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與儒家思想

1.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儒家思想的精華 。中華民族向來是一個以誠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和崇高品德，對於誠信，儒家也做了比較系統的闡述，比如在《論語》中就有許多闡述誠信的句子。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值得大力弘揚，對於當代社會，這種仁愛思想顯得更加尤為重要。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隔膜，人情的冷漠等等的社會問題在現代社會中司空見慣。儒家的仁愛思想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起著重要作用。孔子的這些有關學習方法的闡述，到了今天，對於我們的學習依然是適合的。如果能將這些學習方法付諸行動，我們會受益匪淺的。

2. 儒家思想與現代思想能夠融合嗎

儒家思想與現代思想能夠融合的，原因有兩點：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觀念對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

「仁政」學說是貫穿於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愛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等仁政理念的變革和發展對社會的安定、和諧的構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於它的社會倫理思想，而這種社會倫理觀正是基於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現實生活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或道德意識加以規范以此來實現社會的統治和管理。拋開階級意識而言，這種社會倫理對社會的有效管理還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長期的歷史實踐和社會演變中形成了眾多優秀的認識和思想，而這些認識和思想又被後來者奉為准則或規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捨生取義、見利思義」的生死道義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的堅毅品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的修身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求實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等對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加強自身道德修養和公民意識和責任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儒家「內聖外王」思想。「內聖」是對個人主體心理修養方面的要求，以達至仁、至聖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對社會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實現仁政、王道的目標。「內聖外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統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個人內心品德的自我修養，然後實現社會理想，個人和社會不是分離割裂的，而是相互統一，這與今天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具有相似性。怎樣進行個人的內心修養，實現「內聖」的人生目標，怎樣做好社會教化，實現「外王」的王道主張，基於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關於修身養性、社會道德的准則和標准。在這些思想的指引下從而實現封建社會的統治目的，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儒家思想認為「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主張「自然的和諧」「順應自然」「天人合一」，人與天道的結合使人不能違背「天的旨意」，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和法則，把人與自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作為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對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護能夠達到生態平衡，從而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思想在現代社會有很大借鑒意義。
儒家的「人本主義」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間，人為貴」。荀子曰：「人最為天下貴」。孟子曰：「民貴君輕」，在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視人的價值，提倡「人本」「人貴」，盡管其目的和含義與現代社會的「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別和不同，但在封建社會的大背景下，儒家的這種思想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這種人的理念早於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十幾個世紀，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先進思想，儒家思想後來在西方國家的廣泛傳播正是基於這種「人本主義」思想的先進性，這種思想獲得了歐洲思想家們的歡喜和重視，成為一種沖擊舊制度的法寶，因此，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義在於人要有「仁」和「義」。仁者愛人，推己及人。百事義為先，捨生取義。以「仁」和「義」為支撐的「人本主義」觀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內涵，更有生機和活力，從而在社會中得以推及並產生積極作用。
現代社會以儒家思想中「仁政」「民本」「人與自然和諧」「五義」等觀點為基礎結合時代發展需要而提出的「八榮八恥觀」「科學發展觀」等無不凝結著儒家思想的精華。儒家思想在推動和諧社會建設中，在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日益發揮著重大作用。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思想的交流和融合是儒家思想重新迸發出無盡的生機活力，作為一種社會普遍認可和接受的主流思想有著巨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也是儒家思想為什麼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之所在。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創新發展使儒家思想始終保持著一種與時俱進的步伐，盡管儒家思想中有一些與現代文明社會發展不相適應或格格不入的思想存在，但結合國情和時代發展特徵對儒家思想加以改造任然可使儒家思想在社會中成為一面旗幟，從而引導一種優秀的主流意識，為社會提供一種道德和價值的規范或准則。
2、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國家的統一在任何時候、任何社會都是人們的共同追求，一個不統一的國家很難發展進步，即使在封建社會，統一不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樣也是在小農社會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禮崩樂壞。」孔子堅決維護在君主專制之下的集權政治，堅決反對地方主義的分裂，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政治上的「大一統」才能保證經濟上的發展，諸侯爭霸，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和進步，要想實現國家的長遠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必須實行政治上的「大一統」，政治上的「大一統」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統」做保障，儒家學說的弘揚在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已經把「大一統」思想演化成一種民族的心理定勢，那就是國家的統一才能保障社會的安定。而正是這種牢固的心理定勢使我們在歷史上多次戰勝分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統一」和「分裂」是一個長期的話題，縱觀歷史，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暫時的，這就印證了儒家「大一統」思想雖經歷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國家一統、民泰國安始終是一種共同的追求。我們也應該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統本質上乃是專制主義的政治統一，也可能會產生某種消極的影響，但國家一統的觀念是沒有錯的，至今在主權國家中仍舊是一種至高准則。大一統學說對於維護國家之統一以及民族間的團結與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為貴」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主張在當今社會處理國家之間的關系方面仍然發揮著積極作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中國現時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處理國家之間關系的准則。儒家文化的這種思想對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的調整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大一統」思想的指導下國家的暫時分裂或分離會實現統一，和諧與發展的國際社會一定能夠實現。民族爭端和歷史延續問題得到解決，我們的寶島台灣也會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3. 儒家文學在現代重新受到重視的原因有那些

儒家核心思想為「仁」 其經典《論語》所闡述的治世理論在當今社會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儒家思想畢竟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的時間，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所以儒家思想重新被重視乃是必然的。

4. 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

我國實現現代化，是走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既需要有物質文明建設，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設。

我國目前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嚴峻問題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設趕不上物質文明建設，在近幾年的四化建設中，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泛濫，國內出現了貪污賄賂、倒賣詐騙、一切向錢、假公濟私、見利忘義等十分嚴重的腐敗現象。

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義利之辯那些精華的東西，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還是有益的，應該把它們繼承發揚下來。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們今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能做出貢獻，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4)現代小說與儒家思想擴展閱讀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從事喪葬行業的司儀，後來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深遠。它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

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來。

5. 現代儒家思想的表現

您好，現代儒家思想的表現如下：
1、「禮治」主義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2、「德治」主義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3、「人治」主義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
儒家思想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代代相傳的「四書」和「五經」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傳統的責任、節制、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在形成過程之中與專制統治思想結合的結果。
所以說儒家思想也是連同當代在內的一種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在另外一方面也對中國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孔子也開創了儒家思想在很多方面的先河。

6. 現代生活中哪些例子與儒家學說有關

尊敬長者：「無恭敬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
見義勇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愛憎分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嚴於律己：「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
身份歧視：「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論語·陽貨》

7. 關於近現代儒學與中國的著作

康有為

梁漱溟、熊十 力、張君勱、方東美、 徐復觀、唐君毅、牟宗 三等
馬一浮：當代儒家的典型
馮友蘭：主觀上的新儒家

(其著作見 網路 或其他...呵呵）

8.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價值

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仍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比如說儒家的和為貴的思想，仁政思想都值得我們借鑒。

9. 關於 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的聯系

杜維明稱儒學為「哲學的人學」，源遠流長的儒家學說從文化發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種精神文化傳統，是一種文化倫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義特色的以人為倫理主體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種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態度。可以說它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中國哲學的化身。儒學的理論理系從其特有的倫理角度出發，觀察宇宙，體驗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體，也創造了中國人的文化生命。
那麼我們聯繫到「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這個命題時，也就是考察儒學與現代社會的撞擊、接軌與發展，考察其中儒學對現代社會的貢獻以及在新的條件下對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從而發揮儒學的社會功能。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反孔的時代也已經過去。」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在思維上破除兩種實用觀點，即政治上的實用觀點和經濟上的實用觀點。前者表現為為了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在主觀上任意褒貶儒家學說及其思想；後者則不看實質，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與現代經濟發展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不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體，也存在主觀杜撰之嫌。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儒學都應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學需要參與到現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現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學的參與。而儒學與現代社會的相邂逅也曾經歷了一個由沖突到協調的過程。儒學的現代化是一種歷史使命。歷史上儒學本身的不斷發展與演變，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現代化。
突現儒家人文傳統的現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傳統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會變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必須二者是同時站立起來，藉此建立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麼由此我們關注在現代社會儒學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學的命運和前途。
一
儒家學說是東方文化的瑰寶，其源流無疑是自孔子開始。孔子繼承殷國奴隸制時期的天命觀和祖先崇拜，對源於巫術神化的「周禮」，結合氏族血緣的宋法觀念作了進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虛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緣、祖先崇拜的禮儀形式和內在含義，並將其廣泛推及到日常倫理生活中，使之內在的宗教意識進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倫理化，從而創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實質上是對墨、法、道家的廣博蘊含，這也就決定了儒學的發展道路是開放的。就早期儒家來說，孔、孟、荀三者有相當大的區別。後來，西漢董仲舒吸收了陰陽、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漢代儒學，宋明時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學體系。因此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來說，都與早期儒學迥然不同。
但是我們都把它們稱之為儒學，這是由於它們都具有儒學所共有的一般特徵。如《漢書·藝術志·諸子略》說：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凡是以仁、義為行為的最高
准則。注重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從培養完善的價值並主張「修己以人」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目的的這類學說，都歸屬於儒學。歷史上儒學雖然歷經了無數次變革，但終未脫離儒學的范疇。
現代化有它自己的進程，它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產物和附屬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種意識形態的邏輯前進的。儒學也是在天命觀的長期反思和批判中創立的，是中國文化經歷了從神本——君本——民本——人本從而達到人道主義的發展階段的標志。
傳統儒家的良知本體作為精神價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現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規則，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為儒家哲學思想核心和邏輯起點的心性論，把道德屬性當作人的本質屬性，並把它與人的具體生理條件和心理條件相結合，構成為一種具體的現實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中，「心」指主體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質，本性。「心」、「性」合則論之，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識，倫理本性就是其明證。
而同樣屬於其理論體系的知行論，強調為人之道應在道德上磨煉，把道德意識變為理性的自覺。因而儒家所重視的不是客觀性的知識，而是與情感意志關系更為密切的實踐理性，即人格修養也就是認識原理，一切對外界的認識，終以道德實踐為歸宿。先秦儒學面臨的是由於社會大變革所帶來的禮崩樂壞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並通過自己的損益創造，把禮樂法規轉化為人自覺的道德實踐，從而奠定了儒家內聖之學的基調。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強調以理主情，以理制欲，依靠理性的力量進行心理調節，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慾主義和對外在權威的崇拜和信仰。這就直接應戰於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出現
的新的倫常失控和道德危機。儒家學說主張培養意志、凈化人的思想，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實現一種道德自覺的境界。可以說人倫秩序，道德教化，這是中國儒學反復論證的主題。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卻不能夠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於生死關門捨生取義。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後，作為社會的人，必須規范自己、約束自己，必須用道德教化自己。這種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領域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遠不是對物質功利的追求所能達到的。
當然，儒家學說的倫理精神還有著更深的哲理基礎。這就是由心性論——知行論上升到更高理論層次的天人論。儒家天人論以人為本位看天人關系，把天人合觀看作一個整體。儒家以「天」為「命」，「命」即人性來源。天人合一即確認人從自然中產生，天為人性來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學把人的倫理意識從社會推之於自然，要求人有理性地開發、利用自然從而達到天人的整體和諧，維護人類的群體生存，這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的公共生活規則的表述，說明了現代人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安身立命的問題。
因此，我們在考量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這個命題時，不僅要注重儒學的本體論內容與其倫理內涵，更關鍵的是看儒學的核心精神形態與合理社會的生活形態是否一致。一般說來，一個現代社會，人們必須處理的三個層次的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即人對自然的認識，征服與審美關系，三者必須協調發展；二是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即從屬和並列的關系，二者必須和諧共存；三是靈與肉，即精神和肉體的關系，二者必須在一個共同的層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學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同時重視群體的社會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現也正是其現代化的可能。儒學能為現代化服務的是它的兩個精髓部分：（1 ）以「仁」為核心，以君子為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這種精神在現代社會也可以培養的民族脊樑，使他們在中華民族重新騰飛的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個以「君子、仁人」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2 ）以道德責任感為基礎的參天地化育的參與精神，或抨擊時政，或參與政治，積極參與社會變革，這也是現進時代需要的一種精神。
眾所周知，盡管現代社會由於科學技術充分發展，物質財富大量增長，但這並不能解決現代人的生存意義問題。相反，隨著工業文明的展，人的主體意識也大大增強，因而人的「安身立命」問題也日益突出。因此我們應該看到，在當前世界拯救危機、重建道德的理性啟蒙運動中，儒家學說將會在再塑過程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就像一位海外學人所說的一樣：「儒學可能會由於暫時的價值和過時的東西而死亡，然而它將作永恆的價值的綜合體而再生，它將變得年輕，並去為新時代服務——這是一個將西方傳統混合為全人類新傳統的時代。」競爭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美德，但競爭畢竟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個目的。當劇烈的竟爭走向極端，往往造成現代社會物質的泛濫。精神的缺乏與人心的淪喪、道德的敗壞從而使現代社會走向異化，人也在走向異化。在此關頭引入儒家學說的「普遍和諧」觀念就很有必要。它由「自然的和諧」、「人和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四方面構成，對現代社會具有無可置疑的正面價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城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儒學正是把「中」與「和」聯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觀，也是儒家的方法論。目前世界，一方面由於過分注重對金錢和物質享受的追求，造成「自然和諧」的破壞，「人和自然和諧」的失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無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這已成為一種社會病。而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化生產的程度高，整個社會生產成為一個相互緊密聯系的有機體，這就更需要有一個祥和和安定的社會環境。於是在這種需求與背離的兩極運動中，重視儒家的「和為貴」、「普遍和諧」等觀念，並預支給它現代意義的解釋和發揮，這將為今日中國社會生活甚至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具有積極意義的經驗。並可以更正今日社會所發生的「道德真空」、「慾望膨脹」、
「貪污腐化」、「身心失調」等種種弊病，也可以在國防政治與國家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尋常的效果。象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國際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我國經濟改革中關於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政策，都蘊含著「和諧」發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採用競爭機制來促產育人的進程中，發揮價值理性的導向作用，是符合儒學「恕道」、「和諧」精神的。畢竟，人類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學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諧」二字。
二
歷史上的儒家學說、儒家傳統與智慧，不僅代表著中國的過去。而且也預示著中國的未來，甚至是世界的未來。從1691年西方出現第一本介紹儒學的書，到十八世紀儒學經典「四書一經」全被翻譯出版，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啟蒙運動的守護神，其諄諄說教成為啟蒙運動朴實無華的福音。而後在本世紀中葉，從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在生命本體的高度，重視文化在歷史變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視民族自身發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長與延續問題，對人本身、人存在的意義價值和自我完善問題以及為類文化的前途和命運苦苦思索，把個人的安身立命與「家國天下」意識及接續「斯文」，承擔「道統」的文化使命感聯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終極關懷的層面上重建人的意義世界和精神家園，把傳統儒學的精神發揚光大。
現代新儒家是傳統儒學走入現代社會後產生的一批復興派的代表人物。他們既希圖對儒學作出現代解釋，使它為現代化服務，又期望保持儒學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疇，創造出一個現代化形態的儒學理論架構，也就是「返本開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瀨溟的提法：「（儒家文化）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是人生態度的復興，就是生活樣法的復興。」又說：「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是禮樂之興。」其勾畫中國社會現代化與中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具體理論綱領，正如現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發表的《道德理想主義》一文中提出的「開三統」的理論；「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價值；「學統之開出」即把儒家文化轉出知性主體；「政統之繼續」即從儒家開出具有民主科學精神的「新外主」. 現代新儒學是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接軌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傳統儒學在現代意義上的重構。它致力於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揚坦盪、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當然，我們關注儒學在二十世紀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學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沉浮與抑揚。我們都知道儒學的核心內容是以「仁」為中心的倫理和道德教化，從此確立「仁者，人之德也」，並且把「推已及人」作為實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國平天下」，首先必須修身，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提出了」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後的歷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著儒學大廈，完善著儒學寶藏，引導人們去追求一種精神境界。當然，這是有個缺陷：儒家的主體僅僅是一個道德的主體。還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動特別是生產活動的主體；儒家從自我道德心靈，道德本性中尋求超越自我的終極存在，這種終極存在不過是被儒家絕對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其關涉到強烈的社會意識形態功能和直接參與世俗生活的倫理規范途徑。因而儒家的生命超越還只是一種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當歷史進入近現代，西風東漸時，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呼聲乍起。一批以反對舊儒學的新知識分子，認為儒學不外乎以堯舜之道為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為目標，顯然充滿著復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時代的要求。確實
漢儒提倡」三綱「、宋儒提倡社教，扼殺了人們的創造性，妨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但是，儒學與現代化的沖突，不是儒學內在本質和現代化的沖突，而是它在一定時期內表現為外在的現象與現代社會的沖突。儒學所宣揚的」人之為人「的人格意識（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主要在於人具有是非善惡意識，即具有道德理性）、剛健自強的積極入世觀念（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稱贊」剛毅「品德，」無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及其關於社會責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禹、後稷的態度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
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回，易地則智然「）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儒學不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和恆常價值。
所以現代新儒家頂風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隨結宋明儒學，實現了儒愛的現代轉型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道德意識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他們面對道德危機、信仰崩潰，人際關系疏離以及人與自然的緊張對立，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倡導儒學、研究儒學、信仰儒學，並通過創造的轉化並援西學入儒，以與現
代生活相聯系。
就象現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強調的，中國哲學的「著重點是生命與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他們從采明理學入手，肯定心性之學為儒家的主流思想，並把儒家的基本精神歸結為「內聖外主」，其所謂以內聖之學開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實也就是想念儒家倫理精神的輻射作用，能夠及於現代社會，並力圖在現代化現代化過程中去發揚這種精神。
科技在走向進步，但文明社會卻在走向敗壞的邊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此說：「自從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處於優勢以來，人類的生存沒有比今天再危險的時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劇。而且，社會管理也很糟糕。」他認為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是解決現
社會倫理問題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巴黎會議宣言也倡言：「人類要在廿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國孔夫子那裡去尋找機會。」看來，人類要維系共同命運，還不能拋棄儒學。儒學無論在新舊時期，都強調道德的自覺，強調道德的力量，強調人對知識的自覺。然而在科技世界的東西方，人們愈來愈體會到物質愈文明，精神愈空虛，人人都只是「心為形役」，除著「為兩餐」之外就無所寄託；而儒家學說則在「治國平天下」的基本論述以外，兼亦側重「養性」，主張「修身齊家」與「愛眾親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踐，推動社會的進步方面，更有著無盡無涯的啟發性。儒學主張倫理主體以積極主動的精神去實現社會關系，以便個體自我能在社會群體中「安身」. 這樣即可避免因主體意識的發展而導致的個體與社會、自我與群體的對立，以及由這種對立而產生的社會反文化傾向。孔子的「僅求清己」、「內自省」，孟子的「擴充四端、盡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都是一以貫之地堅持通過「內省」的理性來拯救人。而且儒家本體性倫理主張一切個體從自我內在的心靈深處去尋求生命的終極意義，從而真正達到了由本體自我「立命」. 說到底，一種價值觀念只有推進了現代社會的健全發展，才能取得指導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精神資格。而東亞儒學文化圈內日本的跨入經濟大國行列與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也都在表明儒學不僅不是現代化的障礙，而且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助力。然而現代化不只是一個時代的概念，還具有一種時代的特徵和精神。西方羅馬俱樂部的學者們在考察現代化的過程中，指出了人類面臨的三在問題：一、資源短缺；二、生態失衡；三、環境污染。追根溯源，這三大問題都不是自然所強加於人的，而是由人類自身造成的。其性質，都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交際問題。如果我們考量列儒家學說，就會發覺儒教精神和倫理將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個世界性的精神財富。
畢竟這三個問題的出現，是經濟發展走向悖論的產物，它給我們提出了人與自然如何達到「和諧」的課題。而儒學由其道德哲學所推衍而出的世界觀中的整體觀、有機觀、發展觀、價值觀，無疑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學中強調的「開物成務」，「利用
厚生」表明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也是雙向的，互利的，還需要講「輔相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沒有補償。儒學講究環境意識「天人合德」，即人與天地和諧發展生生不已的觀念。《孔子閑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熱愛自然生態，必須尊重自然法則，」此謂表裡合時，物之所生。「中庸又雲：」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闡明的也是人作道德主體，應當主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使天人合一，化育萬物的價值觀念。基於此，羅馬俱樂部的專家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就
是」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均衡，要求發達國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諧發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今日中國，大貧大富的兩極分化也導致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與許多社會問題。所以抑制兩極分化就成了我們的重要課題。董仲舒的調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參考價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人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總之，調均的哲學基礎是中庸之道。
當然，如果我們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文化的興衰，可以發現儒學的「安身立命」之說可糾之處也甚多。當儒家將其崛起的倫理主體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會群體關系之中時，每人卻因此失去了個體的權利意識和價值意識，而近代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商品經濟，民主政治必須有這種文化觀念上的個體權利意識和價值意識相適應。此外，儒學主張終極存在就是人的內在心性，要求倫理主體以直覺的方式體驗並融合於終極存在，這樣，主體的認識能力得不到充分發展。故而不能發展出現代科學的理論體系，而現代社會發展到今天的輝煌成就，依賴於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的批判運動、社會革命和政治、經濟上的改革也凸現了儒學對經濟活動的負面作用。然而，儒學主要不是一種經濟理論，它是一種精神、文化傳統，是一種哲學系統。二千年封建社會中無數次的經濟繁榮和封建社會後期經濟高水平發展以及當代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又提示人們儒學的功不可沒。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來自於法家所造成的政治傳統，但卻是
靠儒家的「治國平天下」來維持和重建的。
逝者長已矣，來者猶可追。儒學在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在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揚棄過程中，已為我們預約了一個美好的前程。因為科技無礙於儒學，儒學亦無礙於科技，特別是「濯於江漢，暴於秋陽」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體驗，「有教無類」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而深受儒家學說熏陶的東亞地區在戰後經濟脫穎而出的事實更告訴我們，剔除了「崇本貶利、崇本抑末」、「存天理滅人慾」、「學而優則仕」等負面思想，儒學的人文精神和經濟倫理都具有重要意義，將可能成為
來社會的一種特殊形態。
儒學以相輔相成的觀念，對多變的現實加以協調完善，以出色的管理對付人類的變幻和沖突；它以不變應萬變，善於採用實用主義創立制度，善於保持統一管理和自由競爭的平衡，將經濟競爭保持在和諧之中，能夠對付技術與貿易推進所引起的社會緊張局面，而且它有很大的兼融性，與現代民主並非不能共存。
畢竟儒學的現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徑。 因此作為中國與世界現代化一個重要文化資源的儒家思想，應有勇氣以開放的心態與現代社會直接面對。它不僅敢於展示其永恆的精神價值，而且善於創造性地重建傳統，走入世界大舞台寬容而又民主地另類文化展開對話，成為與人類所有偉大的精神資源友好相處的一脈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