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是現代小說嗎

Ⅰ 電視劇《紅高粱》和莫言的小說《紅高粱》一樣么

不一樣 電視劇 看著應該會更好看

Ⅱ 莫言紅高粱是真的故事嗎

是的。

1928年，中共山東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帶建立貧民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南郭庄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貧民會，成員達200餘人。

後來，曹克明（「余占鰲」）等人又相繼在濰河東岸的一些村莊建立了貧民會組織，隨著會員的日益增多，高密縣委決定組織南郭庄農民暴動。

農歷8月21日晚，暴動開始。曹克明率領暴動農民燒毀了南郭庄的四門和幾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糧食財產。並且在大街上擺了桌子，召開群眾大會，成立了政權組織。

南郭庄農民暴動的消息一傳開，縣政府馬上組織聯庄會反擊，貧民會抵擋不住，堅持不到一月就宣告失敗，曹克明也逃離高密。

關於這段歷史，《高密黨史資料》中有一篇名為《關於高密斗爭的點滴回憶》的文章，介紹得非常詳細。該文作者耿梅村，原來曾在濰縣、高密一帶從事地下工作。

他在文章中說：「1929年5月至1930年上半年，曹克明來濰縣任縣委書記。……事後（指「濰縣橋西山會暴動」一事）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說家裡還有幾棵梧桐，想賣掉弄點經費。

一回家，即被家裡人看起來，由動搖而叛變。這是1930年春天的事。曹克明叛變後，濰縣黨組織又遭到一次破壞，於清書同志（曾任省委秘書）被捕了。

1931年4月5日，清書同鄧恩銘等二十一位同志，都慘遭殺害。」曹克明變節後，回鄉參加了當地的聯庄會。

並利用聯庄會拉起了一支隊伍，又收編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裝，手下有了一千多號人馬，成了高密一帶呼風喚雨的人物。

當時駐濰縣的國民政府山東省第八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是厲文禮，抗戰爆發後，他將所屬各縣自衛團、聯庄會及各地抗日游擊隊重新組合。

把規模較大的幾支改編為直屬部隊，曹克明部編為第六游擊總隊，後更名為山東省第八專區保安六團，曹克明先後擔任總隊長和團長。

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領隊伍在膠萊河古渡孫家口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燒毀敵人汽車8輛，殲滅日軍30多人，轟動了整個膠東。

曹克明也被譽為「抗日英雄」——這就是《紅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爺爺」在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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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站在民間立場上以「我」的回憶方式，講述了一段悲壯的愛情傳奇和驚心動魄的抗日故事。這種民間立場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情節和人物形象這兩個方面。

對於抗戰故事的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並不少見，但《紅高粱》與以往革命歷史戰爭小說的不同就在於，它以回憶的形式把全部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司令余占鰲組織的民間武裝。

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有農民演繹的一系列野性故事。小說的情節是由兩條線索交織而成的：主線寫以「我」爺爺為司令的民間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

整個戰斗過程體現出一種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精神，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將其還原成了一種自然的本能的為生存而發起的搏鬥。

這場戰爭，打死了一名日本少將，而參戰的「老鄉」也犧牲巨大；但畢竟取得了勝利。在「我的故鄉」高密引起重大反響，以致流傳久遠。

「為了為我的家族樹碑立傳，我曾經跑回高密東北鄉，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調查的重點，就是這場我父親參加過的、在墨水河邊打死鬼子少將的著名戰斗。

我們村裡一個九十二歲的老太太對我說:東北鄉，人萬千，陣勢列在墨河邊。余司令，陣前站，一舉手炮聲連環。東洋鬼子魂兒散，紛紛落在地平川。

女中魁首戴風蓮，花容月貌巧機關，調來鐵耙擺連環，擋住鬼子不能前……"可見，這場戰爭以及「我」爺爺、奶奶的在「我」的故鄉人們心中的影響。

後者由余占鰲與戴鳳蓮的愛情故事串起。余占鰲是戴鳳蓮出嫁時的轎夫，被戴鳳蓮的美貌所吸引，出於人的本能需求，一路上多次與她調情。

當土匪劫道的危情發生時，余占鰲勇敢的率眾殺退土匪並殺死一匪徒。後來，他在戴鳳蓮回門時埋伏在路邊，把她劫進高粱地里，開始了人性原始的、充滿野性的歡愛。

再後來，余占鰲殺死了戴鳳蓮患麻瘋病的丈夫，正式地成為她的情人。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個故事中，被突顯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民間激情和對性愛的迷醉以及狂野不羈的原始野性生命力。

這種對生活在民間世界裡的農民直白、自由的、生動而形象的刻畫，顯然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范疇。概括地說，《紅高粱》在情節構成上是依照了自然的生存模式。

盡管它講的是抗日和愛情故事，但其中所突現出來的是民間真實存在的強悍生動的暴力與性愛內容。與此相關的是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一改傳統意識形態的臉譜化模式。

比如「我爺爺」余占鰲是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性格和英雄氣概都未經任何雕琢修飾，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人性的本色。

這些特點也同樣體現在「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身上。「我奶奶」具有的那種溫熱、豐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

羅漢大爺的忠誠、堅韌、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以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沖動的性格，都彰顯出一種原始的放縱和勃勃生力，這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創作上是空前的。

Ⅲ 紅高粱的主要內容

20世紀30年代初，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民不聊生。東北鄉破落地主家19歲的女兒九兒，被貪財的父親許給了麻風病的酒坊主兒子單扁郎，孔武有力的杠子頭余占鰲喜歡九兒，殺掉了單家父子。

九兒和余占鰲開始了一段不被鄉民認可的愛情，並有了兩個孩子。在釀酒師傅羅漢等人的幫助下，九兒逐漸從一個單純的少女成長為干練的高粱酒坊女掌櫃， 振興了單家酒坊。

余占鰲則帶領兄弟們組成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旋於當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鐵板會等多股勢力之間。七七事變爆發，日軍進佔山東，打破了高密縣往日的繁榮。

在民族大義面前，余占鰲和各方勢力不計前嫌，停止爭端，共同抗日。內憂外患之際，九兒帶領隊伍，將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

點燃紅高粱，與敵人同歸於盡，用自己的生命在這片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撰寫了愛與征服，野心和意志的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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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人物

1、朱亞文

孔武有力的杠子頭余占鰲靠力氣活生存，他深深愛著九兒，這個人物陽光、陽剛、爺們兒，霸氣十足，身上充滿了原始的生命力。

他從一個「吃杠子飯」的轎夫逐漸成長為「吃拤餅的」土匪首領。抗戰爆發，在民族大義面前，余占鰲和縣長朱豪三等各方勢力不計前嫌，停止爭端，共同抗日。

2、張俊傑 演員黃軒

九兒的青梅竹馬，卻因為父母的影響與九兒「失之交臂」。他非常的善良，非常正義，在土匪、縣官幾方勢力之間周旋，希望能夠團結大家的力量，共同對抗侵略者。後加入共產黨，並在九兒的幫助下與余占鰲共同抗日。

3、高淑賢 演員秦海璐

淑賢是高密釀酒大戶單氏家族的大嫂，一個守著貞節牌坊過日子的寡婦。九兒嫁入單家動搖了淑賢的地位，為了保住家產繼承權，淑賢多次陷害九兒，卻被九兒設計報復，險些受辱尋死。

同是苦命人的妯娌二人最終和解，共同撐起單家釀酒產業。而淑賢最終沖破封建枷鎖，與單家釀酒師羅漢終成眷屬。最後穿著嫁衣來看將被日軍處死的羅漢，生死相隨，原意陪愛人赴死。

4、九兒/戴九蓮 演員周迅

19歲的少女九兒單純、善良、聰慧，但卻被父親賣給麻風病人當媳婦。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難之後，九兒逐漸成長為個性鮮明的女子。

在與余占鰲的情感方面，她敢愛敢恨，不懼束縛，勇於沖破封建牢籠，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真愛。在保家衛國的關鍵時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衛了家園。

二、電視劇簡介

《紅高粱》改編自中國首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由鄭曉龍執導，由周迅、朱亞文、黃軒、秦海璐、於榮光等主演。

該劇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九兒在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譜寫的一段關於愛與恨、征服與被征服，充滿生命力的近代傳奇史詩巨制。

《紅高粱》已於2014年10月27日登陸北京衛視、山東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四大衛視黃金檔首播，該劇先後獲得國劇盛典年度十佳電視劇、華鼎獎百強電視劇第一名，並入圍飛天獎優秀電視劇。

Ⅳ 《紅高粱》和其他抗日題材的小說作品有什麼不同之處

莫言的《紅高粱》作為抗日底下的小說，它並不僅僅指描寫抗日，還涉及到了整個家族的。愛情。

Ⅳ 紅高梁是愛情小說還是戰爭小說為什麼

你好，我覺得紅高粱應該是一部故事，愛情小說，並不是戰爭小說，有戰爭部分不一定就是戰爭小說

Ⅵ 電視劇紅高粱和小說的不同點

電視劇的更戲劇化一些，小說而更注重文藝背景

Ⅶ 《紅高粱》主要講了什麼

莫言，生於1956年，山東高密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集《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天堂蒜苔之歌》，中短篇小說集《透明的蘿卜》、《爆炸》等。

中篇小說《紅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品，發表於《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獲1985~1986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於1988年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金熊獎。

小說描寫的是山東高密鄉一帶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手法，寫「我奶奶」在嫁給麻風病患者時，在出嫁的路上遇土匪搶劫，轎夫「我爺爺」余占鰲勇救「我奶奶」，贏得「我奶奶」好感。在回娘家路上，余占鰲劫持她至高粱地野合，後生下「我父親」。幾年後，日本人抓夫修路，羅漢大爺因反抗而被日本人活活剝皮。余占鰲招兵買馬與日本人血戰，「我奶奶」在戰斗中被打死。

作品歌頌了具有民族氣節的祖輩，表現了廣闊無垠高粱地充盈的無窮生命力。作品中那種神話原型般的象喻，以及色彩絢麗的敘述方法，使故事富於傳奇色彩，體現了作者對歷史題材小說的新的美學追求。

Ⅷ 評價一下《紅高粱》這部小說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以《紅高粱家族》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譜學視閾中的暴力書寫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將暴力書寫描述成一條蔚為大觀的創作主線乃至潮流或許不乏爭議，如果言及其獨特別致的系譜學特徵，恐怕少有人持異議。它們或直面現實人生的殘酷、陰暗、醜陋，或旁覬心靈世界的冷漠、蕪雜與扭曲，陰沈、滯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觸目驚心之餘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質」和思考終極關懷。粗略說來，從魯迅的頗具規模的《狂人日記》、《孤獨者》等到沈從文的「砍頭」與「吃人」的《夜》，再到施蟄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從巴金的《滅亡》到蕭紅的《生死場》等，直至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尋根主義，時至今日，暴力書寫已經成為一種顯耀書寫：殘雪、劉震雲、莫言、蘇童、余華等等當代名家莫不涉此領域，甚至有些還因了商業因素的推動，逐步演化成為一種「暴力奇觀」。王德威在論述余華時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僅以文字見證暴力，更要讀者見識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諱言，如果拋開道德倫理層面對暴力書寫的負面判定，我們不難發現，暴力書寫其實有它豐富又深刻的意義和美學探求，即「以其豐富的精神信息，構成強大的精神沖擊力，無情地擊碎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思維，將人們逼到不得不正視這種既陌生又真實的藝術圖像的生存極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們喚發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熱切的創造欲，將開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脹到極限。」2 惟其如此，我們對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勢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書寫則從那種強制力的普通定義引申開去，包含兩大層面：主題內容和文體風格。一方面，暴力書寫成為書寫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結構和社會歷史結構」。3在此含義下，暴力也就體現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像暴力）、言語暴力（如辱罵）等等。另一方面，從文體風格看，暴力書寫是指一種暴力敘述風格，即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文體的暴力。它還可分為狂放不羈的「硬暴力」和細膩綿密的「軟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選擇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還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書寫有其一貫性，但抵達《檀香刑》時可謂高峰凸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舍棄了刻意書寫暴力並達至巔峰的《檀香刑》而取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紅高粱家族》為中心文本。 二 主題：暴力迷戀 某種意義上，我們無論如何以怎樣的理論標簽來丈量鮮活多變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見肘之處，魔幻現實主義的稱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對暴力的書寫卻指向了迷戀的特徵，頗有魔幻色彩。我們可以稱之為輻射型暴力奇觀。當然我們可以相信並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書寫和性並非他的至愛，但實際上，暴力美學范疇和對暴力書寫的執著卻在在客觀顯示出他對暴力的迷戀。「用一支筆製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長項。久而久之，莫言臉上原本可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跡......從《透明的紅蘿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學范疇，中文視野內已無人出其右。」4 某種意義上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與生命的瘋狂式執著，可謂是「暴力的狂歡」。王德威指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慾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5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觀往往以身體暴力為中心，形成一種散發式輻射型暴力呈現。最令人怵目驚心的莫過於活剝「羅漢大爺」的暴力場景。莫言對此似乎有種享受式的痴迷，他對整個場景的書寫可謂巨細無遺：無論是描述整個過程的宏觀流程，還是每一個部位的微觀審視。比如當他述及兩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狀態時，就不無暴力的指出，「父親看到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日本兵拖著瓷盤，從民夫面前，從男女老幼們面前慢慢走過。父親看到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 當然，單純如此判斷並定性莫言對暴力的變態迷戀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場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對暴力的宣淫式呈現才會激起親歷者、旁觀者（包含讀者）對日本侵略中國、草菅人命的殘暴方式的痛恨，同時在小說內部也推動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發與實踐。 莫言自然有他獨到的民間敘事與抒情方式，在《紅高粱家族》中，他的對「高密」野史世界的還原與創造式書寫以及對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的實踐都閃爍著少見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說中著名的「野合」場景描寫在蒙上了些許樸素的浪漫色彩之餘，卻同時彰顯出其中撲面而來的肉慾氣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場民間式的雲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慾望期待中也遊走著濃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鰲（名字就有一股霸氣）的「粗暴」和「剛勁」引發了奶奶「尖刻銳利的痛楚和幸福」。肉體的狂歡、暴力、勃發、對話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不僅如此，在莫言的筆下還涌動著對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繪。比較典型的，如「槍」（同時它也隱喻了男根）以及與此相關的錯綜復雜的戰爭和駁火場景等等都表現了暴力的極受作者關注。與身體有關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釀造、飲用和軍事用途等）以及種種幫派的強盜式慾望（不同勢力在爭斗中的佔有和攫取等）較力中都彌漫了暴力的風采。 同時，我們在考察個體的行徑與軌跡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暴力傾向。小說中的「奶奶」就是一個代表，無論是她與「爺爺」、黑眼等人的愛恨情仇，還是她的慷慨就義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書寫更多表現出大氣、狂放的一面，陽剛氣十足。 張閎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說的狂歡化傾向並不僅僅是一個主題學上的問題，而同時，甚至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風格學（或文體學）上的問題。狂歡化的文體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6無獨有偶，王德威在論述莫言的時候也心有戚戚，「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及形式，本就是與歷史對話的利器。正經八百的評論莫言——包括本文在內——未免小看了他的視野及潛力。」7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同樣也典型的表現了其狂歡風格和文體的擴張性。 在莫言的這部小說中，盈盪著一種敢愛敢恨、敢做敢當、怒則大吼、痛則大叫的英雄氣概和言語霸氣。無論是塑造栩栩人生、鮮活跳躍的各類單個人物，還是描述其糾纏不清、善惡難辨的諸種舉動與復雜關系；無論是描摹客觀或詩意風景，還是勾勒種種激烈場域，莫言的那極具感官性的文字無不張力十足、噴薄而出，顯出一種狂放又陽剛的暴力姿彩。 隨手拈來，莫言在書寫「我奶奶」與王文義妻子被日本人機槍射殺的場景就汪洋恣肆的寫到，「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重點號為筆者加註） 在這段話中作者先後以敘述人的客觀視角和父親的視角銜接論述仆地場景，同時又不斷以重復和豐富的形象詞彙加強氣勢，突破並超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滔滔不絕、大肆鋪陳，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風格。 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莫言的辱罵手法，它同樣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辱罵是『民間性』因素里最激進的一種方式......這種將生與死、高雅與卑下、強權與弱勢界限攪亂的辱罵，正是『民間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恆的力量之一。」8辱罵在《紅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復的功用和特徵，但其暴力色彩卻不約而同。如余占鰲和日本人血拚將近尾聲時，冷支隊長裝模作樣的趕來支持。余對這種背信棄義義憤填膺，在回答冷的話語時，他只有一句，「狗娘養的！」既是反擊冷的陰險，又是對因此死難兄弟的犧牲鳴不平。又比如，當小說中「父親」在看到日本汽車逼近緊張不已時，余司令嚴厲的喝道，「兔崽子，別動！」這種責罵既是對「父親」的愛護和安慰，又是一種勸責。而在「我奶奶」的另一個情人黑眼在從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訊時，黑眼怒沖沖地說，「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裡也給毀了！」這種怒罵中既包含了對余的不滿，也夾雜了對「我奶奶」的深沉愛意。當然，辱罵的場景和功用在其中還有更林林總總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講，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書寫的狂放風格可謂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話語言說者的獨特品格。 四 功用與內因：拯救的尷尬 僅僅蜻蜓點水言及莫言對暴力書寫有迷戀傾向是遠遠不夠的，也有失客觀。暴力書寫顯然有其復雜功用。一方面，暴力書寫體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生或現實的獨特觀照姿態，他以此方式重寫了自己心中的歷史圖像和景觀，點評、總結或提煉他們對人生的高度體認；另一方面，暴力書寫的巨大彈性空間和靈活限度給他們的策略創新與書寫內在邏輯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論，「『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約定進入他們的視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為僅僅充當創作主體建構文學世界的一個借口。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使得創作過程更易擺脫既有經驗事實的牽制，沿著創作主體的幻想線路長驅直入。而暴力恰恰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絕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時，他的暴力書寫也豐富了該書寫自身的歷史，開拓了另類的書寫模式和敘事風格。 有論者在批評莫言《檀香刑》的過度暴力迷戀時，卻順手牽羊批評道，「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10顯然，這種畫蛇添足的評論是對莫言暴力書寫豐富內涵的誤讀和簡單化。 1對退化的糾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書寫其實主要就是對現代文明相對退化的糾偏。在莫言那裡，現代文明在實現器物的進步的同時，卻造成生命力的萎縮，在他看來，沉潛、鮮活的民間才是糾偏的源泉，而暴力書寫只是一種策略。王德威就認為，莫言反擊了「退化史觀。作為家族傳人，《紅高粱家族》的敘述者只能遙想當年父母的英勇行徑，或更難堪的：追憶他們日後在種種革命及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1 通讀《紅高粱家族》，我們不難感受到，接二連三的暴力場景、話語等撲面而來，彷彿是掃除病態與柔弱的催化劑，它為整個文壇帶來一股勢不可擋的生命力感和陽剛之氣：無論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愛情釋放與奔放激情，還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的壯懷激烈，無論是酒神曲中盪氣回腸的生命豪情，還是從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為這種刻骨銘心唏噓不已。如人所論，「莫言這種恣意妄為的敘述表明：他通過『血緣』為紐帶所確立的民間立場，使他在認同民間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與精神的歸宿，他經常對現代文明都市的醜陋與卑鄙、齷齪表示憤慨的原因也在這里。」12 2拯救的吊詭。莫言反擊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卻偏偏是暴力書寫，他書寫暴力，也「反抗」暴力。問題在於，他的暴力書寫在為這種退化注入陽剛之氣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紛紛擾擾的敘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奮之餘，卻又有冗長和絮叨之感。換句話說，莫言小說中無節制的意義撒播和言辭的泛濫在對抗退化的同時，卻又反映了背後的深層空虛，甚至失語，這實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悖謬的困境，無論是擴張性的意義表述，還是放縱不羈的文體。 但總體而言，莫言有意識的拯救意識讓他能夠使暴力發揮強大的震撼力和積極作用。陳思和認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13 * 本文原刊於台北《文訊》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見《讀書》1998年第5期，頁113。 2 摩羅〈破碎的自我：從暴力體驗到體驗暴力——《非人的宿命——論〈一九八六年〉》之一〉，見《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58。 3 倪偉〈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57。 4 〈暢銷書封面上的13張嬉皮笑臉〉，詳可參《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頁254。 6張閎〈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05期，2000年9月，頁88。具體可參頁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66。 8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見《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頁40。 9 葉世祥〈近年小說創作中暴力描寫熱原因探析〉，見《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17-18。 1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58。 12 王光東〈民間的現代之子——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5期，頁96。詳可參頁95-99。 1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廣州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碩士，今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港台文學、馬華文學、新華文學等。專著《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Ⅸ 電影《紅高粱》與小說《紅高粱》有何差異，具體分析

在上世紀80年代，莫言的《紅高粱》在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和諧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慾望代替階級斗爭做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前輩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里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決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小說和影視劇是兩種不同門類的藝術,就載體媒介而言,小說敘事依然是語言文字,而影視則依靠的畫面組構連綴;小說的傳播依靠的紙質媒介,影視則是電子媒介,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文化載體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敘事藝術上的差異。但是它們之間之所以能夠轉換,是因為它們在故事的組構
我們分析小說《紅高粱》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所在,即莫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詮釋,然後通過分析張藝謀的電影手段，詳盡描述《紅高粱》從小說到電影所產生的主要差異,最後運用文藝批評方法分析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以及張藝謀獲得國際成功的深層文化因素。莫言的語言是完全的鄉土特色，很好辨認：他寫不同人物的的視角，尤其是寫女性身份的戴鳳霞（即電影里的「我奶奶」九兒），她是莫言小說中有個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會性別，她的生命力明顯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復合型的，他們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個混蛋，但於大是大非，民族大義，他們卻是勇敢無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種在血液里傳承的民族精神，當你在《紅高粱》里看到」我爺爺「土匪余占鰲，壞事做盡，好事干絕」這么句話，你不由得不為拍案驚奇，妙！那張藝謀的改編電影呢？《紅高粱》出名之後，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都知道是張藝謀的《紅高粱》，有多少人聽過莫言啊！這其實是不正常的，造成了這種偏差——是因為電影比小說更具消費性。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所獲得的表現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它卻容易陷於一個誤區——追求純視覺的感官刺激，即所謂的「唯美主義」。

Ⅹ 莫言寫的《紅高梁》是他長輩真實的事情嗎

是真實的。
紅高粱》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紅高粱》主要通過「我的奶奶」戴鳳蓮以及「我的爺爺」余占鰲兩個人之間的故事，講述發生在山東的生命贊歌。《紅高粱》主線是「爺爺」余占敖率領的武裝壓擊日軍，輔線是「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小說里的主要人物有的是自發的造反勢力，有的是混亂和無紀律的地方首領。他們沒有救國家和人民群眾的主動意識。他們反抗的原因來源於為自身的生存而抗爭。整部小說中沒有著墨太多的正面形象，「我爺爺」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雙重身份，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氣使人物更加豐滿和真實，還原了真實的歷史一幕。
在小說中，莫言竭盡全力的對幾乎所有的戰爭場面都進行了精心的雕刻，無論戰爭場面的大小，甚至人與野狗在吞噬屍體時的較量也用了極多的筆觸，展現了一幅幅屍橫遍野、血肉橫飛的血淋淋的畫面。在這些血肉交匯之中，莫言描繪了一片紅如鮮血的紅高粱，整個世界都是血紅的。莫言正是以這種狂歡式的語言、天馬行空式的筆觸，塑造了一個在倫理道德邊緣的紅高粱世界，一種土匪式英雄，他們做盡壞事但也報效國家，他們繾綣相愛、英勇搏殺，充滿著又離經叛道又擁有無限生氣的時代氣息。
《紅高粱》是一部表現高密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生命力和充滿血性與民族精神的經典之作。
希望可以幫到你，望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