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人物

❶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主要故事情節

恐怖組織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自稱是在國外建立的某個「中央委員會」的全權代表，他以出色的交際能力和組織能力博得了包括省長在內的大小官僚及其親友的信任，建立和發展了地下組織，實施了一系列恐嚇、訛詐、暗殺、縱火等恐怖活動，企圖動搖社會基礎，以便發起暴動，奪取政權。

為了控制同夥，他殺害了一心想退出組織的沙托夫，事情敗露後，他又撇下黨羽，逃跑出國，逍遙法外。

《群魔》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長篇小說。《群魔》的故事取材於1869年莫斯科發生的涅恰耶夫案件。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學的旁聽生，曾積極參加1869年春彼得堡的學生運動。他跑到國外後，在日內瓦與巴枯寧接近，並學習了無政府主義的陰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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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俄國虛無主義作為19世紀中後期影響較大的一種激進思潮，一度以革命和進步的面貌著稱於世，在俄國文學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跡。

作為曾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種發端於西方的否定性思潮並不陌生，甚至一度是這種思潮的擁護者和鼓吹者。進入19世紀60年代以後，多年的牢獄生活及社會上虛無主義的盛行使作家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潮。

作品主題

《群魔》作為一種個體言說，實際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自己靈魂的拷問，他從一個革命主義的信仰者轉變成一個虔誠的東正教徒，這與他個人的從謝苗諾夫刑場上在最後一刻突然由死刑改為流放有關，在那裡他體會了痛苦，使他變成一個信仰者，他不再相信革命會給人類帶來進步，所有這些思想的沖突都始於他自己世界觀的轉變。

❷ 陀斯陀耶夫斯基《罪與罰》中的人物關系圖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讀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讀完後內心感受很復雜，對人的天性，理想，現實甚至宗教都產生了深深的疑問和思考。《罪與罰》開始了直逼人心的解剖。冷峻峭厲的文筆，讓人讀得異常艱難；深入骨髓的文字，無情地展示人性的虛偽、冷酷、殘忍和搏鬥。即使這樣我還是得寫下我的感受和看法。
這部作品有及其精準的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主人公的內心分裂。作者對人類肉體與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寫是細致入微的。這本小說戲劇性強，情節發展快，接踵而至的災難性事件往往伴隨著復雜激烈的心理斗爭和痛苦的精神危機，以此揭露資產階級關系的紛繁復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惡矛盾性格組合、深層心理活動描寫都對後世作家產生深刻影響。
在《罪與罰》中，作者對人物的夢的描寫可謂最充分、最全面、最典型。《罪與罰》中的夢境有多處，有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夢，也有斯維得里蓋各夫的夢；有拉斯柯爾尼科夫行兇前的夢，也有他在殺死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諾夫娜後的夢；有白日夢，也有惡夢。《說文解字》中說：「夢，寐而有覺者也」。認為夢是睡眠中的一種感覺；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夢是人類日常生活的繼續」，又認為「夢是創造的源泉」。舉個例子其中一個夢是在小說的第三章的第六節。這個夢是講拉斯科爾尼科夫向老太婆揮斧砍去，卻怎麼也不能將她砍死，而房門大敞著，平台上，樓梯上下全都是人……我覺得這個夢境在小說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過渡作用。它表現出了主人公對自己行為的懷疑。本以為殺了老太婆是正義的，但他在良知上說不過去。因為他內心極有罪惡感但卻又不願意承認，所以他總是念念有詞，說些盡管是自欺欺人但卻能暫時麻痹罪惡感的話，「我殺死的不是人，而是原則！原則倒是讓我給殺掉了，可是跨越卻並未成功，我依然留在這邊……我只會殺人」。夢境中被眾人發現，表明他做賊心虛，害怕自己的行為被公眾於世。這種在他看來是大義凜然的正義，非但沒給他帶來巨大的成就，反而讓他被罪惡感的枷鎖深深束縛著，終日惶惶不安。但他同時又是十分迫切希望結束這場噩夢的，於是才有了下文拉斯科爾尼科夫向索尼婭求助，認定他倆都是罪孽深重之人。我覺得作者通過夢境很好的展現出了主人公在犯罪前後的心理變化過程，豐滿了人物形象，將主人公在現實中的所思所想和潛意識中的良知都通過夢表現出來。

❸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什麼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發表時間為1879-1880年。
二、內容簡介：
通過一樁真實的弒父案，描寫老卡拉馬佐夫同三個兒子即兩代人之間的尖銳沖突。老卡拉馬佐夫貪婪好色，獨占妻子留給兒子們的遺產，並與長子德米特里為一個風流女子爭風吃醋。一天黑夜，德米特里疑心自己的情人去跟老頭兒幽會，便闖入家園，一怒之下，差點把老頭兒砸死。他倉皇逃離後，躲在暗中裝病的老卡拉馬佐夫的私生子斯麥爾加科夫悄然殺死老爺，造成了一樁震驚全俄的撲朔迷離的血案，從而引發了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作品展示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劇主題。體現了高超藝術手法。
三、作者簡介
1、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紀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表，他所走過的是一條極為艱辛、復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最復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
2、代表作品《罪與罰》

❹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哪些作品

代表作品 《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白痴》短篇小說 《九封信的故事》 《普羅哈爾欽先生》 《波爾祖科夫》 《脆弱的心》 《誠實的小偷 》 《聖誕晚會與婚禮》 《別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白夜》 《小英雄》 《聖誕晚會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 《拙劣的笑話》 《農夫馬列伊》 《百歲老大娘》 《性格溫和的女人》 《荒唐人的夢》 長篇小說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於小貴族家庭，童年在莫斯科和鄉間度過。1846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受到高度評價。1848年發表中篇小說《白夜》。1849年因參加反農奴制活動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此期間發表有長篇小說《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罪與罰》、《白痴》、《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戲劇性強，情節發展快，接踵而至的災難性事件往往伴隨著復雜激烈的心理斗爭和痛苦的精神危機，以此揭露出資產階級關系的紛繁復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

人物經歷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俄羅斯的一個醫生家庭，也是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在七個孩子中排名老二。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癲癇病，9歲首次發病，之後間或發作伴其一生。

183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進入莫斯科契爾馬克寄宿中學，畢業後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在該校工程部制圖局工作。一年後，他自動離職，專門從事文學創作。

183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媽媽死於肺結核，他和他弟弟被送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183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當醫生的父親去世，死因不明。有人說是因為他醉後對農奴發脾氣，農奴被激怒將他制服，灌入伏特加直至他溺死。也有人認為是自然死亡，而臨近的地主為了把土地輕易拿到手而編了這個故事。

在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他於之不屑的數學。與此同時，他還涉獵了莎士比亞、帕斯卡爾、維克多·雨果等人的文學作品。在文學上涉獵頗廣的他考試成績優秀，於1841接受委任。同年完成深受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席勒影響的兩部浪漫主義劇作，《瑪麗·斯圖亞特》、《鮑里斯·戈東諾夫》，但均失散。

18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命成為中尉，並在一年後從軍事工程學校畢業。1843年，他將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台》譯成俄文，但並沒有人因此而關注他。於是在1844年退伍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

陀思妥耶夫斯基於1840年代結識了涅克拉索夫，1845年，在涅克拉索夫的鼓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他的處女作——書信體短篇小說《窮人》。1846年1月《窮人》連載於期刊《彼得堡文集》上，廣獲好評。《窮人》的單行本在一年後正式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24歲時成為了文學界的名人。但是不久之後由於文學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決裂。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空想社會主義感興趣，參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組的革命活動。同年果戈理發表《與友人書信選》，別林斯基撰寫《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對其觀點給予駁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歡別林斯基這篇文章，並尋找到手抄本在小組上朗讀。1849年4月23日，他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並於11月16日執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他的思想發生了巨變，同時癲癇症發作的也愈發頻繁。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釋放，但是要求必須在西伯利亞服役。1858年他升為少尉，從此可以有自己的時間來思考與寫作。從假處決事件到西伯利亞服刑這十年時間是他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他開始反省自己，篤信宗教。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聖彼得堡，次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後期的過渡作品，既有前期的對社會苦難人民的描寫，又帶有後期的宗教與哲學探討 。這段時間他文學上有所進展，但生活卻連遭打擊。1864年他的妻子和兄長相繼逝世，他還需要照顧兄長的家人，這使得他瀕臨破產。他希望通過賭博來還清債務，卻欠下更多債，整個人陷入消沉之中。

為了躲避債主，他被迫到歐洲避債。 出版商答應給他預付款，但是要求他要在半年內寫一部長篇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正在寫《罪與罰》，沒有時間再寫一部，但是出於生計只得同意。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與罰》出版，為作者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同年，在朋友介紹下，他認識了速記學校的高材生安娜 ，兩人高效率的工作，一個月內完成了《賭徒》，於1867年出版。

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白痴》 。這部小說中，拿破崙和1812年的衛國戰爭是重要的背景題材。

1872年，完成了《群魔》。1873年開始他創辦「作家日記」期刊，很受歡迎。1880年他發表了 《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他後期最重要的作品。

1880年發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或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筆筒掉到地上，滾到櫃子底下，他在搬櫃子過程中用力過大，結果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去世，彌留前妻子為他朗誦聖經。葬於聖彼得堡。

人物評價

對我們這一時代的文學和文化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存在主義的鼻祖克爾凱郭爾，另一個就是俄國的小說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奧地利小說家茨威格評）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類靈魂的偉大審問者，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有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快地處死，竭力要放他們活得長久。（魯迅評）

讀者完全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作品當成純粹小說、甚至是暢銷小說來讀。（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評）

❺ 托夫妥耶夫斯基資料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家，19世紀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表。他所走過的是一條極為艱辛、復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最復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主要作品有《窮人》、《雙重人格》、《女房東》、《白夜》和《脆弱的心》等幾篇中篇小說，以及其代表作《罪與罰》。

❻ 知道妥思陀耶夫斯基的進

1.他確實有癲癇病，9歲首次發病，之後間或發作伴其一生。
他的名作《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也患有癲癇，不得不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為之。

2.陀思妥耶夫斯基「嗜賭成性」，不能算冤枉他。他確實曾是賭場上多年的超級狂客，賭癮發作起來，比吸毒者的毒癮、酒鬼的酒癮還難以控制。他寫於1866年的小說《賭徒》，可謂一幅自畫像。他的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也曾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婚丈夫：「費奧陀·米哈伊洛維奇不能自製：他還沒有從賭博的激動狀態中定下心來，就拿了二十枚金幣去下注，結果輸掉了，他回家又取了二十枚，再次輸掉，這樣，在兩三小時內，他每小時要回家幾次來取錢，到最後，把所有錢輸得精光。又得抵押東西了，但是我們貴重的物品不多，很快全部告罄。這時候，我們債台高築……」（《相濡以沫十四年》，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著，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7月）

下面是有關他賭博的一篇資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不善理財的人，花錢如流水，對別人也慷慨，結果總是弄得自己很拮據。後來富有的姨母庫瑪麗亞借給他一萬盧布，可是他期望發一筆意外之財全部輸在輪盤賭中。小說《賭徒》源自他個人的經驗，1863沾染了賭博的毛病，他自以為發現了有效秘密方法可與輪盤賭場搏鬥，他和弟媳談過這一切。1861－1864他愛上小自己二十歲的阿波麗內瑞婭，另一女子莎羅美在巴黎，他給阿波麗內瑞婭寫了大量信件，但多數已經燒掉了，1864年瑪麗亞去世，然後是他哥哥米哈衣去世；還有兩個親密朋友去世；他感到孤獨，承擔了哥哥全部債務，承擔撫養他們全家。陀斯托耶夫思基有一個哥哥，四個妹妹，兩個弟弟。一八六三年九月他在都靈給親友的信中說：你問我怎麼睹得一塌糊塗，一個子兒不剩。在維斯巴登，我發明了一種巧妙賭法，一下子贏了一萬法郎，第二天，我改換了辦法，讓激情佔了上風，我馬上就輸了。同一天我用自己發明的辦法，按最嚴謹的願望，又贏了，沒費事就贏了三百法郎。怎麼可以不信用我的辦法能夠發財？我需要錢，為我也為你，為我太太，為了寫我的小說。在那裡可以贏成千上萬像沒事兒似的。並且我來是為了拯救你們，也使我擺脫貧困。有一次在巴登堡，我贏了六百法郎，像著魔一樣激動，但忽然就開始輸了，我不可能停下來，欲罷不能，孤注一擲，用四枚拿破崙幣贏了三十五個回來，半個小時再去睹，三十五個又全輸了，付了房租，還有六個拿破崙金幣。在日內瓦我贏了一塊表。

一八六五年在維斯巴登，他輸得精光，連旅館費也付不出，他求助於朋友們，赫爾岑，屠格涅夫等人，多虧俄國教堂的神甫借錢，不然出不了監獄和旅館，山窮水盡，開始寫《罪與罰》和《賭徒》，《賭徒》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我把20美元押在偶數，贏了，於是我把所有賭注都押在同一地方。啊！又贏了！連贏數局後，手上已有400多美元。『該該回去了！』我想。然而，一股奇妙的慾望湧起，像要挑戰命運。我把身上所有能輸掉的錢拿出來，一共800美元。我下注，輸了。也許心有不甘，我把身上僅有的也押下，很不幸，我又輸了。身無分文，才茫然地離開……」

一八六五年二月中旬，俄羅斯信使雜志登載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前二十八章，題目是《一八零五年》，一直連載發表至一八六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很重視。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每印張五百盧布，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印張二百五十盧布，先支付兩千盧布。他用這筆錢逃到外國去躲債，結果卻進了外國的賭場，一下子把錢都輸光了！他就是這么一個人。所以，他常常遭遇出版商和其他債權人的逼迫，他們不斷威脅他：你要是再不還債，就把你關到拘留所去——當時俄國有一種專門關押不還債的人的拘留所。在寫《罪與罰》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向朋友抱怨，說寫小說是「詩意的事業」，需要我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想像力，可是那些討厭的傢伙老是來逼債。一八六五年一月七日，由於債務，他被威脅，要沒收他的財產，和出版商斯泰洛維思基商借三千盧布，同意可以出版商一次性發表以前所有著作，答應一八六六年十月一日給出版商一部新小說，題目是賭徒，若食言，出版商有權免費獲得未來九年全部寫作的作品。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小他二十歲的安娜，他已經四十六歲，而就在蜜月旅行時，他也不忘記賭博並輸掉了所有的現金甚至把手錶也押上，最後賣掉大衣、戒指、太太的耳環，才籌夠回來的路費。

一九一零年秋天，在阿斯塔陂沃的小火車站，托爾斯泰臨終前，打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瑪左夫兄弟》，翻開的一頁上面分明寫著：當愛再也不復存在，那可能便是地獄。或許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湎賭博的一個原因吧。

❼ 俄羅斯的陀斯綏耶夫斯基比較好的作品有什麼《白痴》看完了

1846年發表處女作《窮人》，繼承並發展了普希金《驛站長》和果戈里《外套》寫「小人物」的傳統，對他們在物質、精神上備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喚醒他們抗議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雙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白晝》（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幾個中篇小說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劇，乃至關系破裂。後者認為上述小說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態心理以及為瘋狂而寫瘋狂的傾向，「幻想情調」使小說脫離了當時的進步文學。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沙皇政府逮捕並流放西伯利亞。十年苦役、長期脫離進步的社會力量，使他思想中沮喪和悲觀成分加強，從早年的空想社會主義滑到「性惡論」，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義和宗教反對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以溫順妥協反對向專制制度進行革命斗爭的矛盾世界觀。
他流放回來後創作重點逐漸轉向心理悲劇。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1）繼承了「小人物」的主題。《窮人》里偶爾還能發出抗議的善良的人，已成了聽任命運擺布的馴良的人；人道主義為宗教的感傷主義所代替。《死屋手記》（1861～1862）記載了作者對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說描寫了苦役犯的優秀道德品質，控訴了苦役制對犯人肉體的、精神的慘無人道的摧殘，無情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統治。
《罪與罰》（1866）是一部使作者獲得世界聲譽的重要作品。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沒有被侮辱與損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對革命者的攻擊了。
最後一部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作者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描寫了無恥、卑鄙的卡拉馬佐夫家族的墮落崩潰。對顛沛流離、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極的一面，例如認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價值，只有寬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類社會等說教。

❽ 托斯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

陀斯妥耶夫斯基未完成的傑作:《卡拉瑪左夫兄弟》

俄國大文豪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jodor M. Dostojewski 1821～1881），1821年11月11日生於莫斯科一醫生家庭。祖父是普通神職人員。父親米哈伊爾在擔任醫官期間取得貴族身份，並在圖拉省置有兩處不大的田莊，思想守舊，但由於職業關系，交往者大多是平民階層中人。這種環境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影響的。他幼年去田莊度夏，也接觸到農奴制度的實際。他的父親因虐待農奴，在1839年被農奴毆打致死，此事給他留下強烈的印象。

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進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1843年畢業，在工程局繪圖處工作一年。後離職專門從事文學工作。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譯的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出版。接著在果戈理所倡導的自然派影響下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1845)深化了俄羅斯文學中的「小人物」主題：它不限於同情「小人物」的悲慘遭遇，還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並揭示了社會中貧富對立和不公平問題。小說博得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贊賞，別林斯基稱之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他從此和別林斯基的進步文學團體接近。在第二部小說《雙重人格》(1846) 里開始顯露他自己的特色——著重於人物內在本性和精神狀態的矛盾變化的精雕細鏤，而把性格形成的社會環境置於次要的地位。小說運用了幻覺想像的手法，刻畫病態的心理和性格的分裂，提出「雙重人格」的主題。40年代俄國社會的令人窒息的空氣使一部分青年淪為不能有所作為的「幻想家」。他在中篇小說《女房東》(1847)和《白夜》(1848)里又開拓了這一新的主題。《女房東》通過「幻想家」奧爾登諾夫察破老人穆林和卡捷琳娜之間的曖昧關系的過程，把生活表現為一種充滿朦朧神秘的情慾和本能傾向於罪惡和痛苦的現象。這部作品遭到別林斯基的嚴厲批評。他自己後來也認為是「糟糕透頂的東西」。他的創作思想里的消極陰暗部分在這里有明顯的暴露，並在60年代的創作中形成更觸目的傾向。但《白夜》則與前者完全不同，它寫內心純真的人物和自我犧牲的愛情，具有動人的詩意和明朗的風格。「幻想家」的主題也出現在中篇小說《脆弱的心》(1848)和《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未完成，1849)中。

1847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別林斯基及其文學友人們決裂，主要原因是文藝觀上的分歧，他不能接受別林斯基關於文學的使命的主張，即文學應同專制農奴制度進行斗爭並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理想。他認為這是「強加給文學的……有辱於它身份的使命」。當時他受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傅立葉的思想的影響，開始參與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活動，很快成為積極成員之一。1849年4月同這個小組成員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一次會上宣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有名的反農奴制的信等為「罪名」，被剝奪貴族身份，並判處死刑。臨刑時又宣諭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旨意改處苦役及期滿後當兵。1850年他去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刑滿到西伯利亞塞米巴拉金斯克充當列兵。1856年升為准尉，次年經友人斡旋，得以恢復貴族身份，並重獲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在此之前不久，他同瑪·德·伊薩耶娃結婚。1859年獲准移居特維爾，年底回到彼得堡。

先後9年的苦役和軍營的生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豐富了生活知識，積累了文學素材，同時，對社會的觀察、對人生的思考也更趨於深刻，富於哲理；另一方面，流放生活使他遠離俄國的先進階層，苦役犯政治上的不開展使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極面有所發展，當時日趨頻繁的癲癇病的發作也加深了他精神上的抑鬱。此外，1848年革命失敗之後，各國反動勢力的猖獗和歐洲大陸普遍的失望情緒，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幻滅，更加強了他的思想危機，結果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漸趨反動。他摒棄社會主義信念，用宗教的精神來解釋人民的理想，提倡摒絕私慾，逆來順受，宣揚人人都有罪孽、罪犯就是「不幸的人」等等主張，並希望用道德上的感化來代替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斗爭，幻想求得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和解。

服苦役回來後發表的中篇小說《舅舅的夢》(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長篇小說《被欺凌與被侮辱的》(1861)仍然保持40年代作品的風格。《被欺凌與被侮辱的》除了描寫「小人物」之外，還涉及資本主義發展引起的個人、社會和家庭的道德墮落的主題；但是小說卻以娜塔莎、涅莉等形像宣揚基督教受苦受難的精神，要從苦難中體驗幸福，要以苦難使一切凈化。真實揭露和宗教幻想的混合從這時起日益成為他的作品的明顯特徵。

1861年農奴制改革前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斯拉夫主義者、批評家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他同哥哥米哈伊爾先後創辦月刊《當代》(1861～1863)和《時代》(1864～1865)，並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進行論戰。1861年他發表的論文《波波夫先生和藝術問題》雖則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卻又認為藝術的「主要本質」是「靈感的自由」，批評杜勃羅留波夫要求藝術應有進步思想內容的主張是美學上的「功利主義」。1862年在《兩個理論家陣營》一文中更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公開表明同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針對革命民主派的觀點，他宣揚近似斯拉夫主義的「根基論」。這種思想初時表達得很含糊，後來才逐漸明朗化。它指責進步的知識分子脫離人民的「根基」，說他們應該從這「根基」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來的思想」則是信仰基督和沙；因此，解決俄國的社會對立，不能象西歐那樣採用斗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通過貴族同人民的和解，通過在君主和正教教會庇護下各階層的團結一致。

這個時期的重要作品《死屋手記》(1861～1862)以作者親身的經歷為基礎，展示了各類苦役犯的可怕處境和精神狀態。屠格涅夫把這部作品比擬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赫爾岑則比之為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德、意、法、英等國，回國後寫成的《冬天記的夏天印象》(1863)，對西歐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文明作了深刻的批判。但上述這兩本書，特別是後者，都體現著「根基論」的思想。1864年發表的《地下室手記》中描寫「地下人」的形像，這是蜷伏在狹窄的自我圈子裡的人物，是《窮人》中的傑弗什金這一類「小人物」的消極變種。作家認為「地下人」的心理上的雙重性和畸形的、同社會格格不入的精神狀態在不同程度上是一切人的本性。他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義」，認為人性的基本追求不是幸福，而是力圖表現自己的個性。

1864年，他的夫人和哥哥米哈伊爾相繼去世，不久後《時代》雜志也停刊了。為擺脫困境，他不得不竭盡全力進行創作。1866年《罪與罰》問世，給作者帶來了空前的聲譽。小說以社會犯罪及由此而引起的道德後果為題，描繪了當時俄國可怕的社會貧困和社會生活的無出路狀態，顯示了金錢對於各類人物性格的毀滅性的影響。這是作者最富於社會歷史涵義的一部社會心理小說。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犯罪行為的心理根據正是俄國的這個末世社會。這個形像的積極意義在於揭露資產階級所謂「強有力的個性」的反道德的本質，指明那種蔑視群眾、宣揚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理論的反動性和反民主主義的實質。但作者同時也企圖用主人公的「超人」哲學的破產來證明任何以暴力消除邪惡的辦法都不可行。人無法逃避內心的懲罰，在毀滅他人的同時也毀滅了自身。這種帶有宗教倫理色彩的主張，也正是作者所謂「正教觀念，正教教義之所在」，表明這些思想實際上是同革命民主主義者直接進行論爭。

繼《罪與罰》之後，為償還哥哥米哈伊爾身後的債務，於1866年寫成長篇小說《賭徒》。當時他認識了所聘用的速記員安‧格‧斯尼特金娜，次年和她結婚，1867至1871年間，他們夫婦在國外旅行，到過德國、瑞士、義大利、奧地利和捷克等地。這段時間他完成了長篇小說《白痴》(1868)和中篇小說《永久的丈夫》(1870)，並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群魔》(1871～1872)。《白痴》對農奴制改革後俄國上層社會作了廣泛的描繪，涉及復雜的心理和道德問題。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作者所認為的「正面的、美好的人」，是作者宗教理想的體現。他善良、寬容，處事全憑感情和直覺，信任並尊重別人，但他無力對周圍的人施加影響，也不能為他們造福。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婭·費利波夫娜的悲慘結局，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萬惡的有力控訴，同時也證明梅什金這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的努力的徒勞，表明作者企圖以信仰和愛來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滅。這部作品中表現的雙重性格和象徵色彩愈加明顯，人物常常有一種不自覺、下意識的行為，處於近乎迷狂的精神狀態。這種非理性和神秘性往往被後來的一些文學流派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特色。《群魔》被高爾基稱為「70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意攻擊的無數嘗試中最富於天才也最惡毒的一次」。作者利用1871年無政府主義者涅恰耶夫謀殺案的材料，把破壞一切、毀滅「整個社會」說成俄國進步青年的革命原則，把無政府主義者的極端個人主義表現說成俄國革命運動固有的思想。當時沙皇政府在彼得堡對涅恰耶夫案件進行史無前例的公審，就是為了打擊革命者，《群魔》在這種情況下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但小說對俄國改革後的社會、上層官僚和貴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仍有真實的揭露。他開始寫作這部小說時正遠在國外，運用的多半是「幻想式」的現實主義，即基於懸測、直覺、預測的寫作方法，對所謂的一般人性的窺測要遠多於社會政治的分析。《群魔》的發表，使他同反動勢力的聯系更趨密切。1872年他同梅謝爾斯基公爵和波別多諾斯采夫等上層反動代表人物結識，並於1873至1874年初主持梅謝爾斯基公爵發行的《公民》雜志。1873年他在《公民》上陸續發表《作家日記》，後來在1876和1877年每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1880年繼出一期，1881年1月編成最後一期。《日記》體裁不一，有小品、政論、回憶錄、特寫、小說、談話式的隨筆。它反映作者晚年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在它出現之初，尼·米哈伊洛夫斯基曾稱之為《群魔》的注釋，其中也確實有攻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等論點；但是，象《追憶與別林斯基的交往》(1873)、《一八七三年俄國藝術家畫展述評》 (1873)、《悼念涅克拉索夫》(1877)，都體現了作者思想中較健康的方面。「幻想性的故事」《溫順的女性》(1876)和《一個荒唐人的夢》(1877)則是比較優秀的作品，後者還表達了作者晚年關於「人類的黃金時代」的幻想。

1874年涅克拉索夫和謝德林主動恢復和他的接觸，建議他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作品，這對他的思想頗有觸動，對他最後兩部長篇小說也有明顯影響。《少年》(1875)反映當時急劇發展的資本主義關系所產生的心理的和思想的現象，表明金錢萬能和由此引起的發財欲腐蝕了70年代一代青年人的靈魂。但是作品卻同時宣稱，拯救俄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是宗教思想，是溫順和博愛。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作者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原計畫寫兩部，第二部未及完成。小說的構思始於50年代初，此後將近30年俄國社會的劇烈變化，使作者在心理、倫理、政治和哲學的不斷探索中，把一個殺父的故事演化成了宏偉的社會哲理小說。它圍繞著費多爾·卡拉馬佐夫和他的兒子們——德米特里、伊凡、阿歷克賽以及名為奴僕實為私生子的斯麥爾佳科夫，展示了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劇主題。這個「偶閣家庭」交錯著強烈的愛和憎，以其尖銳的矛盾而陷於分崩離析。它幾乎是資本主義和金錢力量進攻下當時社會的悲劇的縮影。小說廣泛表現19世紀後期俄國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和心理。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對話和論爭也反映了當時思想的高漲，人們力圖從理論上探索完整的世界觀來闡明生活中種種迫切問題。但作者把中心人物伊凡·卡拉馬佐夫描寫成進步青年的思想觀點的表達者，意在通過他的個人主義「反抗」的失敗和他在惡夢中對自己否定哲學的否定，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不可取。作品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內涵的發掘要遠勝於社會現象和生活真相的描繪。從40年代開始在他創作中出現過的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藝術主題，在這里都有高度凝練的表現。這部作品的雄渾精深對後來各國文學流派產生了極其復雜的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的一篇作品是1880年1月他在普希金紀念像揭幕典禮大會上的發言。他承認俄國進步知識分子為人類幸福而斗爭的崇高動機，但卻認為他們脫離祖國的「根基」，成為多餘的人。他最後呼籲說：「高傲的人，馴順吧！」這也就是呼籲離開革命斗爭，同現存制度妥協。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逝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當沙皇俄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一生命途多舛。他自喻是「偶合之家的主人公」，眼見社會的崩潰之勢，但無由揣測行將來到的社會形態。城市各階層人物在資本主義沖擊下產生的眾生相，在他的筆下有獨特的表現。他更多地是用一個藝術家、心理學家、道德家的眼光來觀察社會生活，而較少象一個社會學家那樣來分析現象。他擅長通過人物的自身感受、內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張的行動所體現的時代氣氛來造成別具一格的真實。他說：「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家，不， 我是高度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繪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他認為「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表現現實」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的現實根本不存在」，人是「按照自然在他思想里的反映，通過他的感情」來理解自然的。這種偏重於心理和感情的特色在揭示社會畸形現象的時候，往往還聯系著人物肉體和精神上的某種病態，有時帶有非理性和宿命論的色彩。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各種評論，證明他的創作影響巨大。早在40年代末，別林斯基就發現他的才華，並指出他創作和思想中的矛盾。俄國反動勢力曾突出他思想中的消極方面，把他描繪成為「先知」。托爾斯泰則指出，這個「整個兒充滿矛盾斗爭的人是不能奉為後世楷模的」。90年代俄國的頹廢派和象徵主義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沃朗斯基，曾推奉他為自己思想的先驅。高爾基承認他是「最偉大的天才」，並說「就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但譴責他的宿命論，他對人性中陰暗的，獸性的本質的誇大以及提倡「忍耐」、「順從」等宗教觀念。高爾基考慮到他的作品的消極影響，反對把《群魔》等作品搬上舞台。在《論卡拉馬佐夫性格》和《再論卡拉馬佐夫性格》(1913)中對他作了深刻的批判。據邦奇—勃魯耶維奇回憶，列寧多次說他是一個真正天才的作家，認為《死屋手記》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而對他作品中的反動傾向的批判則始終毫不留情。列寧還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判處死刑，在他身上施行過野蠻的褫奪公權的儀式，事後卻又宣諭尼古拉一世『赦免』了他，流放他去服苦役。」這指明了他的創作中某些特點產生的根由。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稿進行過整理和研究。1956年蘇聯紀念他逝世75周年，匯刊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近年來正在出版他的30卷全集和不少研究論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際上的聲譽，特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幾乎和列夫·托爾斯泰並駕齊驅。但他的影響是復雜的。他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激情，他的揭露的傾向，他的深入描寫人的心理的現實主義藝術，對許多進步作家起了良好作用；另一方面，他的消極思想，他創作中的非理性的、直覺主義的成分，他的醉心於病態心理的描寫，使他被現代派作家奉為鼻祖。

在中國，魯迅在1926年就曾為《窮人》作序，並發表過不少有關他的論述。以後曾出版從英文轉譯的幾乎包括他全部重要作品的多卷本選集，近年來正陸續出版從俄文直接翻譯的多卷集。

❾ 怎樣理解陀思耶夫斯基的「多聲部」小說

以我個人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聲部」小說中的「多聲部」可以分為劇情的「多聲部」和人物世界觀的「多聲部」兩種。先說第一種。我們一般熟悉的古典小說寫法是故事圍繞著單一主人公展開，舉個例子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約翰克里斯多夫》以單一主人翁的視角去開展小說，小說裡面雖有許許多多性格不同、遭際不同的人物，但這些人物只是作為陪襯，作為激勵主人翁性格演變的契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劇情多聲部引入了好幾條敘事線，這與前人不同，他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就是多聲部劇情的典型代表。《卡拉馬佐夫兄弟》同時以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兄弟和他們的父親為寫作對象，這幾條並行的故事線同時開展，中間時而平行發展時而交集。從表面上看小說好像以老三阿廖沙為主人翁，但從對讀者的思想影響上看，不同人物又似乎處於平權的地位，人物與人物之間沒有明確的主次等級，不存在僅以某個人的視角出發去評判一切的情況，每個人都看著他人並受他人影響。這種多劇情的同時發展看起來凌亂，但實際上都朝著最終一個目的，寫作者的最終意圖。現在在世的作家中，米蘭昆德拉也屬於寫作多聲部小說的作家之一。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不能承受的輕》里就同時描述了三個主人翁：托馬斯、特麗莎、薩賓那。她們之間的多聲部結構更清晰：三人的交集不多，在短暫的接觸後就開始各自講各自的故事，各自的世界觀。昆德拉在安排多聲部小說的結構上有一個很特別的理論，就是採用音樂賦格的技巧，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里闡明過自己的寫作方式：以賦格音樂的手法安排人物先後出現次序，以賦格音樂主聲部的寫法確定小說人物主次關系。昆德拉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寫作的技術性更露骨，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敘事包裹技巧，世界觀包裹敘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劇情「多聲部」潛移默化影響了很多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聲部又體現在人物世界觀的「多聲部」。小說人物的世界觀總是通過劇情線激發的，沒有脫離小說劇情的人物世界觀，脫離人物世界觀的小說劇情也是空洞無物的。再舉《卡拉馬佐夫兄弟》為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多劇情線開展小說，其目的何在？為了揭示不同人物世界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古典小說價值意圖性很明確，即某某人說的話正確，某某人的世界觀無可辯駁，某某人具有在道德上審判一切他人的權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採用多聲部劇情的技巧直接的效果就是對以往這種小說設立道德制高點的俗套的摧毀：每個人的世界觀都自足，每個人都能說話，都有說話的權利，沒人是啞巴。《少年》裡面有一句話最直接道出了這個意圖：「一個人居然能讓最高尚的理想跟最低賤的卑鄙並存在靈魂里，而且兩者全是十分真誠的，這種本事使我萬分驚訝！」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項令人萬分驚訝的本領，甚至是多數作家都夢寐以求的本領，就是他的世界觀能夠在極惡與極善之間自由來回逡巡遊走，他的小說裡面主人翁既能夠說出類似於傳道者的福音句子又能夠袒露令人膽寒、骯臟無比的思想細節，這兩種極端不像過去小說家那樣只重一側對另一側輕描淡寫，而是兩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都異常深刻無比、真實無比，深刻、真實到讓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以致到如今人們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哪個人物真正代表了作家的聲音？」這一問題的答案還付諸闕如。有的人倒是一針見血，說這種技巧全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分裂，這不置可否地有部分原因，但也不是全部原因。以我個人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意圖也對他的多聲部寫法有不可忽視的支持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目的就是揭示上帝創造的世界並不絕對善或絕對惡，任何偏頗一側的做法是自欺欺人、不公正。人必須靠上帝才能活下去，為什麼要害怕揭示最骯臟低下的、司空見慣的思想呢？人壞到什麼程度，上帝的慈愛就到達什麼程度，上帝會以某種方式消除過去的一切矛盾。至於如何消除，具體步驟怎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不感興趣，也不想多加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