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武俠小說要有怎樣的核心思想和俠義精神
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或者換個說法：小說的主題思想。
這個思想，他不叫金庸，不叫古龍，也不叫其他，他是一種，你自己的思想。
什麼叫要有怎樣的核心思想？關鍵是，你想表達什麼？你要表達一種【自己的思想】，我說了這種思想，他不姓金，不姓古，他不是任何人的，否則，千篇一律的，毫無意義。
當然，這也不是現在垃圾網路小說里表現的各種丑惡以及極端，這種東西根本不配叫思想！
思想之所以叫思想，就是因為是有【思】有【想】的，什麼部位可以有思想？就是腦子啊！
我舉一個例子：
孫曉寫《英雄志》，他是以一種歷史小說的方式去詮釋武俠小說，並且設定了四個不同性格的主角，這四個主角在他設定的大環境下，因為性格、環境、遭遇等各方面的原因，導致產生了不同的選擇，這個小說，主要是反應在這種抉擇的碰撞與矛盾之上，當然，他的思想是三大辯，他要從中反應出、不可避免地反應出，人在時代下的境遇。
但這篇小說叫《英雄志》，就是【英雄的志氣】，所以，如果將四大主角都視為英雄，那麼就是說，四個主角的【志氣】——志氣是比較通俗的說法，換一種說法，就是夢想，夢想的建立，哪怕同一個夢想，不同思想的人其過程也不同，再加上劇情當中種種矛盾等。
我們以大化小，不說武俠小說，就說一個人，我們同一個人，就算家庭狀況差不多，同一所學校，同一個班級，也會因為內在、外在等一系列原因導致境況、遭遇以及思想的各種不同等。
所以我建議，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必須是你自己認為真正的武俠——你要記住！武俠不姓金或查！也不姓古或熊！
然後是俠義精神，這個東西，怎麼說呢？就是哲學上的倫理道德問題，我還是這樣表示：盡量用你自己的價值觀去衡量。
Ⅱ 文學中的人文精神體現在哪些方面請舉例說明。
記得我在大學學習中國文學時，老師講授的第一點就是「人文精神」，我認為他說得有道理，一直牢記至今。 我的老師認為「人文」的關鍵是「以人為本」，而「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五四之魂」，通俗的說就是知識分子的「兩個獨立」，即「獨立意志」、「獨立思維」。 所以個人認為中國文學中的人文精神的表現，就是作家在作品表現出來的對人生的獨立思考與其相應的價值取向。這一點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例如魯迅先生在《傷逝》中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路遙在《人生》中刻畫的高加林在上城前後感情的微妙變化；葉蔚林在《五個女人和一根繩子》中對村人愚昧的冷峻的描寫；張弦在《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中對「把女兒當東西賣」這一問題的深刻反思；當然，還有像《紅樓夢》中對寶黛愛情悲劇的深入描寫，這些都是中國文學中的人文精神的表現。
Ⅲ 寫一篇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令狐沖，令狐沖有著隱逸出世的淡然性格，好喝酒、好結交朋友。然而在這個慘烈江湖，在一片追名逐利中，他顯得太不符合生存規則。他對岳不群的師徒之情，對小師妹的愛慕之情，對武林同道的忠誠之情，被現實一一擊碎。那裡他最信任的人，卻傷他最深。可是，他還是倔強地拒絕世俗，拒絕適應游戲的潛規則，就像出於淤泥的蓮花，為了守住一份靈魂的潔凈，掙扎於爾虞我詐的江湖，不惜與眾多教派對抗。
令狐沖終究沒能被江湖同化，而他也無力改變整個江湖。他是寂寞的。他所珍視的真摯感情，堅守的原則，在別人眼裡，不過是工具或棋子。擁有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他只能背負著世人的誤解。孤獨地行走在江湖。
而那些在江湖中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是深諳游戲規則的「高手」。左冷禪功於心計，為了當上武林盟主，統一五嶽劍派，極盡心智，然而最終還是敗給岳不群。「偽君子」的確比「真小人」更可怕，而這個江湖，又有太多偽善的面具。盟主之爭，折射出整個江湖暗潮湧動。
是選擇轟轟烈烈地闖盪，還是選擇風輕雲淡地推出？經歷過滾滾紅塵，經歷幾度浮沉，令狐沖也可以矢著釋然。一曲琴蕭合奏，此生笑傲江湖。或許，不僅僅是總結了他身在江湖時的成就，更是指他隱退之後，那種穿越江湖，超越淡薄的境界。下半生，只要有好酒，有盈盈，有知己相伴，便是他的幸福。
那個……這是我原來找的啦，只有這一點兒，不要介意啊，不過意味很深，可以參考一下，不好意思不能沒能找到完整的。
Ⅳ 尋對於金庸武俠小說中英雄人物民族精神的評價。
忠於自己的國家，愛護自己的同胞。這也是現代人所需要體現的情節
Ⅳ 武俠小說名家的作品中的特點有些什麼（如：人物的性格特點，俠義精神）
古龍小說情節跌宕，人物性格豐富，亦正亦邪，語言簡練而有特色。是武俠小說作家內中的容獨行奇俠。
金庸小說寓情節於歷史但有大量改動和創作，人物大氣磅礴，正邪分明，語言規范。是武俠小說作家中的大俠（「俠之大者」）。
梁羽生小說也寓於歷史事件之中但創作之處少，人物正邪分明，性格單一，語言有古典風格。是武俠小說作家中的少俠。
溫瑞安小說奇幻而絢麗，但血腥味太濃，過於慘烈。少年人莫讀！！是武俠小說作家中的刀客。
Ⅵ 還記得武俠小說體現的什麼精神影響你一生嗎
歌者的歌、舞者的舞、劍客的劍、文人的筆、英雄的壯志,都是這樣子。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棄。
Ⅶ 評價金庸武俠精神
武俠小說誕生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產物，眾多武俠小說在褒揚俠義精神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如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印記。「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像茅盾、鄭振鋒、翟秋白，都從武俠小說的圈外寫過嚴厲批評（卻也不無偏頗）的文章，寄託了對這類文學加以改造的願望。
五十年代出現的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說家，則可以說進入到圈內對這類作品進行了改造。他們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說傳統型範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筆墨，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武俠小說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他自己說過：「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說一系列觀念實行變革、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標志。
一
舊式武俠小說的一個普遍觀念是「快意恩仇」。為了報仇，而且要「快意」，殺人就不算一回事。惡徒固然任意行凶，殺人如麻，即使俠士，殺得性起，竟也殃及無辜。《水滸傳）就寫武松為了報仇，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一家老少十餘口，連兒童、馬夫。」丫環、廚師也不能倖免。李逢江州劫法場，更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無雙傳》中的古押衙行俠，「冤死者十餘人」。好像英雄們一朝正義在握，就有權對邪派徒眾殺個干凈。我們暫且不論武俠小說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學者所說，證明中國人有潛在的嗜血慾望；但舊武俠小說中這類描述的大量存在，無論從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無疑代表了古代社會留下的一種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說卻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射鵬英雄傳》里的郭靖，懷著家國雙重悲痛對完顏洪烈完成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一場思想危機：他「一想到『復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②甚至一度對學武產生懷疑。《神鵰俠侶》寫楊過為其父楊康報仇，卻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婦「國事為先」的精神所感動，深責「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後來知道了父親的為人和死因，更是慚愧無地，徹底放棄復仇的念頭。《雪山飛狐》通過苗若蘭之口，道出其父苗人鳳的想法：「百餘年來，胡苗范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沒一代能得善終。……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自他以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他也決不收一個弟子。我爹說道：縱然他將來給仇人殺了，苗家子弟不會武藝自然無法為他報仇。那麼這百餘年來愈積愈重的血債，愈來愈是糾纏不清的冤孽，或許就可一筆勾銷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帶有貶義地寫了林平之這個復仇狂。他在為父母報仇這天，居然穿上錦綉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過一個盛大的節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敵有瓜葛的人一概殺死，而且像貓戲弄老鼠似地只顧自己戲弄青城派頭頭余滄海以達到復仇的快意，卻將處於危險中的妻子岳靈珊置於不顧。最後為了報復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動手刺殺了岳靈珊。作者在字里行間不加掩飾地流露出對這一人物的厭惡之情。金庸並不反對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卻反對睚眥必報和濫殺無辜。《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就說：「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⑤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對復讎問題的意見。在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書中，《會稽典錄卷下》收有「朱朗」一條，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諸縣，為烏傷長陳君頁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君頁以病亡，朗乃刺殺君頁子。事發，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針對文中所載朱朗其人其事，魯迅寫了這樣一段案語：案：《春秋》之義，當罪而誅不言於報，匹夫之怨止於其身。今朗父不法，誅當其辜。而朗之復仇，乃及胤嗣。漢季大亂，教法廢壞，離經獲譽，有慚德已。豈其猶有美行，足以稱紀？⑥
魯迅在小說《鑄劍》中，曾贊頌了眉間尺、黑色人於專制統治下不得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復仇的正義行動。但在這里，他卻嚴厲指斥朱朗的所謂「復仇」。魯迅認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誅當其辜」，「當罪而誅不言於報」，這種行動已無正義性可言，決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強說到報仇，「匹夫之怨止於其身」，豈可像朱朗那樣殺人之子！魯迅這種態度，大體代表了現代人對「復仇」的看法。金庸小說有關復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致，而和傳統武俠小說卻大相徑庭。
二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裡，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能否掙脫傳統的狹隘民族觀念的束縛，也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標尺。
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寫了很多「反清復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漢族立場上，反對滿族統治，書中俠士代表正義方面，而「韃子」皇帝則一概為好邪。這種民族關繫上的簡單觀念，既與當時的反清革命思潮有關，也是儒家傳統思想具有某種狹隘封閉性的反映。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繫上，儒家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尊夏貶夷，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⑦主張「用夏變夷」，截然反對「變於夷」，表現出排斥其他民族長處的傾向，用孟子的話叫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民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一些人眼裡，也都是異常出格的事。武俠小說也深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金庸最早的小說《書劍恩仇錄》採用漢族一個民間傳說的素材，或許還潛在地留有這類痕跡。
但稍後的小說，隨著作者歷史視野越來越寬廣，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也就越發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贊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助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躪視為歷史上不幸的一頁。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於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跡幾乎遍及中華全境。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內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確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范：講究「夷夏之辨」，忠於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並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歷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於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么？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於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么？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庄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⑨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將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鰲拜而逐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致親切。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賑災。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贊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小說中反清復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⑩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並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標准。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皇太極說：「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韃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就算闖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隱隱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於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歷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並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態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三
對於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魔教之間的斗爭，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傳統武俠小說出於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採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金庸則在小說里寫了許多極復雜的正邪斗爭，其中有部分確實存在著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並沒有觸犯誰的利益，不料所謂「正派」里的嵩山派站出來堅決阻撓和干預，不許他舉行金盆洗手典禮。他們硬給劉正風按上了「結交魔教長老曲洋」的罪名，殺了劉正風全部家屬，最後連身受重傷、逃出來隱居的劉正風，以及曲洋的十二三歲的孫女都不放過。真是殘忍毒辣之至！令狐沖曾經這樣責間嵩山派的費彬：「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恆山派掌門人定逸師太在吃盡嵩山派一再化裝偷襲的苦頭之後，也對令狐沖說：「像嵩山派這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小說通過具體情節告訴讀者：是和非，正義和邪惡，不能只按表面名稱來劃分，應該作具體分析。事實上，俠義道和魔教兩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惡勢力。青城派掌門人余滄海，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都在俠義道，卻都是陰險狠毒、作惡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華山派掌門人岳不群這類偽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龍記》中張三豐說的那樣：「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許金庸對中國近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斷、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歷史狀況實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說里一再寫到了武林中層出不窮的門派斗爭。《倚天屠龍記》不但寫了明教與正教的矛盾，而且寫到了明教內部各種勢力你爭我奪所造成的分崩離析，也寫到了正教各派有時聯合有時爭奪而帶來的相互屠殺和被人利用。《鹿鼎記》中，天地會、沐王府等各種反清勢力只要聚會在一起，總是爭吵誰算正統——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還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為此而動起武來。在這些復雜的斗爭中，張無忌出任明教教主後協調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後與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無疑代表著作者的理想，其中實際上也包含了中國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紛爭中吃盡苦頭、付出血的代價所得來的教訓。
金庸對正與邪、英雄與罪人等問題，顯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鵰英雄傳》將結束時，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間有過一場爭論。年邁的成吉思汗回顧一生，意得志滿，認為他所建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及得上他。郭靖卻表示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這里所說的意見，當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為民造福，愛護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鵰英雄傳》附錄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對成吉思汗表示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中位居第一的軍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於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於功。《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尺度考察各派斗爭的主張，使正邪的鑒別有了客觀標准。這一思想是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的，雖然它表面上通過武俠小說這種遠離現實的形態呈現出來。
四
舊式武俠小說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模式：行俠——報國——封蔭。所謂「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個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俠義小說，主人公都是「忠義官俠」，實際成為清官家奴，更沒有獨立的人格，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話來說：「終必為一大僚隸卒」。金庸小說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
卻與舊式武俠小說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生命可以犧牲，卻絕不做官府的鷹犬；他們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敗，而且反抗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裡，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拋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姦汙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不僅楊過一人如此，其他小說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熱誠，全無偽飾；「東邪」黃葯師的灑脫超逸，偏於乖戾；「老頑童」周怕通的了無機心，天真率性；令狐沖的狂放不羈，笑做江湖；狄雲、張無忌的躲開污濁，遁世而居；他們都是獨立的樹，而不是依附的藤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擯棄「權勢」、「威福」、「玉帛」之類世俗舊觀念，追求自由自在、合於天性的生活。令狐沖說：「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適意，連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這正是個性主義精神的體現。在金庸筆下，連已經繼承了帝位的段譽、段智興，最後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拋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箏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拋開郡主的家門。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財富於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凡此種種，無不寄託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繫上，主張要為多數民眾的利益著想。贊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繫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只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慾橫流，社會公眾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只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只有將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五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註定要遠離現實。但究其實，並不可一概而論。金庸小說的有些內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現實的筆墨。作為政論家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常常保持著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態度。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見，融匯入小說，轉化成形象。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只要讀讀《射鵰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斗爭，而且對那段歷史很有自己的見解。這一回的文字浸透著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檜害死了岳飛。《射鵰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寧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岳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鵬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於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內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做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匯報」、「三忠於」、「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小說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眾服有毒葯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葯，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於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著發人深思的現實內容。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並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別復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於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於「左」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台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只有了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說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復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著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有的說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嚇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有的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如此這般。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三人合力殺死的。小說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游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只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並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么？再有，小說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說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性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台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么！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么！小說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說——《笑做江湖》與《鹿鼎記》中確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說家的想像力並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確又十分獨到的見地。一部《俠客行》，可以說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說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里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後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未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獃子態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史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金庸小說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態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說：「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俠客行》寫於十二年前，於此意有所發揮。近年多讀佛經，於此更深有所感。」
六
最後，金庸小說的現代意識，還表現在作者用現代心理學眼光來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對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學顯然相當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學的合理方面加以運用，滲透到人物刻畫之中，揭示出變態人物之所以變態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相當有深度地寫出他們的性格。
Ⅷ 寫關於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文特徵的論文可以參考哪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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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中華武俠小說特點及其文化分析
中國武俠和外國的武俠小說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中國武俠小說注重社會關系的建立，道德水準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被認可，而外國武俠小說的內容建立在對帝王的尊重和純粹力量的對比上。在《史記·刺客列傳》（不好意思，我一直將這部分當武俠看）以及我們所知道的《虯髯客》、《大鐵錐傳》（這兩部出自那裡我忘記了）還有《七俠五義》等等都比較注重當時的特定歷史時期被公眾認可的道德准則，這種狀況在可能一直延續到了上個世紀5、60年代，從司馬麟的武俠小說就可以看出來。外國武俠小說從《奧賽羅》、《三個火槍手》（在以前的我沒有看過了）那樣的作品來看，大多比較注重力量的對比，純粹是一種為貴族服務的小說和戲劇，可以認為它們是文字角斗場，但是隨著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在商業上價值激增在19世紀、20世紀的歐美武俠（甚至於不能叫武俠只能叫俠客小說）小說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屬《佐羅》了，《佐羅》的受歡迎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主義的衰落使得象美國那樣的文化逐漸占據了美洲大陸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文化逐漸走向一個多元化發展的局面，東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響（《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活托托的一個奧賽羅）。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使得中國的武俠小說的作者逐步將在西方小說中的邏輯推理等人所眾知的具有商業價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說當中（如古龍的《陸小鳳》、溫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於美蘇太空爭霸而引發的太空爭奪戰在商業上的利用價值，在國外他們著重探險，在中國我們著重和外星生物的爭奪，或者根本就把戰場開辟到太空上去。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俠的概念已經很廣泛了，特別是中國的武俠的概念。
中國的武俠有三層含義：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鬥技術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標准下被廣泛接受的道德體現的精華（如郭靖之守襄陽不若文天祥乎？）；三是，個人修養達到一個相當高的層次，這比較符合中國近5000年的文化的遺傳，這一點在武俠小說中不是以某一個主角體現出來的，而是由一部書中的一個群體體現出來的——個人認為這一點個人認為梁雨生做的很不錯——所以中國的武俠是一個廣泛的概念。 個人認為廣義上講武俠小說應該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過武技來體現人類潛能的小說，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會看看有網友所說的那部《獰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國的文化含義來說，最孔武有力的人並非是武功最強的人：） 另外，小李飛刀，我一直認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評論裡面我沒有考慮他，有句話我很贊同就是「刀的好壞還是在於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劍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