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中哀傷人物的分析形象
作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中的一位，契訶夫一生共寫了700餘部短篇小說，廣泛地反映了俄國社會生活，富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
《套中人》
別里科夫的形象——封閉、懷舊、膽小、多疑，唯政府之命是從。與周圍一切事物敵對。是虛偽守舊的偽君子。成為一切害怕新生事物的人的代名詞。
1．性格、行為
①封閉：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帶著雨傘，而且一定穿著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隨身帶的東西都放在一個又一個「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臉也「藏在豎起的衣領里」；他「戴黑眼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馬車「總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總之」，他「總想把自己包在殼子里，彷彿要為自己製造一個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不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視為厭事，「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學校，分明使得他滿心害怕和憎惡」，跟「我」（布爾金）一塊兒走路，「對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說，顯然也是苦事」。
②懷舊：他「老是歌頌過去，歌頌那些從沒存在過的東西」，他總認為過去什麼都好，其實意味著對現實的恐懼、抗拒。所以作者說他「所教的古代語言」「雨靴」「雨傘」都是他逃避現實生活的道具。他為什麼這樣害怕現實生活呢？他究竟要「逃避」什麼？
③膽小多疑：他膽小，恐懼得讓人發笑。「他一上床，就拉過被子來蒙上腦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戰戰兢兢」，「深怕會出什麼事」，「深怕小賊溜進來」；他又多疑，什麼事都讓他「心慌得很，一個勁兒地說：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
從他封閉、懷舊、膽小多疑的性格行為上看，他的所謂「性情孤僻」，其實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類生活總要向前發展，文明才能進步。他怕的就是這樣的發展、進步，所以他乾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來安慰自己，甚至歌頌「從沒存在過的東西」，可見他已經虛妄到何等地步!
④極力維護現行秩序：思想上自覺向反動政府看齊。「只有政府的告示和報紙（自然是御用報紙，經過鎮壓，不可能宣傳進步思想的新聞媒體）上的文章」，「其中規定著禁止什麼，他才覺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準的東西，他也覺得「包藏著使人懷疑的成分」，總擔憂「鬧出什麼亂子」。至於「違背法令、脫離常規、不合規矩的事」，當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悶悶不樂」。
如果說他的悲劇是性格悲劇的話，那麼他樂於告密，就表現了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對自己的無恥行為總是振振有詞：「為了避免我們的談話被人家誤解以致鬧出什麼亂子起見，我得把我們的談話內容報告校長——把大意說明一下。我不能不這樣做。」他從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經墮落到行為上的卑劣了。
就這樣，他在思想上行動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動專制統治聯系在一起，壓制著身邊的人們，全城的人戰戰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周濟窮人，不敢教人念書寫字……」，這個「套中人」給人們帶來多麼大的精神壓力和恐懼!
2．結婚的悲喜劇
像別里科夫這樣厭惡別人、恐懼生活的人，居然要結婚，首先是一出讓人發笑的喜劇，最後必然以悲劇告終。
校長太太，也包括像布爾金這樣的同事，都「撮合」「慫恿」別里科夫和華連卡結婚。於是「他昏了頭，決定結婚了」。結婚意味著他對生活的渴望，意味著他走出「套子」的嘗試。但是要掙脫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難的，一樁小事，就讓他的希望徹底破滅，就讓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年輕活潑的華連卡「興高采烈」地騎自行車，這在別里科夫的眼裡是多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學教員和小姐騎自行車還成體統嗎？」迂腐、多疑、謹慎的別里科夫一本正經地找華連卡談話，卻碰上了她的哥哥，話不投機，別里科夫惱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脅，被摔到樓下，結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別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經不能讓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了。
3．別里科夫的悲劇
別里科夫並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他性格孤僻，膽小怕事，恐懼變革，更多的是想做一個純粹的現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觀就是害怕出亂子，害怕改變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在客觀上卻助紂為虐。他轄制著大家，並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給眾人精神上的壓抑，讓大家「透不出氣」。可以說是專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靈，使他懼怕一切變革，頑固僵化，他既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也是受害者。
⑵ 如何分析和賞析小說中的人物形象
近年來，全國各地高考語文試題，小說類文本閱讀受到重視。廣東、寧夏、海南、江蘇和浙江卷都在文學作品閱讀中考查了小說閱讀的，而賞析人物形象又成了小說閱讀的必考題目，因此，熟練掌握一些賞析人物形象的答題技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賞析人物形象的答題技巧
1、從掌握人物描寫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賞析人物形象。
（1）人物描寫的方法：①正面描寫，一般包括外貌描寫、動作描寫、神態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是指在文學創作中，作者通過對周圍人物事環境的描繪來表現所要描寫的對象，以使其鮮明突出。
（2）各種描寫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態、動作描寫：更好地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及性格特徵。②語言描寫：A、刻畫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進故事情節的發展。B、描摹人物的語態，使形象栩栩如生、躍然紙上。③心理描寫：直接表現人物思想和內在情感（矛盾、焦慮、擔心、喜悅、興奮等），表現人物思想品質，刻畫人物性格，推動情節發展。④細節描寫：更細膩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徵。
2、從分析人物活動的環境入手，探究人物命運與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
環境是人物活動和故事發生發展的場所。特定的人物總是在特定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小說環境描寫的分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環境描寫分為自然環境描寫和社會環境描寫。自然環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景物等，有時起渲染氣氛的作用。社會環境主要是渲染時代特徵。另外環境對人物性格的體現也起著強化作用，作者為了表現人物豐富復雜的性格，往往為人物設置各種不同的環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記錄其種種行為，從而顯露出性格。例如2008年高考浙江卷所選小說《烏米》，第五自然段的景物描寫就為我們提供了主人公烏米的生活環境，突出了她孤獨無助的處境，暗示了人物的命運。
3、從分析情節入手，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徵。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情節一般是通過描寫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慾望的沖突以及同此引起的人物之間的關系、人物命運的變化來展開的。在情節的展開中，通過描寫人物的外貌、行為和心理狀態，再現活生生的鮮明個性。因此，欣賞人物形象，可以從情節入手，據情論人。
根據故事情節分析人物性格特徵，必須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全面、恰當、實事求是。人物的性格特徵是從情節中引出的結論，反過來可以解釋情節。只有全面而恰當的結論才能正確解釋全部情節。
第二，注意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多重性，多角度進行分析。
第三，分清主次，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徵。
第四，把握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
4、從人物間的關系入手，分析人物性格。
許多小說作品所提供的人物往往不止一個，這就要求我們准確分析幾個人物之間的關系，確定主次，從他們之間的復雜關系中，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徵。例如2008年高考江蘇卷所選小說《侯銀匠》，雖然小說的主旨是表現侯銀匠，可是小說的主要文字卻是寫侯菊。如果考生不能准確地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就很難全面總結出侯菊的形象特點。
5、從分析小說的主題入手，揣摩作者的評價。
主題是小說的靈魂。小說的主題往往是通過作品中人物的活動體現出來的，因此通過分析小說的主題，揣摩作者的創作意圖，可以正確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徵。例如2008年高考廣東卷《河的第三條岸》，文章語言含蓄，內容抽象，考生需認真分析小說的主題，敏銳地認識到作者對「父親」的選擇是肯定的，才能夠正確分析出「父親」的性格特徵，從而准確地分析「母親」的人物形象。
二、高考中人物賞析題設題類型
命題者從分析人物形象這一角度設置試題，具體說來大致包括三種題型：
①小說對人物進行描寫的具體方法；②根據指出人物的性格特徵；③對文中人物進行客觀公正的評析（包括作者自身對人物的態度和讀者對人物的評價）。
三、高考中人物形象賞析題答題思路
1、總體概括人物主要性格特徵。
2、具體分析人物性格特點。
4、得出全面完整的結論。
例如2008年高考廣東卷第17題答案：（總體概括）母親是一個善良勤勞想過幸福生活但又守舊的家庭婦女。（具體分析，舉例說明）她對父親的理想不理解，不支持，知道父親的行動後，她只有一句「如果你出去，就呆在外面，永遠別回來。」對於父親的澮，她覺得羞辱。但她雖不理解父親，在物質方面卻又是支持他的，她把食物放在「我」很容易偷到的地方。
⑶ 分析盧新華的＜＜傷痕＞＞
廿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匯報發表青年作者盧新華寫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發表後，被全國二十多家省、市廣播電台先後播發。新華社、中新社先後播發新聞，法新社、美聯社的駐京記者對外報道說：「文匯報刊載《傷痕》這一小說，說明中國出現了揭露『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
一篇短篇小說，為何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當時我是文匯報的總編輯，發表這篇小說的前前後後，勾起我許多回憶。
作者盧新華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小說《傷痕》的主要內容是：女主人公王曉華，九年前對張春橋定她媽媽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為真，痛苦而無奈地和她媽媽「決裂」、「斷絕關系」，初中還沒有畢業就上山下鄉了。在農村生活和勞動中，和她建立了親密關系的男青年蘇小林，又由於小王的家庭成份問題不能上大學，一對青年被迫相互中止往來。在漫長的九年裡，王曉華一直在孤獨、旁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幫」後，被嚴重摧殘而患了重病的媽媽，經上級領導部門甄別後，徹底平反了。她渴望著見上女兒一面，可當小王趕回家探望時，媽媽已離開了人間。
作者描寫王曉華母女生離死別和她與小蘇愛情生活悲歡離合的情節，有力地控訴了「四人幫」對老幹部和年輕一代的迫害，真實地反映了廣大幹部和人民在「四人幫」法西斯統治下的苦難。媽媽在臨死前給女兒的信中說：「雖然孩子身上沒有像我挨過那麼多『四人幫』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傷痕也許比我還深得多。」王曉華在痛苦地回憶這些年的不幸遭遇後，也默默地想：「親愛的媽媽，女兒永遠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
作者在文匯報上談他寫這篇小說的體會時，說了這樣一段話：「魯迅在《祝福》中說，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這句話引起我的深思。我腦子里涌現起無數個受『四人幫』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幫』路線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形象，逐漸凝結成『四人幫』給我們社會留下的最深的傷痕，還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靈上。當我構思到曉華離家九年，而回家見到母親已離開人間的時候，淚水打濕了我的被頭，我被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悲劇感動了。」（見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文匯報）粉碎「四人幫」後，復旦校園的空氣開始活躍起來，盧新華的這篇習作，是張貼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級同學辦的《百花》牆報上。它是眾多作品中吸引讀者最多的一篇，轟動了全校。
⑷ 如何分析小說的人物形象（套話）
小說中的人物描寫是為表現人物性格，揭示作品主題思想服務的。閱讀時只有了解了人物描寫的方法和作用，把握人物性格特點，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分析人物形象，可以從下列幾方面入手。
1.從分析人物的直接描寫入手。
人物直接描寫(也叫正面描寫)，就是通過直接描寫人物的肖像、行動、語言、心理等，揭示人物思想品質和性格特點，反映作品的主題。
肖像描寫(也叫外貌描寫)
它的作用不只在於勾畫出這個人物的外部特徵，而是為了以「形」來傳「神」，因此分析人物外貌可以揭示人物性格特徵。例如《故鄉》中對閏土的描寫：「十一二歲，紫色圓臉，項帶銀圈，有一雙紅活圓實的手，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刺去……」這是一個活潑、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閏土卻變成：「身材增加了一倍，臉色灰黃，很深的皺紋，眼睛周圍腫得通紅，頭戴破氈帽，身上只有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縮著，手提一個紙包和一隻長煙管，手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這是一個飽經憂患，受盡勞累、飢寒交迫、麻木遲鈍而又自卑的人了。魯迅先生通過閏土的肖像描寫，生動地表現了他性格的巨大變化，從而揭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給人民造成了苦難。
行動描寫和語言描寫
人物行動最能體現人物的性格特點。言為心聲，人物的語言也體現著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范進中舉》中寫胡屠戶的貪婪相：……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才費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拿了去」。屠戶把銀子攥在手裡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拿了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里還有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裡揣……這里通過胡屠戶的語言和動作描寫，暴露了這個市儈嗜錢如命的本性。
心理描寫
分析人物的心理描寫，能很好的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心理描寫是對人物在一定環境中的思想活動描寫，它往往和外貌、語言、行動交叉在一起。有時描寫了人物的外貌、行動、語言，同時也反映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比如，孔乙己買灑時「排出九文大錢」這一動作，正反映了他在短衣幫面前炫耀的心理。
2.從側面描寫人物。
側面描寫，概括地說就是通過其他人物的言行，間接寫主人公。如用有關人物的對話，心理活動，事件敘述等烘托所要描寫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徵。如《我的叔叔於勒》關於於勒的敘述和結尾景物描寫，都屬於側面描寫。
3.從細節描寫入手。
所謂細節描寫是指對人物的肖像、語言、動作、服飾、神情變化以及事物、環境的細微處進行具體描寫。分析細節描寫，首先要注意細節的真實性，要經得起推敲；其次看是否具有典型意義，看其是否經過精心選擇，巧妙安排。上面提到的《故鄉》一文的肖像描寫和《范進中舉》中的語言、動作描寫，實際也都是出色的細節描寫。
⑸ 小說人物形象鑒賞
1、從分析人物的描寫入手。
（1）正面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正面描寫就是通過直接描寫人物的肖像、行動、語言、心理等，來揭示人物思想品質和性格特點，從而反映作品的主題的描寫。
①通過肖像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肖像描寫它的作用不只是在於勾畫出這個人物的外部特徵，而是為了更好的以「形」傳「神」。
例如《故鄉》中對閏土的描寫：「十一二歲，紫色圓臉，項帶銀圈，有一雙紅活圓實的手，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刺去„„」這寫出的是一個活潑、勇敢、英俊的少年。而中年閏土卻變成：
「身材增加了一倍，臉色灰黃，很深的皺紋，眼睛周圍腫得通紅，頭戴破氈帽，身上只有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縮著，手提一個紙包和一隻長煙管，手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這是一個飽經憂患、歷經滄桑，已變得麻木遲鈍而又非常自卑的人了。小說通過對閏土的肖像描寫，生動地表現了他性格的巨大變化，從而揭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給人民造成了苦難。
②通過語言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例如：小說《守財奴》中有幾處個性化語言描寫，如「咱們中間可有些小小的事情辦一辦。對不對，克羅旭？」「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讓事情擱在那兒牽腸掛肚。你總不至於要我受罪吧。」「„„我覺得更滿意。我按月付你一百法郎的大利錢。這樣，你愛做多少台彌撒給誰都可了！„„」「克羅旭，你這些話保險沒有錯嗎？可以對一個孩子說嗎？」句句話語，把一個貪欲十足的守財奴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
③通過動作行為刻畫人物形象。
例如：小說《守財奴》中「搶梳妝匣」一處動作描寫：「老頭兒身子一縱，撲上梳妝匣，好似一頭老虎撲上一個睡著的嬰兒。」這一「縱」一「撲」寫得生動極了，使人如見其形，如窺其靈魂，把一個金錢狂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
（2）側面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側面描寫，概括地說就是通過他人的言行，來間接刻畫人物的描寫。
例如《林黛玉進賈府》中對賈寶玉的形象刻畫，就使用了側面描寫的方法。
林黛玉從王夫人口得知賈寶玉是一個孽胎禍根，是一個混世魔王；從母親口中得知賈寶玉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結果一見，卻是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這些側面描寫的目的是欲揚先抑，它極大地豐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林黛玉對賈寶玉的認同感。
2、從分析小說的故事情節入手。
小說的故事情節是小說中用以表現主題或人物性格的一系列有組織的生活事件。閱讀小說，
既要緊緊抓住人物某個動作或某個事件，同時，也要注意小說情節的曲折跌宕。高考中涉及到的小說往往是微型小說，雖然它寫的是小題材，擷取的是生活中的一個小片斷，卻是生活內容的高度濃縮，應該說正是這高度濃縮的故事情節凸顯了人物形象。
例如小小說《同意》：秘書送進一份文件。王廠長像往常一樣拿起筆輕松熟練地在上面寫下「同意」二字。突然，他睜大了眼睛，筆從他無力的手中滑到了辦公桌上。第二天，他離開了他熟悉的辦公室。這篇小小說故事情節簡單，但卻把一個只知「同意」的糊塗廠長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從而諷刺了社會上一部分官員不分具體事件，只知道動用手中的權力，結果輸得一塌糊塗的形象。由此可見，小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以小見大，以微見著，所以閱讀時，必須透過情節來分析人物形象。
3、從分析小說的環境入手。
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描寫。人物的活動，事件的展開，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中進行的。小說的環境描寫除了有交代故事的時代背景、渲染氣氛的作用外，還有烘託人物性格的作用。
例如孫梨《荷花澱》開篇水生嫂「月下編席」那段環境描寫，景色被渲染得很有詩意：「這女人編著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這段描寫很有詩意，它使人物猶如仙子，與明月、清風、銀白的水、透明的霧以及清清的荷香，共同構成了妙不可言的詩的境界；同時，這景色又與具有著人情美的人物交相呼應，彼此映襯，有力地烘托出了人物的心靈美。
在小說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環境中，人物形象是最主要的要素。閱讀小說時，只有把握人物性格特點，才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
⑹ 以《班主任》為例談談傷痕小說的特點
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丑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宣洩，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糅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系。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並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出現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1979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人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人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而從政治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
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文革）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19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缺失人性
人性是人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等情感，也是對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價值的判斷等精神取向。正面描寫人性，反映人性，歌頌優美健康的人性，批判醜陋的人性、呼喚美好的親情、愛情等，是文學關懷人的體現，也是文學的本質內容，是現實主義創作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應成為文學作品中一個永恆的主題。
在「文革」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對人性的扭曲理解變本加厲。在階級斗爭綱領君臨一切的思想意識里，在公開的話語環境里，人性成了作家們最忌諱的話題，失落於優美的文學家園。人性淡出了政治話語環境，成為文學創作中的「雷區」，受到教條主義化的待遇，當時幾乎所有的「文革文學」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寫人性。直接表現「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嚴重「缺席」狀況。如一度風靡全國、獨領風騷近十年的革命樣板戲，幾乎都沒有涉及真實人性的內容。人們談「人性」色變，視人性為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燒身，而沒有認識到人性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題中應有之意。人性完全處於被踐踏遭毀滅的境地，成為禁語，陷入「文革」的空前災難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發展，那麼，也就只剩下「階級性」的生存發展空間了。漠視人性，壓抑人性，唯政治是從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別是「四人幫」制定的「三突出原則」創作模式成為當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則後，人性更是被完全從文學題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沒於階級話語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變成不食人間煙火、六親不認、沒有七情六慾的聖人仙人，抑或同時睜著孫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隱藏的人性揪出批鬥，類同萬惡不赦的特務、「封資修」等階級敵人。即使是親生爹媽，也要大義滅親，而要服從於「階級爹媽」。從這個角度說，《傷痕》的主人公王曉華的情感取向、價值判斷標准也似乎合情合理。盡管此前王曉華和媽媽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但當媽媽成為「叛徒」、「特務」的最困難時刻，她卻和媽媽斷絕關系，泯滅了人性。
缺乏自我認識
「文革」是罪惡的，給黨和國家、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個人生活、給社會發展等各方面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但是，把一切問題一切苦難都歸咎於「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責任，掩蓋個體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應客觀地歷史地來看。如果人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認識，認識到人的尊嚴，有著優美健康健全獨立的人性，或許，「文革」不會持續那麼久，災難不會那麼嚴重。 《傷痕》的主人公王曉華媽媽被定為「叛徒」後，她就拋棄了對媽媽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沒有畢業就報名上山下鄉」，並拒收寄自媽媽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藉此可與媽媽徹底決裂；而1978年媽媽恢復了名譽和工作，她卻急切地想要與媽媽團聚。當她最終找到媽媽時，媽媽已死在醫院的病床上……因此，給她留下了難以抹平的心靈創傷。實際上，真正受到情感傷害、留有內心傷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媽媽」：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連親生的女兒都翻臉不認人，不給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靈傷口上撒鹽。而王曉華，如果說她也是一個受害者的話，那麼，她只是一個自身愚昧的受害者，並非全部受害於「文革」。
作為「文革」大時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個體，普通個人固然無法扭轉和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但畢竟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選擇，不應該隨波逐流如浮萍。王曉華雖不能改變媽媽被判為「叛徒」這個時代錯誤，無法扭轉媽媽的命運，但她可以選擇信任媽媽、支持媽媽，和媽媽共度難關這條路，可她卻選擇了反面，使媽媽的命運雪上加霜，也給自己留下了終生隱痛。——「文革」是一個政治災難，然而，殘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們有意無意地參與了這場政治災難，給這場災難推波助瀾。與其說是「文革」給她留下「心上的傷痕」，還不如說是良心的譴責在折磨她。
因此，《傷痕》其實是暴露了「文革」中個體人性的自私勢利和丑惡偏狹、殘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曉華是「叛徒」的女兒，不論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團，成為勢利冷漠的時代丑惡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曉華本人也由於人性意識的缺失，「階級性」的扼殺，失去了判斷是非真假的能力，成為人性勢利的一員，反過來又傷害他人，成為他人的扼殺者：為了所謂的前途，媽媽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為真想當然地冷酷地和媽媽決裂，將最起碼的親情拋置九霄雲外，給媽媽精神致命的一擊；而一旦媽媽恢復了名譽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與媽媽團聚——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但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實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惡劣、勢利、盲從、缺乏自我認識和判斷。
還以《傷痕》為例，分析王曉華對媽媽的絕情。盡管是通過夢境反映的，但夢是現實的影子。當夢見回到家後，看到媽媽「寫著幾個大字：『關於我的叛徒問題的補充交代。』她兩眼盯住她，忿忿地罵了聲：『可恥！』轉身便往外走。」當媽媽想攔住她時，她卻言語惡劣，冷若冰霜：「你管不著!」而且，就是在得到媽媽被平冤昭雪的信時，她還「有些猶豫不決」，擔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給她帶來好運，連累她，不知道是否該回去見母親。為了政治，為了個人所謂的發展前途，連有著血濃於水的母女親情都退居一邊，可見「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惡劣、勢利，血緣親情的分量是多麼微不足道！
相當一部分「傷痕小說」，特別是以知青為主題的「傷痕小說」都反映了「文革」中的這類人性。他們或是控訴，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熱理念的煽動下，看不到他人生命價值，踐踏他人的生命和尊嚴。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譚娟娟個人纖弱雖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譚娟娟從單純到復雜以致最後不能自拔的整個演變過程。
另外，老鬼的《《血色黃昏》也深入到人性深處。至於蘇童在其「香椿樹街系列」小說中所塑造的「香椿樹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惡人性的展現，幾乎看不到人性的一點亮色。
迷茫黯淡人性
「文革」中這類人性的表現，主要是反映在王曉華的媽媽身上。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於時代局限性，也由於認識不到個體生命的價值，雖然「革命多年」，當冤屈來臨時，也不敢捍衛自己做人的權利，不敢與人溝通，因此有冤無處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撫養起來的女兒面前，也像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僅僅因為女兒發現了自己的問題交代，而「臉上忽然一陣驚慌，忙去掩桌上的紙頭」，還掩飾「沒，沒寫什麼。」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劇。這類悲劇的罪魁禍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於「文革」期間的高壓政治環境，存在於個人身上的黯淡人性發不出民主、獨立的光輝，戰戰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強健獨立自主的人性意識，是當時的一種普遍狀態，如馮驥才《啊！》中謹小慎微的科研人員吳仲義等。
優美溫馨人性
「文革」只是一個時代背景，是外因，是一個冶煉人性真金的時代大熔爐。由於缺少價值的自我判斷，缺乏獨立的思想和認識，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漠視等人性缺陷，因此通過「文革」而變本加厲。缺少懺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醜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機。就是「文革」不曾在歷史上存在的話，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會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只是不同時代表現不同罷了。即使在「文革」那個惡劣的政治氣候大環境下，也仍然有優美健康、催人感動的人性存在，正所謂「時窮節乃見，危難見英雄」。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如，從湖南土家族作家孫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們看到了堅強黨性和美好人性和諧的統一：畢蘭大嬸。她不僅是作為黨支部書記的形象出現的，也是慈善的母親，她的母愛不僅施於女兒，而且溫暖著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四姑娘許秀雲，盡管歷盡艱辛坎坷，卻始終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樸善良，堅韌頑強，深沉地愛著姐夫（姐姐已死）金東水和姐姐的兩個孩子；雖迫不得已嫁給流氓惡棍鄭百如，但始終未從心底屈服，而是反抗。」
因此，當人們冷靜下來後，不應該僅僅從政治和社會角度反省文化專制對人性的摧殘，控訴非人道的滅絕人性；也應該從「傷痕小說」中尋找人們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訴中建設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嚴，實現人的價值。 作為剛剛擺脫的文革僵死的創作模式的文學先聲，傷痕文學的局限又是十分明顯的。
首先，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傷痕文學對文革的否定不夠深刻。它只是從政治、社會、人際關系的角度考察浩劫產生的原因，而缺少對傳統文化心理、封建意識的分析。作品對罪行的譴責往往歸之於壞人做壞事，表現出一種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與不平，是一種在肯定個人崇拜前提下的，對野心家的譴責。
其次，在藝術表現上，傷痕文學顯得十分幼稚。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小說中的語言明顯帶有文革左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這樣形容張俊石老師：像一架永不生銹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另外，由於傷痕文學作者們關注現實的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常常會壓抑不住激盪的情感而跳出來對某個情節直接高談闊論，表述自己療救時弊的觀點，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趨於膚淺。第三，傷痕文學作品中雖然重新出現了悲劇意識，但其悲劇精神卻具有表層性的弱點。魯迅曾經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可見，悲劇的深化應該有兩個層次：其一，是表現災難；其二，是在災難中展現崇高。而傷痕文學只是停留在悲劇的第一個層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慘故事的敘述而忽視了對人格的刻劃。這樣，主人公就只是單純的受難者而非美的體現者，其悲劇只是災難的展現而不是美的毀滅，只能引起人們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給人以永恆的的震撼和心靈的升華。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1979，2）中，作者力圖展現在文革血統論的錯誤導向下所造成的悲劇：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嚴涼與穆蘭受盡了折磨，他們在小河邊相識並相愛結合了，幸福似乎降臨在他們頭上，然而他們卻發現兩人竟然是姐弟關系－－歷史把他們分開，歷史又這樣無情地捉弄了他們！小說的悲劇色彩在這時達到了高潮，但在讀者為這種亂倫慘劇嘆息的同時卻不能不感到其中過分的偶然性因素，這種刻意添加的悲慘無疑使作品顯得虛假，同時也無法產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傷痕文學模式化的喜劇結尾。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環境尚未明朗，文藝界仍然存在著寫暴露、寫悲劇的禁忌；同時大多數作者仍然難以擺脫以往左的創作觀念的慣性影響，因而往往在結尾加入一個前途光明的機械性預言或大團圓式的喜劇性結局，以至淡化了悲劇效果，影響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剛剛提到的《在小河那邊》，在作品描寫了一場亂倫慘劇後，筆鋒一轉，寫到了四人幫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親被平反的消息，母親工作的銀行也表示要將二人從農村調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驚的是，從母親留下的一封遺書中他們得知，原來穆蘭是母親在戰爭中抱養的女兒，與嚴涼並無血緣關系！－－一切的陰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說最後兩節的題目一樣：飛向光明、鵲橋相會。這種完滿的大團圓結局無疑充滿了人為的痕跡。又如，《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林中少年孫長寧帶著老師的遺願與笛聲，在無法報名的情況下闖進了音樂學院的考場，並恰巧碰到老師的知己主考。後者聽著少年的笛聲，彷彿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繼續。這個情節無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卻不免因其過份巧合與順利而顯得不夠真實。再如，在《傷痕》中，當王曉華讀罷母親的遺書後，作者進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為力量的描寫：她的苦痛的面龐忽然變得那樣激憤。她默默無言地緊攥著小蘇的手，瞪大了燃燒著火樣的眸子，然後在心中低低地、緩緩地、一字一句地說道：'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痛是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夜，是靜靜的。黃浦江的水在向東滾滾奔流。忽然，遠處傳來巨輪上汽笛的大聲怒吼。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這兩個段落無疑是在講述了一個悲慘故事之後，預示了前途的無限光明，然而這種預言又因毫無根據而顯得十分空洞。總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傷痕文學具有明顯的局限，在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中，它的最大價值所在，是它連接文革假、大、空文學與新的體現人的真實性的文學之間的過渡作用。這種過渡性在馮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現十分明顯，後者雖然被譽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但卻已經顯示出反思文學的深刻力度。
⑺ 如何分析小說中人物的形象
從掌握人物描寫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賞析人物形象.
（1）人物描寫的回方法：①正面描寫,一般答包括外貌描寫、動作描寫、神態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是指在文學創作中,作者通過對周圍人物事環境的描繪來表現所要描寫的對象,以使其鮮明突出.
（2）各種描寫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態、動作描寫：更好地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及性格特徵.②語言描寫：A、刻畫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進故事情節的發展.B、描摹人物的語態,使形象栩栩如生、躍然紙上.③心理描寫：直接表現人物思想和內在情感（矛盾、焦慮、擔心、喜悅、興奮等）,表現人物思想品質,刻畫人物性格,推動情節發展.④細節描寫：更細膩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徵.
⑻ 傷痕文學的代表人物
傷痕文學是本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文壇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它得名於盧新華以「文革」中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傷痕》。
十年文革期間，無數知識青年被捲入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上山下鄉，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圖為盧新華最早登於《文匯報》小說《傷痕》
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傷痕文學」是四川作家劉心武刊發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有的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與當年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
編輯本段發展源流
然而「傷痕文學」的名稱，則源自盧新華刊登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的短篇小說《傷痕》。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高潔的青松》、《靈魂的搏鬥》、《獻身》、《姻緣》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 盧新華
"傷痕"一詞在學術界被用來概括文學思潮，最早可見於旅美華裔學者許芥昱的《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中共文學討論會的講話》一文。許芥昱認為，中國大陸自1976年10月後，短篇小說最為活躍，並說："最引大眾注目的內容，我稱之為'Hurts Generations'，即'傷痕文學'，因為盧新華有篇小說叫做《傷痕》，很出風頭。"有人曾對這個概括性的詞彙提出過異議，認為不如使用"暴露文學"切合這個階段的文學實質，但由於此詞已於是被學術界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這里我們延用
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傷痕文學」是北京作家劉心武刊發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1977年10月，《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了短篇小說創作問題座談會，會上對沉悶的創作現狀進行了分析，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強烈願望。在這樣的倡導下，緊接著11月份的《人民文學》上，便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小說講述了某中學教師張俊石如何盡力挽救一個在四人幫毒害下不學無術的中學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聲，震動了被文革麻木了的人們的心靈，拉開了人們回顧苦難的序幕。這是新時期文學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義和愚民政策，如何危害著青少年的純潔心靈。而這在前一階段的創作中一直作者們視為畏途。以此為先導，之後便陸續有一些同樣題材的作品出現。 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有的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與當年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 青年劉心武(中)
《班主任》拉開了回顧歷史傷痕的序幕，並使作家劉心武一舉成名。不過在今天看，小說中最值得重視的角色並非主人公張俊石，而是作者在無意中塑造出的精神受害者班長謝惠敏，這個被視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四人幫的左傾教育下精神上產生的創痕比起小流氓宋寶琦更加令人警醒，雖然作者在當時並未將她作為幫教的重點，但正因為如此，這個形象的出現，才展示出作家真誠地面對現實、反映現實的創作態度，這在已被'假、大、空'文學擁塞多年來的當時文壇中，無疑是十分可貴的。 至於這種對文革苦難的揭露真正成為一種潮流，則是以1978年8月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發表在《文匯報》上為標志的。「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這部小說以悲劇的藝術力量，震動了文壇，作品中對人性、人道主義的描寫，突破了長期以來關於文藝的清規戒律，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而討論最終得出的肯定性結論，又使這部作品成為我國文學界在政治上徹底否定文革的先聲。到了這時，人們才真正理解到，他們確實經歷了一場人為的災難，他們以往忍受的一切是應該而且可以打倒、唾棄的，於是他們壓抑許久的憤懣便立時噴涌而出，當這種憤懣大量地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便形成了新時期第一個文學思潮：'傷痕文學'思潮。 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高潔的青松》、《靈魂的搏鬥》、《獻身》、《姻緣》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19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傷痕文學是新時期出現的第一個全新的文學思潮。社會主義新時期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歷史起點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打著毛澤東旗號對當代中國人民的一場公開迫害。這種對靈魂的摧殘尤其容易造成慘痛的心靈創傷。但這只有在掙脫了精神枷鎖、真正思想解放之後，人們才能意識到這「傷痕」有多重、多深。這是傷痕文學噴發的歷史根源。 新時期伊始，中國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於兩個「凡是」未被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依然流行，所以文學理論與創造仍受到嚴重束縛，以致出現「東邊日出西邊雨」的奇特現象。隨著「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當代中國才真正出現轉機，文學才走上康莊大道。這種社會情勢正是傷痕文學出現的時代背景。 新時期文學首先必須面對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傷痕文學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時期作為了重要內容。當時的文學作品或以悲歡離合的故事，或以鮮血淋淋的場景，對長達十年的大動亂對中國人民造成的精神創傷予以了「字字血、聲聲淚」的強烈控訴，對肆虐橫行的極左路線予以了強烈的譴責。這便是傷痕文學的核心思想內涵。
'傷痕文學'涉及的內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實、質朴甚至粗糙的形式，無所顧忌地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傷疤，從而宣洩十年來積郁心頭的大痛大恨，這恰恰契合了文學最原始的功能：'宣洩'。 以上提到的兩篇作品，只是在題材上對於'傷痕文學'具有開創性意義，然而在藝術上它們卻都是十分稚嫩的。相比之下，另幾篇也被視為'傷痕文學'代表作的作品，雖然並無拓荒價值，但藝術上卻顯然更為成熟，如張潔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夢》、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鄭義的《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