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論文

1. 關於小說的起源（中國古代文學題目）

中國古代小說有兩個系統，即文言小說系統和白話小說系統。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文言小說。這時的小說可以統稱之為筆記體小說，採用文言，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只言片語。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模。作品的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還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而缺少藝術的虛構。它們還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中國文言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宋元話本。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雜篇《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以「小說」與「大達」對舉，是指那些瑣屑的言談、無關政教的小道理。後來，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小說與《莊子》所說的「小說」含義雖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始終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
東漢班固據《七略》撰《漢書?藝文志》，把小說家列於諸子略十家的最後。這是小說見於史家著錄的開始。諸子略共4324篇，小說就佔了1380篇，是篇數最多的一家。班固據《七略?輯略》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這是史家和目錄學家對小說所作的具有權威性的解釋和評價。他認為小說本是街談巷語，由小說家採集記錄，成為一家之言。這雖是小道，尚有可取之處。班固明確地指出小說起自民間傳說，這對認識中國小說的起源有重要的意義。
追溯中國小說的起源，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神話傳說。盡管古代文獻對神話傳說的記載十分簡略，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到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這兩種重要的小說因素。神話傳說原先在口頭流傳，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漸凝固；有的繼續在口頭流傳並不斷豐富發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節。這些繼續活在人們口頭上的傳說一旦記錄下來，就成為具有濃厚小說意味的逸史。從神話傳說到小說的這根鏈條中，逸史是關鍵的一環。甚至不妨說逸史是中國小說直接的源頭，逸史中最接近小說或竟可視為早期小說的，莫過於《穆天子傳》和《燕丹子》。前者對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細節描寫；其中的西王母與《山海經》中的記敘相比，減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後者寫燕太子丹派荊軻刺殺秦王，與《戰國策》和《史記》相比，不僅增加了細節描寫而且突出了燕丹這個復仇者的形象。（明）胡應麟稱此書為 「古今小說雜傳之祖」（《四部正訛》），不為無見。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等書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鮮明的寓言故事，它們已經帶有小說的意味。《韓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內儲說》、《外儲說》、《說林》，明白地用「說」來標目，也透露出兩者之間的關系。顯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說的源頭之一。
第三是史傳。如《左傳》、《戰國策》、《史記》、《三國志》，描寫人物性格，敘述故事情節，或為小說提供了素材，或為小說積累了敘事的經驗。唐代傳奇小說多取人物傳記的形式，《三國志演義》徑直標明是史傳的演義，都證明了史傳是小說的一個源頭。在傳統的目錄學著作中，有些書或歸入子部小說家類或歸入史部雜傳類，這兩類缺少嚴格的區別，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史傳對小說的影響之深。
《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小說15家，均已亡佚。今存題為漢人所著的小說，其實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偽托漢人的作品，如託名東方朔的《神異經》和《十洲記》，託名班固的《漢武帝故事》。題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很多，重要的如（三國魏）邯鄲淳《笑林》，（西晉）張華《博物志》，（東晉）干寶《搜神記》，（宋）劉義慶《幽明錄》、《世說新語》，（北齊）王琰《冥祥記》，（梁）沈約《俗說》，（梁）殷芸《小說》等，包括後人的輯本，共約五十種，足見其興盛的情況。

2. 中國古代小說的歷史演變過程

中國古代小說(先秦-鴉片戰爭前)的發展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從"醞釀--雛型--成熟--轉變--繁盛",體現了古代人民為創造民族的文學樣式,民族的文學精品,所付出的艱辛勞動。
中國古代小說孕育於先秦時期的遠古神話，經歷了漢魏六朝雜史、志怪志人的成長，唐傳奇的成熟，宋明話本、擬話本的發展壯大，最後在明清章回小說中展示出生命的輝煌。 從語體上說，中國古代小說又可分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兩大系統。
從藝術的淵源上說，中國小說的萌芽狀態可以追溯到遠古神話，《山海經》被稱為「古今小說之祖」。先秦的史傳文對小說的影響也很明顯，《戰國策》因其敘事的成熟完備及其中多篇顯著的虛構色彩，更是被當作最初的小說體裁之一——雜史小說的開端。
漢代出現了第一篇初具規模的雜史小說《燕丹子》，它比《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傳」更富傳奇色彩。
中國小說初具規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其標志就是小說由寫事為主轉向寫人及其性格特徵為主，從而確定了人在小說中的主體地位。按內容可分為志怪和志人兩類，前者以寫神靈鬼怪及其妖異怪誕之事為主，代表是晉代干寶的《搜神記》；後者以記載人物的瑣聞逸事為主，代表是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這也是文言小說的第一個高峰。
中國古代小說真正成熟的標志是唐代傳奇的出現與繁榮。他們在內容的豐富性、題材的多樣性、人物的形象性、故事的藝術性和文筆的生動性等方面都是六朝小說所無可比擬的。涌現出一系列優秀傳奇小說，如陳鴻的《長恨歌傳》、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李朝威的《柳毅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杜光庭的《虯髯客傳》等。內容以言情為主，搜奇記逸，文字婉轉華艷，代表著早期文言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是文言小說的第二個高峰。
宋代出現了話本小說，它是民間說書人講史或演說的底本，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表達市民心聲。如《碾玉觀音》、《快嘴李翠蓮記》、《錯斬崔寧》等，都是膾炙人口之作，也是中國白話小說的濫觴之作。
明代掀起文人模仿話本風格而改編創作「擬話本」的高潮，「三言」、「二拍」、「一型」為其代表，也是古代白話小說的第一個高峰。「三言」即由馮夢龍選編加工而成的三部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它對民間文學的繼承與革新，它的現實主義精神與白話短篇的形式，直接推動了擬話本的繁榮，《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優秀代表。「二拍」即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它比「三言」更注意求奇求巧和強調自身的創作主體意識。「一型」即陸人龍的《型世言》，創作精神由改編變為獨創，重視小說議論和教化作用。
中國古代小說的全面繁榮和輝煌是明清章回體白話長篇小說和文言短篇小說的全面豐收與總結。白話長篇主要包括：元末明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一部白話長篇歷史小說，章回小說的開山之作）、施耐庵的《水滸傳》（第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的白話長篇小說，開小說英雄傳奇之先河）；明代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開文人獨立創作白話小說的先河，力促世情小說的成熟與繁榮）、吳承恩的《西遊記》（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浪漫主義白話長篇小說的傑出代表）；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國諷刺文學的集大成者）、曹雪芹的《紅樓夢》（人情小說的集大成者，古代白話小說的高峰與總結，代表著白話小說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內涵極為豐厚的鴻篇巨制）。煌煌巨著，構築起古代白話小說的第二座高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代表著文言小說的最高成就，是我國古代文言小說的第三個高峰。

3.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

中國小說的發展史

中國古代小說，晚熟於詩歌、散文，略早於戲曲。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小說一向受到封建正經統文人的鄙視。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小說，是在封建正統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視眼光下發展繁榮起來的。這也是一種「逆反」。

中國古代小說起於何時，源於何書？我們似不可拘泥於一時一書，因為小說在敘寫技法上，雖不似戲劇那樣要求各種文學藝術的高度融合，但較之詩歌、散文要求卻更多更高，非一時所能形成，更非一書所能標志，只宜概而言之。我們把先奏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實際上是基於我們並不認為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已經產生符合小說文體基本條件的小說作品。就實際情形而論，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傳說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為小說文體的形成准備了條件；同時也呈露出了中國小說童年時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兩大類別的端倪。不過中國古代早期的小說與歷史傳記難以截然分開來，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從後漢至唐代以前，是中國小說的童年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小說初步形成的時期。魯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說稱為「古小說」，這是為了與唐人小說和唐以後的小說區別開來。因為唐人小說是公認的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完全成熟的標志，而「粗陳梗概」的六朝小說，顯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認為，「童年期小說」與「古小說」就是相似相通的。這一時期的小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事物的「真實」而非強調藝術的真實。作品大都不作「幻設語」，作者所寫的是作者所相信實際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帶有「傳景」性質。就志怪小說而論，不是像後來的作者借非人類的故事來反映人世間事，而是確信「陰陽殘殊途，人鬼乃皆實有」。從根本上講，作者還不知怎樣做小說，更非「有意為小說」。這種帶有原型狀態的小說，無疑表現了童年時期的特點。童年期小說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和以干寶《 神記》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兩大類別的興起，既與時代文明氛圍和社會習尚有密切的關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傾向的發展的不然，對爾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與分流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某些長篇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唐人小說，僅《太平廣記》一書收錄的單篇就有四十餘篇，專集四十餘部，約在千篇之數，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傳奇，一為志怪。唐人小說繁榮發達的原因，除對童年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發展外，與當時的政治昌明、文化發達以及科舉「行卷」、「溫卷」之風有直接關系。

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話本的產生。從此，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宋以前小說史，從宋代開始，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的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兩條線索交互發展，它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高潮迭起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所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地位也越來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說的余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說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說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說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說或近似小說。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而寧人對文言小說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說，多賴以保存下來。

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日干小說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於「怪」。《聊齋志異》有雲：「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 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雲：「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

(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閱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佔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鑒別與整理。

我們再從宋代談談白話小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宋人話本的產生帶有革命的性質。其積極意至少有以下幾點：①由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②作品描寫的對象由表現封建士子為主轉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隨之發生了變化。③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基礎。枕頭人話本的興起，「實在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魯迅語）

「話本」原是說話人的底本。「說話」就是講故事。作為一種伎藝，起源於唐而盛於宋究其淵源則很久遠。唐以前的「說話」活動僅限於士大光之間，多半供統治階段娛樂消遣。到了唐代「說話」作為一種伎藝，有向「市民文學」發展的趨勢。因唐人的文言小說、變文等，無論內容和形式，對話本都有影響。

宋代「說話」十分發害遍及瓦子、勾欄、茶樓、酒肄、街頭巷尾、宮廷寺廟、府第鄉村。這樣，便出現了一批專業化的「說話人」，還有編寫話本的團體，有「說話人」的行會。「說話人」有專業上的分工叫做「家數」；在「家數」中，影響最大者是「小說」與「講史」二家，尤其是「小說」這一家。從「說話」到話本小說，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初期，作為「說話人」底本的話本，不是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師徒傳授和講給人聽的；編寫話本，不是基於文學的目的，而是由於職業的需要。隨著市民對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業的發達，供「說話人」使用的底本——話本逐漸被加工潤色，印刷流傳供人閱讀坑味了。話本—經公開流傳，白話小說也便隨這誕生了。從此，也使這種伎藝和話本在一定意義上分了家。

宋元時代，話本多是單篇流傳、多出於民間藝人之手，流傳於市井之間幾乎無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寫作的具體年代，尤其是宋元兩代更難分辨。於是治小說的人只好把它們眼就一起，統稱為「宋元話本」。「宋元話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無精確統計，當代學者認為，小說話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講史」[又稱「平話」（或「評話」）]話本。多出自元代，據《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六記載，共26篇（惜多已失傳，今僅存《編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大宋宣和遺事》和「講經」話本只是近似小說而非小說，只是對章回小說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宋代「說話」伎藝的勃興，與當時都市經濟的畸形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和《武林舊事》諸種筆記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

明代是白話小說謊蓬勃發展的時代。就白話短篇小說而言，明人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吞聲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明代白話小說（短篇）最繁榮的時期是在萬曆以後，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市了階層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趨放誕，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白話短篇小說日益蓬勃地發展起來。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緶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恆言》）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清平山堂話本》原分六集共收話本60篇，總名《60家小說》。僅存27篇。書中多宋元舊作，未加潤飾；少數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話小說謊百開篇，其中有經馮夢龍加潤飾的話本，也有他創作的擬話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則全為凌濛初創作的擬話本。 馮夢龍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學家，對通俗小說理論也有卓越的見解。他編的「三言」題材廣泛、佳作頗多、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藝術上多所創造。從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話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與「三言」同時的最早的擬話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濛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書中糟粕較「三言」嚴重得多。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孫楷第語）

請初「抱瓮老人」從「三言」、「二拍」精選出四十篇作品，定名為《今古奇觀》，在「三言」、「二拍」一度失傳的情況下，賴此書我們得以了解明代白話小說的基礎情況，這個選集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響下，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集子有四十餘部。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性雖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還有些作品值得一讀，如崇禎年間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點頭》、明末清初李漁的《十二樓》、「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據之風盛行，士大夫不熱衷於小說，直到清末，這種現象才發生變化，小說又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又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入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雖然短篇文言、白話小說一直在按照身的規律發展前進，並且時有佳發，時有高潮，但總體說來，其成就與規模則無法與長篇小說相比擬。「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典範；《水滸傳》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範；《西遊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範；《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它們各自開創了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領域。「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幾個系列：《三國》系列、《水滸》系列，《西遊》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著問世，兩世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雖不乏諷刺之作，但卻沒有一部稱得上諷刺小說的樣板，所以魯迅對《儒林小史》的好評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書」之外，另闢了一條蹊徑。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後來魯迅的雜文。至於《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無庸多言了。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光輝總結。如果說《三國》、《水滸》、《西遊》在民間影響極大，而《儒林》、《紅樓》的影響則在士大夫之間。尤其是《紅樓》的讀與講，則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相互理解在。」這說明在清代知識階層中不僅有一股「《紅樓夢》熱」，而且還把是否通《紅樓夢》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學識高低的標准。在《紅樓夢》尚未西世時就有人評點，兩百多成來，評論者比肩接踵，續作汗牛充棟，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是中國的人驕傲。

《紅樓夢》之後，由於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由於清廷的極端腐敗，社會處於了大變革昀時期；小說理論高度發達，眾多雜志創刊問世，印刷事業也發達興旺，是為小說提供了創作面世的便利條件。據近人粗略統計，晚清長篇小說當在千種以上。「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吳 yiàn（足企也）人、劉鶚、曾樸）中，僅李伯元、吳 （這個字打不出來）人二就創作了長篇小說數十種。晚清小說不論內容還技法，都有許多新因素，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特點。對晚清小說的研究與整理，阿英（錢杏頓）先生貢獻最大，魏紹昌先生也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從總體上講，較之明代和前清小說的研究，似乎顯得還很薄弱。可以紀的是「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

綜前所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簡小說的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資多彩的狀態。

4. 論述 中國古代小說的源頭：

中國古代小說最早起源於上古神話傳說,比如：《山海經》、《穆天之傳》，此為中國古代小說的濫觴！此後,先後出現魏晉志人志怪小說、唐傳奇、明清小說等等.

5. 。。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的起源

魏晉南北朝時來期，文言小說。源這時的小說可以統稱之為筆記體小說，採用文言，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只言片語。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模。作品的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還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而缺少藝術的虛構。它們還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中國文言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宋元話本。

6. 中國古典小說鑒賞論文

從「女兒國」看時代——《西遊記》和《鏡花緣》對比賞析 增大字體 泊頭師范語文組：黃冬冬 摘要：《西遊記》、《鏡花緣》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文化瑰寶，在當今時代仍是魅麗不減，兩部書作者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是女兒國這個意象把兩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從女兒國本身還是他們的荒誕、詼諧之風中，我們都可以找到許多共性的東西，但「文以載道」、「明其本然」，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表面，還要逐層深入，挖掘實質，找尋其時代意義。關鍵字： 「女兒國」 封建禮教 「女尊男卑」 實質 時代意義 《西遊記》、《鏡花緣》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文化瑰寶，在當今時代仍是魅麗不減，兩部書作者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是女兒國這個意象把兩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從女兒國本身還是他們的荒誕、詼諧之風中，我們都可以找到許多共性的東西，但「文以載道」、「明其本然」，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表面，還要逐層深入，挖掘實質，找尋其時代意義。掀起「荒誕」、「詼諧」的現象外衣，我們要立足於時代背景、作者的社會經歷來探求兩部書中女兒國所蘊含的社會實質和時代意義： 首先我們從兩部作品「女兒國」內女性所處的角色來分析。西遊記中「女兒國」雖也有「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的涉及，但作者並沒有展開來描繪，而是把視角放在女王求愛和舉國臣民女子對男人的態度上，說明在這個女兒國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為愛情主角的實質。而其現實意義也生發於此。《西遊記》成書於明中葉，當時程朱理學統治著整個社會，他們主張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為大」，對女子這種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的教化根深蒂固。在這種封建倫理道德的壓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為扼殺自己的劊子手。在宋元時代作品就已出現了許多列女形象，她們把自己的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認為有辱自己名節而自斷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則被輿論灌之為「壞女人、不貞不潔的妖婦」之惡名。《水滸傳》中潘金蓮、潘巧雲和盧夫人等女性由於背叛丈夫、沒有從一而終，而只有落得被殺的下場。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還沒徹底開化，她們是被封建道德束縛了手腳。而今我們在幻想的「女兒國」中看到另一圖景：女王得知御弟駕臨，立即對眾臣子宣布：「寡人願招御弟為王，我願為後，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這是何等大膽的求愛之舉呀！而舉國上下女子對男女交合之事無任何羞怯之態。作者也敢於涉足這一方面，勇氣可嘉!在現實社會中女子從小處於深閨之中，習熟「禮教」，萬事遵禮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動，也羞於出口，而最終往往在家人的擺布之下葬送個人幸福。構想中「女王」則勇敢的沖出了這個樊籠，女王從沒接觸過男性，但他對情愛有著強烈的渴求，他對唐僧大膽的求愛實質是理學禁慾主義窒息下婦女們發出的心靈吶喊。但「女兒國」在描述這種正義之舉時，也向我們展示了在禮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變態發展。唐僧一行剛進入西梁邊界就從一中年婦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風月之事」，「那個肯放你過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這是何等的兇殘與變態呀。這正寓指：在現實社會下由於封建道德、禮教的壓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愛、幸福，最終使她們走上邪惡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滸傳》中潘金蓮、潘巧雲等就是這種扭曲人物。兩者都是在封建包辦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蓮和西門慶狼狽為奸毒害親夫。他們大膽追求幸福的勇氣可嘉但不道義的行為又讓人生恨。是封建社會扼殺了他們的軀體，泯滅了他們善良的靈魂。《西遊記》作者正是站在社會高度逆時代不能為而為之，這種沖破時代枷鎖的壯舉實為可敬。但《西遊記》的「女兒國」只是局限於女性自身情愛角度，沒有上升到社會層面。而《鏡花緣》女兒國中女性角色則發生了變化，已經成為社會活動參與者。有人會認為《西遊記》中「女兒國」也是由女子來掌管國家、處理社會事務。但那隻是虛渺的假象，因為在此國中作者向我們突出展現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愛、國師說媒和擺席設宴。只要從深層次探求，便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現實社會中「女主內、男主外」大環境下女主母的行為：處理家務，管理婢妾、內眷。這種「常理」行為對封建禮教沖擊力度不大。吳承恩展示的「女兒國」只在個人圈子裡徘徊，他本人也難以想像女子還有社會的一面。由於作者這種局限，是他迴避了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則把重點停留於此，而且進行了大膽設想：「女主外，男主內」讓女性管理國家，處理社會一切事務。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體現。此項工程雖是由唐敖這一外來男性協助，但如此龐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國舅操心費力之事，而且這么艱巨而繁重的勞動還是由國中「女百姓」來擔負完成的。它們有制鐵造具上的「心靈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強者。書中對此工程的艱巨作了詳細描述：挖坑、推壩、攪土且「要費許多力氣」。「嬌弱」女子們完成如此重任，的確難以想像，但作者所傳達給我們得女性卻做到了，而且還做的很成功，這不得不讓人敬佩、嘆服。由此及彼，讓我們也會聯想到「女兒國」中女性在其他國家事務、社會勞動上的瀟灑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體現出來，讓現實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顏。這些俗人們整天叫囂「唯女子和小人難養也」的謬論，但一向「柔弱」、「淺薄」的女子在「女兒國里」則成了社會的主力軍，這對現實社會的沖擊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們從兩部作品「女兒國」內：女王外來男性的態度上挖掘深層次的進步性。《西遊記》中西梁女王對唐僧總體上採取屈卑的求愛。當女王得知唐僧已來本國，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們宣布：「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為王，我願為後」，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緊接著又派國師去說媒，「禮」字為上。在見到唐僧後那種嬌羞、嫵媚、風流盡情展現，且又「御弟哥哥」叫個不停。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佔主體地位，男性統治女性才天經地義，男尊女卑的意識沒有改變。在這一點上作者仍受時代局限，沒有重大突破。與吳承恩相距幾百年的李汝珍卻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驚的設想。在這個王國中女王對外來男性「林之洋」就沒有了禮遇，而是強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纏足」，做其「王妃」。在國王眼中「男性」是處於屈卑之地，應順從自己。此國中體現的「女尊男卑」意識，雖有些矯枉過正之感，實則是作者在向社會呼籲「人人平等」思想，讓男女倒置，喚起世間南子正視封建社會對女子近百年的摧殘。這種女子苦痛遭遇的轉嫁的確讓女子們揚眉吐氣了一回。這在時代進步和現實意義上已遠遠優越於《西遊記》了。 從以上兩大方面的分析對比，讓我們切實感受了《鏡花緣》中「女兒國」的優越與進步。是什麼因素導致的呢？兩位作者都是在封建專制大環境中成長起來，在逆境的壓抑下，使他們有此驚人的創造和成就。但兩人所處的畢竟不是同一時代，而他們的個性風格也應有所差異。明中葉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並發展，啟蒙思潮也在興起，但明前期近一個世紀的政治高壓和文化封鎖，使此時的經濟文化在休養生息中沒完全擺脫出來。而此書又是作者對前人作品的綜合和完善，放不開手腳，創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這種成書經歷和時代的局限，才使《西遊記》中女兒國的現實意義稍遜色了些。到了清中後期，經歷了時代的更替、社會的進步和人們思想意識的升華。封建專制雖仍甚嚴，但也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文學創作也進入繁榮興盛期，李汝珍正是這個時代的產兒，他雖然和吳承恩有著相似的個人經歷，可他生存於高度發展、高度激越的時代，生性樂觀豪放，正是時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羈之風才有了我們的《鏡花緣》，也才為我們構築了奇妙的「女兒國」。而我們正是通過兩部作品中「女兒國」片斷的對比賞析才真正透徹的從立體上審視了時代的進步和作者思想的升華。 參考資料：賴力行 《中國古代文學史》 呂晴飛 《〈鏡花緣〉為婦女大唱贊歌》（山東師大學報）章培恆/駱玉明 《中國文學史（下）》

7.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史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乃古「懸」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說舉著細小的釣竿釣繩，奔走於灌溉用的溝渠之間，只能釣到泥鰍之類的小魚，而想獲得大魚可就難了。

靠修飾瑣屑的言論以求高名美譽，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遠了。春秋戰國時，學派林立，百家爭鳴，許多學人策士為說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學說，往往設譬取喻，徵引史事，巧借神話，多用寓言，以便修飾言說以增強文章效果。

莊子認為此皆微不足道，故謂之「小說」，即「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淺識小道」，也就是瑣屑淺薄的言論與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說之為小說的本來含義。

而中國小說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開始具有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兩種不同的小說系統。文言小說起源於先秦的街談巷語，是一種小知小道的紀錄。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及隋唐長期的發展，無論是題材或人物的描寫，文言小說都有明顯的進步，形成筆記與傳奇兩種小說類型。

而白話小說則起源於唐宋時期說話人的話本，故事的取材來自民間，主要表現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識。但不管文言小說或白話小說都源遠流長，呈現各自不同的藝術特色。

(7)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論文擴展閱讀：

小說的奠基歷經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八百多年的積累和沉澱，當歷史進入唐代小說才正式形成。追溯八百多年的奠基，主要在四個方面：

一是寓言故事。如《孟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等書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鮮明的寓言故事，它們已經帶有小說的意味。

二是史傳。如《左傳》、《戰國策》、《史記》、《三國志》，描寫人物性格，敘述故事情節，或為小說提供了素材，或為小說積累了敘事的經驗。

三是文人筆記。這一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明顯，文人筆記大都記載一些軼事、掌故、素材。

四是民間娛樂消閑。各朝代都有茶館飯店常駐的說話人、說書人，以話本為基礎，每天把故事小小的說一段（小說），以吸引客人每天回來聽書，希望保證生意興隆。

8. 中國古典小說論文

寫四大名著都可以啊，這方面資料很多

9. 簡述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

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的演變「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 其意指「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也就是所謂的「殘叢小話」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概念出現於漢代，西漢劉歆編的《七略》中已有「小說家」 的明確類目。桓譚在他的《新論》中說:「若其小說家，合殘叢小說，近取譬論，以作短書， 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這段話，既說明小說的形態特點是短篇體制，運用比喻說事，又 強調了它的社會功用。東漢班固在《漢書 藝文志》中進一步明確了小說的內涵及特點: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途說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漢書 藝文志》中，小說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後一家。 綜合漢人對小說的理論，大致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1.小說的內容來自民間傳說，屬「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是不符合「大道」、不見 於經典的瑣聞雜說或神怪故事。 2.小說的形態特色是「殘叢小語」，即短篇體制，運用比喻、誇張的虛構手法，因此具 有生動性和形象性。 3.通過說故事或敘事對生活進行指導，既具有傳奇性又具有知識性和說教性。 一、中國古代小說與神話的關系 小說究其根本，應來源與神話與傳說。明代胡應麟說《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少 《山海經》是我國先秦典籍中獨具風貌的作品，自古被稱為「奇書」，此書共十八卷，分《山經》和《海經》兩部分。 《山經》以紀五方山川為綱，系之以古史、草本、鳥獸、神話、宗教等內容;《海經》 除著錄地理方位之外，還記載遠方異人的狀貌和風俗，夾雜著大量的神話片段。 《山海經》是錄著我國古代神話最多的一部典籍，如「誇父逐日」、「精衛填海」、「西王 母」、「黃帝與蚩尤之戰」、「鯀禹治水」等。是孕育後世小說的胚胎。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山海經》乃「小說之最古者爾」。 西晉太康年間出土於河南汲縣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傳》，以相當可觀的篇幅描寫了周 穆王以造父為馭者、以河伯為副車，驅八駿巡行天下。《穆天子傳》代表著神話向小說的過 渡，並開了後世英雄傳奇的先河。 中國的神話有一個歷史化和宗教化的過程，神話人物常會被逐漸納入帝王家譜和宗教神 譜，反映這種變化的，在中國小說史上有一種由神話過渡到「仙話」的現象。仙話更多地表 現了後世人的理想和慾望。這表現了小說一方面吸取神話的幻想，一方面，又開始脫離神話 那種先民心理，回歸到現實的人情。 二、中國古代小說與子書的關系 古代小說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分類目錄中一般屬子部，故稱子部小說。 《晏子春秋》在寫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簡潔完整，語言清新流暢，許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說的敘事特點，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諸子為了形象地闡明道理，往往用寓言來說事。這些寓言既具有諷諭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節生動，人物形象鮮明，已具有小說的特點。 《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韓非子》中的寓言，諸如「和氏璧」、「買櫝還珠」、「自相 矛盾」。《莊子》中的寓言如「皰丁解牛」、「匠石運斤」、「佝僂者承蜩」等。宋代黃震說莊子 是「詼諧小說之祖也」。 三、中國古代小說與史書的關系 從《左傳》開始，史家在著述歷史的時候，便常雜以流傳民間的遺聞佚事，使歷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敘事完整翔實，並運用逼真的細節來描寫人物，使歷史人物性格鮮明，形象生 動。如:出亡中的晉公子重耳，諫假道的宮之奇，哭師的蹇叔等。 《戰國策 齊策》中的「鄒忌諷齊王納諫」，可以說是一篇很生動的小說。 從《左傳》到《史記》、《漢書》，這些歷史散文都證明了「史有詩心、文心」的觀點。 同是，它們的敘事方式、結構形態、語言技巧也常常的影響了中國小說文體的發育、發展。 此外，中國小說中也有一些被稱為「野史」的作品長期竄入史書的領域，如《吳越春秋》， 是一部採用虛構手法的小說，而不是史書。 從《左傳》開始的史學，的確是「小說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