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說先進人物

Ⅰ 與十七年文學相比,新時期歷史小說的成就主要有哪些

十七年文學的成就與局限
「十七年文學」，指的是從1949年到1966年建國後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學。
有句詩曾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句話放到這個時期也是比較合適的。這一時期的文學有很多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當代文壇上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一時期的文章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較為紀實，真實反映革命斗爭和生活。例如「干預生活」小說，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尤其在貫徹落實「雙百方針」的氛圍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漸趨於寬松，這種創作潮流也被發揚了起來。這一時期的文章，塑造了較為真實和新鮮生動的人物形象，展現了真實的生活和復雜的社會生活關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風貌，廣闊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革命道路和建設歷程。
還有，例如革命歷史小說，承擔了特殊的意識形態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馮雪峰在評價《保衛延安》時說：「它描寫出了一幅真正動人的人民革命戰爭的圖畫……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說明作品的實質、精神和成就。」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題材，它們在表現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時，就會比其他題材的小說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時代的特性總能或多或少地影響創作者的主體意識，讓這些文學的創作都標上了時代的痕跡。所以，這個時期文學的局限性就體現在政治性有意無意地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有人說，這個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充當了意識形態的傳聲筒。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模式化寫作的痕跡較重，過多受政治的影響和束縛，導致較為缺乏藝術性，很難凸顯崇高的藝術價值。同樣例如「干預生活」小說，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著概念化、公式化和迴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問題。由於作家受到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革命歷史小說對於歷史和歷史人物內心世界的審視，都不可能進入一個更深刻、更豐富的層面。藝術形式較為單一和狹隘。也有過於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現，超越了社會現實。在題材方面，也是畸形發展的，只有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現實題材較為繁榮，其它題材則較為蕭條。並且在60年代，「左」傾思潮的急劇膨脹給文學的創作帶來了嚴重的干擾，批判了一些不該批判的作家和作品。
事實上，無論怎樣，十七年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動的，具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文化內涵。我們在今後的發展中也要避免出現類似的錯誤和局限，讓文學藝術茁壯發展。

Ⅱ 對十七年戰爭時期小說的認識

十七年文學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歷程。如果要「斷代」的話應該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第一階段應該就是「十七年文學」；第二階段應該是「文革文學」（如果當時還有文學的話）；第三階段是「傷痕文學」；第四階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認為這十年的歷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佔有相當的地位的，不應該簡單的把它界定為「高度相似性」的文學時期。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當然，我也不否認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現代文學的作品是最豐富和最具藝術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藝術大家，例如魯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達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但我覺得「十七年文學」比「傷痕文學」要從容、平靜、豐富，比「今天文學」要高尚、積極（「今天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床上文學」、「賺錢文學」、「沒落文學」。
***************************************************************
十七年小說之我見
——淺談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歷史長河中，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程中，只能算是極短的一瞬間；當它被賦予特指的含義、承擔了特殊的歷史內容的時候，卻再也無法忽略它在文學史上的漫長——即使已經沉澱了半個多世紀，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七年。那時的文學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就是政治性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徵。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徵，唯獨感受不到寫作主體的存在。極端外向的文學是不允許創作者以及被創作者保留個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一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范。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便突出地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
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一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里被過分甚至無限制的誇大，集中表現為一個無數風靡一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復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一創作判斷標准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關心、共同感興趣的焦點。此外，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用來平衡隨戰爭時代消逝反而逐漸積累的焦慮感——因對歷史英雄豐功偉績的反復景仰與重構中產生的"生不逢時"的焦慮感——的和平英雄：階級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產英雄等等。
這里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里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在中國這種心理顯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態已經成為國名性格的一部分（在價值觀念混亂的今天，這種心理現象似乎有增無減）。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一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淀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兩人都是戰爭英雄，但一個是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另一個是智謀過人且沉著的參謀，而後者的英雄的人性卻被政治過濾得過於純凈致使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廢除了與階級性無多大關系的個人情感內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里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採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毫的退縮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從"黑白分明"開始的，所以當獲知林彪是新中國的美男子之一的時候，那種驚訝是很多學生體驗過的）。
******************************************************************

十七年文學
更重要的一點是：英雄不死，他們無論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種帶有光環的無形神聖力量賜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無條件地奉獻給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實質上具有了某種儀式的效果：象徵著一種信仰的永存不滅。至此也就表明，中國的英雄在成其為英雄的同時，也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真實存在。同時，在這種創作觀念的指導下，文學的永恆主題、為人最重要的構成內容之一——愛情，在十七年小說中幾成絕響。愛情具有精神與肉體對立統一的復雜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區分得清？這個錯誤百出的歷史階段對愛情的拒絕非常徹底，甚至還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戀愛的普羅文學。《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維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進步；《革命夫妻》中閻新生病態地排斥夫妻間正常的情感，將"兒女情長"視為洪水猛獸；《紅岩》中江姐和老彭的愛情充滿了革命內容，而沒有任何一絲男女間的情與欲；......愛情在英雄身上無一例外的"缺場"，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實性的一種危機，在後代思想相對解禁的讀者看來，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載體符號。
十七年的小說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或者說被開了一個充滿惡意的玩笑："人"在作為"人"的文學里被"人"自身給活活地扼殺了。時代要求大合唱，小說乃至文學就只能是一個被規定了音質、音高、音域的聲部而已；時代是個大系統，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個典型的標識部分，引領人民義無反顧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為一顆齒輪與螺絲釘——在革命與建設這一巨大機器上。然雖人性在接踵而來的眾多政治運動中越來越沉默，但也不說明就完全沒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嘗試。但那個畸形的年代是絕對不允許異樣聲音的存在的，無論多麼隱諱，無論多麼微乎其微。無情的批判和詰問帶來的滅頂之災不僅覆蓋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自由空間，也深深的禁錮了今天所謂現代人的腳步。後輩想起"十七年"的嚴厲至今心有餘悸，在被重整重寫的歷史面前裹足不前。當那些創作成果隨沉重的歷史流逝變得"不可承受之輕"時，它們給我們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與榜樣的力量打著的歷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後來的人們：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學本身

回過頭來，我們再從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認，「十七年文學」有人物形象單薄、敘述語言單調、敘事策略呆滯、價值判斷武斷的缺陷；其間不具有發現永世不朽的經典之作，和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馬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之流的文學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雜的文本中卻蘊含著文學史寫作的有益史料。這是筆者在對十七年文學進行研究時得到的第一個認識。下面以綠原的詩歌為例進行分析，綠原的組詩《北京的時間》，發表於《人民文學》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著中南海的紅牆走》，詩人抓住走在紅牆外的瞬息感覺，寫成了這首抒情詩。「我」走在紅牆的外面，盡量走得慢一些，輕一些，一方面是傾聽紅牆里那顆偉大心臟的跳動，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擾紅牆里的一切，因為紅牆內，「一顆偉大的心臟在那裡 為億萬個生命跳動著」。詩人通過對自己熾熱情感的鋪展，表達了對偉人的崇敬之情。另外兩首則抒發了詩人對新生活由衷贊美和對美好未來無限嚮往的赤子情懷。這組詩沒有公式概念，沒有豪言壯語，在充滿了濃郁抒情色彩的語言中流淌著詩人新中國成立後的激昂情感，不失為比較優秀的政治抒情詩。然而，這組詩的意義不在於它的藝術上的造詣，而在於它所蘊藏的文學史的內涵：一個對偉人如此崇拜對新生活如此熱愛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詩人在此後不久的日子卻被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文化體製冷落和冰凍了。一位研究過綠原的專家告訴筆者，綠原的這組詩沒有收入他後來的自選詩集。這一詩作的流失，更隱含著一個文本的曲折命運和一個詩人的復雜心理。十七年中，具有這種命運的不只綠原和他的《北京的時間》，胡風和他的《時間開始了》也是類似的範例。試想，對於一個飽受了戰亂和飢荒之苦的民族，一縷和平和安寧的曙光的來臨，誰不充滿了喜悅和希望呢？可是，這些飽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太陽真正升起的時候，卻遭遇了他們始料不及的命運。這種知識分子的命運在文學史的寫作中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

其次，在十七年文學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雖然出身不盡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參差不齊，但大都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經歷過解放戰爭，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經歷過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城市工業化建設和農村集體化運動，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體驗曾經深深地打動過他們的心靈，成為他們永志難忘的記憶。正是這些記憶激揚他們的寫作情懷，他們的人生體驗也便成為具有真情實感的敘事。所謂敘事，無非是充滿激情記憶的鋪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說憑著這種記憶時而對主流意識形態順應，時而與主流意識形態對抗，既充斥著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構出飽含生活質感的敘事話語。短篇小說《董林和小卡》對土地改革時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態就有難能可貴的獨特描述，堪稱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發表於《湖北文藝》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號），敘述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河南舞陽某村的一對鄰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畝地，四個兒子，其中兩個兒子已經結婚，人手本來就多，還雇了一個幫工，鬧得挺興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個女兒，女兒嫁給了董林的二兒子，日子算是撐著過。舞陽開始土地改革運動，小卡是村農會委員；董林擔心自己是富農，於是開始提防小卡，小卡對董林的疏遠也有些頭疼。村裡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傭人到董林那裡去煽風點火：共產黨什麼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當作富農。董林嚇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兒子看見，早就沒命了。地主的造謠更加厲害，村裡的幾個中農都慌了神。地主又給董林出主意，要董林賣掉耕牛，讓麥地荒著。董林於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勞動。土地法頒布後，董林只劃一個富裕中農；他喜出望外，不僅開始下地勞動，還和小卡重歸於好。小說不長，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卻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時期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人們微妙的心理狀態。作者董伯超是一個不出名的業余作者

Ⅲ 十七年著名長篇小說有

古希臘諷喻故事集《伊索寓言》，相傳為奴隸伊索所作。 2、 中世紀義大利偉大詩人但丁所寫的《神曲》，原名《喜劇》，包括《地獄》、《煉獄》和《天堂》三部分。 3、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人物薄迦丘的代表作是《十日談》。 4、 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最傑出的作家是塞萬提斯，其代表作《堂吉訶德》是世界文學的不朽名著。 5、 莎士比亞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大戲劇家和詩人，其代表作有諷刺喜劇《威尼斯商人》，四大悲劇是《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 6、 拉伯雷是法國十六世紀最重要的作家，其代表作是長篇小說《巨人傳》。 7、 十七世紀法國著名喜劇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有諷刺喜劇《偽君子》。 8、 十八世紀英國啟蒙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笛福，其代表作為小說《魯濱遜漂流記》。 9、 斯威夫特是英國啟蒙運動中的諷刺小說家，其代表作是《格列佛游記》。 10、 歌德是德國偉大的詩人、小說家和戲劇家，其代表作有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詩劇《浮士德》，後者的創作延續了六十年之久。 11、 席勒是德國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其代表作有戲劇《強盜》、《陰謀與愛情》。 12、 拜倫是英國進步的浪漫主義詩人，其代表作有詩體小說《唐璜》。 13、 雪萊是與拜倫齊名的英國詩人，《解放的普羅米修斯》是其最優秀的作品。 14、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是德國詩人海涅的代表作。 15、 雨果是法國積極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傑出代表，其最著名的小說是《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 16、 司湯達是法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長篇小說《紅與黑》是他的代表作。 17、 巴爾扎克是法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其代表作《人間喜劇》包括96部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其中重要作品有《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等。 18、 福樓拜是法國現實主義著名作家，《包法利夫人》是其代表作。 19、 狄更斯是英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匹克威克外傳》，他的第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是《大衛科波菲爾》，《艱難時世》、《雙城記》是其後期創作的代表作。 20、 薩克雷是英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家，其代表作是諷刺小說《名利場》。 21、 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妹妹愛米麗勃朗特，都是英國傑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前者寫了自傳體小說《簡愛》，後者寫了小說《呼嘯山莊》。 22、 莫泊桑是法國十九世紀末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之作，《項鏈》、《我的叔叔於勒》是他的名篇。 23、 羅曼羅蘭是法國後期批判現實主義著名的作家，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其代表作。 24、 左拉是法國著名作家，《盧貢——馬加爾家族》（包括《娜娜》、《萌芽》、《金錢》等20篇長篇小說）是其代表作。 25、 易卜生是挪威戲劇家，《玩偶之家》是其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 26、 安徒生是丹麥著名童話作家，《皇帝的新裝》《賣火柴的小女孩》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27、 斯托夫人是美國十九世紀著名女小說家，其代表作是《湯姆叔叔的小屋》通過老黑奴湯姆的命運，控訴了南部反動的蓄奴制。 28、 十九世紀美國著名的民主詩人惠特曼，其詩集《草葉集》，對我國新詩產生過影響. 29、 馬克吐溫是十九世紀美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鍍金時代》、《湯姆索亞歷險記》、《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百萬英鎊》等，短篇小說《競選州長》。 30、 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歷史小說《上蔚的女兒》、童話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

Ⅳ 簡要說明「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四類農民形象及其性格特點

農村題材抄小說的最值得注意的四類農民信息及性格特點。他們是純朴的，而且是敢於奮斗，不甘寂寞的一代農民。

具體表現為盲目自大、自輕自賤、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軟怕硬等。長期的封建思想統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是阿Q悲劇性的成因。

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農民自發革命，表現出他的愚昧，魯迅通過他的被殺對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會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義和強烈的針砭與警示作用。

(4)十七年小說先進人物擴展閱讀：

1、針對工商資本的農業投資熱，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李國祥調查說：我國傳統農業分散經營利潤低，但可以通過規模性投資和差異化經營實現高利潤。

2、現在這些投資農業的企業大多關注的不是傳統農業，而是以高效、規模和品牌為標志的現代農業，它們在特色農業、有機農業、循環農業等領域大有可為。

Ⅳ 「十七年」文學的創作特色

十七年文學的一些特徵及探源
隔水觀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這左右同時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揭開了又一個文壇大一統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傳統，如民主自由、個性化創作、獨立思考等則在政權的強力控制下逐漸進入沉潛期。五四傳統的沉潛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一個宣稱無產者的政權建立了，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支撐五四先驅們達到的探索深度，同時以工農為主體的社會「先進階級」也沒有能力消費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國家初定，既不能無視五四新文化的傳統，又不可能放棄對大眾精神領域的宣傳與佔領，於是左翼文學的觀念便藉助政權力量擴張而至全面貫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與創作手法。周揚給了它一個新名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與西歐、俄國19世紀的「舊」現實主義相區別，即文學要「從革命歷史發展上」來反映現實革命的遠景，並注重對民眾的教育。可見，現實主義的兩大任務，一是反映革命的現實，二是對大眾的影響教育。文學的現實功用被擺在藝術追求之上。丁玲說：「我也承認，今天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寫新人物的這些作品，還不是很成熟，作者對於他所喜歡的新人物，還沒有古典文學對於貴族生活描寫的細致入微，這里找不到巴爾扎克，也沒有托爾斯泰。」從某種程度上看，所謂「現實主義」是五四文學傳統沉潛的「非精英化」導致的必然結果。政權出於現實功利的性的考慮，排斥這種執著於高層次精神探索的活動，排斥精英化的啟蒙，雖然實際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層意義的啟蒙與提高，但是已經說過，這個政權本身負擔不起這樣的高度與深度，它也不願意使大眾的目光過多地投注到內心、終極等精神領域，而希望能集中關注現實生活，關注政權自身，從而盡快實現政治統治、經濟建設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於作品藝術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說：「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的。因為一切都是新的，當文藝工作者更能熟悉與掌握這些新的內容與形式時，慢慢就會使人滿意起來。我希望讀者們不要強調這個缺點，因為強調只有增加你的成見，加深你對於新事物與新文藝的距離，讓我們不要留戀過去。」
然而實際卻並不能使人滿意，理論指導與實際執行發生了偏差。其一體現在對通俗文學的批判上。現實主義創作是「非精英化」的結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與趨勢。而根據當時的階級劃分，小市民階級被定為類似於「亞小資產階級」，是一個落後的，需要工農改造的階級。對通俗文學的批判也主要基於它所服務的讀者層是小市民階級。但是，與歐洲相比，中國由於工商業與都市的欠發達，「小市民」作為一個階級，從未強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農極其容易與小市民在審美趣味取向上達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學，再到否定平民化，這是政權力量控制下文學方針與實際情況的悖論。導致的結果是使得一批藝術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識青年的作品，在面對工農兵時又顯得曲高和寡，完全淪於說教。這一點雖然在實踐中又逐漸被修復，一批在藝術形式和結構上借鑒通俗文學的作品，如《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等的出現所代表的開創意義，卻也使得對通俗文學的批判變得模糊與不合理。
其二體現在作家隊伍上。可以說，新文學發展到四十年代，內心化傷感化的傾向十分明顯，甚至一部分走進了象牙塔。纖柔，穠麗，哀婉的美學風格容易使人產生厭煩情緒，解放區文藝此時帶著泥土的香氣出現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脫，他們為這種剛健、質朴、有點粗野的風格所吸引。同時政權對文藝的重視，使「以文致仕」的古老傳統在解放區推行下去，文人與政治的「和諧相處」在這里得到實現。於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區文藝的陣營來，從天上的玄思轉到人間的生活，從內心的獨語轉到土地上的歌唱。這可以從另一個視角觀察現實主義的美學意義。然而政治的束縛一旦過緊，現實主義在美學上的吸引力減退，這批作家的創作也就失去了光澤，或退出主流，或藝術水準大打折扣。
總之，現實主義在這些因素影響下，生命力大大減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現實的對立面——對現實的粉飾、誇張、歪曲，而確實需要新鮮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義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是個類似於「儒道互補」的命題。浪漫主義更加靠近了文學的藝術性追求，更偏重於內心的東西。然而它的妙處就恰恰在於，它同時又是「革命」的，這就意味著這種內心感覺是開放性的，而非封閉的。這極其適應了當時政治宣傳與太平粉飾的需要，它不要過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礎上的升華，就好比一團蘑菇雲，所需的原料並不多，卻產生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外顯的，絕不引向深層思考，然而又時在內心前面扣了一下門，這一扣便彌足珍貴，補充了現實主義所缺乏的豐富內涵。「我們的時代充滿了浪漫精神，我們的創作也需要美妙無邊的幻想。」兩者的結合實現了藝術的更上層樓，作者與讀者產生巨大的激情共鳴。原本缺乏激情的現實主義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顯現，是死板的政治說教，但在浪漫主義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現實主義充盈起來，不再笨拙蹣跚。好像因了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實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鴨變成了白天鵝！同時，不論是美好信仰還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來是從未失去乃至毀滅的，英雄總是能夠憑借著崇高的信仰戰勝敵人，這使得整個十七年文學基調是喜劇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洩也是喜劇式的。這些作品只提供給讀者一些精神支持與情感寄託，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與悲劇的最終凈化心靈的效果——但這對於它來說是大不必要的，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學的美學風格：奔放雄偉剛健熱烈。可以看出，這是基於對現實的絕對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為不斷的政治運動提供激情庫存。
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過程中，可以看出文學在「情節化」與「宗教化」上的深層次結合。情節是反映現實的，在世俗意義上宣傳政策吸引讀者；「宗教化」則有終極旨歸性質，情節是它的依託，它又使情節本身成為先驗的，不可質疑的存在。情節在宗教的籠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與「不信」兩種選擇。相應地，讀者付出的也是類似宗教體驗的庄嚴與激動。這個結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詩，那些對現實的描述和謳歌，讀起來多麼感人，讀者與作者兩方面都表現出皈依來，一同進入理想的聖地。
盡管如此，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在一個限定如此之嚴的文學環境中，「兩結合」並非萬全之策。那些喜劇式的激情最終變成一種虛妄，沒有深厚動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濫情虛偽，漸漸地這種喜悅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許是耗費太多了吧，它給民族心理帶來的疲乏和理性的匱乏都不是短時期內可以恢復的。情節的「宗教化」產生了迷信的惡果，極端缺乏思考同時又極端敏感導致對藝術虛構與生活真實的不加區分。因為按照它的邏輯，情節的真實性是不可以懷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實想法，由是觀之，便不難理解五十年代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後來一部《海瑞罷官》引起的文革巨浪。「兩結合」的出現，反映了文學當時夾縫中的兩難處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對獨立。這是文學扭曲與變形的一種表現，一旦有了輕松的環境，沉潛的五四傳統便
會露出頭來找到接續者。
三 斷裂與重生

新文學的兩大主題：對未來中國現代性的思考與對古老中國「家園」印象式的依賴，或由於階級斗爭的觀念，或由於美學風格的差異，都在十七年文學的主流中發生了斷裂，極少有人對生存本身做超出馬列范圍的反思，或者對遙遠的故鄉唱一曲異鄉漂泊的惆悵歌謠。
這有現實的原因，社會在大規模建設時期，建設取代了思考與懷念。更深一層則是因為對於「現代性」這個命題，政權和工農都不熟悉，在他們的概念中，這是與城市，資本，金錢，誘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裡面充斥著不可把握的罪惡，於是，既然無法把握它，那就乾脆消滅它好了。同時，解放後出現的統一局面，消磨了對「家」的遠距離的觀照，更沒有戰爭年代顛沛流離的家國命運之感。所以，從這些意義上說，新文學的兩大主題是被時代斷裂，被政治斷裂的。兩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對過去與未來的思索是一個民族必然要進行的活動，然而由於斷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時間也不同。
關於現代性的思考直到後朦朧詩運動時才真正出現。也就是說，只有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經濟實力與文化程度達到某個高度時，現代性的問題才有機會被探討，「城市」的概念也開始復甦。當然，由於經濟文化的差異，中國的現代性思考遠遠達不到西方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學與十年文革的排斥，這種思考更顯得稚拙。因此便不難理解十七年文學中工業題材與城市題材的淺薄與缺乏生命力，正是由於現代觀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時，這種觀念卻又是在政治操縱下人為祓除的。
相比較而言，「家園」印象的斷裂更是一種美學風格的斷裂，因為它與剛健熱烈的「時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棄，例如周立波的《山那邊人家》即因此成為爭議之作。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家」的概念則被延續下來，從而與五四文學一脈相承，表現為十七年文學中的兩大題材：革命歷史小說與農村小說。
革命歷史小說是將政權統治合法化的產物，除去政權自身的需要外，還表現了政權甫立，民眾包括作者在內的對於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產生的對「黨」的依賴。因此，「黨」就必須被重新塑造，成為一個歷史必然，具有千秋萬代不可變更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因而，這種證明自己「從何處來」的過程便類似與一個「尋根」的過程，而對這個被塑造出來的歷史的堅信依賴也就具有了對「家園」的感情色彩。例如《紅岩》中時時刻刻灌輸給讀者的「黨」與「光明」的必然聯系。這一點對於佔主流的解放區作家來說，意義更加深刻。是革命歷史年代賦予他們智慧，光榮，激情以及創作的源泉，解放後的回憶便是一個在「遙想當年」的家園回望中尋找自我肯定的過程。許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孫犁，都有對戰爭年代的懷念，從而產生一種心靈的慰藉。
農村小說則更是發於一種對土地的眷戀與熟悉，這是五四文學「鄉土性」的直接延續。這里不同的是，沒有作家的思考，甚至無關技巧，而主要是對「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語言，修辭，邏輯，情感駕輕就熟。魯迅當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與故鄉之間的「厚障壁」在這里被對「家」的強烈情感輕而易舉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諧代替了沖突。但是應該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農村小說在政治宣傳上的優點被強化到了極端的地步，成為跟在政治後面亦步亦趨的工具。「怎樣描寫農村題材，反映農村中的問題，是作家們的重大責任。由於農村發生了問題，也引起了創作上的新問題。1960，1961年，公社問題明確起來，寫得多了。到今年又寫得少了，情況還不大摸得准。」由是觀之，這種對五四傳統的重生由於現實的限制，只是在極其膚淺層面上的一種繼續。這里放棄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權力，使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發展所不可或缺的。

Ⅵ 十七年文學的主要作家作品及其特點

十七年文學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歷程。如果要「斷代」的話應該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
產生了大量的藝術大家，例如魯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達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但我覺得「十七年文學」比「傷痕文學」要從容、平靜、豐富，比「今天文學」要高尚、積極（「今天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床上文學」、「賺錢文學」、「沒落文學」。

Ⅶ 對十七年文學的認識有哪些

1、政治性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徵。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徵，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一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與創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現實，二是對大眾的影響教育。文學的現實功用被擺在藝術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義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過程中，可以看出文學在「情節化」與「宗教化」上的深層次結合。情節是反映現實的，在世俗意義上宣傳政策吸引讀者 。 這個看作品名字就很容易體現：：《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
2、雖有種種的不足，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佔有相當的地位的。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3、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 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
4、17年文學在詩歌上：三十、四十年代活躍的一批詩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遲為例）在建國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無法代表這個時代。情感的空洞使詩歌變得蒼白和不值一體。五十年代選擇了屬於他的詩人，年輕的能適應這一時代政治要求的詩人，他們從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
代表人物：郭小川，賀敬之，聞捷，李瑛，公劉，邵燕祥
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體頌》 何其芳《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艾青《國旗》。一系列的敘事詩《白雪的贊歌》，《深深的山谷》，《一個和八個》，《嚴厲的愛》等。有的寫革命戰爭中的愛情，高大純潔的必然旋律外，類似於宗璞的《紅豆》那樣的感情也貫注其中。
賀敬之的詩時代特色較郭小川更為明顯。延安文藝座談會後，賀敬之開始虔誠的改造自己的創作，使作品大眾化。這些類似於順口溜的詩作也在後來集結成書《朝陽花開》（《南泥灣》就是其中的作品）與丁毅和寫的歌劇《白毛女》使賀敬之成為新中國戲劇的領導人，重執詩筆之後的第一首詩《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國范圍內的關注。詩人本身的藝術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時代背景下曾經在延安生活過的人們的強烈共鳴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緊接著賀敬之以《放聲歌唱》奠定了他在當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聞捷等人的詩。聞捷「適應政治需要和吸引讀者」的夾縫中尋找創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隨軍記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頌歌風」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為為人廣泛知曉的青年詩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組詩《吐魯番情歌》和《果子溝山謠》（均收入《天山牧歌》）。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於細致刻畫。邵燕祥50年代表現建設者、歌唱建設者的詩人代表。作為記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國進行報道和詩歌創作。
5、17年文學在散文上：魏巍等人的報告文學、楊朔等人的散文。楊朔善於結構文章，成為一種雕琢的模式，從根本上是缺乏真實性的。秦牧則以知識見長。
鄧拓等人的雜文。鄧拓是北京是副書記，作官的文人。文革開始時對「三家村」批判，就是針對鄧拓、吳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實他們只寫了一點社會上雞毛蒜皮的問題的批判。
6、17年文學在小說上：農村題材的小說：趙樹理的小說及「趙樹理方向」。 趙樹理，柳青和浩然構成了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一條發展線索。
1948年趙樹理在文壇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趙樹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內容上為農民所喜聞樂見，追求大眾化，不能以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啟蒙的姿態寫農民。而是站在農民之中寫生活、寫農民。短篇小說《登記》是為了配合新中國《婚姻法》的出台，長篇小說《三里灣》是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
五十年代末，趙樹理的時代過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柳青和他的《創業史》。梁生寶這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形象，優點太多，以致於顯得並不真實。相反，作家筆下受批判的人物，卻寫的較為真實。李准，五十年代初《不準走那條路》（指的是個人發家致富的道路）為互助合作唱贊歌；1958年中篇小說《李雙雙小傳》轟轟烈烈的生活，婦女解放事業在農村的發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
浩然的《艷陽天》
革命歷史題材
楊沫《青春之歌》：結構上以主人公命運為線索，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
梁斌《紅旗譜》等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作者想把它寫成史詩，卻寫成了一部革命傳奇。
7、17年文學在戲劇上：老舍的《茶館》
老舍可以說是十七年話劇中最優秀的，為配合宣傳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藝術，在順從政治之餘，他做過很大的努力爭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節。
郭沫若、田漢等人的歷史劇：郭沫若是善於迎合政治和現實的，這使他的詩歌創作在1949年之後變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曉時理的，迴避現實，從歷史劇中求得創新，是他開辟的一條道路，《蔡文姬》為曹操翻案，同時作為大文學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對蔡文姬是有感情的，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動人之處。《武則天》則為武則天翻案。
田漢，浪漫主義手法歌頌偉大劇作家關漢卿。
《千萬不要忘記》等現代戲，代表著當時的一般潮流。毛澤東又一次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億苦思甜」運動在全國廣泛開展。《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等現代戲劇涌現。「告戒青年一代繼承革命傳統，保持革命本色」為主題的。《千萬不要忘記》、《霓虹燈下的哨兵》是與毛澤東思想佔領社會每一個角落的階級觀念一致的。取材於民間傳說的《劉三姐》，改編自歷史劇的《天仙配》、《秦香蓮》調和了當時一切戲劇都講政治的格局。

Ⅷ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成就和局限，以《創業史》為例。大概在500字左右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既具強烈的現實性，也有較高的藝術性，作為當年曾經感動版一代人的著名小說《創權業史》更是如此，它反映了「農村合作化運動」開展後農村的激烈動盪和變革，塑造了以梁生寶為首的不同以往的農民形象，展現了真實的農村生活和復雜的農村社會關系，反映了在巨大社會變革中的各類農民思想和生活的變化，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民積極樂觀的精神風貌，也反映了建國後農民對新農村，新生活的熱愛和嚮往。
當然，"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簡單來說，就是過多受政治的影響和束縛，有濃厚的政治宣傳色彩。比如都是光明的大團圓結尾。還有就是寫作方法簡單粗糙，藝術形式單一，描寫的農村生活不夠深刻和豐富。從《創業史》來看，雖然梁生寶感動激勵了很多人，但不否認，這個人物過於理想化了，也就是說梁生寶的形象超過了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是有一定缺陷和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