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講論語小說TXT

㈠ 辜鴻銘的主要成就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了解，並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英文專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是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郵報》（JapanWeeklyMail）、《北京日報》（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華北正報》（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報》（The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Vox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翻譯作品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義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並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至今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准譯本。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准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ANewSpecialTranslation，），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E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採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傑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
辜鴻銘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鴻銘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鴻銘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對於辜鴻銘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鴻銘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鴻銘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但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鴻銘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
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於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於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於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鬆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徵，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於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徵？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當時歐洲陷於「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並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於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後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於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里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嚮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㈡ 求有關辜鴻銘的網站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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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講講辜鴻銘的故事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並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新文化的死對頭。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㈣ 辜鴻銘的故事

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為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德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導論闡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論"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論"中國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論"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論"約翰 ·史密斯在中國"(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論"一個著名的漢學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兩章論"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附錄論"崇拜群眾的宗教"或名"戰爭與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著述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的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㈤ 怎樣才能讀懂《論語》

只能讀懂一部分兩千多年語言特性相對沒啥變化的內容，另一部分由於語言本身的變化後人已經不能讀懂了，比如學而時習之的習就有多種解釋，多種就代表含糊不清，練習還是溫習，為何不是學而時溫之呢？還有刑不上大夫，按照現代人的直接解釋就是不上邢，那時候卻是不以大夫為上，這還是古代上和現代上意思沒太大差別的情況，都可表示地位高的意思，但也有跟現在字形相同，意思完全不一樣的情況，辜鴻銘講論語這本書有很多地方都不能依文解字去翻譯，而是用了他自己的通俗說法，以他的國學功底尚且如此，何況後人，年代太久遠了，孔子不可能活個兩千多年給你講論語。春秋戰國思想活躍，到漢朝以後就死水一潭，從論語意思的不可知可以看出，作為對後人和自身的責任，漢儒應該對孔子當年的論語按照漢朝的當時的語言風格重新編寫，兩晉南北朝時期應該把漢朝的論語再如上所述進行重新編寫，一直延續到現在，這樣雖然文字不盡相同，至少意思不會變，哪會像現在這樣不可知，也不會有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割裂了。孔子說要做聖之時者，可他後面的人卻是泥古不化，本著對原著的尊重，原封不動，只有一種版本，而信息隨著時間其准確度是下降的，後人只能把自己生活時期的語言特性強加到死論語上，遇到無法理解的情況是正常的。讀不懂的就不要讀了，你永遠也不知道，與其糾結，不如扔掉，做聖之時者，書寫你自己的天道吧。

㈥ 辜鴻銘：會9國語言，有13個博士學位，為何能在德國紅極一時

英文太簡單，正著讀（報紙）顯不出本事。——覃鴻銘

難以想像這一句經典名言，出自於中國文學大師辜鴻銘先生之口。當時，辜鴻銘坐在街角，手裡拿著英文版本的報紙，並沒有正著翻閱，而是把報紙倒著看。

這樣的觀點沖擊性，也是導致國人不願意高度推崇辜鴻銘先生的一個根本原因。但總體來說，辜鴻銘先生能夠當得起東西方文化的形象大使，在國際上為中國文化的形象拔一個新高度，也是一種貢獻，值得後人敬仰。

㈦ 《辜鴻銘講論語》是林語堂抄錄的嗎

不是。
後來林語堂評價很高。

㈧ 如何精通九國語言[轉載]

本文摘自《北大四才子》
辜鴻銘，精通九國的語言文化，國學造詣極深，曾獲贈博士學位達13個之多。他的思想影響跨越20世紀的東西方，是一位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學者，又是近代中學西漸史上的先驅人物。
辜鴻銘10歲時就隨他的義父英人布朗跳上蘇格蘭的土地，被送到當地一所著名的中學，受極嚴格的英國文學訓練。課余的時間，布朗就親自教辜鴻銘學習德文。布朗的教法略異於西方的傳統倒像是中國的私塾。他要求辜鴻銘隨他一起背誦歌德的長詩《浮士德》。布朗告訴辜鴻銘：在西方有神人，卻極少有聖人。神人生而知之，聖人學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聖，毛奇是武聖。要想把德文學好，就必須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總是比比劃劃地邊表演邊朗誦，要求辜鴻銘模仿著他的動作背，始終說說笑笑，輕松有趣。辜鴻銘極想知道《浮士德》書里講的是什麼，但布朗堅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講解。他說：只求你讀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里胡塗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來。
第二年布朗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他認為越是晚講，了解就越深，因為經典著作不同於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夠一聽就懂。這段時間里辜鴻銘並沒有停頓對《浮士德》的記誦，已經可謂倒背如流了。
學完《浮士德》，辜鴻銘開始學莎士比亞的戲劇。布朗為辜鴻銘定下了半月學一部戲劇的計劃。八個月之後，見辜鴻銘記誦領會奇快，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大約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士比亞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
布朗認為辜鴻銘的英文和德文水準已經超過一了般大學畢業的文學士，將來足可運用自如了。但辜鴻銘只學了詩和戲劇，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鴻銘讀卡萊爾的歷史名著《法國革命》。辜鴻銘此次基本轉入自學，自己慢慢讀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詞句再去請教別人。但只讀了三天，辜鴻銘就哭了起來。布朗吃驚地問怎樣了？辜鴻銘回答說：散文不如戲劇好背。布朗又問辜鴻銘背誦的進度，發現他每天讀三頁，於是釋然：你每天讀得太多了。背誦散文作品每天半頁到一頁就夠多了。背誦散文同樣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則等於沒學。
辜鴻銘所在的中學課業本來是極繁重的，但由於辜鴻銘各科在布朗身邊都提前打下了基礎，整個學習過程便顯得毫不費力。學校的功課既然順利進行，沒事時辜鴻銘便接著記誦卡萊爾的《法國革命》。他越讀越有興致，可是讀多了便無法背誦。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這樣時快時慢地把卡萊爾的《法國革命》讀完了。後來辜鴻銘終於徵得義父的同意，可以隨便閱讀義父布朗家中的藏書了。有許多書，辜鴻銘並沒有打算背誦，但也在不經意間過目成誦了。
布朗對養子的寄望極高。他曾告訴辜鴻銘：我若有你的聰明，甘願作一個學者，拯救人類；不作一個百萬富翁，造福自己。讓我告訴你，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但是歐洲各國和美國的學者卻多想學習中國。我希望你能夠學通中西，就是為了讓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能夠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讓人能過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依照布朗的計劃辜鴻銘應該先在英國學文、史、哲學及社會學，然後再到德國學習科學。學成之後才可以回中國修習傳統文化。布朗當初確實沒有看錯，辜鴻銘十四歲時，學術造詣就已經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時間，不僅初步完成了布朗擬定的家庭教學計劃，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學的各門主要課程。布朗不禁暗自為養子的聰明而感到驕傲。辜鴻銘在學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其他課程的成績也都很出色，已經可以申請畢業了。
大約在1872年春季，辜鴻銘正式入愛丁堡大學就讀。辜鴻銘在愛丁堡大學的專修科為英國文學，同時兼修拉丁文、希臘文時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讀愛丁堡大學圖書館所藏希臘、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剛開始時，讀多少頁便背誦多少頁，還沒覺出什麼困難；後來隨著閱讀量的逐漸增大，漸漸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堅持，再堅持，一定要一路背誦下去。辜鴻銘晚年憶及此事時曾說：說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條機器線，一拉開到頭。
到後來，不僅希臘、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國的語言、文學，辜鴻銘也能做到一學就會，觸類旁通。據說辜鴻銘回國後，除本國語言外，尚能操九種文字與人交流，則其基礎主要是在愛丁堡大學讀書時打下的。
《論語·季氏》有雲：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獸而學之，又其次也。困獸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至於困字的意思，舊注謂有所不通，錢穆先生解作經歷困境，辜鴻銘則自謂吃不消。他晚年曾對人說：其實我讀書時主要的還是堅持‘困獸而學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難掌握學習藝術，達到‘不亦悅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見我學習得多，學習得快，他們不知道我是用眼淚換來的！有些人認為記憶好壞是天生的，不錯，人的記憶力確實有優劣之分，但是認為記憶力不能增加是錯誤的。人心愈用而愈靈堂！辜鴻銘憶起讀書時的往事，不禁慨嘆道：困獸而不學，民斯為

㈨ 最近想聽一些論語的講座，不知道誰的論語講的比較好

推薦看南懷瑾的《論語別裁》。是講座的記錄，容易懂，而且非常透徹。

㈩ 為啥清末怪傑辜鴻銘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辜鴻銘於1924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做了題為《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的演講，而這句“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正是出自於這次演講。如果將這句話單獨列出來，顯然令人憤慨，讓人覺得狗屁不通，但要將其放回原文再看，則不得不承認，辜鴻銘先生說的卻有幾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