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穿越明末 主人公叫李植
《明末工程師》作者： 米釀
二十一世紀的工業設計師李植穿越到明末。
沒有錢？搞個飛梭織布機來，立刻賺到盆滿缽滿。
『貳』 朝鮮16世紀之前的文學的典型特徵是什麼
朝鮮文學的成文作品，約出現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在此之前，已經流傳著古代神話傳說和口頭歌謠。其原始藝術活動，見於中國的《史記》、《漢書》、《三國志》和朝鮮的《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史書中，內容大抵同祭祀和農功事畢的歡慶活動相結合，反映了古代人們的生產活動和原始宗教信仰。
朝鮮文學概述
朝鮮文學的成文作品，約出現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在此之前，已經流傳著古代神話傳說和口頭歌謠。其原始藝術活動，見於中國的《史記》、《漢書》、《三國志》和朝鮮的《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史書中，內容大抵同祭祀和農功事畢的歡慶活動相結合，反映了古代人們的生產活動和原始宗教信仰。現存最古老的四言詩《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是使用文字後記錄的口頭歌謠。《箜篌引》出自中國漢樂府，據西晉人崔豹《古今注》的記述，被認為是古朝鮮人所作。朝鮮最古老的神話傳說，以《檀君神話》為代表，敘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鮮國的故事。朝鮮傳入漢文後，始有書寫文學。近兩千年來，他們借用漢字書寫官方文書，著書立說，進行文學創作。1444年，李朝世宗時創制了朝鮮文字，國語文學日漸普及，至李朝末期，漢文文學始趨衰微，終於為國語文學所代替。朝鮮文學分以下4個時期。
三國時期的文學
1世紀前後，朝鮮形成百濟、新羅2個國家。朝鮮史學界一般都認為此時已進入封建社會。三國之間，相互攻伐，戰爭頻仍，至 7世紀由新羅實現了統一三國。後又有後三國的紛爭。10世紀初，高麗王朝興起，建立了穩固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儒、釋、道三教都傳入三國。佛教在新羅最盛，並創造出燦爛的佛教文化。但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高句麗首先使用漢文。她保有最早的四言詩《黃鳥歌》；後又有定法師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將宇仲文》等五言詩。其他著作方面，高句麗還有前後兩次的史書《留記》和《新集》（已佚）的編纂。百濟的文化也很發達。285 年，學者王仁東渡日本講授《論語》，第一次把儒學和漢文傳到日本。4世紀， 學者高興著國史《書記》。百濟除成忠的《獄中上書》和興首的《上義慈王文》個別文章外，沒有多少文學作品留給後世，連古老的《書記》一書也早已泯滅不存了。新羅在統一半島之後，出現強首、金仁問、金大問、良圖、薛聰、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遠、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詩人。他們的著作多數只存其名，書已失傳。7世紀中葉， 真德女王織在錦緞上送給中國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頌》，在中國有一定影響，被收入《全唐詩》。《唐詩品匯》評為「高古雄渾，可與初唐諸作相頡頏」。薛聰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殘本和金後稷的《諫獵文》，是至今能夠看到的為數不多的新羅散文。崔致遠是這個時期乃至整個朝鮮文學史上最有影響的詩人和作家。他在中國留學，回國時值新羅末季，因不滿現實，隱居伽山，不知所終。他的作品散失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詩文集《桂苑筆耕》（20卷）和散見於其他選集與史書中的詩作流傳至今。朝鮮歷代文人都奉他為朝鮮漢文文學的奠基人。借用漢字標記朝鮮語的新羅鄉歌，是用本國語言進行創作的最初嘗試，也可以說是朝鮮國語文學的發端。它和純粹的漢文作品相比，是個進步，然而仍有極大的局限性，不懂漢文的人依然無法理解它。現存的新羅鄉歌只有14首。這個時期漢文還不普及。三國文學的主流還是大量的口頭歌謠和被文學史家統稱為「說話」的各類傳說故事。這些「說話」大致可分為建國說話、英雄說話和民間說話三類。三國開國的始祖，功勛卓著的將軍，機智勇敢、秉性善良的平民百姓，多是傳說中的主人公；故事生動，帶有奇異的神話色彩，對後世的敘事文學有深遠影響。三國的民間歌謠，著名的有高句麗的《來遠城歌》、百濟的《井邑詞》和新羅的《會蘇曲》等。被記錄為鄉歌形式的《薯童謠》和《風謠》，也屬民謠范疇。從內容上看，有勞動歌謠、抒情歌謠和愛國歌謠。
高麗時期的文學
繁榮的起始
高麗於 918年建國，1392年滅亡，歷474年。朝鮮文學的繁榮，始於這個時期。繼新羅鄉歌之後，產生了高麗歌謠、景幾何體和時調等多種樣式的國語詩歌。高麗歌謠長期流傳民間，又稱俗謠和長歌，內容無貴族士大夫氣，敢於大膽地表現愛情。景幾何體詩歌因段末附有朝鮮語氣詞「景幾何如」而得名；由於第一篇作品題名《翰林別曲》，又稱翰林別曲體。最早創作於13世紀，內容充滿貴族的生活情趣，文字是用漢字標記朝鮮語的「鄉札」和漢文的混用。它上承鄉歌，下啟時調和歌辭，在國語詩的發展過程中起了橋梁作用。時調在高麗末期出現，是只有三行的短詩。出現後經久不衰，後來行於李朝一世。忠於高句麗的幾個大儒多採用這一形式表白忠節，為高麗王朝唱著輓歌。高麗歷代國王都重視文教，獎勵學問。935年太建祖王興設學校；975年採用留居朝鮮的中國後周人雙冀的建議，以科舉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設修書院；992年設國子監，並選拔優秀生徒送中國留學；又在文臣中行月課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詩三篇，賦一篇。穆宗時，有「海東孔子」之稱的崔沖第一個創立私學；隨後又有不少儒學者效法。朝鮮的漢文在此基礎上得到了普及。
12世紀
12世紀初，金富軾完成他的《三國史記》的編纂；13世紀僧一然的私家史書《三國遺事》問世。兩部書中運用文學筆法撰寫的人物傳記、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顯示了高麗散文的成就。這時期文學的主流是漢文詩歌。11世紀出現了朴寅亮、金富軾、鄭知常、金黃元、高兆基、鄭襲明、郭輿等一批有才華的詩人。他們以清新的風格、濃厚的抒情色彩，開一代詩風。12世紀末，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以鄭仲夫為首的武臣之亂，形成長期的武臣專政。文人遭到殘酷鎮壓，有的被殺，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跡山林。他們和當權者處於對立地位，組織一些文人小團體，通過創作發泄心中的憤怨。同時，由於有了廣泛接觸現實生活的機會，看到了民間的疾苦，所以和前一時期相比，不僅作品的題材范圍擴大，而且明顯地表現出批判現實的傾向。另一方面，遁世的隱逸思想開始抬頭，隨之也出現了一些田園詩歌。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賢派」詩人，代表著這個時期的文學潮流。著名詩人李奎報對貧苦無告的農民充滿了同情，對殘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貪官給以無情的揭露和鞭撻。統治階級的巧取豪奪、貧富的不均、外敵的入侵，都在他的詩中有所反映。他寫京城權勢之家，財寶山積，在農民「飢仆不自救」的時候，竟用珠玉般的白米飼馬喂狗，指出這是「假人手上勞，妄謂能自富」（《聞國令禁農餉清酒白飯》）。而一些詠史、詠物和抒懷之作，也無不有所指而發。李奎報的創作為朝鮮現實主義詩歌奠定了基礎。
程朱理學傳入
高麗末期，中國程朱理學傳入朝鮮。文壇的中心人物李齊賢、李谷、李穡等對程朱理學均有很深的造詣。李齊賢是和李奎報齊名的詩人，二人被認為是高麗文學的雙璧。他在中國住了26年，一生寫了大量的詩文，並創作了一些在朝鮮絕少有人措手的詞和樂府詩。他同情善良，指斥不義，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懷的作品裡，飽含著深厚的愛國情感。李谷也是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他的長詩《橡栗歌》描繪了農村一幅悲慘景象，揭示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活躍在這個時期的詩人，還有崔瀣、鄭樞、李崇仁、元天錫等。鄭樞原是諫官，因直言犯上被貶。他的詩大膽抨擊時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詩《蛙夜鳴》和五言詩《污吏》，是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高麗末葉社會的真實寫照。
稗說文學
在朝鮮古典文學中，稗說文學佔有重要地位。它始於高麗，盛於李朝。從12世紀起，先後有李仁老的《破閑集》、李奎報的《白雲小說》、崔滋的《補閑集》和李齊賢的《櫟翁稗說》出現。這一體裁，有類於中國的筆記文學，史話、詩文評論、人物軼事、民間傳說等內容，莫不包羅其中。帶頭創作的都是當時第一流的作家，他們打破風靡一時的駢體文的束縛，在散文領域開拓出一個新的境地。至李朝，這一體裁得到發展，促進了小說的產生。
李朝時期的文學
14世紀
14世紀李朝開國，實行「斥佛尊儒」政策，確立程朱理學的絕對權威，這不能不對李朝一代的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正統的道學家們睥睨詞章之學，對新興的小說尤為深惡痛絕。18世紀的一次所謂「正祖文體反正」運動，便是採用自上而下的強制手段，禁止小說的創作和流傳。李朝文學可以說是在和道學家的激烈斗爭中向前發展的。1444年朝鮮文字的創制，是社會生活和文化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為朝鮮文學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貴族階級長期對文化的壟斷。首先是國語詩歌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至此已成為普遍的詩歌形式之一。有以孟思誠、周世鵬、李為代表的粉飾太平、宣揚人倫世教的「道學詩歌」和「江湖詩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為代表的愛國時調和黃真伊等平民、婦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愛情的作品。尹善道以其時調形式的完美和內容的豐富而成為這一體裁的代表作家。18世紀時調開始普及到庶民階層。金天澤、金壽長領導的「敬亭山歌壇」在這方面起了推動作用。歌辭體詩歌是李朝時代的首創，在音律、格式上都更為自由，沒有長短、行數的限制；抒情、敘事均能運用自如。鄭澈、朴仁老兩人的創作成就，為這一體裁贏得了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鄭澈的歌辭以描寫山河的壯麗和感情的真切取勝，朴仁老則用來歌頌反侵略戰爭，擴大了它的表現領域。後來的「紀行歌辭」和「閨房歌辭」更具有廣泛的群眾性。
李朝的漢詩已不能獨步詩壇。但是，文人中寫漢詩的仍屬多數，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隨著李朝政權的鞏固和新貴族集團的形成，土地兼並之風又烈，從而加重了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兩次大規模外敵入侵，給人民帶來更為深重的災難。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動盪中，連續不斷的「士禍、黨爭」幾乎把他們都卷了進去。政治的黑暗，戰爭的破壞，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決定了李朝漢詩的深刻的現實主義內容。第一批有成就的詩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時習、南孝溫以及被稱為「海東江西派」的朴、李荇、申光漢等為代表。他們一反前期的鄭道傳、權近、卞季良歌功頌德派的詩風，把權貴勢力的驕奢淫逸、富人的貪得無厭、下層人民慘遭迫害的痛苦，攝入作品之中，表現了對人民的同情。徐居正的《老牛嘆》、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記事》和成侃的一些詩，描繪出李朝社會民生凋敝的一幅幅凄慘的畫面。成侃的愛情詩，姜希孟的田園詩，也很有特色。
16世紀中葉
16世紀中葉以後，興起學唐詩風，白光勛、崔慶昌、李達倡導最力，時號「三唐詩人」。由於身世際遇的不佳，他們的作品都流露著明顯的不滿現實的傾向。被稱為「四大家」的申欽、李廷龜、張維、李植，基本上也是推重唐詩的，都寫了一些反映現實的較好的作品。李植力倡詩歌的醇正之風和「溫柔敦厚」的詩教，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他們主要以文章出名。詩歌創作成就突出的還有崔、車天輅、柳夢寅、魚無跡、權等人。權是李朝的重要詩人，一生不與統治者妥協，終因寫詩譏諷當權者而遭殺害。在這個時期，愛國主義詩歌放射出了異彩。李舜臣的 《閑山島》、 西山大師的《過王將軍墓》、李安納的《從軍行》，表現了愛國將士的壯志凌雲的氣概。女詩人李玉峰以及鄭澈、趙憲、林悌、朴仁老、金德齡、郭再、金尚憲等都寫出了一些愛國的漢詩。
實學派思想
18世紀實學派思想的盛行，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說是一次接近於近代思想的啟蒙運動。實學派代表作家對程朱理學提出了大膽的挑戰，反對空談性理，提倡「利用厚生」的學問，主張實行強國富民的社會改革。在文學上，反對模仿和形式主義，鄙薄「擬摹仿象」的作品，要求創新。朴趾源和丁若鏞是實學派文學的兩個高峰。朴趾源以辛辣諷刺的筆法揭露種種腐敗現象和弊端的漢文小說，丁若鏞廣泛而深刻地反映農民苦難的漢詩，不論是揭露的深度和廣度，還是批判的尖銳性，都達到了新的水平。繼承實學派文學傳統的有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洪良浩、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李家煥、李學逵、申緯、金正喜等一批名重一時的作家。洪良浩的詩《流民怨》，反映了由天災、官租和統治階級奢侈享受所造成的人民無衣無食、流離失所的慘狀，很有代表性。
小說
小說這一體裁，至15世紀才出現，是從以成的《慵齋叢話》為代表的大量涌現的稗說文學的基礎發展而來的，也有中國小說的影響。新興市民階層的出現和愛國精神的高漲，是促使小說繁榮的的社會原因。金時慣用漢文創作的《金鰲新話》是小說體裁的嚆矢。幾十年以後，有林悌的寓言小說《鼠獄說》、《花史》等問世。不久，又出現了許筠的國語小說《洪吉童傳》。後三部小說都取材社會生活。《洪吉童傳》不但更具備小說的特點，而且是一部直接描寫人民反抗的作品。據說許筠在寫作之前熟讀過中國小說《水滸》。愛國主義的小說也已出現。反映壬辰戰爭的《壬辰錄》和反映丙子戰爭的《朴氏夫人傳》、《林慶業傳》，塑造了一系列抗擊外敵的、愛國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流傳著《天君衍義》、《忠孝錄》和《彰善感義錄》之類的炫耀榮華富貴、進行封建倫理說教的作品。金萬重是朝鮮最著名的小說家，寫了兩部長篇小說《謝氏南征記》和《九雲夢》。前者寫貴族家庭的沖突，影射宮廷內部的黑暗和傾軋，有一定的暴露意義；後者的愛情描寫，雖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傾向，但是也表現了作者對一夫多妻制的欣賞態度，作品還流露出人生如夢的消極虛無思想。金萬重的傑出貢獻，主要在於他堅持用國語寫作，並將中世紀的長篇小說形式發展到成熟階段。
繁盛期
18世紀是朝鮮小說文學的繁盛期，而屬於個人的創作卻少了起來。著名的三大傳《興夫傳》、《沈清傳》、《春香傳》以及《兔子傳》、《孔菊與潘菊》、《薔花紅蓮傳》等作品，都是經過民間長期流傳而逐漸加工、潤色成書的。描寫普通平民的生活，反映他們的愛憎和理想，成為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春香傳》是朝鮮文學史上的名著，書中所歌頌的男女主人公忠貞不渝的愛情，是通過反對封建門第、身份觀念和殘暴勢力的淫虐表現出來的，也就具有更為深刻的社會意義。春香這一藝術形象，已成為美麗、貞節的象徵，為朝鮮家喻戶曉。李朝末期，小說繼續繁榮不衰,多數是寫愛情的所謂「艷情小說」。佚名作品《彩鳳感別曲》通過一對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由的斗爭，揭露了李朝社會的黑暗和封建官吏賣官鬻爵的丑惡行為。這部小說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初步擺脫了中世紀小說的框框，接近近代的新小說。
『叄』 關於阮少卿的武俠小說
如果說詩人有什麼外在標志的話，那麼坐騎或為其中之一。對詩人的坐騎加以比較似乎是個有趣的題目，如果這種比較超越了個人，而涉及到不同的國家或民族，這一有趣的題目或許還會是有意義的題目。韓國麗末鮮初詩人權近（1352—1409）有一首《次韻送騎牛道人》的詩，其中有這樣幾句：遙思騎牛地，明月滿海壖。浩然賦式微，出處斯萬全。奚囊拾秋景，驢背載芸篇。（《陽村集》卷二）題目中的「騎牛道人」，據其自註：「李周道嘗游關東，每月夜騎牛，自號一可道人。」指的是同時代的李行（1352—1432），又號「騎牛子」。其經術文章，聞名當世。他在高麗末隱居鄉間，到朝鮮初屢徵不起，有《騎牛集》傳世。詩的前四句說李行常在月下騎牛賦詩，後兩句則是以李賀騎驢覓句為比，形容其賦詩之多。李商隱《李賀小傳》寫道：「（長吉）恆從小奚奴，騎疲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李商隱文集》卷四）權近的這一比喻，無論其是否有意，已經涉及到了中韓詩人坐騎的不同——騎驢與騎牛。中國詩人似乎特別偏好騎驢。人們對於驢的興趣，如果推究起來，或始於其聲音。《後漢書·逸民傳》載，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又《世說新語·傷逝篇》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又《晉書·王濟傳》載，濟卒將葬，孫楚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至於文人騎驢見諸記載者，似以阮籍為早。《藝文類聚》卷九十四引《文士傳》載，阮籍為東平太守，「便騎驢逕到郡，……十餘日，便騎驢去。」但詩人與驢結下不解之緣，則要到唐代始然，我們不妨看幾個為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載：「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雲：『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須。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為之也。」這首詩雖然是「好事者為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心目中杜甫的形象。後來蘇軾在《續麗人行》中也這樣勾畫杜甫的形象：「杜陵飢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蘇軾詩集》卷十六）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三十六引《合璧事類》載：李白游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騎驢過門。同時又引毛文歧《李太白騎驢處》、元好問《李白騎驢圖》等詩，可知李白也有騎驢的名聲。李賀騎驢覓句，已見上文。賈島騎驢賦詩，見載於《唐詩紀事》卷四十。至於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詩紀事》卷六五）的說法，更是典型地體現出詩人與驢的密切關系。所以到了宋代的陸游，在《劍門道中遇微雨》詩中乃有如此意味深長的一問：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卷三）正因為驢子幾乎成為詩人特有的坐騎，所以在驢背上的陸游才有此一問。對這兩句詩，錢鍾書《宋詩選注》和小川環樹《詩人の自覺》都有很好的發揮。如果說，自唐代以來，騎驢已成為中國詩人的一個外在標志，大概與事實是相去不遠的吧。韓國古代詩人則多數騎牛。最早的例子當數高麗中期的詩人崔讜（1135—1211）和鄭克己（生卒年不詳）。崔氏的作品留存至今的祗有《東文選》所錄的兩題四首（《青邱風雅》所錄兩首亦在四首之中），其中並沒有關於他騎牛的句子。據《高麗史》卷九十五《崔讜傳》的記載，他致仕後與崔詵、張自牧等人「為耆老會，逍遙自適。人謂之地上仙，圖形刻石傳於世。」最早寫到崔讜騎牛的，是他同時代的詩人李仁老（1152—1220），其《崔太尉騎牛出遊》詩曰：「嗜酒李白扶上馬，愛山潘閬倒騎驢。爭如穩著黃牛背，處處名園任所如。」（《東文選》卷二十）不過，這裏祗是將他的坐騎與李白、潘閬相比，並未將坐騎與寫詩結合起來。關於他雪中騎牛覓句的佳話，乃是經過稍後詩人李齊賢（1287—1367）的歌詠，才影響於後世的。高麗後期的詩人鄭樞（1333—1382）在其《東國四詠》中，有一首《雙明崔大尉讜雪後騎牛游城北皺岩》，據另外三題《金侍中富軾騎騾訪江西惠素上人》、《鄭中丞敘謫居東萊每月明彈琴達曙》、《郭翰林預冒雨賞蓮有詩》來看，這四首詩歌詠的是高麗朝的名人奇事，崔讜騎牛覓詩即為其一：兩山松櫟雪培堆，驀水穿雲路幾回。莫說袁安高枕興，何妨牛背覓詩來。（《圓齋稿》卷上）據此詩題下自注曰：「座主益齋侍中命賦」，可知這是奉李齊賢之命而作。我很疑心這是同題共作，因為與李齊賢同時的詩人閔思平（1295—1359），其《東國四詠益齋韻》，既是步益齋詩韻之作，其歌詠的內容與鄭樞也是一樣的，祗是在題目上未曾標明「騎牛」而已。其二《崔大尉冒雪游城北皺岩》雲：千尺雲根聳北山，古賢遺跡畫應難。自從相國題詩後，多少行人指點看。（《及庵詩集》卷二）所謂「自從相國題詩後」，指的就是李齊賢題詩歌詠之事。雖然今本《益齋亂稿》中並沒有這四首詩，但正如李穡序文中所寫，李齊賢的詩文在當時「旋作旋棄」，散佚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但經過他們的題詠，後人走過皺岩，就會聯想起騎牛吟詩的故事。朝鮮時代的成俔（1439—1504）《皺岩》詩曰：雙明往事渺無蹤，岩壑參差躑躅紅。牛背吟詩乘雪去，何如載酒對春風。（《虛白亭集》卷五）往事如煙，無影無蹤，但雙明太尉雪中騎牛吟詩的韻事卻流播人口，經久不衰。至於金克己騎牛覓句的故事，似乎也是由李齊賢加以歌詠而流傳開來的，盡管在現存的作品中並無痕跡。據李聖儀、金約瑟的《羅麗藝文志》，金克己有《金居士集》一百三十七卷，但其現存的詩歌，僅有保存在《東文選》中的四十五題，可謂「虯龍片甲，鳳凰一毛」（借用鍾嶸《詩品》語）。麗末鮮初的詩人韓修（1333—1384）有《奉和益齋相國東國故事四詩》，其四為《金居士雪中騎牛游皺岩》：線路縈紆入石間，羸牛踏雪倦躋攀。豈唯穩跨無傾覆，詩眼將窮萬（？）玉山。（《柳巷詩集》）在這些東國故事之中，另外三則與上文所述相同，唯有騎牛的主人不同。金克己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崔滋（1188—1260）《補閑集》中對他的作品頗多評論，他的騎牛覓句當然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於是自然成為「東國故事」之一。權近曾經批點過《柳巷詩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有《金居士雪中騎牛》詩：「雪裏溪山特地奇，游觀牛背任行遲。皺岩可是非人境，長使儒仙為賦詩。」（《陽村集》卷九）再後來，金時習（1435—1493）的《梅月堂集》中也有《詠東國故事》四首，關於騎牛的主人也還是「金居士」。總之，經過李齊賢的題詠，詩人（無論是崔讜還是金克己）騎牛覓句已經成為著名的「東國故事」，是韓國詩人騎牛的典型。兩百多年以後的李行更是以騎牛寫詩著稱，他不僅自號騎牛子，而且以「騎牛」名集。因此，當時及後人也往往將他的詩與牛聯系起來。如成石璘（1338—1423）《有懷看花諸君子寄呈騎牛子》曰：「花間置酒愛清香，牛背哦詩野趣長。」（《獨谷集》卷上）權近《中庵所畫李周道騎牛圖》曰：「周道心無累，中庵畫入神。禿毫生意匠，牛背載詩人。」（《陽村集》卷二）周道為李行的字，中庵是日本釋守允。成任《題羅州碧梧軒》曰：「騎牛題詠語絕塵，一洗俗累歸於真。流傳千載耀名區，豈肯埋沒隨蓁蕪。詞蒼意古世所無，珠璣璨璨明軒寓。」（《騎牛集》卷二附錄）權近還專門為之作《騎牛說》文。至此，牛作為詩人特有的坐騎，在高麗以下人們的心目中，大致也得到了確立。而且，可以和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的話相映成趣的是，韓國詩人往往將詩思安放在「牛背」或「雪中牛背上」。車天輅（1556—1515）《五山說林》載：麗季，一詩人慾得秀句，身短簑跨黃牛，往來天壽院沙川，日日捻髭。近百日，祗得『白鷗飛割碧山腰』一句。又金時習《詠東國故事·金居士雪中騎牛游皺岩》詩曰：雪裏騎牛信步行，江山千里散飛瓊。袁安僵卧不幹意，那及鄭公橋上情。（《梅月堂集》卷二）最後一句即用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的典故，所不同的祗是金居士將驢子換成了牛。從此，詩人騎牛便是天經地義，詩人與牛也就密不可分，朝鮮時代的詩人寫騎牛的作品更是連篇累牘。韓國詩人的坐騎與中國詩人有異，這在他們自己是有明確認識的。上文提到的李仁老《崔太尉騎牛出遊》、權近《次韻送騎牛道人》以及金時習《金居士雪中騎牛游皺岩》等作，已經將兩者作了對比。而李齊賢的《雪》，其中「令人卻憶孟襄陽，驢背吟詩忍飢凍」（《益齋亂稿》卷二）之句，其聯想方式或許與高麗詩人雪中騎牛覓句的故事有關。更進一步說，寫孟浩然雪中騎驢吟詩也不一定在文獻上確有所本，我懷疑這祗是當作中國詩人吟詩的一個象徵罷了。當然，中國人並非不騎牛，韓國詩人也並非不騎驢，如朝鮮時代的李好閔（1553—1634）《五峰集》卷二有《騎驢二絕》；尹推（1632—1707）《農隱小稿》卷一有《家有驢，適有人以馬請換，數日復還送，可笑。驢固不及馬，而亦非俗客可以騎耳》；吳道一（1645—1703）《西坡集》卷八有《聞聖望訪我，至半途驢不前還歸，戲吟寄示》等作。但總的說來，中國詩人騎驢者多，而韓國詩人騎牛者眾；騎驢是同乎中國者，騎牛則有韓國自身之特徵在。更為有趣的是，韓國詩人到了中國，也有騎驢作詩者，可謂入鄉隨俗。高麗末詩人李詹（1345—1405）《騎驢至山磵鋪二十里》詩雲：……杜叟游春處，襄陽詠雪時。今予同穩跨，但愧欠新詩。（《雙梅堂篋藏集》卷二）詩人在驢背上想到的是杜甫和孟浩然，其與中國詩人的認同心理是顯然的。牛與韓國人的生活關系密切，所以韓國諺語中用到牛的地方很多，如「亡牛補牢」（中國則曰亡羊補牢）、「如牛看雞」、「對牛念經」等。詩人騎牛當然與這種生活環境有關。不過，詩人騎牛更有其價值觀念上的意味。在詩人看來，騎牛是與騎馬相對而言的，騎牛是脫俗、悠閑、隱逸的象徵，而騎馬則代表了入世、躁進和名利場。朝鮮時代的詩人頗有發揮此意者。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權近的《騎牛說》：吾嘗謂山水游觀，惟心無私累，然後可以樂其樂也。……凡寓目於物者，疾則粗，遲則盡得其妙。馬疾牛遲，騎牛，欲其遲也。想夫明月在天，山高水闊，上下一色，俯仰無垠，等萬事於浮雲，寄高嘯於清風。縱牛所如，隨意自酌，胸次悠然，自有其樂。此豈拘於私累者所能為也？古之人亦有能得此樂者乎？坡公赤壁之游，殆庶幾矣。然乘舟危，則不若牛背之安也；無酒無餚，歸而謀婦，則不若自攜之易也。桂棹蘭槳，不既煩已乎？舍舟而山，不既勞已乎？騎牛之樂，人孰知之，及於聖人之門，其見喟然之嘆無疑也。（《陽村集》卷二十一）這是一篇為騎牛子李行所寫的文章。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科後》）之句，中國成語「走馬看花」，正可為「馬疾」作一注腳。作者為了說明騎牛之樂，乃援蘇軾赤壁之游為比，這種情調正與東坡「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賦》）相彷彿。但權近還要進一步指出，騎牛之安遠勝乘舟之危。歸隱本來是近乎道家的，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這也是孔子的教導，所以，騎牛之樂必能得聖人之喟然贊嘆。又如金昌集（1648—1722）《次子益騎牛歌韻》曰：角者吾知牛，鬣者吾知馬。馬牛各天性，馬俗而牛野。我生喜野不喜俗，舍馬騎牛故山下。騎牛騎牛有何樂，此樂世間無知者。差差白石灘，淖淖青泥坂。我馬跼顧莫能前，我牛不疑行舒緩。折取路旁桑柳枝，有時鞭之坐不欹。坐不欹兮身自安，虺頹可是比黎肩。扣角行歌歌自樂，百年至願無過斯。人言孟相好騎牛，異哉此翁又為誰。……我自樂此非慕古人風，爾莫論古今人同不同。……騎牛可樂騎馬苦，如何又駕丞相車。丞相車高駟馬騰，其憂甚大終難舒。青泥坂，白石灘，回首斗川雲水虛。吾將喚取我牛來，騎出關門永歸歟。（《夢窩集》卷一）馬與牛的對立，就是「俗」與「野」的對立。騎馬者在朝當官，騎牛者放情山野。在朝者迷戀榮華富貴，在詩人眼中，就是迷戀世情俗務。所以，「俗」與「野」的對立，也就是「在朝」與「在野」的對立。詩中「人言孟相好騎牛」句，講的是朝鮮初期的丞相孟思誠（1360—1438），他以清正廉潔著稱於世，從漢城回到故里牙山時，穿著舊衣服騎牛還鄉。可說是身在魏闕，心存江海。再如金聖欽（1682—1757）《騎牛歌送霽山付職之京》詩曰：君騎馬，我騎牛，騎馬者榮騎牛苦。騎牛將欲入深山，騎馬西馳長安路。長安路上多風塵，馬蹄恐染風塵污。深山明月白雲閑，牛背被簑歌今古。寄語京城好事兒，莫教白駒縶其步。願君西去即歸來，共我牧馬放牛西山雨。（《卧溪文集》卷一）這是較為典型地將騎牛和騎馬相對照之作，它揭示出自然界和名利場的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騎牛不祗是一項外在標志，同時也是詩人不慕榮利、回歸自然的人格境界的象徵。而在中國詩人的筆下，卻很少有將騎驢和騎馬相對立之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改寫於南秀村寓所
蘇軾《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又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施註：世有孟浩然「連天漢水闊，孤客郢城歸」圖，作騎驢吟詠之狀。王註：堯卿曰：孟浩然《途中雪詩》雲：「迢遞京城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雁迷沙渚，飢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又《長安道中雪》詩：「積雪及平皋，飢鷹捉寒兔。」日本釋慈周《葛原詩話後篇》卷二「雪中騎驢孟浩然」：東坡詩：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文徵明《題冬景詩》：騎驢客子清如鶴，恐是襄陽孟浩然。王蒙前題：歸人不畏寒侵骨，千載風流誦浩然。金元德明《雪行詩》：五更驢背滿靴霜，殘雪離離草樹荒。身在景中無句寫，卻教人比孟襄陽。此傳出於唐七賢過藍田關圖中所雲。七賢指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其人亦不盡同時，好事者圖之於畫，終非真故事。虞伯生《題孟浩然像》詩：風雪雪堂破帽溫，七子圖裏一人存。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楊升庵全集第五十九有七賢過關論辯，蓋王晉卿西園雅集，假託當時名高之士之類也，實非其事。然元馬臻《畫意》詩：緣溪路滑蹇驢遲，水色山光總入詩。還勝襄陽孟夫子，滿身風雪灞橋時。將鄭棨語二事混用，可謂憒憒。李仁老《破閑集》卷上：牛後，教坊花原玉小字，色藝為一時冠。黃壯元作《牛後歌》。……請仆同賦：君不見石崇騎牛迅若飛，綠珠艷質芝蘭秀。又不見魏公騎牛行讀書，雪兒妙唱雲霄透。自古綺羅人，例合居牛後。持此問牛後，得稱汝意否？嫣然含笑微俛首，一曲千金為我壽。卷中：西湖僧惠素，該內外典，尤工於詩，筆跡亦妙。……（金）侍中（富軾）納政後，騎驢數相訪，竟夕談道。崔滋《補閑集》卷上：尹文康公彥頤，晚節尤嗜禪味，退居鈴平郡金剛齋，自號金剛居士，每入郭，跨黃牛，人皆識之。李齊賢《櫟翁稗說》前集卷二：金郎中瑞廷志尚奇古，自號愚溪。其姊崔贊成夫人使人請，欲往而無馬。樵者適以牛至，遂鞍轡而騎之。隨而觀者如市，君不恤也。李承召《三灘集》卷九《題婿李學正家藏八畫·孟浩然游霸橋》：霸陵風雪正漫漫，驢背吟肩聳似山。料得乾坤清意味，還如御氣出塵寰。成俔《虛白堂集》卷八《題豐原所藏雪中騎驢圖》南孝溫《秋江冷話》《俛仰集》續集卷一《留犢》、《騎牛圖》李植《澤堂集》P145
黃？《漫浪集》卷一《孟浩然像》：今人誰識古人顏，驢背吟肩聳玉山。渡水尋梅得新句，滿天風雪卻充還。宋時烈《宋子大全》卷百四十八《書韓子剛騎驢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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