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萬林是哪本玄幻小說的

『壹』 <<邊城>>人物性格

沈從文先生的《邊城》，就是這樣一個關於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經典文本。

（一）
翠翠是沈從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從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質」。
「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這個形象可以說是「優美、健康、自然」。不過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隱痛：「黃麂一樣……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隱喻苗族先人在漢族的壓力下，從中原地區向洞庭湖地區遷徙，並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裡。深山是他們最後的庇護所和自由天地，在這里他們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於瀘溪絨線鋪的女孩、青島嶗山的鄉村女子和「身邊的新婦」沈夫人。《邊城》里的愛情故事，討論的是文化問題，性的話語和文化的話語交織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從文的文化戀母情結，銘刻下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
翠翠的身世是個悲劇，翠翠的父親是個綠營屯戊軍人，嚴格地說，對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種異質（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漢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產物。從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里，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關系，以及這種權力關系在苗／漢文化關繫上的歷史沖突和歷史悲劇（如乾嘉苗民起義）。
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徵。
「在一種近於奇跡中，這遺孤居然長大成人，一轉眼便十三歲了。」爺爺這個閱盡人事、飽經風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象徵。「爺爺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輕」的形象的說明。爺爺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劇，「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不幸的安排」。「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裡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麼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年邁衰老的爺爺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爺爺死了」，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能否加入到新的歷史的腳步中去呢？
黃狗與苗族盤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話有關，也與二老儺送有關。《邊城》第十節，二老劃龍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黃狗說：「得了，裝什麼瘋，你又不劃船，誰要你落水呢？」又《鳳子》第三章，紳士將他的狗取名為「儺送」——「那紳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隻較大的狗：『儺送，開門去罷』。」白塔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象徵，如風俗淳樸、重義輕利等，也就是沈從文說的「正直素樸人情美」。
渡船這只方頭渡船很有特點：船上立一枝竹竿，掛一個鐵環，在兩岸牽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牽船來回過渡——這是一個封閉、單調的意象，是一種與河流（線性時間、一元歷史）無關的存在狀態，隱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鳳灘、茨灘不為凶，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時間觀翠翠「輕輕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願請神的歌玩」，請張果老、鐵拐李、關夫子、尉遲公、洪秀全、李鴻章等「雲端下降慢慢行」，「今來坐席又何妨！」——這是一種原始的時間意識，在這里，所有的時間段落：過去、現在、未來都共時性地展現。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歸為基礎的時間描述，通過節日期間的神話和禮儀慶祝活動，不斷地獲得再生。
邊城的人們用端午、中秋、過年等周期循環的節日記錄時間，漢族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幾乎沒有影響，西歷（公元紀年）還沒有進入邊城，以西方的眼光看來，「邊城」在世界歷史之外。
在不舍晝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著渡船，日復一日地，過著十分拮據的生活。白塔守護著渡頭，守護著翠翠一家，守護著翠翠的夢（翠翠在白塔下午睡，夢里為山鳥歌聲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看到團總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絞的銀手鐲，心中有些韻羨、發痴。「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沒得什麼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翠翠通過與其他女孩的區別來認識自己，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徑。 船總順順家向翠翠提親，翠翠想到許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與人對罵時四句頭的山歌，造紙作坊中的方坑，鐵工廠熔鐵爐里泄出的鐵漿……」「老虎咬人的故事」與團總王小姐有關。王小姐以碾房陪嫁與二老攀親的事重重地壓在翠翠心上，「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這是翠翠對「碾房陪嫁」這件事的虛幻的超越。
「四句頭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豬草的小孩子隨口亂唱的」——翠翠其實仍未脫離童雛狀態。
「方坑」與性有關（凹形物），也與死亡有關（爺爺的墳是「方阱」）。從某種意義上說，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爺爺（苗族古老歷史）的死亡。「鐵漿」是少女發育成熟，性的覺醒——翠翠處於少女和少婦的邊緣。
翠翠的年齡——十五六歲的少女——很關鍵。湘西苗族文化的這種「本質」（少女），是沈從文用作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或者說，在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內好的話來說：對非西方民族而言，「現代性」首先意味著一種自己的主體性被剝奪的狀態。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關系是黑格爾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聽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誇過翠翠長得好看）和說者（說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漢族、西方）的喚醒和肯定，才能從少女長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體性」。翠翠愛情的美滿，既是翠翠個人的成人儀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在這里，翠翠個人的發育成長過程與歷史的發展是同步的。通過個人的經歷展現民族的自我改造，這是成長小說（德語bilngsroman）的模式，當然，在《邊城》的結尾，翠翠的成長並沒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時愛上翠翠，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為爭奪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歸屬權而發生的歷史沖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們對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說法」，應該按照「國家話語密碼」來解讀。

（三）

大老象父親——船總順順。
沈從文說順順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長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個重要情節是：沈從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隻籮筐里，被長子四叔從城裡擔到鄉下。《往事》中的人物關系是：長子四叔—大哥—二哥沈從文；《邊城》中的人物關系是：順順—大老天保—二老儺送。《邊城》里大老二老的隱喻已經呼之欲出了。不過，在我看來，順順這個形象是「湘西王」陳渠珍的隱喻。
船總順順，是「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做碼頭執事人的代替者時，還只五十歲。
「湘西王」陳渠珍（1882～1952），鳳凰人，1906年任陸軍四十九標隊官，1920年代替湘西鎮守使田應詔領湘西軍政時38歲。在當時湘西軍政人員心目中，是個「父親」的形象。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湘西》等許多作品裡，對陳渠珍表示過欽佩之情。《長河題記》里的一段話，對陳渠珍和順順都適用：「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陳渠珍的湘西軍人政權里，與沈從文大致同齡的湘西同鄉軍人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大哥沈雲麓、表兄黃玉書、堂兄沈萬林、好友陸以及湘西青年軍官顧家齊、戴季韜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為人處事象順順，他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於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料理家務的媳婦。」對於娶了翠翠以後的生活，大老是這樣設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應當接那個老的手劃渡船了。我喜歡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咀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條小溪作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讓人想起1923年陳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陳渠珍任湘西巡防軍統領後，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在湘西這個獨立王國里關起門來建設湘西。陳渠珍興辦教育，設立了師范講習所，聯合模範中學，中級女校，職業女校等，興辦各種工廠、實業、林場等，成立了湘西農村銀行和湘西農村研究所等。陳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制進行統治：以同一家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幹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因此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湘西人也被人稱為「中國式哥薩克」。
大老托保山說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結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敵手，於是自棄離開了茶峒。大老在茨灘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後來二老說：「老傢伙（按，指爺爺）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這句話值得深思。爺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隱喻，大老的死，蘊含著某種必然。
《長河·題記》里說：「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游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沈從文這次回湘西，正是寫作《邊城》的時候。湘西的古老傳統，在「現代」的沖擊下「幾幾乎消失無余」的現狀；沈從文對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輕軍官的失望；和沈從文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沈從文寫作《邊城》的根本動因。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翠翠、大老、二老三個形象分別表達出來。
《邊城》題記里說：「我的祖父、父親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一個傳奇的本事》里說：「……由於這么一種離奇的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託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優秀稟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於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並陸續消耗於組織中。而這個組織於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游離，無所屬亦無所歸。……接田（按，指田應詔）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並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據自保』占上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並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系隔絕，本身實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難。……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種種過去。……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鄉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於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困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願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家的引導與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於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老」即使不死於急流，也必然糊里糊塗地死於各種內戰和仇殺（如沈的堂兄沈萬林和滿叔遠的哥哥等），或者為時間和鴉片所毀（如「愛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趙開明等）。悲劇是宿命的。
沈從文敏銳地看到了「大老們」的悲劇性命運，他不願大老得到翠翠。在沈從文看來，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體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現代，因此讓大老在急流中死去。這是沈從文以西方的眼光，對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同鄉大老們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國民性」批判）。
沈從文以湘西軍人、水手、農夫為主角的作品如《會明》、《柏子》、《連長》、《傳奇不奇》、《顧問官》、《張大相》、《貴生》、《一個傳奇的本事》、《湘行散記》里的《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為我們描繪了各種「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對此，當另有專文討論.

『貳』 蕪湖的有什麼戰爭遺址和本地的英雄人物。

蕪湖歷史名人——張九皋先生
http://www.smxs.gov.cn/viewtexti.asp?id=577675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 紹聖初，復為御史，言：「元佑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丑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略，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 徽宗立，欽聖後臨朝，而欽慈後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乃後也，當改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啟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 蔡京編次元佑奸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某事為上，某事為中，某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 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拯已昏憒，吏乘為奸，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升並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著名作家:阿英 阿英（1900——1977），原名錢德富、德賦，筆名錢杏屯、謙吾、張鳳吾、張若英、黃英、黃錦濤、牟殊死搏鬥、殘夫、寒峰居士、阮無名、鷹隼、魏如晦等，安徽蕪湖人。其父錢聚仁為鍾表修理工。阿英幼入私塾，繼入安徽公學附小，後到省立商業學校就讀，該校停辦後改入蕪湖聖雅閣中學，後轉入萃文中學， > 1918年考取蕪湖郵政局郵務生，年終辭職。1920年初赴上海考入中華工業專門學校，開始在《解放畫報》等刊物上發表詩文，並參與上海學生聯合會工作，任「日刊」編輯。在滬結識鄒恩潤（韜奮）、周劍雲等，暑期回鄉結識劉希平、高語罕。 1937年，抗戰爆發後，與郭沫若、夏銜創辦《救亡日報》，建出版機構「風雨書屋」，主編《文獻》雜志，為出版《魯迅全集》提供資料。1938年，冒著危險出版黃鎮《西行漫畫》（後改名《長征畫集》），受組織委託，保存毛澤東著作及黨的重要文獻。出版《抗戰期間的文學》、《劍腥集》、《晚清小說史》等，投入戲劇活動，組織劇社,創作劇本,參加導演,寫話劇《春風秋雨》、《碧血花》、《海國英雄》、《洪宣嬌》、《牛郎織女》、《楊娥傳》等。

戰爭遺址

垓下遺址驚現史前房址

從「力拔山兮氣蓋世」到「霸王別姬」，從「四面楚歌」到「十面埋伏」，我省固鎮縣濠城鎮境內的「垓下遺址」被賦予了很多壯美而感人的傳說。傳說中公元前202年，楚漢戰爭的決定性戰役「垓下之戰」就發生在這里。然而，垓下古戰場究竟在哪裡？千百年來，許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都在尋蹤覓跡、考察論證。
從2007年開始到今年4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經對垓下遺址進行了四次發掘，不僅發現了一處距今4600－4300年的史前城址，還通過發現印證了「霸王曾踞城而戰」的史實。這些成果，不僅填補了淮河中下游無史前城址的空白，也為探討我國早期城市的起源與發展演變軌跡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提供了寶貴的考古新資料，專家稱垓下遺址記錄的就是一個戰爭史。
目前，第四次考古發掘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昨天本報記者前往探訪。

垓下遺址曾是一個「諱地」
位於固鎮縣濠城鎮境內的「垓下古戰場」，被譽為世界「七大古戰場」之一。但關於垓下之戰的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過。一般說法有三：一是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南沱河北岸，二是垓下在河南鹿邑東，三是1995年版的「安徽地圖」標明「垓下」在安徽固鎮縣沱河南岸。
固鎮縣濠城鎮沱河南岸的「垓下村」，在歷史上老百姓叫它「霸王城」。6月12日，記者抵達垓下遺址所在的垓下村的發掘現場時，已經是上午十點，由於前天小雨，發掘工作暫時停止。記者注意到，這是一片開闊地，地勢高聳，倚河而築，四面環水，一陣微風吹過，金黃的麥地泛起陣陣漣漪。
今年73歲的畢從發老人是地地道道的垓下人，自考古隊進入垓下起，就和老伴一起參與發掘，從那一刻開始，他才相信垓下這里可能真的與項羽有關聯。這次發掘畢從發老人負責看守工地，雖然一天一夜只有24元錢，但老人倍感責任重大，每一個進入考古現場的人他都要審視一番。
畢從發老人告訴記者，垓下村又叫霸王城，現在只有五六十戶人家。「這里曾經是一個『諱地』。小麥地底下到處是碎瓦片，麥子不好種，每次暴雨之後，村民們都可以拾到很多銅錢、箭頭（箭鏃）還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東西。大家認為下面墳墓很多，很忌諱，不吉利。雖然這里很開闊，距離水很近，但整個垓下村人丁一直都不旺盛。」
史前民房驚現古城
在考古現場，記者看到，考古探方呈「L」形，南北方向，面積大約在數百平方米左右。最深處已經超過2米，文化層已經發掘至12層。
在發掘區的南部，考古人員發現大范圍黃土面，判斷其為一個台形遺跡，可能是建築基址。現正在對疊壓在台形遺跡四周的地層進行清理。發掘區的北部為古城牆，據介紹，在最早期的新石器時代城牆頂部有大片成堆的紅燒土塊，考古人員對其清理後發現為紅燒土房屋遺跡。該房址為半地穴式，平面為長方形，地面及牆壁內側使用白灰抹光。現工作人員通過對其進行清理，並在其周邊尋找是否存在與其相關的其他房址和遺跡。
房址為新石器時期，這也是考古以來首次發現。記者注意到，在探方的南側也有大大小小的坑，其中一個深不見底的井。省考古隊專家王志說，大大小小的也是灰坑，水井初步判斷是漢代的，水井很深，井裡有水。
「這里我們種了一輩子地，從來也沒有發現有過水井。直到這次考古發現。」畢從發老人告訴記者。
王志告訴記者，目前發掘區已經將漢代地層與遺跡基本發掘完畢，全面揭露至新石器時代層面。本次發掘已發現的漢代遺跡有灰坑和水井等，新石器時代遺跡有城牆、房址、墓葬、灰坑等。
據悉，雖然霸王城已經證明是大汶口文化末期和漢代疊加的城上城，但目前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上面的城牆為項羽所造，「項羽與劉邦垓下之戰的短短的時間里，造城的難度很大。但種種跡象表明，城上城中的上部，確為漢代。」
四次發掘，掘開一段戰爭史
垓下遺址歷來被人們稱為是楚漢相爭垓下決戰的戰場中心，1986年確定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2007年至今，垓下遺址已經進行了四次發掘。」發掘現場省考古隊專家王志告訴記者。
第一次發掘是2007年1月30日至5月14日。發掘主要以鑽探為主，目的是尋找垓下遺址的具體范圍和年代特徵。此次考古勘探，發現遺址四周城垣呈南北向不規則長方形，大多數地段的城垣仍聳立在地面，保存完好。城垣埋於地下的基礎保存較完整，結構形制較清晰，古城包括護城河，城址面積近20萬平方米。考古中發現了城垣、城門、護城河、道路和排水系統、夯土建築基址、窯址、活動場所、紅燒土遺跡、水井、灰坑等重要遺存，並出土石器、陶器、銅器、鐵器和錢幣等各類器物170餘件。
考古發現表明，垓下遺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是一處有人居住的聚落遺址，發展至距今4600年至43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進入鼎盛期，成為一個區域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時期，垓下早期城址是我國在淮河流域的一次重要發現，填補了淮河中下游無史前城址的空白。
第二次發掘從2008年3月開始。主要目的是通過對古城牆地層堆積的解剖，求證古城建造、使用、廢棄的准確年代，進一步確定遺址的文化價值。發掘中，考古人員通過對城牆的解剖，發現漢代築造的城牆直接疊加在早期城牆之上，夯層明顯，殘存有8層。也就是說，垓下古城牆應該分兩個時期築造，一為史前的龍山文化末期，一為漢代。「大量的箭簇發現，表明這里曾經發生過重大的戰爭。」王志告訴記者。這與史書記載的項羽垓下戰很吻合。
第三次發掘從2008年10月開始。此次發掘位於遺址的東邊，是在前兩次發掘工作的基礎上，對發掘資料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並根據勘探情況對垓下古城址的結構布局進行初步探索。目的是對古城址的東城牆缺口進行解剖，解決該缺口的年代和性質問題。同時對城門缺口附近的古代道路的揭露。此外在城的西北角進行發掘，目的是探明城址內部文化堆積的年代與內涵，以及了解城內堆積與城牆牆體之間的疊壓連接關系。
「此次發掘是第四次發掘了。」王志說，此次發掘是為了進一步探明城址的文化內涵以及對城址西北部疑似居住區。
垓下遺址發掘結果同時與垓下作為楚漢戰爭古戰場的事實並不沖突。垓下古城在史前便具有完備的防禦功能，至楚漢戰爭發生時城址仍保存較好，城牆較高，壕溝猶深，因此很可能項羽退守此地時正是利用了古城池做據點進行固守。城內發現的一些楚物以及大量的銅族充分地說明了城址與楚以及戰爭的聯系。漢代時城牆被進行了加築，並且人工開鑿了北城牆處通向城外的可能作為水門使用的大型水槽，加之城內豐富的漢代遺存，也佐證了城址在漢代可能確為洨縣城池所在。
在幾次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的石制和銅制、鐵制的箭簇，由於垓下所處的是淮河流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實際上這里發生戰爭可能不僅僅是楚漢垓下之戰，乃至早在史前時期至後來，曾經發生過多次戰爭，垓下遺址記錄的可能不僅僅是垓下之戰，而可能是一部戰爭史。 寒冰 文/攝

蕪湖古城文明拾遺
（一） 八百里皖江浩浩盪盪，見證了蕪湖源遠流長的歷史。

就像接連在繁昌發現的人字洞舊石器遺址、柯家沖古瓷窯遺址、三山的商周遺址，還有著名的蕪湖城隍廟遺址、南陵縣大工山古銅礦遺址（已探明西周至唐宋時期的采礦、冶銅遺跡共35處）。翻開蕪湖的古文明歷史，我們能發現足下的這塊土地曾擁有「楚王城」、「三國東吳城」、「王敦城」、「宋城」和「明城」等眾多古跡遺址，展示了古城文明的燦爛輝煌。

蕪湖是一座古城，迄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春秋時，因「地勢低窪，鳩鳥雲集」而得名「鳩茲」，邑址位於今市區東南20公里處，為蕪湖聚落之起始。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此地因「地卑積水，而生蕪藻」，故名「蕪湖」，並始設蕪湖縣。三國時，蕪湖是孫吳抗拒曹魏的重要據點。吳黃武二年（223），縣址由鳩茲故地遷止青弋江口。

這里，有中國第一個煉鋼遺址——神山。舊石器時代文物以及古銅冶煉遺址證明，古代蕪湖的冶金和製造工業技術水平就十分發達。《圖經》雲：「縣東北六里的赤鑄山有干將墓，神山上有磨劍池。干將淬劍於此。上有磨劍石」。這是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干將和莫邪夫婦為楚王在此煉就了舉世聞名的雌雄劍。《中國通史簡編》稱：「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最早，而且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早。」1978年，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來神山實地考察之後，次年即在全國政協會上發言，呼籲人們保護這一世界上最早的煉鋼遺址。

這里，有佛教「金地藏玉菩薩」第一行宮——「小九華廣濟寺」，至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公元894年至898年的唐代時期，赭山就建成了「永清寺」，到公元1008至1016年間的宋代中祥年間又改為「廣濟寺」，並一直沿襲到今天。它和宋代治平年間（公元1065年）建於赭山南坡的磚塔相映成輝，形成了「赭塔晴嵐」景觀。宋代時，美妙的「赭塔晴嵐、雄觀江聲、天門煙浪、荊山寒壁……」等「蕪湖古八景」已基本形成。

這里，有名揚華夏的圩田水利工程——萬春圩。嘉佑六年（1061年），沈括任安徽寧國縣令，倡導並發起了修築蕪湖地區萬春圩的工程，一次就動員民工達1．4萬餘人，開辟出能排能灌、旱澇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頃。這是當時江南最大的修圩——堤垸工程，修復後，圩內及周邊地區廣泛受益，因而命名為「萬春圩」，沈括著有《萬春圩圖記》。今天的萬春圩依然在發揮作用，已有蕪湖學者提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

這里，自古以來便是工貿重鎮。南唐時「樓台森列」、「煙火萬家」；宋代冶煉走向鼎盛，史稱「鐵到蕪湖自成鋼」。明朝成為當時的印染中心，有「織造尚淞江，漿染尚蕪湖」的記載。清代蕪湖著名鐵畫藝人湯天池和當時的姑熟畫派代表人物蕭雲從合作，以錘為筆，以砧為硯，以鐵為墨，鍛造出了中華一絕———蕪湖鐵畫。 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開蕪湖為通商口岸後，蕪湖成了米業商埠，商貿日興。因蕪湖水運交通發達，李鴻章便出面將在外省的米市遷至蕪湖，從此蕪湖米市開始興旺，位居中國四大米市之冠。蕪湖逐步發展成為長江下游內外貿易的主要商埠和港口，也成了安徽近代工業的發祥地。

伴隨經濟發展、城區擴大興旺，促進了以寺廟為主的園林風景開發。東晉永和年間（公元345年）就建成了永壽院，（北宋二年改為吉祥寺，即今天的吉和街道所在地）。其建築之華麗，香火之旺盛在當時也是少有的。寺的北面，還有「觀瀾亭」、「三元殿」等，今沿河路防洪牆寶塔根旁的「觀瀾亭」也是根據這一古景所命名。而「雄觀江聲」之景點，現仍是吉和街的一個小巷。與此同時，一批民族式園林建築如「吳波亭」、「一覽亭」、「清輝閣」、「御書亭」等也相繼問世。明萬曆46年（公元1618年）開始建設中江塔，由於種種原因，斷斷續續前後歷時50餘年，直至清代康熙8年（公元1669年）才完工建成。 乾隆年間，「洪園」與「澹人居」兩園合並，更名為「琴余別館」，皆為蕪湖知府陳聖修佔有。到了清道光年間，官宦王澤告老歸家之後，便將其買下，加以修飾又更名為「希右園」，意欲「希蹤右軍，誓暮不出」之意。清末民初，李鴻章家族便在原有園林設施的基礎上大興土木，又相繼興建了「柳春園、煙雨墩、景春花園、長春花園」和公館等，使之初步成了一個環湖的大花園體系。然而，在1937年時，日本軍佔領蕪湖後，好山好水好景緻就從此敗壞下去。今天「吳波秋月」和「玩鞭春色」經過修葺，它那神秘的故事仍吸引著四方來客。透過一些古跡，如楚王城遺址（南陵的黃池鄉城西村）、南陵的黃墓（黃蓋之墓）、蕭雲從墓、夫子廟大成殿、衙署前門、縣學記碑（位於市十二中學內，碑文為宋代書法家米芾的真跡）等,仍能遙想當年蕪湖的盛景。

（二） 歷史上的蕪湖，水鄉澤國，自然風光宜人，歷代都有文人雅士涉足並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詩詞、題詠和篇章。早在南朝梁，梁元帝（蕭繹）即寫下了《泛蕪湖》詩，歌詠蕪湖山水。唐朝詩人李白的《望天門山》：「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中唐詩人劉秩《過蕪湖》的贊美詩：「百里蕪湖縣，封候自漢朝。荻林秋帶雨，沙浦晚生潮。近海魚鹽富，頻淮粟麥饒。相逢白頭叟，擊壤頌唐堯」。宋代文學家梅堯臣的《時魚》：「四月時魚卓浪花，漁舟出沒浪為家。甘肥不入罟師口，一把銅錢趁槳牙」。 玩鞭亭歷來是游覽名勝,留有甚多文人題詠。李白《南奔書懷》詩雲:「顧乏七寶鞭,留連道旁玩」,即指此典故。公元1084 年（元豐七年），應蕪湖東承天院方丈蘊湘之約，宋代文豪蘇東坡攜幼子蘇過自黃州（今湖北黃岡）乘舟抵蕪，為剛竣工的玩鞭亭和夢日亭題詩。蘇軾在東承天院揮毫書下《湖陰曲》七言古律一首，詠嘆的是蕪湖八景之一「玩鞭春色」的故事。蘇轍「馬鞭七寶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追」,黃庭堅「至今亭竹根延蔓,尚想當年七寶鞭」,讀之令人感慨不已。 北宋詩人林逋因流連蕪湖美景而留下「詩中長愛杜池州，說著蕪湖是勝游」的佳句。著名詩人黃庭堅因欣賞蕪湖的山水勝境，而在赭山廣濟寺中的滴翠軒內讀書居住，研究詩文。蕪湖狀元、南宋愛國詞人張孝祥， 「捐田百畝、匯而成湖」，形成「邑中風景最佳處」的「鏡湖細柳」風景區；並盛贊蕪湖「日照山如畫，雲濃水似煙」。明代著名戲曲作家、文學家湯顯祖的名著《牡丹亭》就是在當時蕪湖的「雅積樓」創作的。雅積樓歷經明清兩代，是蕪湖歷史上最久、藏書最多的私家書樓。清代著名小說家吳敬梓的諷刺文學巨著《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街景、風俗、人物都是取材於蕪湖，小說充滿了蕪湖一帶濃郁的生活氣息。明末清初著名畫家、姑孰派的創始人蕭尺木出生於蕪湖。今存鐵畫創始人湯天池的鐵畫，都是根據蕭尺木的畫稿製成。 1918年2月，張恨水經摯友郝耕仁介紹到蕪湖《皖江報》任總編輯兼編文藝副刊。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該報副刊《皖江新潮》，曾在全國風靡一時，恨水先生當時是其主筆之一。著名女畫家潘玉良，13歲時她被賭棍的舅父騙到蕪湖，賣給了妓院當燒火丫頭，幸遇蕪湖鹽督潘贊化相救，並且替玉良贖身，跳出火炕，結成伉儷，張改姓潘，證婚人是陳獨秀。潘贊化不為世俗偏見所動支持玉良，最終潘玉良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1921年留法勤工儉學興起，潘玉良考取留法深造，從此遠渡重洋，是我國旅法最早的畫家。

（三）世紀初的那些日子，在赭山那蒼翠的松柏之後，掩映著安徽公學的遺址，它曾被人稱作"安徽的北大"。1905年，陳獨秀在蕪湖的赭山皖江中學堂和安徽公學教書期間，曾主辦過《安徽俗話報》，傳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冊「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一文指出，「安徽的辛亥革命活動發源地是蕪湖，而在蕪湖的活動中心則為安徽公學（安徽公學是皖江中學堂的連襟學校）。這時期的革命人士有陳獨秀、李光炯、張伯純、蘇曼殊（著名詩人、文學家、《民報》編輯）、謝無量（著名革命家、作家和書法家、孫中山建國方略的起草者之一）、章士釗、柳亞子等著名人物。 現中長街20號，曾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蕪湖科學書社》，它於1903年由績溪人汪孟鄒創辦並任經理。它經歷過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且都是時代波浪的前潮，被稱為「革命的據點」和「新文化的媒婆」。它經銷的有《新青年》、《向導》、《湘江評論》和魯迅的《吶喊》等早期革命書刊。1904年下半年，時在蕪湖「安徽公學」和「赭山中學」任教的陳獨秀，就寄居在書社的小樓上，編寫半月刊《安徽俗話報》，他兩次到蕪，歷時兩年多，都是在這里居住。 1926年，現代文學家阿英曾在蕪湖主編過激進清新的《蒼茫》雜志。出生於蕪湖的30年代著名的表演藝術家和女作家王瑩，她的自傳小說《寶姑》將蕪湖20年代的風土人情描寫得栩栩如生，展現了當進的蕪湖風貌。1911年新劇《恨海》曾多次在大戲院內公演，開安徽話劇演出之先聲。 市區赭山內，有抗日名將戴安瀾之墓，黨和國家領導人王稼祥紀念館；鏡湖西南有紀念早年安徽省委代理書記王步文犧牲的步文亭，有文化名人王瑩紀念館，有曾在蕪湖編著早期革命書刊《蒼茫》的阿英藏書室，還有孫中山光臨蕪湖的地方；革命先輩惲代英、蔣光慈、劉希平等早年在蕪湖活動時的舊址。登上江南第一船的解放軍，就是在蕪湖荻港上的岸，這些都是「紅色之地」的閃光點。（來源：蕪人在線 網友：鏡湖煙柳）

http://www.ah.xinhuanet.com/xinwen/2005-02/05/content_3695256.htm

『叄』 《陰陽代理人之改命師》人物有哪些

《陰陽代理人之改命師》的人物主要有萬林、蔣天心、莫良白起、混沌山、黑淵一等等，具體情況參見下面的內容。

『肆』 邊城裡被稱為小岳雲的是誰

回答第一個問題：①船總順順是個怎樣的人?結合文章作一分析「大老象父親——船總順順。 」沈從文說順順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長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個重要情節是：沈從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隻籮筐里，被長子四叔從城裡擔到鄉下。《往事》中的人物關系是：長子四叔—大哥—二哥沈從文；《邊城》中的人物關系是：順順—大老天保—二老儺送。《邊城》里大老二老的隱喻已經呼之欲出了。不過，在我看來，順順這個形象是「湘西王」陳渠珍的隱喻。 船總順順，是「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做碼頭執事人的代替者時，還只五十歲。 「湘西王」陳渠珍（1882～1952），鳳凰人，1906年任陸軍四十九標隊官，1920年代替湘西鎮守使田應詔領湘西軍政時38歲。在當時湘西軍政人員心目中，是個「父親」的形象。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湘西》等許多作品裡，對陳渠珍表示過欽佩之情。《長河題記》里的一段話，對陳渠珍和順順都適用：「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陳渠珍的湘西軍人政權里，與沈從文大致同齡的湘西同鄉軍人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大哥沈雲麓、表兄黃玉書、堂兄沈萬林、好友陸以及湘西青年軍官顧家齊、戴季韜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為人處事象順順，他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於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料理家務的媳婦。」對於娶了翠翠以後的生活，大老是這樣設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應當接那個老的手劃渡船了。我喜歡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咀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條小溪作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讓人想起1923年陳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陳渠珍任湘西巡防軍統領後，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在湘西這個獨立王國里關起門來建設湘西。陳渠珍興辦教育，設立了師范講習所，聯合模範中學，中級女校，職業女校等，興辦各種工廠、實業、林場等，成立了湘西農村銀行和湘西農村研究所等。陳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制進行統治：以同一家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幹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因此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湘西人也被人稱為「中國式哥薩克」。 大老托保山說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結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敵手，於是自棄離開了茶峒。大老在茨灘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後來二老說：「老傢伙（按，指爺爺）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這句話值得深思。爺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隱喻，大老的死，蘊含著某種必然。 《長河·題記》里說：「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游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沈從文這次回湘西，正是寫作《邊城》的時候。湘西的古老傳統，在「現代」的沖擊下「幾幾乎消失無余」的現狀；沈從文對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輕軍官的失望；和沈從文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沈從文寫作《邊城》的根本動因。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翠翠、大老、二老三個形象分別表達出來。 《邊城》題記里說：「我的祖父、父親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一個傳奇的本事》里說：「……由於這么一種離奇的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託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優秀稟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於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並陸續消耗於組織中。而這個組織於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游離，無所屬亦無所歸。……接田（按，指田應詔）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並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據自保』占上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並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系隔絕，本身實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難。……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種種過去。……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鄉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於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困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願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家的引導與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於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老」即使不死於急流，也必然糊里糊塗地死於各種內戰和仇殺（如沈的堂兄沈萬林和滿叔遠的哥哥等），或者為時間和鴉片所毀（如「愛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趙開明等）。悲劇是宿命的。 沈從文敏銳地看到了「大老們」的悲劇性命運，他不願大老得到翠翠。在沈從文看來，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體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現代，因此讓大老在急流中死去。這是沈從文以西方的眼光，對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同鄉大老們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國民性」批判）。 沈從文以湘西軍人、水手、農夫為主角的作品如《會明》、《柏子》、《連長》、《傳奇不奇》、《顧問官》、《張大相》、《貴生》、《一個傳奇的本事》、《湘行散記》里的《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為我們描繪了各種「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對此，當另有專文討論。

『伍』 武漢大學有哪些比較厲害的人物

作為一名武大學生，怎麼能不知道自己學校的知名校友呢。

巍巍珞珈，百年武大。百年間不知有多少人才從這里走出，從此一飛沖天，其中便包括了這些知名企業家。

孫宏斌，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本科就讀於武漢大學，後又去了清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94年回國後，孫宏斌創建了一個房產代理公司，並曾在天津房產二級市場中佔到了30%的份額。2003年至今，擔任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

除了這些企業家，還有各行各業的傑出校友、知名人物活躍在中國的各個角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自己卓越的貢獻，一代代武大學子，在歷史的天空中閃耀。

希望這個回答能對你有點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