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金庸武俠小說

A. 如何評價金庸的作品

這個恐怕沒有人敢評價，也沒有人有能力去評價，因為金庸在武俠小說界的地位實在是太高了，可以說是永遠不能超越的存在，是因為金庸，人們才知道中國出現了武俠類型的小說，所以如果真的非要評價的話，金庸小說的讀者數量和金庸的武俠小說對中國人的影響已經說明了一切，這個中國武俠小說的泰斗所寫的每一部著作都受到讀者的歡迎，下面就說一下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所在吧：

第一點，金庸武俠小說裡面的武俠是真武俠，武俠小說裡面最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五花八門的武功了，而金庸小說裡面對武功的細節描述很到位，小說里每個高手使用武功的時候，讀者彷彿真的能夠看到那個武功的一招一式，而打鬥場面不僅精彩，還很驚心動魄，就比如《倚天屠龍記》裡面明教和六大門派決戰光明頂吧，張無忌一個人獨擋那麼多個門派的高手的挑戰，真的是非常讓人揪心，而金庸描寫高手過招的時候讀者彷彿真的能夠看到刀光劍影。

第二點，而金庸的小說裡面不僅有武功，還包含情包含義，金庸是寫武俠的，但是寫起情來似乎似乎比某些些言情小說作家寫的還要動人，就比如《神鵰俠侶》裡面的楊過和小龍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就是無比的動人，縱使時光匆匆流逝，他們之間的愛也不會改變，楊過能夠等小龍女十六年，真的是世間最為痴情的男子了，而這一部小說也被拍成了電視劇，感動了無數人。

B. 說說你是怎樣看待金庸小說的

金庸小說寫的好精彩!但是被大陸金庸劇帶歪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射鵰里的黃蓉原著明明白白寫的是亦正亦邪即刁蠻任性又乖巧可愛，但是很多小學生大腦沒發育好看了大陸射鵰後自稱原著粉偏要說黃蓉是大家閨秀，道德模範，傻白甜，大格局的聖姑!真心讓人吐!

C. 如何評價金庸先生的小說

作者：曹正文 《鴛鴦刀》是金庸小說中別具面目的藝術作品，它以趣動人。在這幅「江湖諧趣圖」中，武林英雄、江湖好漢，個個妙趣橫生。武俠小說中文字之調侃，非《鴛鴦刀》特有。但同篇皆有喜劇的色彩，這在武俠小說中實屬罕見。 《鴛鴦刀》的缺陷是：表現「武」與「俠」的場面不夠淋漓盡致，情節中巧合太多，作品缺乏思想深度，人物感染力稍遜，結尾又落入「大團圓」的窠臼。 作者：曹正文 《神鵰俠侶》的主題是一個「情」字------「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說明金庸小說除了表現傳統武俠小說「忠奸」、「恩仇」的主題外又有了新的變化。金庸塑造了社會叛逆楊過與任情而為的小龍女(這是武俠世界中的兩個藝術典型)，並通過楊過與郭靖的矛盾沖突，去表現社會與人的本性不可調和。就主題而言，《神鵰俠侶》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佳作。 但我因為，在《射鵰》三部曲中，它還排在最末。它既沒有寫出《射鵰英雄傳》中氣勢宏偉的場面，其人物典型也不如《倚天屠龍記》那麼豐富多彩。 它的弱點還在於寫幾次戰爭都有點鬆散，其中的主角楊過與小龍女，也不十分可愛。書中的配角如郭靖、黃蓉，失去了他們在《射鵰英雄傳》中的魅力。 令人難忘的郭襄又出場太晚。只有她姐姐郭芙尚不失為成功的藝術典型，雖然她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女人。 作者：曹正文 《鹿鼎記》是金庸小說的封筆之作，也是武俠小說中的「四不像」作品。倪匡稱它為不是武俠小說的武俠小說，應為武俠小說中的極品，又斷言稱得上是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說。在金庸小說中，理所當然排名第一。 持倪匡兄這種觀點的人可能不少，但也有不少武俠小說愛好者對此持截然相反的觀點。據我(指曹正文)所知，有人(包括武俠小說研究者)至今未讀完《鹿鼎記》，理由是讀不下去。 一部小說能引出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至今說明《鹿鼎記》的長處與缺陷是明顯存在的。 文學是人學。《鹿鼎記》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大膽的創新與突破。韋小寶無疑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典型。他的機智、油滑以及無賴的本色都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個從妓院走向宮廷的無賴(完全不懂武功)，居然成為武俠小說中的第一主角，這是金庸的一大創新。 金庸以韋小寶作突破其實是要突破武俠小說的傳統格局，並深化武俠小說的主題。《鹿鼎記》超出了江湖恩怨、武林奪寶的舊模式，通過壯闊的畫面與多彩的人物個性，運用調侃的語言，去表現中國「國民的悲劇」與「文化的悲劇」。這種立意是相當成功的。 但不像武俠小說的武俠小說，是否真的是武俠小說的最高境界？我以為大可商榷。 《鹿鼎記》至少有三個弱點：第一，結構鬆散。故事情節缺少一個整體的框架。 第二，太少武俠味。除了海大富與太後比武一節極為精彩，其他武打如同兒戲。 第三，全書中缺少一個可愛的正面藝術典型。 從我個人愛好來說，我不喜歡被美化的小人(韋小寶)與被美化的皇帝(康熙)。 金庸從寫好皇帝起筆(《書劍恩仇錄》)，又以寫好皇帝收筆(《鹿鼎記》)。這是他寫武俠小說的一大失敗。
求採納

D. 怎樣看待金庸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的人物

笑傲江湖更多的是借武俠來反映政、權利治斗爭中的波譎殘酷，其中的任務都是政壇人物，比如有岳不群是政治上的陰謀家，極善隱藏，裝出一副仁人君子籠絡人心；比如左冷禪就是明目張膽的爭權奪利，是政治上的奸雄；還有正直不阿，充滿正義感的恆山三定；還有不同流合污，又圓滑處之明哲保身的莫大。。。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人物。而像林平之、勞德諾這些都是參與政治斗爭卻不幸成為更有權勢、更懂陰謀手段的政治人物手下的犧牲品。

E. 請問你們如何看待金庸武俠小說和瓊瑤愛情小說呢

通俗文學在大陸的傳播以金庸的武俠小說和瓊瑤的愛情小說為先導，因為二者最典型地體現了現代通俗文學的特徵。金庸的武俠小說繼承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同時又進行了現代性的轉化，使其成為雅俗共賞的現代通俗文學，從而適應了現代大眾的文學興趣。瓊瑤的愛情小說繼承了五四以來的言情小說傳統，同時又體現了當代青年人的感傷情調，因此引起當代廣大青年（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迷戀。在80年代，金庸、瓊瑤小說風行大陸，出版數量幾乎無法統計，更有遠遠超過正版數量的盜版書銷行。從大書店到小書攤，沒有金庸和瓊瑤小說是不可思議的。同樣，沒看過金庸和瓊瑤小說的青年人恐怕也是不多的。可以肯定，金庸和瓊瑤小說在大陸擁有最廣大的讀者，遠非其他作家的作品所能比肩。更由於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如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瓊瑤的《月朦朧、鳥朦朧》）的火爆，也助長了金庸熱和瓊瑤熱。金庸熱和瓊瑤熱經久不衰，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至今還余熱未消。這種現象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罕見的。

金庸熱和瓊瑤熱直接推動了大陸通俗文學的發展。在金庸小說和瓊瑤小說流行的同時，香港和台灣的通俗文學大量引入，武俠小說還有古龍、梁羽生等，言情小說的種類更多。在大量出版港台通俗文學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模仿港台作家的武俠小說和愛情小說。很明顯，大陸通俗文學初期是以金庸和瓊瑤小說為楷模的，這不僅表現為題材集中於武俠和愛情，也表現為在內容的模仿和雷同上。甚至還出現了署名「全庸」和「吉龍」（企圖造成「金庸」和「古龍」的錯覺）的武俠小說和假冒虛構的香港作家「雪米莉」的通俗系列小說。這種模仿可以看作大陸通俗文學的向港台通俗文學的學習階段。在一段時間里，港台通俗文學填補了大陸通俗文學的空白，出現了大陸嚴肅文學和港台通俗文學共同繁榮的局面。於是，港台通俗文學向大陸傳播，而大陸的嚴肅文學向港台傳播，形成一種交流互補格局。這種格局至今仍然存在。這種交流互補格局緣於大陸與港台社會發展的差距。港台已經進入高度發達的商品社會，通俗文學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積累，而嚴肅文學則有衰退之勢。大陸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嚴肅文學仍然是文學的主導形式，而通俗文學則處於不發達狀態。因此，兩岸三地的文學傳播就形成互補。這種互補促進了大陸通俗文學的發展，也有益於港台嚴肅文學的發展，而且事實上形成了一個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上的「文學中國」。

在經過80年代向港台引進和模仿的過渡階段以後，90年代大陸的通俗文學也開始興起，並逐漸佔領了市場。這個契機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大陸興起了市場經濟的熱潮，通俗文學有了市場的動力。在經濟利益的推動下，許多作家開始從事通俗文學的寫作，形成了了通俗文學的作家隊伍。同時，由於圖書流通體制的改革，引進了市場機制，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學的繁榮。另一方面，由於1989年春天發生的政治風波的影響，人們對政治的熱情冷卻，80年代流行的嚴肅文學已經提不起人們的興趣，人們需要感性的放縱和逃避，因而刺激了消遣娛樂需求。

於是，嚴肅文學衰落，走向邊緣；而通俗文學由邊緣而成為主體。大陸現在每年出版約1000部長篇小說，其中大部分屬於通俗文學，更有數量巨大的中、短篇小說發表在各種文學期刊（由於嚴肅文學的市場太小，許多地方文學期刊轉向通俗文學）和報刊的副刊上。還有許多通俗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獲得更廣泛的傳播。昔日禁絕或被擠到邊緣的通俗文學，如今已經成為文學的主要形式，完全可以與嚴肅文學平起平坐了。如果說80年代是大陸嚴肅文學興盛期的話，那麼90年代是大陸通俗文學的興盛期。80年代通俗文學的興起以金庸和瓊瑤小說的傳播為先導，而90年代通俗文學的繁盛以王朔小說的流行為標志。王朔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學現象，它標志著文學的重心由嚴肅文學轉向通俗文學。王朔小說介於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是一種過渡形態，既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又具有通俗性和可讀性，因而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更重要的是，它以通俗的形式和幽默的調侃以及游戲的態度（「玩文學」）對嚴肅文學進行了解構，這非常類似於塞萬提斯的《堂/吉珂德》對騎士小說的解構。

王朔小說給人們展示了一種與80 年代嚴肅文學截然不同的文學類型：它不再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教育讀者，而是以底層的「痞子」身份與讀者「侃大山」；它不是向讀者灌輸高深莫測的思想，而是通過調侃解構理性，讓讀者獲得「解構的快樂」；它不再樹立崇高的形象，而是展示生活的荒誕與無意義。如王蒙所言，王朔小說的非理性是對虛假的「崇高」的「躲避」，還可以補充說，是對過於沉重的理性的解構。於是，中國文學的理性傳統包括五四到80年代的啟蒙文學和革命文學傳統都被消解。王朔現象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不僅在「人文精神的討論」中成為焦點之一，而且以後還引發了「二王」（王蒙與王彬彬）的爭論。大陸本土作家的具有通俗文學性質的作品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這是不同尋常的。從此以後，大陸通俗文學就正式與嚴肅文學分流，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文學的舞台。

以金庸、瓊瑤小說為先導的通俗文學的興起和繁榮，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這個歷史意義就在於彌補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片面性。通俗文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體現了現代性的另一方面。現代性既有理性層次，體現為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這就是韋伯強調的「祛魅」；也有非理性層次，即人的慾望的解放，這正是舍勒所強調的「怨恨」和松巴特所強調的以性享樂為中心的奢侈慾望。如果說嚴肅文學體現了現代性的理性層次的話，那麼通俗文學則體現了現代性的非理性層次即人的消遣娛樂需要，而消遣娛樂需要來自人的無意識沖動即原始慾望。人主要有兩種原始慾望，一為性慾，一為攻擊性。因此，通俗文學有兩大主題即性與暴力（嚴肅文學的兩大主題愛與死也基於同樣的深層慾望）。由於通俗文學以感性化的形式宣洩了原始慾望，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色情、暴力傾向。但通俗文學不能直接表現赤裸裸的性與暴力，而必須對性慾和攻擊性加以道德化的處理，使其具有合法性，並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於是，性慾轉化為情愛，成為言情小說的主題；攻擊性轉化為對力的崇拜，成為武俠小說、戰爭小說、警匪小說等的主題。80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場現代性運動，它不但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解放了人們的慾望。現代性在文學方面首先體現為嚴肅文學的繁榮，隨後則體現為通俗文學的興起。因此，中國大陸通俗文學的興起是現代性的體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文學現代性表現為雅俗文學的分流與各自的現代發展。通俗文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區別於古典時代的民間文學，是以現代市民為主體，以市場為傳播機制的文化形式。在現代社會，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並駕齊驅，並成為主要的文學形式。中國古代文學雖然有雅俗之分，但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區分並不像西方文學那樣明顯，因此通俗文學的前身民間文學傳統就不那麼強大。中國文學現代轉型是從白話文運動開始的，而五四白話文屬於嚴肅文學范圍，並不包括通俗文學。五四時期還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通俗文學，當時流行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小說還屬於舊派小說，因此受到了新文學的抨擊。爾後，舊派小說開始轉向市民社會下層，向現代通俗文學轉化，出現了以張恨水為代表的言情小說和以平江不肖生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但通俗文學並沒有取得合法地位，它仍然被看作是沒有積極意義的無聊文學，不能與嚴肅文學比肩而立。五四新文學雖然提倡平民主義，但從社會功利主義出發，僅僅肯定嚴肅文學而排斥通俗文學。文學研究會明確地宣稱：「將文學看作是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是對於人生很重要的一種工作。」 很明顯，以消遣娛樂為特徵的通俗文學被主流思想所排斥。五四以後的「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和「抗戰文學」也同樣忽視甚至排斥通俗文學。雖然它們倡導大眾化，但實際上是以政治性的嚴肅文學教化大眾；對消遣娛樂性的現代通俗文學視為資產階級庸俗文學。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倡導工農兵文藝，但仍然是取傳統民間文藝的形式而填充以革命的政治內容，並不意味著肯定現代通俗文藝。它以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先普及後提高）問題替代了雅俗分流的問題，從而抹殺了通俗文學的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仍然延續了這種文藝方針。這種文學觀念和政策造成了中國大陸嚴肅文學的低俗化和通俗文學的絕跡。通俗文學的興起，完成了中國文學的雅俗分流，使中國文學現代性不僅僅屬於嚴肅文學，而且也屬於通俗文學。自新文學發生以來，中國文學界就一直在討論藝術性與通俗性的關系、提高與普及的關系問題，由於排斥了通俗文學，企圖取消雅俗文學的界限，結果總是不得要領，甚至出現了嚴肅文學低俗化和通俗文學被取消的後果，這種情形在「文革」中更為嚴重。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分流，解決了這個問題。嚴肅文學的讀者側重於知識階層，注重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主要發揮文學的社會作用和審美作用。通俗文學的讀者側重於非知識階層的大眾，注重文學的趣味性，主要發揮文學的消遣娛樂作用。不同階層的人各得其所，不同形式的文學各展所長，使文學園地更加絢爛多姿，人們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金庸、瓊瑤小說的流行和通俗文學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文學觀念，提高了通俗文學的地位。在80年代，金庸、瓊瑤小說和港台通俗文學的流行，並沒有引起文學思想界的注意，主流文學還是把通俗文學看作雕蟲小技，並沒有把它當作對手。但在90年代，大陸本土通俗文學借著市場經濟的推動而興起，並且給嚴肅文學以巨大沖擊時，文學思想界就有些沉不住氣了。通俗文學的熱與嚴肅文學的冷形成強烈的反差。據當時報載，一些著名的嚴肅文學作家的作品也賣不動了，征訂數量銳減，有的僅有幾百本，甚至被書店低價處理；而在80年代，他們的作品是非常暢銷的，動輒數以萬計甚至達數十萬冊。嚴肅文學為了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企圖阻擋通俗文學的興起。1993年開始，發生了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這場討論是針對市場經濟帶來的文化領域變化，參加討論的大多數人認為，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表現為道德滑坡，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流行，高雅文化和嚴肅文學衰落；因此，應當抵制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反對文化和文學的商品化，保持「人文精神」的純潔。他們特別對王朔小說大加韃伐，認為是「痞子文學」，是文學的墮落。當然，也出現了相反的意見，如王蒙就反對「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並對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的興起持肯定態度。很明顯，這場討論是針對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的，表明文化界和文學界對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通俗文學的不適應。但通俗文學的興起是歷史的潮流，它很快就成為文學的主要形式，並迫使人們正視它、承認它。學術界發現，通俗文學的興起並不是僅僅用「人文精神失落」就能解釋了的，它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不應當簡單地反對它，而應當從中獲得啟示，並重新定義文學的性質和功能。在開展「人文精神」的討論的同時，學術界開始討論文學的商品性和娛樂性。傳統文學理論只承認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和審美性，輕視或否認文學的商品性和消遣娛樂性，這種理論受到了通俗文學的沖擊。

方誌強的〈〈商品性：文學理論的更新〉〉一文具有代表性，它認為必須肯定文學的商品性，並處理好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審美性和商品性的關系；在肯定文學的認識、教育和審美作用外，承認文學的娛樂作用；在嚴肅文學之外，把通俗文學作為重要的研究、批評對象；修正傳統的文學批評標准，在社會標准和藝術標准外增加可讀性標准。甚至有人認為：「我們應當徹底否定文藝教育功能第一位的文藝觀念。」 有關討論雖然並沒有取得一致，但卻使人們意識到，通俗文學是必須正視的重要文學現象，忽視或抹殺它都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必須轉變傳統的文學觀念。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通俗文學的進一步繁榮，官方也注意到了文學領域的新變化，並開始調整文藝政策。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課題組撰寫了〈〈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領域面臨的新問題〉〉一文，主張「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對文藝功能重新審視」。該文在堅持文藝的意識形態性和教育作用的前提下，承認了文藝的消遣娛樂功能和通俗文學的合法存在。應當在90年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看待中共對通俗文藝的寬容，除了吸取歷史上極「左」思潮的教訓以外，主要還由於在「六四」以後，中共意識到相對於那些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肅文學，消遣娛樂性的通俗文藝並沒有政治上的危害，甚至還有助於社會的安定。學術界對通俗文學的承認較為遲一些。從90年代後期開始，學術界對金庸等通俗文學的代表作品的評價逐步提高，並出現了金庸小說的評論、研究熱潮。國內如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召開了多次金庸作品學術研討會，美國、台灣和香港也召開多次，均有大陸學者參加，出版了多部論文集。在學術刊物上也發表了許多金庸小說的評論文章。還出版了許多研究金庸作品的專著。

著名學者錢理群、溫儒敏、嚴家炎、陳平原、王曉明等都寫作了關於金庸作品的評論文章。更有陳墨等專門研究金庸的學者出版了系列研究專著。這些現象在過去是從未有過的。這表明通俗小說開始進入學者的視野，與嚴肅文學一道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對金庸小說的評論大抵都持積極的肯定態度，它不僅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作品，而且達到了超越雅俗對立的境界。嚴家炎稱道金庸小說：「他借用武俠這一通俗文學作品類型，出人意外地創造出一種文化學術品位很高的小說境界，實現了真正的雅俗共賞......其實。如果按照作家本人對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說創作所獲得的成就而言，我個人認為，金庸恐怕已超過了大仲馬。他在文學史上的實際地位，應該介乎大仲馬與雨果之間。」 通俗文學的興起，還導致中國文學史的重寫。以往的文學史是以嚴肅文學為主體的，通俗文學不受重視，不能成為主要線索。中國現代文學史一直是以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嚴肅文學大師的作品為經典。但是在90年代後期，這種情況卻有所改變。王一川教授在中國現代文學十大經典作家的排行榜上，破天荒地把金庸列入，而把嚴肅文學大師茅盾排除。這種新的文學史觀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引起了人們的深思。無獨有偶，中國文學界也發起了提名金庸入選諾貝爾文學獎的運動；而金庸本人則被聘請擔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作為通俗文學作家的金庸受到的崇高評價和禮遇，標志著通俗文學登上了大雅之堂，並與嚴肅文學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力軍。

通俗文學與大眾文化的興起，不僅改變了文化與文學的格局，也改變了人的精神生活。當代中國的青年一代不是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青春之歌》的熏陶下下成長起來的，而是在金庸、瓊瑤等通俗文學的影響下長大的。當代青年人的心理、人格和世界觀很大程度上受到通俗文學的影響。通俗文學在現代性進程中的意義變得十分重要而復雜。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術界掀起了一陣研究大眾審美文化的熱潮，出版了相當多的學術專著。在這些研究著作中，通俗文學與其他大眾文化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歷史現象和現代性的表徵受到了關注和深入的研究。這說明大陸學術界已經適應了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不僅不再排斥它，而且它作為現代化的必然產物而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可以肯定，通俗文學的發展將越來越大地改變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面貌。

通俗文學的興起，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起到了特殊的社會作用。除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遣娛樂需求外，還解構了傳統意識形態。中國社會是一個意識形態控制很嚴的社會，在革命時期和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一套意識形態最後走向偏執化，成為所謂「左」的思潮。在「文革」後雖有所糾正，但傳統的勢力仍然強大，成為改革開放和人的自由的桎梏。因此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過程中伴隨著反復激烈的新舊思想觀念的斗爭，這個斗爭的核心是傳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與新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爭論。六四前發生了多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以及六四後鄧小平奮起反「左」都是這種斗爭的表現。盡管傳統意識形態仍然在表面上維持正統地位，但事實上已經被解構，不能像以往那樣發揮統治效力。但新思想的誕生和舊思想的崩潰不僅僅是理論爭論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大眾通俗文化包括通俗文學的作用。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學張揚感性，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因此消解了傳統意識形態和「左」的思潮。

通俗文學的這種解構作用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只要回顧一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通俗文學如《十日談》對宗教禁慾主義的沖擊就明白了。中國大陸興起的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學已經取代以往的政治灌輸，成為人們特別是青年人的重要的精神消費對象，它無疑更符合人們的口味，更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生活，因此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意識；而傳統的政治理性主義則受到冷落。這種對傳統意識形態的解構作用是潛移默化但又異常有力的，它使昔日的神話成為過時的笑話。典型的例子是王朔小說，它不但嘲弄了傳統價值觀念，而且以政治話語的調侃解構了傳統意識形態。可以說，通俗文學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李澤厚認為應當「正視大眾文化在當前的積極性、正面功能」，而這種正面功能主要在「消解正統意識形態」 陶東風認為，古代文論是教重於樂，寓教於樂，文以載道，樂不具有合法性，只能依附於教、道；現代社會樂從教、道束縛下解放出來，樂對教、道的從屬關系被解構。 當然也出現了相反的意見，如張汝倫認為，要注意大眾文化的負面作用，警惕它破壞人類生態，形成大眾文化的霸權主義。中共也提出了「高揚社會主義文藝的主旋律」的口號，這個口號很大程度上是針對通俗文藝的，它表明，一方面主流意識形態對通俗文學作了有限的承認；另一方面對其解構作用也保持著警惕。當然，通俗文學往往具有某種色情、暴力傾向，如果不加以控制，也會產生負面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對青少年的消極影響更應該引起嚴重注意。大陸通俗文學也出現了較嚴重的色情、暴力傾向，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政府的注意。90年代以來，政府多次進行了「掃黃」斗爭。但這種斗爭並沒有危及通俗文學的發展，這是值得慶幸的。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理性對人的壓迫將日益嚴重，對這種精神的桎梏，既需要嚴肅文學的反思，也需要通俗文學的解構。通俗文學以感性化和非理性對抗理性，平衡著文化生態，維護著人的精神的健全。這種作用隨著現代化的來臨將愈益增強。總起來說，盡管對通俗文學有種種非議和憂慮（如低俗化甚至某種色情、暴力傾向），但它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作用是無法抹殺的，它的發展也是不可阻擋的。

以金庸和瓊瑤小說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學引發了大陸通俗文學的興起，這一特殊的文學傳播現象體現了文學傳播的幾條規律。第一個規律是，當代文學傳播不是無序的，而是循著現代性的方向的。金庸和瓊瑤小說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學在大陸被廣泛傳播，是由於它們具有現代性，而大陸文學正向現代性轉化和進行雅俗分流，有對通俗文學的需求，因此港台通俗文學有了廣大的市場。這個規律也同樣適用於嚴肅文學的傳播。中國當代嚴肅文學也是引進西方現代主義，從而實現了現代性的轉向。第二個規律是，文學傳播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它具有互補性。雖然港台通俗文學走在大陸通俗文學的前面，因而通俗文學的傳播主要是由港台流向大陸，但大陸嚴肅文學的也有自己的優勢，因此它也被港台引進，影響了港台的嚴肅文學發展，並出現了大陸文學與港台文學的互補格局。而且，在大陸通俗文學發展起來後，也出現了逆向流動的態勢，如王朔小說以及近年來通俗影視文學在港台的傳播。第三個規律是，由於文學傳播的現代性方向，必然走向世界文學，但這並不等於文學的趨同性，文學拒絕全球化。在文學現代性的過程中，仍然保持著每個民族和地區的特色。中國大陸引進通俗文學，主要不是從西方引進，而是從港台引進，這本身就表明了文學傳播的選擇性，而民族性是選擇的重要標准。而且，文學的引進不是模仿，是創造；文學傳播不是簡單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大陸對港台通俗文學的引進經歷了短期的模仿階段以後，很快就轉入創造階段，並表現出與港台通俗文學回異的特色。

F. 怎麼評價著名武俠小說金庸的一生

人間多少事，書建恩仇錄。關只是通過他的作品，已經對他心生敬仰，敬佩之情。

G. 對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是如何理解的

金庸的小說對於「俠」的闡述可謂是淋漓盡致，寫出了「俠」的方方面面，寫出了「俠」的偉大同時也闡明了「俠」的局限性。
第一方面
「俠」的偉大
代表人物 郭靖 胡斐 蕭峰
這類頂天立地的俠客們為國為民可以做任何事，並把行俠仗義當做一種事業來對待，在百姓心中和讀者心中的光輝形象無可比擬，充分表明了俠義精神的偉大。
第二方面
「俠」的自由性
代表人物 令狐沖 楊過 張無忌
這類人物在金庸的小說中雖然是主角，但更多的是屬於被配角推著前進的人物，他們生活中放浪不羈，感情上無視正邪之分，不理會社會評價，不拘泥於江湖規矩，凡事但憑隨心所欲，大有「我欲為之便為之」的狂傲成分在其中。這類人物闡述了俠客們的自由狂放，不受拘束的特點。
第三方面
「俠」的局限性
代表人物 袁承志 陳家洛 陳近南
這類人物在金庸的筆下顯得性格比較死板，人物豐滿程度也不夠，他們自認為為國為民，做事「循規蹈矩」（江湖規矩）。凡事都計劃的天衣無縫卻最後都一事無成，而其中與其對立的角色們做事就顯得不擇手段但往往無往不勝，比如袁承志，一身天下無敵的武功和蓋世的豪氣，卻最終被多爾袞利用，落得個與一個並不真心相愛的女人隱居孤島的無奈結局。
陳家洛更是文武雙全，張的更是一表人才，帶領的紅花會原本擁有武力鏟除滿清的實力卻因為並不想用流血的手段而使人民陷入戰亂的愚蠢想法而去幻想去策反乾隆，結果反被乾隆算計，不但喜歡的女人死了，而自己也親手扼殺了完成復漢逐滿的希望。
陳近南更悲催，江湖傳言「為人不識陳近南，稱做英雄也枉然」這樣一句話，可見陳近南在江湖中的地位。但是這個人人品武功樣樣俱佳的一個人物卻從未做成過什麼事，甚至在小說中幾次出手雖然都是占據壓倒性的優勢卻從未真正贏過，不是手下留情就是被人暗算，而相反他的徒弟韋小寶用一些下三濫的手段常常取勝，無論面對多麼詭詐強大的對手甚至是鰲拜和神龍教主這樣的絕對強者也戰無不勝。
通過這幾個人代表人物的失敗和他們的對立的角色相比較，金庸先生充分揭示了現代社會的一些現象，人們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往往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相反一些走後門、背後搞小動作和一些不正當的競爭手段都可以達成目的。這不正是現代社會的一大問題么？金庸通過描寫這些人物揭示了這種社會風氣同時也深刻的意識到了俠客之路有著重大的局限性和缺陷。
以上是本人對金庸武俠小說中俠客的理解。純屬個人見解，望勿噴之。哈哈
希望幫到你了。

H. 金庸是怎樣評價自己的武俠小說的

我寫的武俠小說長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書名首字的十四個字作了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最後一個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劍》沒有包括在內。最早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於一九五五年，最後的《越女劍》作於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修訂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七○年三號，到一九八○年年中結束，一些是十年。當然，這中間還做了其他許多事，主要是辦《明報》和寫《明報》的社評。

遇到初會的讀者時，最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你最喜歡自己哪一部小說？」這個問題很難答復，所以常常不答。單就「自己喜歡」而論，我比較喜歡感情較強烈的幾部：《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飛狐外傳》、《笑傲江湖》。又常有人問：「你以為自己哪一部小說最好？」這是問技巧與價值。我相信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所進步：長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後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過許多讀者並不同意。我很喜歡他們的不同意。

I. 如何評價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與「俠」

武與俠是技與道的表象，俠是民族大義與江湖道義的精神，是貫穿小說的靈魂所在，是道之所存。武俠小說傳播的是民族大義、江湖正義，其一是關乎國家民族的至高無上的大義，其二是關乎社會秩序、行業自律、家族教化、民間道德的江湖道義，這些都與家族、個人的榮辱、利益和生死息息相關。
要維護民族大義與江湖正義，武藝是最好的手段，是工具，從屬於人的道德。武藝如果從技術層面達到一定高度，能夠上升到道的境界；換言之，如果為大義和正義所用，其境界則會迅速提升。

俠上至高無上的道，武是道的體現；沒有武技，俠只能是空談；沒有俠義精神的武技，則會為惡人所用，淪為惡人的幫凶。武技是基礎的修養，是技術水平的修煉和提升；俠是主導靈魂的精神，是精神層面的修養。在金庸小說中，俠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與佛、道、儒諸家的修養是相通的，濟弱扶傾、濟世救民的宗旨是一致的。由於小說常常處於歷史架空的格局中，沒有了朝代特定的政治影響，俠義這種與個體相宜的精神，更易於操作。

J. 金庸先生對於武俠小說的看法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