的真實為構思方式,以人物自身的行為動作和台詞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從而反映創作主體對社會人生的審美把握的一種文學作品. 三四分法 1、我國「四分法」將文學文本劃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文學四大類.有的在此基礎上增加影視文學. 我國四分法是根據文學文本的外在形態,同時考慮題材選擇、形象塑造形象的特點,以文本的語言特徵、體制篇幅為依據作為劃分文學體裁的方法. 2、加拿大詩學家弗萊的四分法 他說：「文類的中心原則是相當簡單的,文學中文類區別的基礎似乎是表現的原則.詞語可以在觀眾前面表演出來,可以在聽眾面前講出來；或者它們可以歌唱出來,或者可以為讀者寫出來.」 （〔加拿大〕諾斯洛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頁） 「在觀眾面前表演的詩歌是戲劇；在聽眾前朗誦的則是敘事詩；自己背朝觀眾唱或者吟誦就是抒情詩；而小說則是應安靜地閱讀的.」（〔法〕達維德?方丹《詩學——文學形式通論》,陳靜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 弗萊的四分法與我國流行的四分法在立論依據與分類結果上並不相同. 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廣義的指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國文學,包括作家、作品、文學事件,文體起源與發展歷程,文學運動、流派,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的考據、研究等等.類似中國古代文學史.狹義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按文學史的習慣,可以劃分為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宋金元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形式有詩、詞、曲、賦、散文、小說等,大量篇章膾炙人口.中國古典文學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叄』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

中國小說發展概況

中國古代說明，晚熟於詩歌、散文，略早於戲曲。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小說一向受到封建正經統文人的鄙視。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小說，是在封建正統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視眼光下發展繁榮起來的。這也是一種「逆反」。

中國古代小說起於何時，源於何書？我們似不可拘泥於一時一書，因為小說在敘寫技法上，雖不似戲劇那樣要求各種文學藝術的高度融合，但較之詩歌、散文要求卻更多更高，非一時所能形成，更非一書所能標志，只宜概而言之。我們把先奏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實際上是基於我們並不認為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已經產生符合小說文體基本條件的小說作品。就實際情形而論，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傳說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為小說文體的形成准備了條件；同時也呈露出了中國小說童年時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兩大類別的端倪。不過中國古代早期的小說與歷史傳記難以截然分開來，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從後漢至唐代以前，是中國小說的童年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小說初步形成的時期。魯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說稱為「古小說」，這是為了與唐人小說和唐以後的小說區別開來。因為唐人小說是公認的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完全成熟的標志，而「粗陳梗概」的六朝小說，顯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認為，「童年期小說」與「古小說」就是相似相通的。這一時期的小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事物的「真實」而非強調藝術的真實。作品大都不作「幻設語」，作者所寫的是作者所相信實際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帶有「傳景」性質。就志怪小說而論，不是像後來的作者借非人類的故事來反映人世間事，而是確信「陰陽殘殊途，人鬼乃皆實有」。從根本上講，作者還不知怎樣做小說，更非「有意為小說」。這種帶有原型狀態的小說，無疑表現了童年時期的特點。童年期小說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和以干寶《 神記》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兩大類別的興起，既與時代文明氛圍和社會習尚有密切的關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傾向的發展的不然，對爾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與分流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某些長篇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唐人小說，僅《太平廣記》一書收錄的單篇就有四十餘篇，專集四十餘部，約在千篇之數，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傳奇，一為志怪。唐人小說繁榮發達的原因，除對童年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發展外，與當時的政治昌明、文化發達以及科舉「行卷」、「溫卷」之風有直接關系。

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話本的產生。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宋以前小說史，從宋代開始，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的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兩條線索交互發展，它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高潮迭起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所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地位也越來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說的余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說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說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說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說或近似小說。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而寧人對文言小說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說，多賴以保存下來。

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日干小說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於「怪」。《聊齋志異》有雲：「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 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雲：「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

(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閱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佔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鑒別與整理。

我們再從宋代談談白話小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宋人話本的產生帶有革命的性質。其積極意至少有以下幾點：①由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②作品描寫的對象由表現封建士子為主轉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隨之發生了變化。③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基礎。枕頭人話本的興起，「實在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魯迅語）

「話本」原是說話人的底本。「說話」就是講故事。作為一種伎藝，起源於唐而盛於宋究其淵源則很久遠。唐以前的「說話」活動僅限於士大光之間，多半供統治階段娛樂消遣。到了唐代「說話」作為一種伎藝，有向「市民文學」發展的趨勢。因唐人的文言小說、變文等，無論內容和形式，對話本都有影響。

宋代「說話」十分發害遍及瓦子、勾欄、茶樓、酒肄、街頭巷尾、宮廷寺廟、府第鄉村。這樣，便出現了一批專業化的「說話人」，還有編寫話本的團體，有「說話人」的行會。「說話人」有專業上的分工叫做「家數」；在「家數」中，影響最大者是「小說」與「講史」二家，尤其是「小說」這一家。從「說話」到話本小說，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初期，作為「說話人」底本的話本，不是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師徒傳授和講給人聽的；編寫話本，不是基於文學的目的，而是由於職業的需要。隨著市民對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業的發達，供「說話人」使用的底本——話本逐漸被加工潤色，印刷流傳供人閱讀坑味了。話本—經公開流傳，白話小說也便隨這誕生了。從此，也使這種伎藝和話本在一定意義上分了家。

宋元時代，話本多是單篇流傳、多出於民間藝人之手，流傳於市井之間幾乎無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寫作的具體年代，尤其是宋元兩代更難分辨。於是治小說的人只好把它們眼就一起，統稱為「宋元話本」。「宋元話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無精確統計，當代學者認為，小說話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講史」[又稱「平話」（或「評話」）]話本。多出自元代，據《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六記載，共26篇（惜多已失傳，今僅存《編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大宋宣和遺事》和「講經」話本只是近似小說而非小說，只是對章回小說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宋代「說話」伎藝的勃興，與當時都市經濟的畸形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和《武林舊事》諸種筆記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

明代是白話小說謊蓬勃發展的時代。就白話短篇小說而言，明人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吞聲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明代白話小說（短篇）最繁榮的時期是在萬曆以後，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市了階層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趨放誕，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白話短篇小說日益蓬勃地發展起來。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緶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恆言》）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清平山堂話本》原分六集共收話本60篇，總名《60家小說》。僅存27篇。書中多宋元舊作，未加潤飾；少數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話小說謊百開篇，其中有經馮夢龍加潤飾的話本，也有他創作的擬話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則全為凌濛初創作的擬話本。 馮夢龍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學家，對通俗小說理論也有卓越的見解。他編的「三言」題材廣泛、佳作頗多、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藝術上多所創造。從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話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與「三言」同時的最早的擬話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濛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書中糟粕較「三言」嚴重得多。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孫楷第語）

請初「抱瓮老人」從「三言」、「二拍」精選出四十篇作品，定名為《今古奇觀》，在「三言」、「二拍」一度失傳的情況下，賴此書我們得以了解明代白話小說的基礎情況，這個選集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響下，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集子有四十餘部。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性雖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還有些作品值得一讀，如崇禎年間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點頭》、明末清初李漁的《十二樓》、「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據之風盛行，士大夫不熱衷於小說，直到清末，這種現象才發生變化，小說又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又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入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雖然短篇文言、白話小說一直在按照身的規律發展前進，並且時有佳發，時有高潮，但總體說來，其成就與規模則無法與長篇小說相比擬。「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典範；《水滸傳》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範；《西遊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範；《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它們各自開創了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領域。「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幾個系列：《三國》系列、《水滸》系列，《西遊》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著問世，兩世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雖不乏諷刺之作，但卻沒有一部稱得上諷刺小說的樣板，所以魯迅對《儒林小史》的好評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書」之外，另闢了一條蹊徑。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後來魯迅的雜文。至於《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無庸多言了。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光輝總結。如果說《三國》、《水滸》、《西遊》在民間影響極大，而《儒林》、《紅樓》的影響則在士大夫之間。尤其是《紅樓》的讀與講，則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相互理解在。」這說明在清代知識階層中不僅有一股「《紅樓夢》熱」，而且還把是否通《紅樓夢》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學識高低的標准。在《紅樓夢》尚未西世時就有人評點，兩百多成來，評論者比肩接踵，續作汗牛充棟，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是中國的人驕傲。

《紅樓夢》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由於清廷的極端腐敗，社會處於了大變革昀時期；小說理論高度發達，眾多雜志創刊問世，印刷事業也發達興旺，是為小說提供了創作面世的便利條件。據近人粗略統計，晚清長篇小說當在千種以上。「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吳 yiàn（足企也）人、劉鶚、曾樸）中，僅李伯元、吳 （這個字打不出來）人二就創作了長篇小說數十種。晚清小說不論內容還技法，都有許多新因素，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特點。對晚清小說的研究與整理，阿英（錢杏頓）先生貢獻最大，魏紹昌先生也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總體上講，較之明代和前清小說的研究，似乎顯得還很薄弱。可以紀的是「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

綜前所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簡小說的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資多彩的狀態

『肆』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

中國小說的發展史

中國古代小說，晚熟於詩歌、散文，略早於戲曲。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小說一向受到封建正經統文人的鄙視。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小說，是在封建正統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視眼光下發展繁榮起來的。這也是一種「逆反」。

中國古代小說起於何時，源於何書？我們似不可拘泥於一時一書，因為小說在敘寫技法上，雖不似戲劇那樣要求各種文學藝術的高度融合，但較之詩歌、散文要求卻更多更高，非一時所能形成，更非一書所能標志，只宜概而言之。我們把先奏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實際上是基於我們並不認為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已經產生符合小說文體基本條件的小說作品。就實際情形而論，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傳說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為小說文體的形成准備了條件；同時也呈露出了中國小說童年時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兩大類別的端倪。不過中國古代早期的小說與歷史傳記難以截然分開來，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從後漢至唐代以前，是中國小說的童年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小說初步形成的時期。魯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說稱為「古小說」，這是為了與唐人小說和唐以後的小說區別開來。因為唐人小說是公認的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完全成熟的標志，而「粗陳梗概」的六朝小說，顯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認為，「童年期小說」與「古小說」就是相似相通的。這一時期的小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事物的「真實」而非強調藝術的真實。作品大都不作「幻設語」，作者所寫的是作者所相信實際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帶有「傳景」性質。就志怪小說而論，不是像後來的作者借非人類的故事來反映人世間事，而是確信「陰陽殘殊途，人鬼乃皆實有」。從根本上講，作者還不知怎樣做小說，更非「有意為小說」。這種帶有原型狀態的小說，無疑表現了童年時期的特點。童年期小說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和以干寶《 神記》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兩大類別的興起，既與時代文明氛圍和社會習尚有密切的關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傾向的發展的不然，對爾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與分流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某些長篇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唐人小說，僅《太平廣記》一書收錄的單篇就有四十餘篇，專集四十餘部，約在千篇之數，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傳奇，一為志怪。唐人小說繁榮發達的原因，除對童年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發展外，與當時的政治昌明、文化發達以及科舉「行卷」、「溫卷」之風有直接關系。

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話本的產生。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宋以前小說史，從宋代開始，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的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兩條線索交互發展，它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高潮迭起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所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地位也越來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說的余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說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說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說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說或近似小說。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而寧人對文言小說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說，多賴以保存下來。

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日干小說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於「怪」。《聊齋志異》有雲：「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 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雲：「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

(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閱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佔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鑒別與整理。

我們再從宋代談談白話小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宋人話本的產生帶有革命的性質。其積極意至少有以下幾點：①由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②作品描寫的對象由表現封建士子為主轉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隨之發生了變化。③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基礎。枕頭人話本的興起，「實在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魯迅語）

「話本」原是說話人的底本。「說話」就是講故事。作為一種伎藝，起源於唐而盛於宋究其淵源則很久遠。唐以前的「說話」活動僅限於士大光之間，多半供統治階段娛樂消遣。到了唐代「說話」作為一種伎藝，有向「市民文學」發展的趨勢。因唐人的文言小說、變文等，無論內容和形式，對話本都有影響。

宋代「說話」十分發害遍及瓦子、勾欄、茶樓、酒肄、街頭巷尾、宮廷寺廟、府第鄉村。這樣，便出現了一批專業化的「說話人」，還有編寫話本的團體，有「說話人」的行會。「說話人」有專業上的分工叫做「家數」；在「家數」中，影響最大者是「小說」與「講史」二家，尤其是「小說」這一家。從「說話」到話本小說，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初期，作為「說話人」底本的話本，不是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師徒傳授和講給人聽的；編寫話本，不是基於文學的目的，而是由於職業的需要。隨著市民對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業的發達，供「說話人」使用的底本——話本逐漸被加工潤色，印刷流傳供人閱讀坑味了。話本—經公開流傳，白話小說也便隨這誕生了。從此，也使這種伎藝和話本在一定意義上分了家。

宋元時代，話本多是單篇流傳、多出於民間藝人之手，流傳於市井之間幾乎無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寫作的具體年代，尤其是宋元兩代更難分辨。於是治小說的人只好把它們眼就一起，統稱為「宋元話本」。「宋元話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無精確統計，當代學者認為，小說話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講史」[又稱「平話」（或「評話」）]話本。多出自元代，據《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六記載，共26篇（惜多已失傳，今僅存《編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大宋宣和遺事》和「講經」話本只是近似小說而非小說，只是對章回小說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宋代「說話」伎藝的勃興，與當時都市經濟的畸形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和《武林舊事》諸種筆記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

明代是白話小說謊蓬勃發展的時代。就白話短篇小說而言，明人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吞聲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明代白話小說（短篇）最繁榮的時期是在萬曆以後，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市了階層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趨放誕，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白話短篇小說日益蓬勃地發展起來。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緶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恆言》）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清平山堂話本》原分六集共收話本60篇，總名《60家小說》。僅存27篇。書中多宋元舊作，未加潤飾；少數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話小說謊百開篇，其中有經馮夢龍加潤飾的話本，也有他創作的擬話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則全為凌濛初創作的擬話本。 馮夢龍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學家，對通俗小說理論也有卓越的見解。他編的「三言」題材廣泛、佳作頗多、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藝術上多所創造。從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話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與「三言」同時的最早的擬話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濛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書中糟粕較「三言」嚴重得多。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孫楷第語）

請初「抱瓮老人」從「三言」、「二拍」精選出四十篇作品，定名為《今古奇觀》，在「三言」、「二拍」一度失傳的情況下，賴此書我們得以了解明代白話小說的基礎情況，這個選集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響下，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集子有四十餘部。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性雖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還有些作品值得一讀，如崇禎年間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點頭》、明末清初李漁的《十二樓》、「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據之風盛行，士大夫不熱衷於小說，直到清末，這種現象才發生變化，小說又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又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入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雖然短篇文言、白話小說一直在按照身的規律發展前進，並且時有佳發，時有高潮，但總體說來，其成就與規模則無法與長篇小說相比擬。「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典範；《水滸傳》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範；《西遊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範；《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它們各自開創了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領域。「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幾個系列：《三國》系列、《水滸》系列，《西遊》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著問世，兩世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雖不乏諷刺之作，但卻沒有一部稱得上諷刺小說的樣板，所以魯迅對《儒林小史》的好評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書」之外，另闢了一條蹊徑。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後來魯迅的雜文。至於《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無庸多言了。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光輝總結。如果說《三國》、《水滸》、《西遊》在民間影響極大，而《儒林》、《紅樓》的影響則在士大夫之間。尤其是《紅樓》的讀與講，則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相互理解在。」這說明在清代知識階層中不僅有一股「《紅樓夢》熱」，而且還把是否通《紅樓夢》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學識高低的標准。在《紅樓夢》尚未西世時就有人評點，兩百多成來，評論者比肩接踵，續作汗牛充棟，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是中國的人驕傲。

《紅樓夢》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由於清廷的極端腐敗，社會處於了大變革昀時期；小說理論高度發達，眾多雜志創刊問世，印刷事業也發達興旺，是為小說提供了創作面世的便利條件。據近人粗略統計，晚清長篇小說當在千種以上。「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吳 yiàn（足企也）人、劉鶚、曾樸）中，僅李伯元、吳 （這個字打不出來）人二就創作了長篇小說數十種。晚清小說不論內容還技法，都有許多新因素，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特點。對晚清小說的研究與整理，阿英（錢杏頓）先生貢獻最大，魏紹昌先生也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總體上講，較之明代和前清小說的研究，似乎顯得還很薄弱。可以紀的是「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

綜前所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簡小說的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資多彩的狀態。

『伍』 中國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有什麼特點

章回小說

中國古代小說的分期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古代小說的發展情況，我們把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1、准備期（從遠古至先秦兩漢）:我國最早的敘事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等，雖然不是小說，但從思想上、題材上、語言藝術的表現方法上為古代小說的發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備。

2、成熟期（魏晉至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志人小說是中國小說的雛型。但他們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歷史著作的狀態，作家也不是有意為小說，形式較簡單，只是「粗陳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說開始成熟，形成獨立的文學形式——傳奇體小說，作家開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是我國文言小說的一座高峰，對後代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轉變期（宋元）:宋元話本在中國小說史上承前啟後，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從文言向白話、從短篇向長篇、由史傳體向說唱體的發展和轉變。小說創作群體擴大，題材增加，《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經典的長篇小說就是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經過世代積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榮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說發展處於停滯階段。明嘉靖、萬曆年間到明末，小說創作出現了繁榮的局面，代表作是《西遊記》、《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話短篇小說集。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成為小說的主潮。這一時期，小說作家主體意識明顯增強，小說從描寫歷史、英雄轉向描寫市井細民；人物塑造由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長篇小說從線性結構向網狀結構發展。作品風格鮮明，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繁榮階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葉）:清初，《聊齋志異》異峰突起，成為文言小說的又一座豐碑。接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出現,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推向了高峰，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說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作品中，從對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轉向對封建意識形態的認真反思；人物形象達到高度個性化。出現了反映個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對封建社會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帶有更濃重的感傷和困惑情緒。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近代小說尚未出現，這一時期興盛的公案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餘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紹。

6、演進期（1895-1911）：是近代小說時期，也是古代小說終結演進為近代小說時期。小說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斗號角，大量繁榮，近代小說從內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提倡改良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藝術上在繼承古代小說傳統的同時，逐漸接受西方小說的影響，人物、結構、語言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標題。「無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中國小說。本文將進一步指出，賽珍珠對中國小說形式的討論反映出她對中國傳統文化「形式」的態度，她的這種態度又基於她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和心態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定位、對中國文化何去何從這個嚴肅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反應。本文涉及的大多隻是現象，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是希望本文能對了解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某個階段提供一個視角，對賽珍珠研究有所啟示。

1932年2月賽珍珠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作了兩場報告，後來以「東西方和小說」（「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國小說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為題發表。正如這兩個題目所揭示的那樣，賽珍珠在報告中通過比較中西方小說的異同，試圖證明中國小說具有獨特的、和西方小說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且試圖從中國文化里挖掘出這種形式的「淵源」。我不清楚這兩個講話涉及的內容是不是在賽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現過，也不知道這兩個講話是不是已經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賽珍珠在這里表達的思想貫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盡管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說藝術。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紀以前的中國。這段時期中國小說沒有受到西方小說的影響，即使後期受到過一些影響，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慮。賽珍珠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時期的中國小說可以看成純粹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第二，賽珍珠集中討論「源泉」問題，因為正是中國小說的源頭——中國文化——賦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國小說以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傳統不同，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說那樣在小說本身或小說藝術甚至文學傳統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體現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中，體現在世代相襲的中國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說藝術標准衡量，20世紀之前的中國小說看上去的確沒有清晰的表達形式，如果我們把「形式」狹隘地等同於西方小說的敘事手法的話。但是賽珍珠卻明確指出：中國小說確實具有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只是這種形式和西方小說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國小說的一個明顯的形式特徵就是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沒有出現「小說的突然繁榮」。雖然小說的雛形在歐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但是一般認為當代西方小說的鼻祖是17世紀初期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和他的小說《唐吉訶德》。此後工業革命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給歐洲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小說這種文學樣式由後台迅速擠到了前台：英國文學中18世紀出現了一大批小說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費爾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國小說的興起則是在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這段時期法國、俄國的小說創作也達到了高潮。和歐洲一樣，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在中國開始時也處於邊緣，到了西漢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瑣碎之談」，「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魏晉南北朝時中國的小說出現繁榮，「寫作小說幾乎成為風氣」。但無論是「志怪小說」還是「鐵事小說」，其表現的內容都和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西歐大相徑庭，表現形式上也幾乎沒有可比之處。中國小說的另一個形式特徵，就是和民間傳說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時期的民間藝人繼承和發展。因此，小說在中國不是某些小說家們的獨創，而是不同時代不同藝人眾多創作版本的集合體。由於中國小說更多地表現出集體乃至整個文化的產物，其存在一直綿延了兩千年，所以在發生學上沒有出現過西方那樣的「突然繁榮」。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小說的內容和敘事方式（這兩點決定了中國小說的形式）比西方小說更加依賴本土的文化傳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尤其是那些講述或者記錄下傳說的藝人的心態。

中國小說的獨特形式引出賽珍珠的另一個論點：中國小說的「形式」並不是可以用諸如「高潮」、「結尾」「聯貫情節」「人物發展」等這些西方小說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來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從這個角度衡量，中國小說在整體上則顯得十分難以把握，內容上缺乏連貫性，主題上很少有明確集中的表現。但這種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國小說形式的明顯特徵。賽珍珠認為，中國小說家十分注重小說對生活的模仿，在這一點上他們要遠遠甚於西方的小說家——小說結構上之所以會出現不完整乃至支離破碎，因為這是生活本身的特徵，而這一點在西方小說家看來就是缺乏藝術性。問題是，結構上如此「不嚴密」的作品是否屬於藝術品。賽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沒有現成的藝術標准，也說不準它（中國小說）是不是屬於藝術；但是以下這點我卻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說反映生活比反映藝術更加重要，如果兩者不能兼得的話。

賽珍珠在這里並不是說早期的中國小說沒有藝術表現形式。相反她認為，早期的中國小說同時包含了生活和藝術，這種藝術和生活水乳交融，達到了難以區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藝術技巧界定的規則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認。因此，中國小說的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彩，具有優越性」，更加「真實地展現了創作出這種小說的人們的生活」。

賽珍珠在這兩篇講話里試圖做兩件事：第一，證明在西方人看來「缺失」形式的中國小說的確具備某種形式；第二，從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里向西方人展現中國小說的這種形式特徵。賽珍珠並沒有如我們期待的那樣，對中國小說的形式特徵進一步加以具體的羅列和說明，她甚至幾乎沒有提及中國小說的具體創作手法。接下來，她的論述轉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態。這是因為，她雖然長期生活在中國，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畢竟只是剛剛有所了解，沒有能力從整體上去把握它；另外，她雖然喜愛諸如《水滸傳》這樣的古典小說，但要深究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形式也絕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經歷過的那部分中國農村的現實生活，以及她所接觸過的那部分中國文化，基本上還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她熱愛中國小說，為中國小說的形式辯護，出發點還是她對中國文化的欣賞。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國人民、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畢竟十分狹隘，不妨以《大地》為例。《大地》是這位美國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說，而且出版於兩篇講話發表的前一年。她筆下的小說人物是中國最貧困地區的一些普通的中國農民，她本人曾經在那裡生活過，對這些中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十分了解。在賽珍珠看來，正是在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的品格和中國文化傳統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顯的表露。例如她筆下的阿蘭就是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的代表：無論環境多麼嚴酷，她都支撐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證家族的血脈綿延不斷，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龍相見時老夫人對她說的那樣：「服從他，給他生兒子，越多越好」。正因為如此，賽珍珠筆下的中國人（如王龍，秦和梨花）表現出的大多是諸如逆來順受、忍耐、漠然這樣的品性。這種品性當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來順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賽珍珠寫作這部小說及發表這兩個講話的時代，這種品性正被視為國人的所謂「劣根性」而遭到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批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知足長樂的小農思想常常導致自欺欺人，不思進取；對土地的過分依戀也會導致漠視危機，反對變革。賽珍珠本人在作品裡對這種落後的小農思想也表露出某種懷疑。

當然賽珍珠無意對中國人的這種心態進行誇耀。她只是告訴她的外國讀者，這種對待世界的方式有優點也有缺點，但它是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積淀；要了解中國這個泱泱大國，中華民族這個偉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是不可能的。賽珍珠堅信，這種生活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已經綿延不息了幾千年，小說家有責任以最接近這種生活的方式來反映它，這種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國小說所具有的形式。進入20世紀之後，國內的一些小說家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對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持越來越激烈的批判態度，對中國小說的表現方式越來越瞧不起。他們的小說或許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藝術性」，但是賽珍珠對此卻感到極度的失望。與此同時，一些青年小說家已經感覺到為他們的父輩所痛心疾首的某種文化缺失，開始「重新發現他們自己國家的現實」，填補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溝壑」，賽珍珠對此又感到十分興奮。

賽珍珠意識到，五四之後有一批青年人和他們的前輩不同。他們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卻同時對中國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國之後，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價值，重新樹立自己文明的傳統，賽珍珠對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十分青睞。這些年輕作家轉向「鄉村僻野或小城小鎮的生活」，那裡的生活對賽珍珠來說就是「本土中國人真實生活」的源泉，是小說創作的「新鮮靈感」所在。賽珍珠把林語堂、沈從文這樣的小說家稱為「少數精靈」，卻「思想精深，不會迷失在時代的混亂里」，認為這些人寫出的才是關於中國的「真實」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國小說。

但是賽珍珠的這些看法在當時顯然不合時宜。20年代末（賽珍珠正在撰寫《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作報告的時候），中國知識界仍然在反思中國落後的原委，把之歸結為儒家傳統的負面影響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對國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進取的心態深惡痛絕。「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出現了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壞式的批判」。這種文化革命的第一個高潮出現於1915至1927年之間，也即賽珍珠在美國獲得學士學位一年後來到鎮江任教之際，和她開始構思寫作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之時。「偶像破壞」的含義是「從思想上拒絕一個傳統」，而賽珍珠時代中國知識界有人主張「對傳統的中國思維進行徹底的改變」，以使「腐朽衰敗的中國重新煥發青春」。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和唯唯諾諾的儒家道德傳統決裂，二是通過文化變革促使社會變革，以改變國人對「整個宇宙和人類現實的總體看法」。文學尤其是小說為此負有重要的責任，正如魯迅在世紀初所說的那樣：「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相比之下，賽珍珠倒是主張對中國傳統進行恰當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張採取過於偏激的態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進的文學家並不理睬她的呼籲，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壞的主流十分不和諧。魯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評她對中國的現實一知半解，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表現十分浮淺，對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爭論雙方面對的是同樣的中國社會現實，一方把它看成中國文明的價值所在，另一方卻把它看成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魯迅對中國農民的小農意識進行過入木三分的批評，認為這種意識造成國人的狹隘和懦弱，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在他描寫鄉村的小說里，中國「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龍那樣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蘭那樣醉心於土地的農民，而是阿Q那種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種幻想的破滅，以及一個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會。魯迅要竭力尋找的，不是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小農，而是知識分子里「勇猛的鬥士」，並且為其人數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這個「現代中國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詩歌，一種是激進的左翼詩人的創作，另一種則追隨西方現代主義，醉心於純粹的詩歌形式，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這種情況或許也發生在小說創作中，因此象賽珍珠這樣的小說家就沒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場所。從某種意義上說，賽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們更具有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們「執著於發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價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礙，都無所畏懼地追求自已的原則和理想」。但是他們畢竟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不一樣，表現不出「獨立批判」的能力，因為他們主要關注的不是「確鑿的懷疑」，而是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補「牆上的裂縫」。中國知識分子的偶像破壞心態，以及知識界的偶像破壞運動持續了多年，但是賽珍珠的態度卻一直沒有改變，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情有獨鍾，盡管其中可能會有一些誤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讓人感到欽佩。

8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開始重新認識賽珍珠以及賽珍珠在兩篇講話里贊揚的一批文人（如林語堂、沈從文，盡管她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學術界對中國近當代思想史也進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壞運動，體現在當代對盲目崇洋的批判，對全盤西化的質疑，對工業化弊端的認識以及對全球化的警惕。與此相伴隨的，就是對儒教文明和中國文化道德傳統的重新認識和強調。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意識到，「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只是常常談到的經濟上的剝削，還有在西方教育體制下對中國文化的整體忽視」，而且這種忽視已經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學者們指出，本世紀上半葉那場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中有一些言論過於偏激和空玄；中國國土遼闊，每一個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但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多樣性一直重視和研究不夠。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對賽珍珠會產生新的興趣。賽珍珠熱還和西方後結構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關。福科的知識考古學使人們關注起知識間的內在聯系，以往由於各種原因而遭到忽視的那部分歷史重新得到關注，以往一些簡單化的結論也得到重新闡釋。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們對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並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納入整個中國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認識。

當然，賽珍珠乃至中國文化傳統的重新再發現並不一定意味著賽珍珠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賽珍珠是一個十分復雜的人物，她在作品裡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農民生活極其有限的一個側面，並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看法現在看來也有簡單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讀賽珍珠的這兩篇講話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賽珍珠時代中國人的思想正如當時中國小說採納的形式那樣十分復雜。不論這種思想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它的首要責任就是「在中國人群里發現中國的力量所在，使中國人民重新充滿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價值的優越性，從而重新找回對自己文明的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賽珍珠80年前有關「無形中的有形」的論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國小說還是中國文化，都值得我們去仔細思考。如果說首先來華的那些傳教士們曾經幫助西方人發現了中國文明，賽珍珠則不僅幫助西方人而且幫助中國人來重新找回中國文化傳統——這樣的傳教士的確少見，而且賽珍珠可能是最後一位。
《無形中的有形——賽珍珠論中國小說的形式》

『陸』 《水滸傳》研究 有哪些主要的、主流的、重要的著作呢

品讀水滸傳，段啟明；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施耐庵,羅德榮,金聖嘆；水滸傳源流考論，陳松柏著；名家評點《水滸傳》，羅貫中,施耐庵,詹紅旗；胡適魯迅解讀<水滸傳>，以及《水滸傳》資料匯編。

『柒』 中國史傳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有什麼影響

很難籠統的回答這個問題，簡單說一說。
提供了內容與材料。像《三國志》之於《三國演義》，七實三虛。
啟發了文體與語言。像列傳之於唐傳奇，《柳毅傳》延續列傳寫法。
延續了審美與趣味。像《趙氏孤兒》悲劇性質，《左傳》以下皆有。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建議參閱朱東潤《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熊明《漢魏六朝雜傳研究》。

『捌』 對於中國古代女性敘事文學的研究狀況如何

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

有關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的考察, 在現代中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 思想文化界的啟蒙思潮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直接影響到研究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重新認識; 「五四」女性文學的勃興, 也促使中國古代婦女的文學創作進入研究者的視野。20世紀前半葉, 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性別研究開始起步, 主要體現在對古代婦女創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討方面。
一
(一)古代婦女創作文獻的清理和考辨

女性文學創作的文獻史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 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續的過程中, 中國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傳受到了嚴重影響。絕大多數女作者一無生平事跡可查, 二無作品背景資料可考; 少量得以傳世的作品, 其真偽、創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關情況等, 也存在很多疑問。有關著名詞人李清照生平事跡和創作的考察尚面臨諸多困難, 更遑論其他。為此, 若欲尋覓古代婦女創作的蹤跡, 首先就需要對散見於各種史料的歷代女性創作文獻加以清理、訂正。
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 此期有關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的研究, 繼續在資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礎上展開。各種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評傳、作品校注及相關資料匯編陸續出版。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濤、魚玄機、李清照、朱淑真、賀雙卿、顧春等) 資料的發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關注。其中, 由董乃斌、劉揚忠、陶文鵬等學者校點的大型女性叢書《中國香艷全書》以及大型工具書《中華婦女文獻縱覽》, 為研究古代婦女生活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或線索。此外, 史梅在清代婦女文學資料的搜集方面頗有收獲, 輯得了前述《歷代婦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 著作144種。
性別視角的自覺運用, 也為史料考辨思路的開拓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實踐中得到印證。例如, 陳洪的《〈天雨花〉性別意識論析》一文, 令人信服地顯示了性別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
(二)古代婦女創作性別文化內涵的探析
中國古代婦女的文學創作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性別文化信息。近些年來, 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切入, 對其間的性別文化因素進行探詢。具體涉及傳統性別觀念對女作家創作的影響, 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與女性創作的關系, 才女文化的時代特徵, 女學的興盛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 女性創作的文化史意義、各體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別文化的內涵, 等等。
僅以明清時期女性創作的研究為例。張宏生的《清代婦女詞的繁榮及其成就》較早對清代女性詞作進行了宏觀探討和綜合分析。郭延禮的《明清女性文學的繁榮及其主要特徵》對明清時期婦女文學創作的主要特徵進行了研究。還有一些學者對明清之際江南地區出現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創作特徵進行了專題探討, 如陳書錄的《「德、才、色」主體意識的復甦與女性群體文學的興盛———明代吳江葉氏家族女性文學研究》、李真瑜的《略論明清吳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隨園女弟子考評》、許結的《明末桐城方氏與名媛詩社》、鍾慧玲的《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等論文, 以及宋致新的《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陳玉蘭的《清代嘉道時期江南寒士詩群與閨閣詩侶研究》等著作, 均將考察對象置於特定的歷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環境中, 展開細致深入的探討。彈詞創作是清代婦女文學一個頗具特色的組成部分, 鮑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就此進行了系統研究。
在明清女作家的個案分析方面, 以徐燦、顧春和賀雙卿等人的研究最為集中, 戲曲家吳藻等人的創作也較多受到注意。文學創作中自覺不自覺流露出來的女性意識, 成為考察作品性別文化內涵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試圖深入女性寫作者的精神世界, 揭示其性別意識、內心狀態及其對創作的影響。這些探討在以性別視角觀照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活動的同時, 注意將考察對象「還原」到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 結合女性創作者的心態進行具體分析, 有助於對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認識的深化。
(三)古代婦女創作審美特質的闡發
從性別角度切入研究對象, 很自然會關注女性創作與男性創作究竟有哪些不同, 這種差異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性別文化意味。對此, 研究者分別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進行了闡發。
在宏觀研究方面, 胡明的《關於中國古代的婦女文學》依時間順序, 結合歷代社會生活, 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婦女文學創作隊伍的歷史形態, 探討了作品的人文內涵。該文研究視野開闊, 不作驚人之語, 以扎實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給人啟迪。喬以鋼在《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創作的文化反思》、《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的感傷傳統》等文中, 對古代社會思想文化與女性創作審美特質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20世紀以來, 詞學研究佔有比較重要的位置,不過主要是以男性詞和男性詞人為對象。在相當長的時期里, 歷史上曾大量出現的女性詞人及其作品, 除李清照等個別作者外, 基本上被忽略在詞學研究的視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來, 葉嘉瑩從性別角度切入詞學研究, 發表了系列成果。 特別是在關於女性詞的美感特質、詞體特徵與性別之間的關系方面, 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觀點。鄧紅梅的《女性詞史》系統梳理了女性詞作的歷史脈絡, 並對代表性作品進行了細致的審美分析。在千百年的社會歷史進程中, 女性無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規約, 特定的生活處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政治關懷, 從而影響到她們的文學的審美格局。然而, 遭逢亂世之時, 這種狀況有可能發生局部改變。孫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亂離」詩》⑦探討了以見證現實、記述亂離為基本內容的女性寫作傳統。作者將中國古代婦女創作的審美特徵、藝術風貌置於當時文人文化與婦女現實處境的上下文中, 透視了社會歷史對性別與文學關系的塑造。
(四)女性與傳統文學批評之間關系的探討
在以往的研究中, 很少見到對女性在傳統文學研究及學術性活動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討。近年來, 部分學者對這方面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述以往在談到古代文學婦女的批評實踐時, 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詞論》為「婦女做的文學批評第一篇專文「。對此, 虞蓉的《中國古代婦女早期的一篇文學批評專論———班婕妤〈報諸侄書〉考論》提出不同看法。作者還在《「成文」之思:漢代婦女文學思想三家論略》中提出, 漢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鄧後三位女性, 以「成文」之思為中心命題, 開始對「文」發表見解, 可將之視為中國古代婦女文學批評的濫觴。又如連文萍的《詩史可有女性的位置? ———方維儀與〈宮閨詩評〉的撰著》一文, 對明代女學者方維儀的詩歌批評活動展開考察,具體探討了方維儀選編女性詩史的評品策略和標准。蔣寅的《開辟班曹新藝苑掃除何李舊詩壇———汪端的詩歌創作與批評初論》在高度評價清代女詩人汪端文學創作的同時, 也對其文學批評進行了探討。徐興無的《清代王照圓〈列女傳補注〉與梁端〈列女傳校讀本〉》一文就女性學者研究女性歷史和女性傳記文學的傳統、清代學術活動中的性別角色, 以及中國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兩次學術整理情況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考察。閔定慶的《在女性寫作姿態與男性批評標准之間———試論〈名媛詩緯初編〉選輯策略與詩歌批評》闡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詩緯初編》編撰的特點, 肯定其能夠從傳統詩學理論的高度批評明清之際的詩壇風氣, 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見, 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風貌。
湯顯祖的《牡丹亭》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關注, 針對這部作品展開的批評形成了多種角度和格局。然而, 戲曲史和戲曲批評史向以男性為主角。有鑒於此, 譚帆的《論〈牡丹亭〉的女性批評》結合 16位女性關於湯顯祖的《牡丹亭》的評論, 對《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評特色進行了細致深入的探討。郭梅的《中國古代女曲家批評實踐述評》則在更廣的范圍內梳理了明清時期女性曲評家的實踐, 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學批評史意義。
在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和批評中, 女性的聲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幾近於無。目前, 圍繞這方面盡管還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 但對認識中國古代女性的文學鑒賞、文學批評活動及其文化價值, 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

二

(一)古代文學性別文化內涵的綜合性探討
當下一些文章在談到有關性別與文學研究方面的發展脈絡時, 往往將其整體趨向描述為: 近些年來,西方女性主義發展出現了新的態勢; 與此相關, 本土學術界也發生了從「女性研究」向「性別研究」的拓展和演進。而事實上, 就國內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的實際情況來說, 性別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風騷與艷情》一書中, 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體現。該書有明確的性別視點, 但沒有依據作者性別做兩分法的把握, 而是循著「女性的文學」和「文學的女性」並重的思路, 在「整體論」的意義上重新認識古代詩歌的題材和主題。這樣的研究思路統攝了古典詩詞的兩大類型, 同時也是兩種精神和兩種趣味。該書對滲透在政治與愛情、文人與女性、詩歌與音樂等諸多方面復雜關系中的性別因素進行了探討, 古典詩詞中所蘊涵的性別意味和兩性關系由是得以彰顯。
在各體文學研究中, 這樣的研究意識和研究方式也有體現。例如, 葉嘉瑩的《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一文, 在「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光照中「, 以「雌雄同體」性向或「雙性人格「理論以及老子「知其雄, 守其雌」的說法為參照, 探討了《花間集》18位男性詞人「使用女性形象與女性語言來創作「所攝納的「雙性人格」, 認為這種男性敘寫乃男性作者潛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認同。正是這種「雙性人格」成就了《花間》「幽微要眇且含有豐富之潛能「的美學特色。馬珏r的《宋元話本敘事視角的社會性別研究》從敘事學角度考察宋元話本的性別傾向; 李舜華的《「女性」與「小說」與「近代化」》對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說書寫中的性別現象進行了思考; 李祥林在《性別文化學視野中的東方戲曲》、《戲曲文化中的性別研究與原型分析》等著作中, 將性別視角引入戲曲研究。
(二)典型文學現象和經典文本的性別審視"
在對典型文學現象和經典文本進行相關研究的實踐中, 部分學者融合性別視角, 重新審視傳統文學中具有性別文化意味的典型現象和經典文本, 提出了新的見解。例如, 孫紹先的《英雄之死與美人遲暮》從自覺的性別視角出發, 通過對中國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 闡釋其深層內涵, 進行了尖銳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該書作者曾於1987年出版了大陸第一部以「女性主義文學」命名的研究專著。
在對《紅樓夢》的解讀中, 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時或被看成「女兒的樂園」, 從兩性平等和民主主義的意義上受到肯定。對此, 李之鼎在《〈紅樓夢〉: 男性想像力支配的女性世界》中提出商榷。另如《從女性主義觀點看紅樓夢》、《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紅樓夢〉人物》、《論〈紅樓夢〉的女性立場和兒童本位》等文, 也就這部經典之作中的性別問題發表了看法。在此過程中, 研究者在借鑒女性主義批評對經典文本展開具體分析時, 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捨, 具體觀點形成了互補或反差。
這種情況在對《聊齋志異》情愛故事的研究中同樣存在。馬瑞芳的《〈聊齋志異〉的男權話語和情愛烏托邦》分析了作品的性別傾向, 在肯定某些聊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時, 指出其中相當多的故事是男權話語創造出的「情愛烏托邦」。何天傑的《〈聊齋志異〉情愛故事與女權意識》就此提出質疑, 認為《聊齋志異》情愛故事的性別基調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別倒錯的描寫, 實質上隱含著蒲松齡對女性的正視, 在文學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 女性形象在關漢卿經典劇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學史敘述通常認為劇作者在創作中對婦女不幸遭遇懷有深切的同情, 贊揚了她們的反抗精神。潘莉的《關漢卿雜劇的女性主義闡釋》則對此提出異議,認為作者筆下的女性人物無論外在形象還是內在品德, 實質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權文化所規范了的性別角色。
從性別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現象, 往往可以有新的發現。例如, 魏崇新的《一陰一陽之謂道———明清小說中兩性角色的演變》, 揭示了明清小說發展史上一個深具性別文化意味的創作現象: 小說對男女兩性人物的描寫, 經歷了從以描寫男性為主到以描寫女性為主, 從贊美男性到肯定女性, 從男性陽剛的衰退到女性陰柔的增長的過程, 進而對出現這一變化的深層原因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李明軍的《禁忌與放縱———明清艷情小說文化研究》討論了艷情文學在對慾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滲透的性別因素。陶慕寧的《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通過對各時代青樓文學特點的探析, 開掘其性別文化內涵及其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張淑賢的《論才子佳人小說女性意識的文學史意義》lu從性別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說研究的新視點。文章認為, 如果將才子佳人小說放到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發展的歷史長河中, 就不能輕易將之視為「觀念陳腐」的小說, 進而肯定了此類小說所體現的性別意識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又如, 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 思婦懷人、美人遲暮、憐花幽獨一類文學題材和審美情緒, 構成了傳統閨怨詩模式。馬睿的《無我之「我」 ———對中國古典抒情詩中代言體現象的女性主義思考》就此現象從女性觀點進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裝」或「異性扮演」有著深遠的文學敘事和文藝表現傳統, 同時又與具體時空范圍內的社會文化、文藝思潮、審美風尚等密切相關。近些年也出現了一批就此進行性別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
對文學現象及經典之作進行性別研究的論文數量很多。僅從一些論文的選題即可看出, 盡管具體探討的對象有所不同, 但對性別角色和性別關系的關注以及對封建男權和父權制文化的解剖與批判, 已成為比較常見的著眼點。部分作者嘗試借鑒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 具有鮮明的文化批判傾向。
(三)社會思想文化與創作中性別因素之關系的考察
在古代社會思想文化體系中, 女性總體上處於弱勢。這種狀況反映在文學創作中, 呈現出復雜的面貌。正因為如此, 在對文學中的性別因素進行考察時, 勢必需要將其置於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中; 而古代文學作者的性別觀念和創作心態, 可以說是聯系當時社會文化與創作文本的關節點。為此, 一些研究者分別從創作語境、閱讀接受以及批評傳播等環節入手, 深入辨析文學中的性別因素, 探討融入了作家個體性別意識的思想文化觀念與文學文本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 舒蕪多年來的一系列探討思想文化領域中性別問題的文章, 涉及古代文學中的種種性別現象, 同時充溢著對當下現實的人文關懷, 頗富啟發性。
例如, 俞士玲的《論明代中後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展》、曹亦冰的《從「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後期女性文化的演變》等文, 從明代女學、社會思潮、男性的參與、女性的自省等方面, 探討了明代中後期婦女文學興起的原因和發展狀態, 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性別文化的演變。黃仕忠的《婚變、道德與文學: 明清俗文學之負心婚變母題研究》一書, 追蹤自《詩經》以來這一母題在歷代文學作品中的表現, 分析其存在與演變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根源。顧歆藝在《明清俗文學中的女性與科舉》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別的作者在小說、戲曲、彈詞等俗文學中有關女性與科舉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尋味的差異。馮文樓的《身體的敞開與性別的改造———〈金瓶梅〉身體敘事的釋讀》討論了《金瓶梅》中的身體敘事與性別文化的關系。
注重作家婦女觀與創作文本關系的探討, 是許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黃霖的《笑笑生筆下的女性》⑧將《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寫分別從「作為道德家」的笑笑生與「作為小說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進而論述了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女性觀以及所涉及的女性問題。另如黃瑞珍的《從〈三言〉中的女性看馮夢龍的女性觀》、沈金浩的《論袁枚的男女關系觀及婦女觀》、薛海燕的《〈紅樓夢〉女性觀與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兒國的兩個系統———兼論吳承恩與李汝珍的女性審美觀》等等, 也是如此。
近年來, 開拓文學研究的視野, 打通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關聯, 已成為文學界的關注點之一。陳千里的《〈金鎖記〉脫胎於〈紅樓夢〉說》,就曹雪芹與張愛玲筆下相似的故事情節中不同的敘事態度進行剖析, 便有新的發現。而晚清這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學面貌,特別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楊聯芬的《清末女權: 從語言到文學》一文, 勾勒出中國文學中關於女性和女權問題現代性思考的基本輪廓, 並對這一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本土特點做了分析。王緋的《空前之跡———1851 —1930 : 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一書, 對晚清婦女文學的書寫特徵及文化身份進行了闡述, 揭示了維新時期的婦女文學書寫與社會政治的關聯。黃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詞人———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等論著中, 結合特定時期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 討論了清代女詞人徐燦、吳藻、顧太清和呂碧城等人的思想與創作。"
將社會思想文化與性別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考察, 對認識中國文學的豐富內涵顯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僅有助於認識文學創作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有助於在復雜而變動的思想文化環境中, 對文學創作者的主體活動做出立體的、比較切合本土實際的把握。

『玖』 談談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認識 600字左右

寫作思路：可以寫一下中國古代小說每一個階段的特點，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詳細地描述一下，最後闡述自己的理由和觀點等等。

正文：

中國古典小說是文學中的一種樣式，一般是描寫人物故事，塑造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同時擁有完整布局、發展及主題的文學作品。中國古代經典的小說，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代表作。

上古到先秦兩漢的古代神話傳說、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說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媧補天》《誇父逐日》。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志人、志怪小說，其情節結構比較簡單、粗略。如干寶的《搜神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

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小說的成熟。如《柳毅傳書》和《鶯鶯傳》。

宋代的話本，明代的擬話本的出現，推動了古代小說的發展，擬話本的題材更加廣泛，情節更加曲折，描寫更加細膩，如《灌園叟晚逢仙女》。

明清章回體小說將古代小說逐漸推向了頂峰。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紅樓夢》則代表古代小說的頂峰。

中國古代小說輝煌燦爛，但是它的出現和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無到有，歷經千年，達到鼎盛...

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說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兩種短篇小說雙線發展，明代開始,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狀態。

我國古代小說的特點：注意人物行動、語言和細節的描寫，在矛盾沖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節曲折，故事完整；語言准確簡練，生動流暢，富於個性；敘事方式明顯帶有說書人的印記。

『拾』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乃古「懸」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說舉著細小的釣竿釣繩，奔走於灌溉用的溝渠之間，只能釣到泥鰍之類的小魚，而想獲得大魚可就難了。

靠修飾瑣屑的言論以求高名美譽，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遠了。春秋戰國時，學派林立，百家爭鳴，許多學人策士為說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學說，往往設譬取喻，徵引史事，巧借神話，多用寓言，以便修飾言說以增強文章效果。

莊子認為此皆微不足道，故謂之「小說」，即「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淺識小道」，也就是瑣屑淺薄的言論與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說之為小說的本來含義。

而中國小說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開始具有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兩種不同的小說系統。文言小說起源於先秦的街談巷語，是一種小知小道的紀錄。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及隋唐長期的發展，無論是題材或人物的描寫，文言小說都有明顯的進步，形成筆記與傳奇兩種小說類型。

而白話小說則起源於唐宋時期說話人的話本，故事的取材來自民間，主要表現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識。但不管文言小說或白話小說都源遠流長，呈現各自不同的藝術特色。

(10)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擴展閱讀：

小說的奠基歷經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八百多年的積累和沉澱，當歷史進入唐代小說才正式形成。追溯八百多年的奠基，主要在四個方面：

一是寓言故事。如《孟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等書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鮮明的寓言故事，它們已經帶有小說的意味。

二是史傳。如《左傳》、《戰國策》、《史記》、《三國志》，描寫人物性格，敘述故事情節，或為小說提供了素材，或為小說積累了敘事的經驗。

三是文人筆記。這一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明顯，文人筆記大都記載一些軼事、掌故、素材。

四是民間娛樂消閑。各朝代都有茶館飯店常駐的說話人、說書人，以話本為基礎，每天把故事小小的說一段（小說），以吸引客人每天回來聽書，希望保證生意興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