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關於劉一達……
前兩年劉一達賺得不少，《人蟲兒》《胡同根兒》《百年德性》等作品相繼推出，並接連改編成電視劇，讓劉一達的名字在出版界和影視界都變得耳熟能詳。近日，記者在對劉一達進行采訪時得知，劉一達正在醞釀一部新的京味兒文學作品，這部作品是反映北京家庭從民國初年到現在的歷史變遷的長篇小說，計劃在明年春節與讀者見面，對於喜愛京味文學的人來說，這又是一份值得期待的文學大餐。
用筆桿復原老京城
天已經完全黑了，劉一達才從報社的大樓里走出來。他今年48歲，還在到處采訪、跑稿子。他說像他這把年紀還在報社第一線工作的是「絕無僅有」的，當年與他一起干新聞現在不是改了行就是當了官。改行他不考慮，當年他當記者就是想寫點東西，雖然寫了十幾年可還是沒寫夠；當官他不感興趣，想寫東西就別當官，他說你看有多少人當了官之後就再也寫不出東西來了。雖然記者很辛苦，但是可以磨礪人的惰性，劉一達說如果不是當記者每周要完成一個整版而逼著自己寫作的話，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拿動這支筆。
馬路上車來車往，劉一達步子輕快，完全不像一個年近半百的人。我們一起走過建國門橋旁的一條胡同時，他指著前面的一片新樓說，過去這一片是「貢院」，是考「進士」的地方。他說他知道哪兒曾經是操場，哪兒是揭榜的地方，隨後又講了一番古代的科舉制度。劉一達對老北京的熟悉，使他走到哪兒都會產生懷古幽思的感情。但這種幽思更多的是寄託在心裡，沒有實物可以憑吊，因為實物越來越少。對於這樣的現狀劉一達也只能用「無可奈何」這樣的詞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不過他手裡的那隻筆可不是「無可奈何」，而是「大有可為」，從《北京晚報》每周一版的「京味報道」，到《人蟲兒》《胡同根兒》《百年德性》等一部部地道的京味小說，他把北京城日漸消失的舊貌，用文字重新復原起來。劉一達說：「當越來越多的北京人告別胡同，搬進新建的樓房時，我就越來越感覺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人們雖然胡同沒了，但胡同文化的根兒卻可以長久地延伸下去。」
老人夙願成全他創作
這種延伸也許從十幾年前就開始了，當時有一位從事古玩生意的老人在彌留之際對劉一達說：「你把我給你講過的那些事寫出來吧，從來沒有人寫我們這行當的事兒，有些事情是應該讓後人知道的。」
當時劉一達還在北京西郊木製品加工廠工作，這位老人是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解放前，在北京開了三家古玩鋪子。工作之餘他總是給劉一達講一些古玩店、玉器行里的事，劉一達覺得這些事情很有意思，就細心地記了下來。可是他沒想到老人會以臨終遺言這樣的方式托負他。那時劉一達還只是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在廠里出出板報，也曾經寫過一個五幕話劇，但從來就沒有排演過。
老人去世後劉一達調轉工作，1991年到《北京晚報》當了一名記者，從這時開始利用采訪的機會，他才深入了解了老北京的玉器行、古玩店的歷史。經過3年多的采訪和積累，劉一達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故都子民》，以此完成了老人的一個夙願，也迎來了他京味兒文學創作的高峰。
現代市井口語獨出新裁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劉一達又出版了《人蟲兒》《胡同根兒》《百年德性》等長篇小說，以及《壇根兒》《門臉兒》等文集，至今已經發表作品900多萬字了。這些作品全都是用地道的北京話，說著地道的北京事兒。有評論說「這種京味兒語言是劉一達式的獨特言說，絕異於時下流行的京痞話語。它繼承了老舍的傳統，又有著新時代的氣息。它是新聞語體與文學語體的融化，帶有濃郁的現代市井口語色彩，直白而不乏委婉，隨意而不乏蘊藉，平和而不乏機智，平淡而不乏深意，幽默而不乏敦厚，更加貼近普通市民的當下生活。」
劉一達認為，京味小說的寫作難於一般小說的創作，因為北京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書中的一個細節可能就藏著一個典故，想要說清楚就要走出去，去核實、去考證。劉一達為了創作已經走訪了上千個北京家庭，采訪了上萬個北京人。他說寫北京的事兒不能坐在家裡閉門造車，要到胡同里去，他無法想像一個人坐在家裡，足不出戶就可以寫出幾十萬字的小說。可是他也嘆氣，現在這樣寫小說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盡管京味創作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但是劉一達從沒有想過自己的創作要換一種風格。他說：我寫的是北京人的事兒，就得用京味兒來表現。就好像一個做川菜的廚師，你非讓他做魯菜、做粵菜他也能做，但肯定沒有川菜做的好。
盡管劉一達對自己堅持京味創作很有信心，但是對整個京味文學的發展，還是流露出了一些擔心。他說現在從事京味文學寫作人本來就不多，而鄧友梅、陳建功這些擅寫京味的作家，主要的精力又不能集中在創作上，加之北京城市改造的速度與日俱增，胡同這些培育了京味文學的「土壤」漸漸在消失，都讓人對京味文學的未來擔心起來。但文學創作是個人的事，你急不得我也急不得，有喜愛京味文學的人自然會站出來，繼續描述地道的北京人的生活。
潛心積淀醞釀精品
劉一達喜歡寫短小的文章，他認為「以小見大」才是真功夫。他最愛看的書是《梁實秋文集》和《汪曾祺文集》，其中的文章大多短小精練富含人生哲理。但是他又覺得深厚的北京文化，用短的篇幅又難於表現，所以他才寫了一部又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被稱為北京的民俗畫，北京的「清明上河圖」。
進入今年以來劉一達的創作速度放慢了，除了記者的工作牽扯了他的創作精力外，最主要的是劉一達想「沉下來」，讓自己積淀一下。他認為現在文壇普遍存在著一種浮躁的風氣，一些人急於求成、急功近利，把文學創作產品化、製造化。這樣帶來的結果就是，每年新出的700多部長篇小說中，能被人記住的不多，稱得上精品的就更是屈指可數了。
劉一達說文學創作是一件堅苦的工作，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寫長篇小說。從他開始文學創作到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用了20年的時間，問他長嗎，他說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用了15年的時間，托爾斯泰寫《復活》用了30年的時間。「慢功出細活，作家的作品不在多，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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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夏季悶熱、燥旱，是一年之中最叫人不舒服的季節。而令故都子民們想不到的是，京城最酷熱的地方不是別處，正是萬民仰慕的皇宮大內——紫禁城。
其實往年這個時候，皇帝早就帶著皇子後妃們移到城西北的暢春園居住，以避暑熱。今年因為朝廷要與俄羅斯國簽約談判，康熙皇帝為了能更及時地了解中俄雙方談判使團在東北議談的動向，想離六部近些，以便群臣不時奏事，就未帶宮人移居。這可苦了宮中的皇室貴人們，除了皇子上書房和嬪妃有急事，均不敢走出自己的寢殿半步，內心都不停地盼著這遭罪的日子趕快過去。
午末時分是太陽最毒最烈的時刻。昔日巍峨壯麗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已失去往日高貴的神采。斑駁的紅牆和慘白的漢白玉石欄在驕陽的暴曬下，如同一個貧血的病人。不植草木少引流水的布局，更增添了這片殿宇的枯燥灼熱。靠著外牆的一排鎏金銅水缸熱得冒油，像是要被火辣辣的太陽熔化掉了；連漢白玉石欄上的噴水龍獸頭，也瞪著銅鈴般的……
應該是全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