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蕭子良的穿越小說

① 大衛宣王是那個朝代

【春秋】

衛宣王【公元前718年—前700年在位】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若「衛宣」無誤的話，畫風1949已經解釋得很好，只不過應是衛宣公。

若理解不錯，樓主想問的應是「文宣王」，錯將「文」看成「衛」。
文宣王：

1. 文宣王蕭子良（460年－494年），字雲英，齊武帝蕭賾的次子，封竟陵王，後該文宣王，官至司徒。
蕭子良從小聰明記憶過人深得父親齊武帝喜愛。 通經史黃老，尤喜佛典，與文慧太子並精佛理。齊永明年間，有文士集合於竟陵王左右，其中最著名有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八人，文學史上稱「竟陵八友」。
任司徒時，移居雞籠山邸，常在邸園內操辦各類齋戒，大集朝臣眾僧。一生奉戒極嚴，自名為「凈住子」。何胤的學生鍾岏進議曰「食蚶蠣不為食肉」，遭到子良的怒斥。范縝不信佛，子良也以為不滿。為政體恤百姓疾苦，遇有災荒，則上奏朝廷寬減役稅、開倉賑濟，深受百姓擁護。湯用彤贊嘆說：「竟陵王者，乃一誠懇之宗教徒也。」

② 南北朝時期傳統文學的中心在

社會的上層包括許多帝王在內

對文學的重視，主要表現為這一時期社會的上層包括許多帝王在內，普遍關心文學創作，從而影響了整個社會。兩晉與南朝，有許多皇帝與宗室，熱心於文學創作，並且像曹氏父子一樣，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成為一個時期的中心。在士族中，重視文學，以能文自誇，更是普遍的風氣。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成為社會上層一種必備的素養。

第二主題 磊落的魏晉風度
一、主題概述
（一）何謂「磊落的魏晉風度」
所謂「磊落的魏晉風度」，按照字面的解釋，「磊落」就是形容胸懷坦白、正大光明；「風度」就是指人的言談、舉止和態度。在這里，我們把這兩個詞合成一個短語，就賦予了它新的含義，即：在思想上不受任何羈絆的，通過人物品藻張場人性之美的社會風氣和文化趣尚。
（二）「磊落的魏晉風度」產生的原因
1．政治方面
文學史上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於東漢建安（漢獻帝劉協年號）年代，止於隋統一，歷時約四百年。這一時期的歷史情況比較復雜，大體情況是，如圖：

從上面的圖表可以看出，這個時代一是長期分裂。從漢末大動亂到三國鼎立，而後由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為時不過二三十年，接著又是連年混戰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統一。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代。二是政權更迭頻繁。整個魏晉南北朝，除了東晉和北魏存在的時間超過一百年外，其餘的王朝壽命都不長。三是社會動亂。在這一時期，由於國家分裂、政權不穩定，各種力量的爭奪統治權或擴大統治范圍，進行著激烈的斗爭。在不斷發生的社會動亂中，不但普通民眾蒙受了巨大的災難，許多上層人士也難免殺身之禍。四是民族矛盾尖銳。自漢魏以來，我國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開始大量向內地遷移，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斗爭時起時伏。五是士族與庶族之間的矛盾突出。士族，又稱世族、高門大族，其對立的稱呼是庶族、寒 門。由於各自的利益和在社會中的地位，士族與皇權、士族與庶族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許多矛盾。
2．思想方面
一是對儒家思想的否定。從社會思想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自由活躍、各種學說同時並興，某些異端思想也得以流行的時代。這是繼戰國「百家爭鳴」以後，我國歷史上又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先秦時期，對於個性價值的認可非常有限，即使在戰國諸子的爭鳴中，主要也是如何建立什麼樣的社會規范的不同意見。到了西漢時期，統治者為了政治的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先秦的名、法、道諸家思想被壓抑了數百年，人的活動和觀念受制於神學的目的論和讖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評價，完全以儒家所宣揚的那套倫理道德為標准，扼制了人性的發展。到了曹操執政，講求實效，為人隨便，思想通脫，對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學問、僵死的禮儀制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會能夠容納各種非正統的思想。在曹操徵求人才的令文中，甚到公然要推舉「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這對儒家思想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二是崇尚老莊哲學思想。自東漢後期以來，老莊哲學以一種新的面貌興起。魏晉南北朝這一股背棄儒教，提倡、崇尚老莊哲學的社會思潮，其根本的內涵即是不願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附屬品，不願把依附於封建國家視為個人必然的義務，而強調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會給予尊重。三是信仰佛教。佛教具有哲學和神學兩方面的內涵。它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頗為精緻，與老莊學說有相通之處，因而受到上層和下層的喜愛。它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既是一種虛幻的寄託，又是可以用來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因此受到他們的提倡。普通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託在天界和來世。因此，無論北方南方，無論上層和下層，佛教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信仰。四是信奉道教。道教是產生於中國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卻把他當作神仙，和尊奉老莊哲學思想的道家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從淵源關系來說，道教實際孕育於我國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於東漢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樣具有比較完整的教義和理論。它講求仙、講煉丹，也講養生之道、醫術本草；它既維護統治階級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觀念，特別是對原始公社式的社會的嚮往。它不但不否定現世生活，相反以各種方術來幫助享樂，既能給人以虛幻的滿足，又具有實用性，所以很受士族階層的歡迎。
需要說明的是，儒學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失去了獨尊性的地位，但絕不是說已經銷聲匿跡。實際上它仍然是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仍然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仍然是士人必須學習的書籍。
文學藝術創作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是作者個人獨特的生活情感與審美理想的表現。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政治上的動亂時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第二次「百家爭鳴」的時代。與這種社會背景相適應，文學藝術上便產生了最具審美特徵的「磊落的魏晉風度」。
（三）「磊落的魏晉風度」的主要特徵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社會思想的上述演變，文學日益改變了宣揚儒家政教的面貌，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表現作家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對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轉折，帶來了文學的繁榮。它的主要特徵是：
1．對文學的重視
對文學的重視，主要表現為這一時期社會的上層包括許多帝王在內，普遍關心文學創作，從而影響了整個社會。兩晉與南朝，有許多皇帝與宗室，熱心於文學創作，並且像曹氏父子一樣，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成為一個時期的中心。在士族中，重視文學，以能文自誇，更是普遍的風氣。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成為社會上層一種必備的素養。
由於文學受到重視，文學作品日益繁多，開始出現了一種將文學與其他學科區別的獨立學科意識。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所說的「文章」，不僅指政治、倫理方面的論著，還包括抒情的詩賦。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把文學與儒家的「立言」相提並論。到了南朝宋文帝時，在國家學校中專設文學館，與儒家、玄學、史學並立。從正史的記載來看，宋代范曄著《後漢書》，首次專設《文苑傳》，專記文學的事跡。梁代蕭子顯著《南齊書》，也專設《文學傳》。反映了文學在這時已獨立為一個學科的史實。
2．文學集團的活躍
既然文學受到普通的重視，成為上層人士必備的素質，那麼文學自然要進入他的社交生活，成為相互交往、溝通感情的媒介，並且常常被當作一種高雅的娛樂。這樣，就在一群文人之間，形成一定的文學集團。建安時代，在曹氏父子周圍聚集了「七子」（孔融、王粲、劉楨、陳琳、阮瑀、徐幹、應瑒）等一大批文人，結成了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文學集團。魏末正始（魏廢帝曹芳年號）間有以阮籍為首的「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王戎、高秀、劉俗、阮咸）；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有圍繞權臣賈謐的包括陸機、左思等在內的一大批文人結成的文學集團；東晉前期，在會稽一帶有王羲之、謝安為中心的文學交遊；宋代臨川王劉義慶門下招納了鮑照等眾多人士；齊竟陵王蕭子良周圍有著名的「竟陵八友「（肖衍、沈約、謝朓、王融、肖琛、范雲、任昉、陸倕）等等。這些文學集團的活動，對當時文學的發展演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追求美的創造（文的自覺）
當文學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現作者個人心靈的感受與嚮往以後，美的創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務。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一種普遍風氣，就是追求「新變」。所謂「新變」，就是不願一味沿襲舊的形式、題材、風格，而力求創造具有新鮮特點和個性特徵的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把」新變「作為文學追求的目標，衡量作品優劣的准繩。
在題材方面，當時作家有許多重要開拓。陶淵明創立了田園詩；謝靈運、謝朓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這些表現自然美、喜愛描繪自然風物，並把它與作者的主觀情緒結合起來，是魏晉南北朝文學一個突出的現象，對後代文學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追求美和「新變」，也引起了文學形式的不斷演革變化。拿詩來說，五言古體在漢代逐漸成熟，經過建安詩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創作，又有新的發展，表現手段更加豐富多樣了。七言古詩在漢代不僅數量少，質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有了顯著的進步。追求修辭的華美，也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普遍風氣。文學作品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增強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使語言更富於表現力。
但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主導權掌握在宮廷和貴族手中，作家的社會地位一般都比較高，與普通民眾的生活相脫離，其美學趣味也帶有明顯的偏狹性。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建安詩歌，較多地反映了當時動亂的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困苦，表現了作者期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辭氣慷慨，具有剛健清新的藝術風格。但建安以後的文學，盡管題材越來越豐富，但與普通民眾的生活與思想情感是缺乏聯系的。
4．自我意識加強，重視個體價值（人的覺醒）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禍不已、社會動盪，死亡枕籍，人生無常，再加上此時已經沒有了過多的思想束縛，士人們便開始注重自我，重視個體價值，並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歡少悲多的感慨和喟嘆，比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發，生亦何早」（曹丕）；「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阮籍），「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劉琨）；「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王羲之）；「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陶淵明）。他們唱出的都是這同一哀傷、同一感嘆，同一種思緒。這些」人生行樂「的態度和觀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頹廢、悲觀和消極的，但在這些人生的感喟中也蘊藏著一種向上的、激動人心的情感。建安風骨的人生哀傷是與建功立業和「慷慨多氣」結合在一起的；王羲之的「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是與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尋找人生的慰籍交融在一起的。其間正始名士的不拘禮法，太康、永嘉時的陸機、劉琨的政治悲憤，亦有一定的積極內容。
總之，「磊落的魏晉風度」，體現了文學的自覺意識和創新精神。它為後代的文學確立了一些重要原則，開辟了各種新的道路，沒有這么一個基礎，唐代文學的進一步繁榮是不可想像的。

③ 菩薩皇帝是誰他在文學上有什麼造詣

是梁武帝

梁武帝是一個多才多藝學識廣博的學者。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在南朝諸帝中可以說是堪稱翹楚，不在另三位開國皇帝之下。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則更為突出。史書稱他：「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學，從小就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少時習周孔，弱冠窮六經」，即位之後，「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這種刻苦學習的精神，為他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學術上，梁武帝以經學、史學的研究為卓著。在經學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講疏》、《春秋答問》、《孔子正言》等二百餘卷，可惜大都沒有流傳下來。天監十一年（512年），又製成吉、凶、軍、賓、嘉五禮，共一千餘卷，八千零十九條，頒布施行；在史學方面，他不滿《漢書》等斷代史的寫法，認為那是割斷了歷史，因而主持編撰了六百卷的《通史》，並「躬制贊序」。他對此書頗為自負，曾對臣下說：「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可惜，此書到宋朝時即已失傳，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a

他又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學，著有《涅萃》、《大品》、《凈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對道教學說，他也頗有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的「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的詩賦文才，也有過人之處。齊武帝永明年間（484——493年），詩壇創作風氣大盛，很多文人學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周圍，各逞其能，施展他們的詩歌創作才華。在這些文人學士中，比較著名的有八位，如謝眺、沈約、任眆、范雲等人，時人稱之為「竟陵八友」。蕭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詩歌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建梁稱帝後，他素性不減，經常招聚文人學士，以賦詩為樂。他的文學創作，推動了梁代文學風氣的興盛。

梁武帝現存詩歌有80多首，按其內容、題材可大致分為四類：言情詩、談禪悟道詩、宴遊贈答詩、詠物詩。)梁武帝的言情詩集中在新樂府辭中，又稱擬樂府詩，數量幾乎佔了其全部詩作的一半。樂府是古代專門掌管音樂的官署。據學者研究，至遲在周代便設有樂官，稱為大司樂，以樂府為音樂官署的名稱，則始於秦。到了漢代，漢惠帝時有樂府令一職。漢武帝時，樂府的性質和規模與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時，樂府除製作樂章、訓練樂工之外，還廣泛採集民間歌謠配樂演唱。凡由樂府機構製作和採集的歌辭，以及文人以樂府題寫作的詩，後世皆稱為「樂府詩」或「樂府」。其中，民歌是樂府詩中最有生氣的部分。I

魏晉時，樂府停止了採集民歌的工作，當時的樂府詩也出現了日趨雅化的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異風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層社會的重視，通過樂府機構的採集、演唱，對文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江南民歌言情的題材、內容，及其纖弱綺麗的風格特點，適應了當時統治階級對聲色的愛好，因而被廣泛模擬創作。

蕭衍任雍州刺史駐居襄陽時，就非常喜好當地的民歌，他的許多擬樂府詩，如《芳樹》、《有所思》、《臨高台》等，便是在此時創作出來的。即使在稱帝以後，蕭衍對樂府詩的興趣也仍然不減當年。在天監十一年（512年），他親自動手改西曲（南朝樂府民歌分為吳歌和西曲兩大部分。前者產生於建康周圍，此地相襲稱為吳地，故其民間歌曲稱為吳歌；後者產生於江、漢流域的荊、郢、樊、鄧幾個主要地區，是南朝西部軍事重鎮和經濟文化中心，故其民間歌曲稱為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見其愛好沉迷的程度。

和樂府民歌一樣，蕭衍的樂府擬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為詠唱對象。他的大多數詩作都是描摹女子對愛情的殷盼，為離別相思所苦的情態，感情纏綿，風格綺麗，語言平易，具有濃郁的江南民歌風味。如「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驅乃無依。」（《子夜四時歌。冬歌》）；「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襄陽蹋銅蹄歌》）等。鄭振鐸先生認為，「蕭衍新樂府辭最為嬌艷可愛」。此話確有一定的道理。

④ 南北朝的著名人物有哪些

1、北魏明元帝拓跋嗣（392年—423年），字木末，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鮮卑族。 北魏王朝第二任皇帝（409~423年在位） ，道武帝拓跋珪長子，母為宣穆皇後劉氏，太武帝拓跋燾之父。

登國七年（392年），拓跋嗣生於雲中宮。聰明睿智，寬厚弘毅。天興六年（403年），拜為相國、車騎大將軍，封為齊王。 天賜六年，冊立為太子。得知生母賜死後，悲傷不已，遊行出宮。

2、北魏太武帝拓跋燾（408年—452年3月11日），字佛狸伐，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鮮卑族。南北朝時期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長子，母為明元密皇後杜氏。

拓跋燾自幼聰明大度，應付裕如。 泰常八年（423年）登基，年號始光。心懷「廓定四表，混一戎華」之志。親自率軍征戰，周旋於險境。

3、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即北魏第七位皇帝魏孝文帝（471年9月20日~499年4月26日在位），遷都洛陽後改名元宏，河南洛陽人，獻文帝拓跋弘長子，母為李夫人，傑出的少數民族政治家、改革家。

按照北魏子貴母死制度，拓跋宏成為太子時，生母慘遭賜死，由祖母文明太後撫養成人。拓跋宏五歲即位，年號延興，由祖母文明太後臨朝執政，對鮮卑化的朝廷進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權的改革，孝文帝深受影響。

4、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輿，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彭城縣綏輿里，生於晉陵郡丹徒縣京口裡。東晉至南北朝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軍事家，南朝劉宋開國皇帝（420年－422年在位）。西漢楚元王劉交之後。

劉裕自幼家貧，初為北府軍將領。自隆安三年（399年）後，對內平定孫恩和桓玄，消滅桓楚、西蜀、盧循、劉毅、司馬休之等割據勢力，使南方出現百年未有的統一局面。

5、宋文帝劉義隆（407年－453年3月16日），字車兒，彭城綏輿里（今安徽蕭縣）人。南朝宋第三位皇帝（424~453年在位），宋武帝劉裕第三子，宋少帝劉義符之弟，母為文章太後胡道安。

初封宜都王，歷任前將軍、鎮西將軍等職，元嘉元年（424年）即位，在位三十年，年號「元嘉」。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

⑤ 史上有文學天賦的皇帝有哪些

梁武帝在學術上，梁武帝以經學、史學的研究為卓著。在經學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講疏》、《春秋答問》、《孔子正言》等二百餘卷，可惜大都沒有流傳下來。天監十一年（512年），又製成吉、凶、軍、賓、嘉五禮，共一千餘卷，八千零十九條，頒布施行；在史學方面，他不滿《漢書》等斷代史的寫法，認為那是割斷了歷史，因而主持編撰了六百卷的《通史》，並「躬制贊序」。他對此書頗為自負，曾對臣下說：「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可惜，此書到宋朝時即已失傳，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他又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學，著有《涅萃》、《大品》、《凈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對道教學說，他也頗有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的「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的詩賦文才，也有過人之處。齊武帝永明年間（484——493年），詩壇創作風氣大盛，很多文人學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周圍，各逞其能，施展他們的詩歌創作才華。在這些文人學士中，比較著名的有八位，如謝眺、沈約、任眆、范雲等人，時人稱之為「竟陵八友」。蕭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詩歌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建梁稱帝後，他素性不減，經常招聚文人學士，以賦詩為樂。他的文學創作，推動了梁代文學風氣的興盛。 梁武帝現存詩歌有80多首，按其內容、題材可大致分為四類：言情詩、談禪悟道詩、宴遊贈答詩、詠物詩。)梁武帝的言情詩集中在新樂府辭中，又稱擬樂府詩，數量幾乎佔了其全部詩作的一半。樂府是古代專門掌管音樂的官署。據學者研究，至遲在周代便設有樂官，稱為大司樂，以樂府為音樂官署的名稱，則始於秦。到了漢代，漢惠帝時有樂府令一職。漢武帝時，樂府的性質和規模與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時，樂府除製作樂章、訓練樂工之外，還廣泛採集民間歌謠配樂演唱。凡由樂府機構製作和採集的歌辭，以及文人以樂府題寫作的詩，後世皆稱為「樂府詩」或「樂府」。其中，民歌是樂府詩中最有生氣的部分。魏晉時，樂府停止了採集民歌的工作，當時的樂府詩也出現了日趨雅化的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異風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層社會的重視，通過樂府機構的採集、演唱，對文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江南民歌言情的題材、內容，及其纖弱綺麗的風格特點，適應了當時統治階級對聲色的愛好，因而被廣泛模擬創作。 蕭衍任雍州刺史駐居襄陽時，就非常喜好當地的民歌，他的許多擬樂府詩，如《芳樹》、《有所思》、《臨高台》等，便是在此時創作出來的。即使在稱帝以後，蕭衍對樂府詩的興趣也仍然不減當年。在天監十一年（512年），他親自動手改西曲（南朝樂府民歌分為吳歌和西曲兩大部分。前者產生於建康周圍，此地相襲稱為吳地，故其民間歌曲稱為吳歌；後者產生於江、漢流域的荊、郢、樊、鄧幾個主要地區，是南朝西部軍事重鎮和經濟文化中心，故其民間歌曲稱為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見其愛好沉迷的程度。 和樂府民歌一樣，蕭衍的樂府擬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為詠唱對象。他的大多數詩作都是描摹女子對愛情的殷盼，為離別相思所苦的情態，感情纏綿，風格綺麗，語言平易，具有濃郁的江南民歌風味。如「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驅乃無依。」（《子夜四時歌。冬歌》）；「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襄陽蹋銅蹄歌》）等。鄭振鐸先生認為，「蕭衍新樂府辭最為嬌艷可愛」。此話確有一定的道理。更多資料請看 http://ke..com/view/47798.htm

⑥ 求古代文學上「西邸文士」的名詞解釋

齊永明五年（487年）蕭子良任司徒後，移居雞籠山。他禮才好士，傾意賓客，故一時天下文士紛紛歸附其雞籠山西邸，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學成就較為突出、在當時名聲最高的無疑是竟陵八友。沈約、謝朓、王融和周顒等人在倡導「永明體」和推動新詩風的發展方面，功不可沒。蕭衍曾任子良司徒西閣祭酒之職，其詩才在當時即已顯露，史稱其「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范雲詩文兼善，鍾嶸《詩品》卷中雲：「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梁書》本傳稱他八歲能詩，「操筆便就，坐者嘆焉」，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時人每疑其宿構」。蕭琛朗悟而有才辯。任昉、陸倕則以文筆見稱於世，故蕭綱說：「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在蕭子良的組織下，西邸文士的活動相當豐富多彩，既不限於詩賦，也不限於文學；或組織文士雅集，或組織學術講論，或組織人員編撰各類著作，或在邸園舉行佛事活動。不過，詩歌創作仍然是這個集團最重要的文學活動。其特點是集體賦詩，有時帶有競賽的意味，場面十分熱烈.

⑦ 衛宣王是哪個朝代的

若「衛宣」無誤的話，畫風1949已經解釋得很好，只不過應是衛宣公。

若理解不錯，樓主想問的應是「文宣王」，錯將「文」看成「衛」。
文宣王：

1. 文宣王蕭子良（460年－494年），字雲英，齊武帝蕭賾的次子，封竟陵王，後該文宣王，官至司徒。
蕭子良從小聰明記憶過人深得父親齊武帝喜愛。 通經史黃老，尤喜佛典，與文慧太子並精佛理。齊永明年間，有文士集合於竟陵王左右，其中最著名有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八人，文學史上稱「竟陵八友」。
任司徒時，移居雞籠山邸，常在邸園內操辦各類齋戒，大集朝臣眾僧。一生奉戒極嚴，自名為「凈住子」。何胤的學生鍾岏進議曰「食蚶蠣不為食肉」，遭到子良的怒斥。范縝不信佛，子良也以為不滿。為政體恤百姓疾苦，遇有災荒，則上奏朝廷寬減役稅、開倉賑濟，深受百姓擁護。湯用彤贊嘆說：「竟陵王者，乃一誠懇之宗教徒也。」
2.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春秋魯國曲阜人，名丘，字仲尼，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他是儒家始祖，最初在魯國學習，當家臣，後周遊列國，到齊
國齊大夫昭子家當家臣，他主張仁政，仁德為仁政的根本，治國當用仁德禮儀，不專注重政令刑罰。人倫之道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為他的博學和政治
主張所折服，打算任他為大臣，但因眾臣反對，他又返回魯國。四十二歲時，不肯任官，甘居林野講學。提出「有教無類」的平等教育思想，有弟子三千，通六藝的
有七十二人。五十歲時出任中都宰，一年後升為司空，又升為司寇。在齊、魯「夾谷之會」上任總管會議禮儀的「相」，不久代理宰相，後被排擠，繼續在困絕中周
游列國。晚年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論語》是弟子們錄他的言論集，此書成為中國歷代的蒙學典集。他享年七十三歲，卒於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乙
丑，唐追謚文宣王；宋加謚至聖文宣王；元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改稱至聖先師；清定建文廟，謚號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後改為至聖先師孔子。

⑧ 文宣王是那個朝代人

文宣王蕭子良（460年－494年），字雲英，齊武帝蕭賾的次子，封竟陵王，後改文宣王。「文宣王」是歷代封建王朝追封孔子的謚號。唐代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宋代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孔子被加封為「至聖文宣王」。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特詔命孔子加謚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清之際，追謚孔子的封號中加入「先師」，如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至聖先師」， 清代順治二年（1645年），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文廟」中的「文」一方面表明孔子所受的封號「文宣王」，另一方面也說明歷代王朝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尊崇備至，所以從公元739年以來中國的一些孔廟就固定的稱為文廟。

⑨ 范縝文言文翻譯

注釋
①縝（zhěn）：指范縝南朝唯物主義哲學家。
②劉瓛（huán）：南朝人，通博五經，世推為大儒。
③冠：舉行冠禮。古代男子二十歲舉行冠禮，表示已經成人。
④芒屩（juē）：草鞋。
⑤《三禮》：《儀禮》、《周禮》、《禮記》的合稱，為儒家經典。
⑥危言：激烈深刻而不顧忌諱之言。
譯文
范縝少年時父親去世，很是貧困，侍奉母親孝順恭敬。二十歲以前，跟沛國劉瓛學習，劉瓛認為他與眾不同，親自為他舉行加冠禮（古代成年禮儀）。在劉瓛門下數年，總是穿草鞋布衣，步行於道路。劉瓛門下有許多乘車跨馬的貴族子弟，范縝處在他們中間，一點兒也不感到羞愧。長大以後，博通儒家經典，尤其精於《三禮》。性格誠信直爽，喜歡直言不諱大發宏論，不被士流朋友們接受。只和表弟蕭琛友善，蕭琛也是有名的能言善辯者，但總是佩服范縝的言簡意深。

⑩ 中國文學史卷二

齊梁三大文學集團的構成及其盟主的作用
【作 者】普慧
【作者簡介】普慧山東大學威海分校中文系南朝（420—589）文學可謂士族、宮廷和家族的文學。在宋、齊、梁、陳四朝中，劉宋雖歷時60年，占整個南朝的1／3還強，但因其上接魏晉、下啟齊梁，只具有過渡期的特點；陳朝33年，時間不長，且國力衰微、地域日縮，文化愈趨萎靡，已不足與北方相抗衡，又下轉隋朝，亦僅具過渡性的特點。所以，真正能夠體現和代表南朝文學特徵的是齊梁文學。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於武將，他們對士族的行為舉止、價值觀念、文化活動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的，他們的文化修養和士族文人的貴族氣息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提高和培養起來的。他們以手中強大的政治權力、豐厚的經濟實力和優越的文化特權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與士族融合。南朝初期的劉宋皇室成員，大多表現出「老兵」、「勁卒」的武夫形象。劉宋文學完全是士族文學，皇室實在是不登文學殿堂的。皇室對士族文人除了政治而外，缺乏其它吸引力和號召力。蕭齊一代，皇室的文化修養大大提高。齊高帝蕭道成十三歲即受學於鴻儒雷次宗，對詩文頗有鑒賞力。其他諸王也比劉宋皇室喜好文化。齊武帝蕭賾雖極重治世，但亦認為「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南齊書·蕭長懋傳》）其子文惠太子蕭長懋、竟陵王蕭子良更具有良好的文學素養，他們接納文士，網羅人才，把文學提到了一個很高的地位。蕭梁一代，武帝蕭衍及其諸皇子的文學素養之深厚、思想理論之精邃、創作實踐之成熟，已與士族文人無異。他們在政治上和文學上，都對士族文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而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斷穩固，皇室文學修養的極大提高，廣招文士的蔚然成風，文人學士的望風相投，為以皇室為核心的文學集團的形成准備了充分的條件。因此，在齊梁不到80年的時間里，便出現了三個以皇室為核心的龐大的文學集團。這三大文學集團的盟主以帝王之尊，積極參加並領導文學創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學熱潮，參與的王公貴族、文人學士之多，產生的文學作品之富，是空前的。這是齊梁文學得以繁榮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齊梁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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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齊一代，皇室接納文士已漸成風氣。除竟陵王蕭子良外，文惠太子蕭長懋、豫章王蕭嶷、隨郡王蕭子隆都曾招引文士。然其規模與名氣皆無法與蕭子良相比。史稱，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南齊書·蕭子良傳》）永明五年（487），蕭子良移居雞籠山， 天下文士紛紜而至，迅速形成了一個以蕭子良為核心的西邸文學集團。「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蕭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梁書·本紀·武帝上》）「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脁、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梁書·沈約傳》）「竟陵王子良好文學，我高祖（蕭衍）、王元長、謝玄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孫廣、江淹、虞炎、何僴、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蕭繹《金婁子·說蕃》）「（張充）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梁書·張充傳》）「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掞等並稟服文義，共為法友。」（慧皎《高僧傳·法安傳》）所謂「八友」、「得人」、「士林」、「賓客」、「法友」，皆為直接出入於西邸的文人。其他還有王僧孺等，「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南史·王僧孺傳》）柳惲，「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梁書·柳惲傳》）宗夬，「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梁書·宗夬傳》）謝璟，「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梁書·謝徵傳》）江革，「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梁書·江革傳》）在並游西邸的這些人當中，周顒、王儉、沈約原為文惠太子蕭長懋的幕僚。周顒原「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太子在東宮，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咨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南齊書·周顒傳》）王儉曾為文惠太子少傅，「永明三年（485 ）（文惠太子）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適句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南齊書·文惠太子傳》）這三人中，沈約依附蕭長懋時間最長，也最為蕭長懋賞識。蕭長懋入居東宮後，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所談，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恆早入。』」（《梁書·沈約傳》）由於蕭子良對兄長蕭長懋「甚相友悌」（《南齊書·蕭子良傳》），二人感情篤厚，其文學活動多集中於一起，所以，仕東宮太子的周顒、王儉、沈約等也就成了蕭子良的座上客，並引為子良的知己，成為西邸文學集團的主將。
從龐大的西邸集團成員的構成因素來看，既有政治的結盟，又有文學的結社。在子良周圍，范雲、王融、沈約不僅是子良的文友，而且是子良政治上的支持者。范雲在「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游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梁書·范雲傳》）從建元初至永明末，范雲一直追隨於子良的身邊。王融可謂是子良最為堅定的擁戴者，為了扶助子良即帝位，還搭上了性命。「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南齊書·王融傳》）永明末，「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蕭鸞）。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鬱林（蕭昭業）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詔於獄賜死。」（同上）沈約曾為蕭子良司徒右長史。鬱林王蕭昭業隆昌元年（494）子良病逝， 沈約因與子良過密而被蕭昭業外放為東陽太守。張融、柳惲亦曾為子良幕僚，「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南齊書·張融傳》）除上述諸人之外，其他人游於西邸，多是以賓客、文士的身份，在政治上與蕭子良的關系似乎不是太深。因此其活動也就多為文學方面的。「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缽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南史·王僧孺傳》）蕭子良本人的文學創作水平並不高，「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乏文彩，多是勸戒。」（《南齊書·蕭子良傳》）但他以親王之尊，極有興趣地組織文學活動，理所當然地成為文壇盟主。西邸文學集團的活動遠不限於文學，但就其主要成就來說，則是在文學方面的。周顒、沈約創立的詩歌聲律論以及王融、謝脁、沈約、劉繪等將聲律論運用到具體的詩歌創作的實踐而創立的永明體，雖然給齊梁文學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刻意追求詩歌聲律而忽視詩歌的自然美，但對後世近體詩的創立，無疑是功不可沒的。這樣追求同一文學審美趣味的集體創作，顯然是在一定的文學集團內相互交流、切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得以實現。應該說，詩歌聲律論的提出和永明體的創立，是文學集團的集體成果。永明體是中國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出現的詩風。又稱新體詩。當時的音韻學家周顒發現並創立以平上去入制韻的四聲說，沈約等人根據四聲和雙聲疊韻來研究詩的聲、韻、調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必須避免之說。永明體，即以講究四聲、避免八病、強調聲韻格律為其主要特徵 。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的8位文學家：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合稱竟陵八友），都是永明體詩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歷來認為是謝朓 、沈約和王融。從齊永明至梁陳100餘年間，吳均、何遜、陰鏗、徐陵、庾信等先後有90餘人對新體詩進行過有益的嘗試，從而為唐代格律詩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上官體
是唐代詩歌史上第一個以個人命名的詩歌風格稱號。指唐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題材以奉和、應制、詠物為主，內容空泛，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 上官儀（約608～664），初唐貞觀詩壇的新秀。因長於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宮體詩影響，「文並綺艷」。擅五言，格律工整，內容多為應制奉命之作，歌功頌德，粉飾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詞藻華麗，綺錯婉媚。因其位顯，時人多仿效，世稱上官體。 《舊唐書·上官儀傳》：「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顯貴，故當時多有學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上官儀歸納了六朝以後詩歌的對偶方法，提出六對、八對之說，以音義以對稱效果來區分偶句形式，已從一般的詞性字音研究，擴展到聯句的整體意象的配置。他代表了當時宮廷詩人的形式主義傾向，對律詩的定型有促進作用。它為詩歌的趨於格律化提供了新的範式，正是齊梁以來新體詩過度到沈、宋律詩的一座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