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誰有陸費逵 整理漢字的意見的原文
陸費逵，字伯鴻，1886年生於陝西漢中一個官宦家庭。從小就由其母教授經書。因此舊學功底較為深厚。
戊戌變法後，陸費逵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積極參加新學傳播運動。1906年春，日知會正式成立，陸費逵任評議員。同年秋，他辭去書店職務，與張人傑(張靜江)、馮特民共同接辦漢口《楚報》，並擔任主筆。不久因作文反對粵漢鐵路借款密約，忤逆潮廣總督張之洞，又論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偽立憲無濟於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軍警封閉日知會，逮捕劉靜庵等人，陸費逵逃過搜捕，隻身逃往上海，在昌明書店上海支店任經理兼編輯。此後他即走上了教育、文化救國之路。
當年冬天，陸費逵改任上海文明書局襄理。其間，他常與商務印書館的代表高夢旦一起出席上海書業公會的活動。當時陸費逵年僅2l歲，但他面對高夢旦等出版界前輩，常常侃侃而談。高夢旦雖說見多識廣，但陸費逵這樣的青年才俊並非隨處可見。他向張元濟推薦陸氏，張對陸的才幹也是大為賞識。
1908年，在高夢旦重金聘請下，陸費逵轉入商務印書館任國文部編輯。第二年，他晉升為出版部部長兼《教育雜志》主編。高夢旦想使陸費逵對商務印書誼更加忠誠，不僅在待遇上對他備極優厚，更將自已的侄女許配給他為妻。
當過教師，又主編過有關期刊，陸費逵對教育理論頗有研究。他曾在《教育雜志》上連續撰文，宣傳教育救國論，認為「教育得道，則其國強盛」，主張縮短教學年限，減少課時和注意實利教育，對舊教育制度提出過一些中肯的改革意見；並主張大力推廣新式教科書。同時，他還建議整理漢字，主張簡化漢字。1910年中國教育會在北京成立，他曾為該會起草章程。這時他不再侈談「革命」，但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仍極為傾心。
19l1年秋天武昌起義發生時，還未滿26歲的陸費逵深信革命必成，適逢商務印書館資金周轉不靈，營業一時萎縮，陸費逵認為這是他實現個人抱負的天賜良機，便乘機與同人沈知方、戴克敦、陳恭協等發行所職員秘密計劃，籌集資會2．5萬元，計劃另創書局。與此同時，他約聘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解聘和留所編輯人員，暗中編寫新教科書。一切准備就緒後，他即脫離商務印書館，另行開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二
1912年1月，陸費逵與沈知方等合夥創設中華書局，他任局長，沈任副局長，戴克敦任編輯長，沈頤任小學部主任，姚漢章(作霖)任中學師范部主任。中華書局的成立，是我國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產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產物。
陸費逵脫離商務而自立門戶，用當時價值標准來看，他的舉動很對不起商務諸君如張元濟和高夢旦，而且，他離開商務時，帶走了一大批編輯、出版人才，對當時的商務，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如果考慮到多年前市場競爭的慘烈、民族資本發展的艱難，就會覺陸費逵的行為也是無可厚非的。
中華書局一成立，就立即對商務印書館發起挑戰，並將矛頭直接對准其勢力范圍——教科書營業。陸費逵的准備工作極其出色：早在商務印書館時期，他就積累了一套編輯、印刷、發行的經驗，並對商務印書館內部工作流程甚為了解。1912年春節開學前，他們編的《中華新教科書》已經印成，初小國文第一冊以臨時政府制定的五色國旗作書本封面，使商務印書館教科書上的黃龍旗黯然失色。其內容更是豐富，先後陸續出版小學課本44種，中學和師范課本27種，包括其中大量的新制教科書，還有很著名的《大學用書》。
商務印書館原有的教科書本是適應袁世凱（本站註：此處似誤，應為「滿清」。袁世凱稱帝是在1915年的事，在中華書局成立初期的1912年，商務印書館原有教科書是不可能適應袁世凱帝制時代而出版的。）帝制時代的，這時要一下子改變內容，實在是難以轉舵。商務印書館戰線長，影響大，在迅速趕超潮流上很難比得上新興企業。而中華書局卻輕裝上陣，它的中、小學教科書一問世，立刻以強勁無比的動作，幾乎獨佔了當時國內教科書市場。從此，中華書局與稱雄多年的商務印書館在書業競爭中成為勁敵，這種「雙雄會」的局面持續多年。這時，陸費逵年僅26歲，可謂年輕氣盛，不可一世。
陸費逵是一位熱心教育事業、深具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資本家，至少在早期是這樣(前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言)。在他主編的《中華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和《中華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課文中，就有「我國旗，分五色，紅黃藍白黑，我等愛中華」等愛國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內容，比之舊的教科書，還在歌頌清朝的什麼「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等氣味陳腐、不忍卒讀的內容來，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心胸為之一爽。
三
因發行教科書，中華書局贏得了厚利，至1916年已有分支局40處，職工總計千餘人；同年建成印刷分廠和5層大樓的總店。各省凡商務有分館的，中華也必有分局。所不同者，商務的分館都由總館派人前往經營，事事聽總館指揮；中華因資本遠不如商務雄厚，故與當地士紳合資開設分局，分利於人，這也易於在地方上開展業務，並保持較持久的競爭力。到1917年上半年，中華書局的營業額已超過100萬元，設備上也有很大進步。
當時國內教科書市場的競爭極其激烈，發展到利用政治力量的程度。當時北京政府內閣常有變動，每次教育總長更替，商務和中華都設法跑「公關」，走上層路線。在范源濂任教育總長時．由於他曾經擔任過中華書局的編輯所長，所以自然是中華占上風；而在和商務關系較深的湯爾和等人任總長時，商務又反過來佔了上風。
在中華書局初占上風之後，商務印書館不甘落後，新編一套《共和國教科書》，同時將以前的那套教科書加以修改重編，開始恢復中國「書界至尊」的榮光。
商務和中華的競爭長達十多年，直到沈知方另創的世界書局以及大東、開明、北新書局加入教科書競爭時，才改變了兩家對峙的局面。
中華書局設有出版部，但只是一個偏重事務的機構。關於編輯方面的出書計劃等多由編輯所和總經理主持。中華編輯所成立於民國初年，首任所長為范源濂，前後主事4年。其後，戴克敦繼任所長9年，陸費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長。
范源濂(1875—1927)，字靜生，湖南湘陰人。曾歷任民國趙秉鈞、段祺瑞、靳雲鵬內閣多屆教育總長和後來的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是清末民初教育界大有影響的人物。他與蔡元培關系極好，在上海曾與蔡合組中華職業教育社，陸費逵也曾參與其事。蔡元培進京入長北大也是他的主張。1913年1月，他因對袁世凱和趙內閣的所作所為有所不滿，從教育總長任上掛冠而去，前往上海，不久即被求賢若渴的陸費逵聘為編輯所首任所長。在文教領域，范氏威望素著，交遊廣闊，這對當時高級人才緊缺的中華書局來說，可說是如虎添翼。任職期間，他在陸費逵的通力支持下，聘請老朋友梁啟超、王寵惠至中華編輯所，編輯中學、師范新教科書。編輯隊伍龐大齊整，實力雄厚。當然，如果詳細審視，中華書局編輯的數量和業務水平，比之商務印書館尚有不小差距，但在視野的開闊、氣魄的宏大上，中華書局毫不遜於老對手商務印書館。
陸費逵又與各地紳商協議合作，在北京、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等地設立中華書局分局。1914年10月，陸費逵任上海書業商會主席。1914年到1916年間，他拉攏唐紹儀、王正廷、范源濂、梁啟超等宦海名流、學界巨子為中華書局董事，將中華書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這反映了陸費逵的深謀遠慮，在出版經營上的確有過人之處。
在用人方面，陸費逵能夠做到人盡其才。他讓梁啟超主編《大中華》雜志，並出版《中華小說界》《中華實業界》和《中華婦女界》等刊物，名聞全國，被稱為「八大雜志」。
在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多種雜志中。以1915年創刊、梁啟超任主任撰述的《大中華》和1933年創刊的《新中華》影響較大。前者在政治上雖偏於保守，但在鼓吹開明、伸張正義方面毫不遜色，對袁世凱帝制自為和北洋軍閥統治的腐敗，多有所抨擊；後者在政治上傾向進步，主張抗擊侵略和推進民主，因此更受歡迎，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為它撰稿。這些以不同讀者為對象的雜志，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豐富社會精神生活、促進學術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同時通過這些雜志，也使讀者、作者與書局的聯系趨於密切。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中華書局在編印各種教科書的同時，很注意出版少年兒童讀物。1914年創辦《中華童子界》《中華兒童畫報》，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畫報》。在多種少兒讀物中，以《小朋友》內容最為豐富，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評和重視。
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書籍，在中華書局的出版物中也佔了相當比重。例如，1918年出版的馬君武譯盧梭《民約論》，1920年開始出版的《新文化叢書》和1930年開始出版的《社會科學叢書》等等，都堪稱經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這種書籍在它的出版物中比重極小，但是對於當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一定作用。這裡面，都凝聚著陸費逵的心血，更反映了他作為一個進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和博大的包容心。
在文學藝術方面，中華書局在1922年出版了我國最早的新體詩刊《詩》，1936年出版了張聞天的《青春的夢》，李頡人的《死水微瀾》和《暴風雨前》。1939年又出版了他的《大波》。在介紹世界文學名著方面，先後出版過田漢翻譯的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郭沫若翻譯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美術方面，1932年出版的《齊白石畫冊》《徐悲鴻畫集》、劉海粟的《世界名畫集》，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陸費逵還自辦印刷所，添購機器，新設總廠分店，增設發行所，盤入文明書局與民立圖書公司，一時間營業極是發達，年贏利額超過100萬元。到1916年為止，印刷廠擁有大小機器數百台，分店近20處，這時，中華書局成了國內第二家華資大書局。除商務印書館外，無出其右者。
四
1916年，中華書局遷入新落成的發行所。第二年，陸費逵想再招股140萬元，合成200萬元，以同商務相等，但事與願違，只籌到100萬元，不夠運用；加上副經理沈知方遠走高飛，效仿陸費逵當年的舉動，另創世界書局，成為出版界的一支勁旅，以致中華書局資金擱淺。陸費逵不得已，竟然考慮與老對手商務印書館協議歸並。當時，中華出盤給商務的草約已成，後經王文濡(字均卿)等人努力，得到常州大資本家吳鏡淵(有倫)投以巨資，才得以取消草約。同年12月，中華書局改組董事會，由吳鏡淵派俞仲還為駐局董事，吳自為常務董事；陸費逵卻被董事會卸去局長職務，責成司理局務。
1919年到1921年，中華書局經過擴充設備，營業重獲發展，陸費逵又擔任了總經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與改造》《學衡》《少年中國學刊》《中華書商月報》等雜志，又於青島、九江、梧州、蘭州、香港等地增設分局。1926年，中華書局資本增至200萬元。1929年，陸費逵在上海創辦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製造教育文具、儀器，經營范圍日益擴大。此時，中華書局在國內仍屬於一流的出版大企業，但與商務印書館之間的差距卻拉大了。
1930年，孔祥熙擔任了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陸費逵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人中華書局任董事長。此後，中華書局逐漸擴大經營規模，拓展業務范圍，開始大規模承印國民黨有價證券及小額鈔票，成為國民政府的有力「助手」。它在上海澳門路建築新廠，擴充印刷所。在總公司的統一管理下，設有編輯、事務、營業、印刷4個所，並設有藏書60餘萬冊的圖書館。1926年起，開辦中華書局函授學校。1932年，商務印書館因上海「一二八」事變遭受巨創，中華書局乘機填補空白，營業更加發展。1934年在九龍新建最新設備廠一座，這樣中華書局就擁有兩個印刷廠。無論是印刷設備，還是技術條件，中華書局不僅在全國，就是在東亞地區，也是首屈一指。
1937年春，中華書局資產擴充為400萬元，年出版書籍1000餘種，營業額約千萬元，全國各大、中城市及香港、新加坡設分局40餘所，滬港兩廠職工共達4000人，是當時國內少有的、規模巨大的出版企業。
中華書局在校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編輯出版各種工具書方面，也作出了相當的成績。1921年，在陸費逵主持下，開始排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備要》(5集)。第一集出版之後，陸費逵於1924年lO月為之撰寫了《校印四部備要緣起》。這是一套內容比較完備、方便適用的大型古籍叢書。從1934年開始，又影印《古今圖書集成》，此書分800冊。陸費逵在《影印古今圖書集成緣起》中稱它為「洋洋大觀之中國網路全書」。
中華書局還出版過不少綜合性和專業性的工具書。其中比較重要、流傳較廣、使用價值較大的有1915年出版的《中華大字典》，1919年出版的《實用大字典》，1915年開始編輯、1936年出版的《辭海》，1937年出版的《外交大辭典》《經濟學大辭典》，1940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辭典》等大部頭書籍。這些工具書雖然不無缺陷，但是它們都曾起到應有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具備相當參考價值。
陸費逵隨著中華書局的發展而聲名愈著，歷任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中法大葯房董事等職。
1936年，陸費逵在上海創辦保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1937年夏，他參加蔣介石在廬山召集的談話會。在抗日戰爭期間，還連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員。
五
陸費逵精明強干，秉性剛毅。在經營上，他慣於獨攬大權，辦事果斷，有超人的魄力。他擔任中華書局局長、總經理，還曾兼編譯所所長及發行所所長等職。在當時的中國出版界，像他這樣具備全面的領導才乾和高超的辦事能力的人才，的確罕見。他雖然掌握出版大權，但在出版的圖書中，「總編」、「主編」一欄卻很少掛他的名。與一般成功的企業家相仿，他善於用人，並且信任不疑。
在中華書局創辦和發展過程中，陸費逵聘請、鍛煉和培養了一大批相當出色的經營管理和編輯業務人才。除了他自身外，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有戴克敦、陳寅、姚漢章、沈頤、丁輔之、吳鏡淵、范源濂、高時顯、舒新城、張相等等。他們或者是出版家兼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或者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或者是有才乾的經營管理人，日後都為中國的民族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中華書局上海總廠和編輯所停工，陸費逵將大部職工遣散，而將部分機器運至九龍擴充印刷廠，將總局遷至昆明。陸費逵也由上海遷居九龍，主持香港分局的營業。上海剩餘部分機件由吳叔同經管。1939年以美商永寧公司名義維持營業。
1941年7月9日，陸費逵病逝於九龍寓所，終年55歲。遺著有《教育文存》(5卷)、《實業家之修養》《國民之修養》《青年修養雜談》、《婦女問題雜談》和教科書多種。
⑵ 男主人假死 陸什麼琛:女主跟陸什麼深的牌位結婚 然後女主提出天價條件，結果男主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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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請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