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為什麼說"沈從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沈從文的寂寞源於其文學理想的獨特印記與難以被理解以及其時代背景下的不可實現。
一、文學理想的獨特印跡
對於一個從特殊地理、歷史和現實中走出來的具有「鄉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識者身份的沈從文，其文學理想自然烙下了與眾不同的印跡。《從文自傳》是作者走到一個階段，為自己「溫習一下個人的發展過程」，是在「讀一本大書同時讀一本小書」、看殺人「教育」了自己等等獨特的經歷中「得其自」，從而為未來埋下「自我」的種子。
筆者以為，這個「自我」在沈從文身上與五四啟蒙語境下現代理論催生的「自我的覺醒」是有區別的，沈的「自我」是在過往的經驗中「追溯自己生命的來歷」（1）確立起來的；沈所謂的「人性」也非與階級性社會性對立的帶有某種人為因素的那一套，而是源於生命本身自然本心的東西。正是這種幾乎本能里有的對自己的實在經驗的忠誠，以及對天地萬物本源的感悟，使沈在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常」與「變」，自然人性與知識文明交織的紛繁混亂的時代背景中，留下其文學理想的獨特印記。
沈從文自覺把作家的「古怪事業「作為自己承擔的使命，雖然無從靠它「生活」，它卻「縛住了我的生命，且將終其一生，無從改弦易轍」，他說，這個事業「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個人愛憎，充滿興趣鼓足勇氣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個常與變，偶然與湊巧，相左與相仇，將種種情形所產生的哀樂得失式樣，用它來教育我，折磨我，營養我，方能繼續工作。」（2）由此我們多少可以明白一點點，沈從文作為一個作家，在四十年代為什麼要那麼痛苦，他為什麼不去寫他的「文學」，而為現實和時代如此困擾。或許從一開始就將文學理想視為宗教般虔誠和視文學理解為庄嚴的沈從文，已決定了其文學理想難於被當時現實所理解的宿命。
二、難於被理解
沈從文文學理想的獨特印跡使其對鄉土的追憶和想像不同於當時的啟蒙者，他不是以一個高高在上的審判者或啟蒙者的身份在社會的層面上進行啟蒙或進行政治階級分析，揭露鄉村的愚昧麻木，企圖引起政治覺醒或反抗，而是以平等的態度與自我的經驗的視角描繪一個真實細微的世界，他能感受到他所寫的世界，但他又能跳出這個世界，感受到完全淹沒在這個世界之中的人不一定能夠清楚意識到的悲哀的一面。因此，這就是沈從文的文學既不同於一般的啟蒙話語，又區別於當時的鄉土文學，這種似乎相悖的視角使得沈從文的文學理想本身就顯得朦朧而難以理解。
沈從文自己也不無痛苦地說：「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晰，照例那背後蘊藏的熱情卻被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朴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3）也許沈從文的筆致太美了，讓讀者以為沈只會唱憂傷懷舊的鄉土田園的輓歌，而很難體悟到文本深層的蘊藉和「目的美」背後的良苦用心：
《相行書簡》背後的「歷史是一條河」，這條河上有著未經「現代」洗禮的，自然自在的生命，這些生命在沈筆下似乎顛倒了「五四」語境下慣用的「批判性」話語，沈文學世界裡的人已不再作為愚昧落後中國的代表和象徵，而是代表了遠比相圻相殺的歷史更為恆常久遠同時又現實逼真的生存和價值；《邊城》的背後不僅有一個人連續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個人藉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來救助、糾正、發展自己頑強的生命意志，使這個世界盡管有它的悲哀，卻仍能在困難中微笑。如同沈在《題記》中所言：「我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而在《長河》對「常」與「變」的敘述中，我們分明感到一種來自「現代」對民間美好品德的威脅那種「無邊的恐怖」，令人聯想到魯迅當年提出的「偽士當去，迷信可存」，「偽士」之所以「偽」，是其所言正確且新穎，但其正確性其實依據於多數或外來權威而非依舊自己或民族的內心，也就很容易陷入「個人出路和國家幻想都完全寄託在一種依附性的打算中，結果到社會里一滾，自然就消失了」（4）；而沈誇大湘西環境的恐怖色彩，「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鍾、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5），以此刺激城裡人建築起來的脆弱的文明，這種審美理想背後卻是一種生命意識……
歷史走到今天，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比較清晰了：不管是現代政治還是現代商業抑或兩者的合謀，都是現代規劃的力量。所謂現代的宰制，說穿了就是在追逐幻象，追逐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幻象，不但不是從人的生命最深處生發出來，更是給生命的發展設置了重重阻礙，越追逐越迷失生命本心的東西，最後，人淪落為了材料。這是現代的悖論。
沈從文並不是熱衷於「回到過去」的「反現代性」的鄉下「土紳士」，他是一個警惕現代化對自我和民族的宰制的現代性搜索者和追求者，他的理想是把人從「自然」和「文明」二律背反規律的左右中解放出來，更健康地發展下去，走向未來；他是一個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6）中救亡壓倒啟蒙的另一種潛伏的危機下重建「啟蒙」。可是在那個「現代」來了且來勢洶洶以致連沈自己都瀕臨精神崩潰的時代潮流中，誰能理解呢？沈從文超越「時代」的文學理想達到了當時少有人能企及的高度，也註定了其不可能實現的悲劇。
三、不可能實現
由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沈的獨特而難以被理解的文學理想勢必造就其深深的寂寞，這是從內在的高度而言；從時代背景而言，盡管沈從文反對「差不多」，不滿只記著「宣傳」的「抗戰八股」，提出重建民族品德，重建文運、經典等具有民族憂患意識的呼籲，但是在「泥沙撲面，狼虎成群」（7）、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的30年代以及民族救亡壓倒一切，時代可以裹挾一切的社會大背景下，沈的文學理想勢必不如左翼文學與抗戰文學在在工具上的效用，不像政治革命和社會運動那樣省時和速效，在以根本改變社會制度為目標的政治革命已經成為時代中心的年代，沈文學理想的曲高和寡在所難免；此外，沈與當時的「新月派」的紳士風情與歐美派自由主義作家又是保持一定距離的，沈從問絕不是「貴族式的不介入的清高」（8），在他心中，文學不能淪落為商業和政治的僱傭，卻必須得有根本性的擔當。不可為而為之的呼喊：「我們當前便需要一種『清潔運動』，必將現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現代文化的駔儈氣，以及三五無出息的知識分子所提倡的變相鬼神迷信，與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勢利，依賴，狡猾，自私諸傾向，完全洗刷干凈……我們得一切從新起始：從新想，從新做，從新愛和恨，從新信仰和惑疑。」（9）這是沈從文作為在時代的洪流中作為一個作家嚴肅而庄嚴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認同，以及根本性的擔當。在筆者心中，就覺得沈從文與魯迅在文學的深處、思想的深處是特別相通的。可是當沈讀懂魯迅的時候，先生早已去世多年，因此沈的「孤帆獨征」不可避免。
簡而言之，不依附於任何一個黨派、不隸屬任何一個勢力集團、沒有任何顯要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或背景的沈從文，憑一己之力是無力也不可能改變整個文學生態環境的；更何況文壇中的政客、賭徒、騙子們，也不會因為他的虔誠而知恥自重改變態度；文化商人更不會因此而良心發現、一改初衷的。更具悲劇意味的是，掌握話語霸權的文壇強梁還會因此而封殺。正如唐長福所言：「『孤帆獨征』是沈從文對自己文學生涯的夫子自道，『曲高和寡』的文學理想際遇和孤獨進擊的姿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的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大部分意識形態化，或逃避而獨善其身；像沈從文這樣抱著『五四』原則不放，堅守自己文學理想的作家，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特例，也是寥若晨星的抗拒『時尚』的『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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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急求！沈從文《邊城》中體現的愛情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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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以沈從文的小說創作為例，試論京派小說的創作特點（簡答）
"京派"的基本特徵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30年代的文學格局，是鄉土與都市兩種文化背景的對峙，而這種對峙體現在文學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兩種文學團體。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別活躍在京津和上海它們介於左翼和國民黨文化之間，持有自己獨特的主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有著極大的影響。
京派和海派的對峙和沖突，是30年代中國社會的重要主題。1934年1月10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論海派》一文，無意間引發了一場"京派"和"海派"的論爭，這場論爭看似偶然，卻蘊含著20世紀中國文學的諸多基本母題：如傳統與現代、東方和西方、鄉土與都市、沿海與內陸等等，從而折射出了古老的農業中國，在向現代文明轉換過程中的豐富景觀。
一、"京派"小說
（一）京 派（定義）：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學於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城市，堅守自由主義立場的作家群體，他們追求文學（學術）的自由與獨立，既反對從屬於政治，也反對文學的商業化，是一群維護文學的理想主義者，其基本成員是大學教師和大學生，以《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志》、《水星》為主要陣地，以沈從文、廢名、朱光潛、凌叔華、蕭乾、李健吾、蘆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等一批學者型的文人，即非職業化作家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從文。
（二）京派文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京派文化是鄉土文化的典型象徵，具有雙重的文化和美學特徵：一方面對現代性既追求，又懷疑，從而導致對現代性的焦慮；另一方面，是在現代性的強大沖擊下，對本土的傳統美感日漸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種輓歌情懷。
（三）文學觀念
京派小說家們的文學觀念和主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堅持自由主義，反對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預和制約；其次，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對抗文學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歷史語境中，京派作家無疑是處在邊緣的，因為左翼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海派主張文學商品化，而他們的主張與時代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和人文理想，他們對人的尊嚴、對和諧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種永久的啟示意義。
（四）藝術特徵
京派小說家創作的共同特點是：多帶有鄉土氣息，具有來自鄉野的質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風格，並由於對本土經驗的眷戀和回歸的渴望，其文體都具有一種抒情性。如廢名的《橋》、沈從文的《邊城》、蘆焚的《果園城記》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說著稱的，有沈從文、廢名、蕭乾、蘆焚、林徽因等，他們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質以外，每個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風格，關於廢名前面我們已經講過，關於沈從文我們以後將列為專章講述，下面介紹一下其他作家。
1、蕭 乾（1910－1999）
青年時代及晚年時代的蕭乾
①、創作概況
蕭乾生於北京東直門里城牆根一帶的貧民區里，是蒙古族的後裔，父母先後早逝，淪為孤兒，自幼飽經人生炎涼，這些經歷，日後成為他全部小說創作的誘因。在創作上，受到過楊振聲、沈從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導。著有短篇集《籬下集》、《栗子》、《落日》，還有長篇小說《夢之谷》等。
②創作分析
蕭乾的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從"兒童視角"出發，展現成人的世界，抒發人間的世態炎涼、冷熱和不平等的遭遇。這類作品有《籬下》、《矮檐》等，小說中都有堅忍的媽媽形象（寡婦或者棄婦），包含著作者對自己母親的回憶。
第二類是宗教題材小說，把鋒芒直接指向了教會的偽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國當時社會條件下與殖民主義相似的歷史作用。這一類作品有《皈依》、《鵬程》、《曇》等。
第三類是愛情小說，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長篇小說《夢之谷》（1938年）。《夢之谷》是一部自傳體成長小說，依據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愛情經歷，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寫的是一個18歲的北京青年一個人流浪到嶺東，在一家中學教國語，深受語言隔閡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中，他認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盈"，她也能說一口純正的國語，但是卻有著不幸的遭際，兩個人同病相連，於是產生了愛情，在"夢之谷"中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後來卻被一個惡霸劣紳霸佔，於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戀情就以悲劇而告終。這個小說取材於蕭乾的自身經歷，具有一種震撼心靈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傾訴的美麗的輓歌。但小說出版時已經是1938年，在那種戰爭的環境中，"夢之谷"超塵脫俗的品質與時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並沒有在文壇引起太大的反響。
2、蘆 焚 （1910－1988） ① 創作概況
蘆焚也就是師陀，師陀是他1946年之後使用的筆名。30年代的蘆焚雖然沒有後來成熟，但是卻已經顯示出強勁的創作勢頭，著有短篇小說集《谷》、《里門拾記》、《落日光》、《野鳥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說集《谷》與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一起，獲得了《大公報》文藝獎金。蘆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氣質，善於描寫場景，其小說深切地表現了北方農村的衰敗。抗戰前蘆焚去了上海，後來陷入孤島而長期蟄居。
蘆焚（師陀）
② 藝術特點
蘆焚象沈從文一樣，也自稱為鄉下人、土人，但是兩個人的風格卻有著很大的區別，比之沈從文，蘆焚筆下的鄉土世界少了幾分想像，多了幾分真實，遠離了田園牧歌的擬想，代替的是中原農村的衰敗與荒涼，是活脫脫的現實世界，他不是從人性中升華出神性，而是在崩潰著的內地鄉村風習中散發出類似李賀詩篇的陰沉的鬼氣。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簡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樂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學沙龍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經留學英美，兼通中西文學，又熟悉繪畫、戲劇、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築師。林徽音的才氣、容貌、詩名，令許多文人傾倒。她秀麗聰穎、性格熱情，有著非同凡響的審美氣質，當時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會的場所。由於是名門閨秀，優越的地位和優裕的生活條件，使她有條件把文學真正作為獨立而自由的人生與藝術理想，從而是天然的"為藝術而藝術派"。
② 創作分析
林徽因小說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評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現代性的實驗性作品，寫的是一個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別特徵的作品還是描繪大家閨秀心態和體驗的小說，如《鍾綠》、《文珍》、《綉綉》等篇，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託著作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從命運不好的人們身上反轉到自身，而感悟到年華易逝，美的短暫，滲透了小說家自己的切身體驗和感悟。但是沙龍的格局最終也劃定了林徽因的小說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還有楊振聲、李健吾等人
㈣ 沈從文的作品是反現代性的嗎
我認為沈從文的作品不是反現代性，而是反對人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把美好的人性給丟了。
㈤ 沈從文對都市的那種抗拒性，是不是有某種程度上的反現代性
是的，昨天上《沈從文研究》，老師還講了呢！你看沈從文的作品中推崇的事那種原始自然的生命力和生活形式，比如說柏子、虎雛！反觀其都市題材的小說、散文，對現代文明造成的人性原始生命力的喪失，對都市人的閹寺性、庸常性等則大加嘲弄、諷刺，表現了一種排斥的態度，如《八駿圖》、《都市一婦人》等作品。
㈥ 論述沈從文都市小說的文化內涵
[摘 要] 沈從文小說在人類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滲透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人類應當具有的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種文化信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關鍵詞] 沈從文小說 傳統道德文化 現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臘小廟 「第三種」文化體系
[目 錄]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當代文學巨匠沈從文是個每個細胞都浸滿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從文學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牧歌似的湘西世界；從社會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勾畫了一種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在沈從文的小說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從文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進行了對比性的描繪，以此闡釋湘西文化的真諦，揭示湘西文化滋養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態和自然張揚的人性。沈從文在試圖構建一種自然和諧、自主自為、自然形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對以儒教為主的正統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也反對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所謂現代都市文明。他極力將三種文化的景觀和人生實質淋漓盡致地展示給世人，並將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這種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個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訴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強、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僅正在頹敗的中國甚至所謂的西方文明都應該重建、普及這樣的文化，只有建立這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整個中國乃至世界才會充滿生生不息的生機與活力，人類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和凋萎，整個社會和世界才能達到人性發展的極至。
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對三種文化進行了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揚和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並用之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創立著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屬於整個世界。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從文與魯迅、老舍對中國的舊文化、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魯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破而不立」，沒有確定舊的文化破了之後中國文化的指向。而沈從文卻上是在「破」的同時更側重於「立」。他要創立一種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創立一種以湘西文化為核心的自主、自為、自然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充滿人性的人生哲學。沈從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的「一種愛與美的新的宗教。②」這里他所說的「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的、益於人性全面發展的文化價值體系和文化信仰。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中國文化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態的鄉土文化，這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從文及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就是這種文化的活態。而北京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雖然它正處於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化中，但這種傳統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卻又頑強地生存著。而上海則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國本土上一個鮮亮的象徵,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文化侵蝕力，是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倒了之後,精神空虛靈魂疲頓時乘虛而入並瘋長的一種文化怪胎。
這三個不同的空間，實質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沈從文雖然輾轉於北京和上海，但作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從文並沒有在深層次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卻給了沈從文一個用湘西文化來審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們影響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態的歷史性機會。他與這兩種文化和這兩種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這種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獨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對這三種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和現代都市文明的畸變，同時，也對他家鄉的充滿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續產生了危機感。於是，沈從文把他的文化創立指向了湘西文化，並將湘西文化淳樸本真的一面提純升華，試圖創立一種能夠取代中國沒落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信仰。
於是，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創作了大量的小說來批判中國頹敗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闡發和張揚以湘西文化為底根的新的文化價值觀。
沈從文對文化的評判，常常從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態等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如小說《十四夜間》，刻畫了一個在傳統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吳子高，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找妓女的可笑過程。他自己不能去找，這有失「大雅」，就轉托客房的伙計。在等待的過程中，沈從文對吳子高的心態進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吳子高在設想妓女到時如何如何對話，如何如何行動，簡直像「備課」，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時，卻又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怯懦、猶豫和無能的生命形態，是一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生命典型。與大膽放肆、充滿雄強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鍛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沈從文正是從性的角度來諷刺貶評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力的摧殘和戕害，反過來，更加深了他對洋溢著雄強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說《看虹錄》中，這種以性來評判文化的視角更明顯。沈從文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和潛台詞的暗示，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束縛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說中的女主人應當是「美與愛」的文化象徵，是充滿生命活力與自然美的文化載體；而小說中的客人卻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象徵，是這種文化畸變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這個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發著生命和人性的熱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應該燃燒。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籠養的「客人」的怯懦、猶豫不決，因為他生命的熱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國傳統文化湮滅了，生命本能的熱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潤下熄滅了。好在這個客人還能夠面對空盪盪的房子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對自己身上的文化進行詛咒：「我等待那個夜所能帶來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這種淡淡香氣給我的一份離奇教育」。這離奇的「教育」是什麼呢？於是，沈從文借客人的心和口，點出了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這書就是充滿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狀態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從文所要創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孕育出樸素至美的人性與和諧美滿的人類文化。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懦弱和虛偽，他大膽地提出「丟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從文在《鳳子》中說：「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但這種「哲學」和「人類觀念轉移」並不是轉到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明，因為沈從文對現代都市文明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否定。沈從文創作的《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苦墨醫生》、《來客》《煙斗》、《有學問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殺》等小說作品，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會的畫卷。作者在《紳士的太太》中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以照出他們丑惡的嘴臉與靈魂。」《紳士的太太》以一位紳士的太太作為切入點，她與丈夫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她與大少爺暗中調情，為大少爺與三姨娘偷情搭橋牽線，牟取錢財。紳士則偷偷與情人幽會。他們表面上尊貴體面，道貌岸然，實際上卑劣猥褻，男盜女娼，生活里充滿了自私與虛偽，欺人與自欺，淫盪與亂倫。沈從文無情展覽著所謂現代文明中人們生活的空虛、精神的凋萎、靈魂的銹蝕，刻畫了浸泡在現代都市文明裡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泯滅。《八駿圖》里的八位教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然而他們卻恪守道德，奢談文明，用假正經、假文明來拘束、壓製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形成了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這是一種被扭曲的人性，是違反正常人性的、病態的、畸形的文化現象，沈從文藉此批判的深刻之處在於：現代文明自居悖論、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實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實不道德。這種文化讓人性變態，讓行為反常，讓整個社會在虛偽、意淫和無聊的夢幻中討生活，將人性和心靈變成金錢和情慾的支配物。
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從文對自己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北京給自己造成的人生傷害同樣進行了痛苦的陳述：「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著在道德下所變成虛偽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像那熱情、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再也不配說是出自你們一族了。」
沈從文筆下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的無聊與空虛，這種文化的兩大支柱就是金錢和情慾，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爛的，生命的價值和人性都是物質化、利益化的東西。現代文明寫在人臉上的是憔悴受傷，而內在的生命卻是枯竭和焦黑，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已喪失殆盡。一個物質與情慾的世界，根本看不見生命的影子——這就是現代都市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從文的湘西童話中，《邊城》就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廟」里，古風猶存，淳樸也充溢在人們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無遺。《邊城》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是對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點。
通過《邊城》這部小說，沈從文用理想化的筆墨描繪了的以苗族文化為內核的湘西文化。沈從文意欲構建的「希臘小廟」，其實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邊城》就是這一文化價值體現的標志「建築」。《邊城》發表於1934年，它把自然和諧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極致。邊地的美麗景色、淳樸的傳統風習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渾然一體，充滿了牧歌情調。青山綠水、古樸寧靜的茶峒城裡，撐渡船的老人和孫女翠翠相依為命，當地團總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由此演繹了一段美麗而哀婉的人性之歌。《邊城》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極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實就是沈從文的文化價值寄託。沈從文在《邊城》用這種新的文化信仰為人們描繪著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里自然、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和美好人生，賦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徵意義，她們是這種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徵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化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兒，「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她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靈與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為、自然生命形態的活的標本，是一種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從文所要創立和張揚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從文就是要借她們——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來反對人為的、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還是所謂的現代都市文化。
在《邊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著至真至純、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無羈的生命本真，都融匯在《邊城》那種寧靜和諧、充滿無忌野性的自然環境中，洋溢著圓滿健全生命力的氛圍。沈從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種平凡、簡朴、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取代畸形的現代都市文明和病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種存在於自然形態中的生命形態和樸素人生來喚醒麻木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沉醉在現代都市文明裡的生命，激起他們對這種新文化的信仰，重構新的自然和諧、雄健鮮活、化外境界的文化價值觀，與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樣，過一種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現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愛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現代都市文明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沈從文有這種文化自信，在寫於1932年和1937年的《鳳子》中，這種文化自信表達的清清楚楚：這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在現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級知識者（小說中被稱為「老師」）來到湘西，在和總爺（湘西文化的闡發者）的爭辯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種樸素的生活、健康的靈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環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這種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驚呆了，並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總爺對湘西文化的表達和對都市文明的貶斥。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創作，沈從文充分闡釋了他的新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並表達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這種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礎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價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化無可比擬的超現代性。沈從文認為，中國人甚至全人類都應當將這種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樣。只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美好和諧、充滿人性化的理想社會，才能永葆人類雄強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當大多數新文學家以新的、西方的、現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的、鄉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看似做出了幾乎反方向的文化選擇。但是假如你們認為沈從文非都市而崇鄉村，抑現代而揚傳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是部分文學研究者沒有參透沈從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沈從文並沒有堅守中國傳統文化，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當時中國文化現實的基礎上，立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點上，孤獨地、痛苦地進行著文化的評判和文化選擇，試圖為中華民族找到強壯民族精神、雄強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尋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出路。
沈從文小說的根本價值，就在於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文明）價值體系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為內核，為人類提出了第三種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並在他的作品中闡發了這種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這種文化造就的美好社會，並且沈從文強烈地渴望中國和世界能夠丟掉泯滅人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畸形變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確立這種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讓整個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處於和諧美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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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 現代性 對抗 共謀
論文摘要：沈從文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對話，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在其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中以沈從文小說《新與舊》為例，認為應當從中國現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審視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於消解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這篇重要的文章為日後的學術研究留下了理論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無疑指向了沈從文創作與文學現代性兩者之間的糾葛上來。近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著喋喋不休的爭辯卻又總是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沈從文的現代性本身不證自明，另有人則專門寫文章從文本內在邏輯論證湘西系列的現代性因素，當然，也有堅持認定沈從文向來是以「反現代性」姿態出現的。各種觀點的碰撞看似有著某種理論自足性，但這種自圓其說往往顯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種理論自娛。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歷來的研究無疑忽視了兩個重要的向度：其一，現代性本身的全部復雜性；其二，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兩點可能使我們的研究漸次走向深人，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澄清問題本身。
一、復雜與歧義：現代性的諸多面向
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在於它的普遍主義，就主體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於它的反思性；就其客體外在化的歷史存在方式而言，在於它的斷裂性。「斷裂」一詞在這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與文學性相觸碰的瞬間，可能產生的巨大張力。一方面，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想形式，直接表達現代性的意義，它表達現代性急迫的歷史願望。它為那些歷史變革開道吶喊，當然也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另一方面，文學藝術又是一種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斷的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進行質疑和反思，它始終眷戀歷史的連續性，在反抗歷史斷裂的同時，也遮蔽和撫平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性的這些品格使其內部充滿了糾葛，經常出現的悖論使現代性處於不斷的調整和重構之中。因為這些不同氣質的存在，現代性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客體，在其內部總存在著有趣的對話，顯現出繁雜性與歧義性。沈從文的創作無疑參與了這場對話，並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鮮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納人到現代性的多維語境中來。人們經常將沈從文的作品與廢名(馮文炳)等人的創作進行比較。其實，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與現代性關繫上，那後者顯然較前者決絕和純粹的多。廢名的視點是人的神性，帶著濃重的宗教意味，因此與現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曖昧關系，無論是物質的現代化或是精神的現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沈從文的視點則是人性，雖然人性也常常藉助宗教性得以表現，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來極純粹的湘西小說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一個與之相對的異質世界，滲進一點桃源外的嘈雜之聲，更毋寧說他筆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說。這種有意識的反思特徵，使沈從文的創作與中國社會／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即在外部物質世界現代化所呈現的斷裂中，「眷戀著歷史的連續性」，甚至是有意通過對歷史的回溯達成對這一「連續性」的有效梳理。對「桃源世界」或過往歷史的話語撫摸乃是對正在進行時的「現代化」的呼應。
這顯然是一個有趣的命題：為何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在現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這樣一種策略，即更多的藉助湘西的邊緣文化視點來縫合現代性的「斷裂」。這與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相關，也就是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樣的觀點：「我經常說，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並存的奇異的國家。」E23這個奇異模型的建構其實並非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樣的情況就因為各種復雜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國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下，我們有必要把現代性拆解為兩個不同的范疇，即物質現代性與精神現代性。這種看似武斷的拆分在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上無疑具備某種有效性，因為從一開始，這兩者在中國就不是同步並行的，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物質現代性的發生在中國顯然是被動的，在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市場秩序漸次形成之後，閉關鎖國終於無法抵制堅船利炮的侵襲，而這一切背後直指經濟利益。世界格局的現時要求使中國不情願卻必須捲入這場物質現代化的風暴中，但因為其自身社會經濟結構的滯後，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屬品，甚至是犧牲者。精神現代性的發生則比之稍晚，並且具有非常獨特的品性：「中國的現代性起源於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國人對社會現代化渴望，大於現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尋，更缺乏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批判。因此，『現代性』概念在中國既代表著『理想』，又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並置逐漸成為一種十分明顯的文化生態，現代性的反思遂藉助兩者的對峙展開。另一方面，這種對峙又十分顯著的與地域文化直接相關。不僅主流文化形態(即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文化)之間以地域特徵為旗幟展開對話(在文學上表現為「京派」與「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態也積極參與到對話中來，或是為激進的社會革命提供現實的依據——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農村社會的作品；或為民族革命提供悲壯的依據——比如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等等。沈從文同樣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但顯出獨特性：在表面上，他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藉助對湘西這一邊緣文化內景的描述與之對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又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二、封閉的環形：《蕭蕭》中的現代性自反特徵
我們以具體的文本來坐實上述關於沈從文對現代性的抗爭與共謀這一命題。在實際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忽視對文學的耐心解讀，單純羅列出一些作品附會某個預設命題的現象比比皆是。實際上，與現代性抗爭或共謀的行為只可能也必須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文本外化出來，好的作家總是通過文本修辭的巧妙安排來表現他對問題的思考。這里選取《蕭蕭》和《邊城》兩篇小說，試圖通過對其文本內部呈現出的復雜圖景進行解讀，從而有效關照沈從文作品中的現代性。
對於《蕭蕭》的來說，沈從文設置了一個圓形的結構。小時起始，嗩吶的聲響和平穩的花轎支撐起整個畫面，讓人覺得新鮮。在小說的結尾，又是嗩吶聲到門前，「屋前榆蠟樹籬笆間看熱鬧」的人們最終也盼到那平穩的花轎。文本敘述在此時封閉了自我，表現出一種寂寞感。小說家同時為這一自足的敘述空間設置了井然有序的線性時間維度，故此雖然不免在時間推進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波折，比如朦朧的女學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現、嬰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時問流脈扶平，彷彿晴朗夏El水面上掠過的一絲微風，留下些須波紋，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這個消弭的過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現之於蕭蕭，有如儺送的出現之於翠翠。小說家顯然沒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為對於蕭蕭來說，花狗大的出現顯然是預示著她即將面臨著一個新的人生儀式，就像不久前她剛剛出嫁一樣。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儀式帶有某種程度的自然性。
沈從文細致的給我們展現了這個儀式全部微妙過程，而儀式本身其實正是關於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儀式的原始色彩因為其間的山歌而顯得更加鮮明：「天上起雲雲重雲，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哪個?」花狗大和蕭蕭的吸引是雙向的，「健康、優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種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當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懷孕的事再也瞞不住的時候，生存境遇與順序時間的微妙關系便產生了：
「這件事情既經說明白，照鄉下人規矩，倒又像不甚麼要緊，只等待處分，大家反而釋然了。……蕭蕭次年二月間，十月滿足，坐草生了一個兒子，團頭大眼，聲響洪壯。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規矩吃蒸雞同江米補血，燒紙謝神。一家人都喜歡那兒子。生下的既是兒子，蕭蕭不嫁別處了。」這是一個關於人的存在與時間關系的寓言，本身其內部包含著現代性的重要維度，關於人自身的思考。我們上面說過，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因為處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應有的成分，比如關於人自身的合理叩問。沈從文恰恰從現代性相對穩定的一維入手，關注變中的不變——即人性本體，固而顯得與自然的文化生態格格不入。
從文本對女學生的描寫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另外側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現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徵。沈從文是通過精心編排的修辭技巧來展示這種反思的。女學生在文本中顯然是一個內涵甚廣的能指，它背後連接著一個與蕭蕭們的生存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義上的現代形態的世界。女學生是溝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關鍵元素。這一元素始終伴隨著蕭蕭的成長過程，成為她心中的一個情結。最初的時候，蕭蕭對於女學生的態度是暖昧的，「聽過這話的蕭蕭，心中卻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以為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說的女學生一個樣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學生並不可怕，因此一來，卻已為這鄉下姑娘初次體念到了。」在懷了花狗的孩子以後，蕭蕭曾把女學生作為自己的某種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來要到城裡去尋自由了。「有一天，又聽人說好些女學生過路，聽過這話的蕭蕭，睜了眼做過一陣夢，愣愣的對日頭出處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結尾處，蕭蕭抱著和當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嬰兒毛毛，唱歌一般哄著他：「哪，毛毛，看，花轎來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討個女學生媳婦!」在這個圓形的、封閉的敘事結尾處，沈從文同時也封閉了關於女學生的故事。蕭蕭在敘事時間為十年的長度中，對女學生的看法最終又回歸到了原初的理解。這種略帶諷刺意味的修辭技巧中實際上以安插進小說家對於現代性的某種反思：在一個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國家，現代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三、突破輪回：「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
與《蕭蕭》中單純的封閉式結構不同，《邊城》雖然仍舊盡力描繪一個遙遠的世界，卻在環形的故事中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靜生活中出現了「他者」——一種無名的、但卻人人可感的異質性因素。一個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將《邊城》中的關鍵意象做簡單的梳理，順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園牧歌生活在《邊城》中開始的自我顛覆。
應該說，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隻「方頭渡船」，如果說翠翠、爺爺、黃狗還有桃源般的景緻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畫，那麼渡船則是讀者進出這幅奇異畫卷的中介，它那麼自然的聯系著此岸與彼岸，讓時間的呈現方式不再和《蕭蕭》中一樣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樣，以全部的靜態雕刻著意讓這幅山水畫完滿，時間在「方頭渡船」上來回搖擺，輪回不斷，過渡的有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轎，翠翠總是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在平靜如水的世界裡，甚至黃狗都是沒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兩個意象的出現突然將回環的時間流脈切斷，顯然，它們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單純的民俗學意義，在小說中，一直隱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在這些線性時間的結點上獲得了自我呼喚：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現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體場景，小說從永恆的民俗學時間進人到歷史時間中去。在故事的結尾出，作家將這樣的時間向度坐視，爺爺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別是二老出走後能否歸來的不確定性，都將敘事的時間對准了未來。
從另一個維度看，如果說《蕭蕭》中表現出的現代性的自反特徵是通過對循環時間內部的蒙昧的批判達成，那麼在《邊城》中則著力表現「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我們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為邊城世界打開了一道缺口，外界的異質性因素帶著某種強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園牧歌式的秩序被質疑，「邊城牧歌」由此開始了自我顛覆的道路。如果說，《邊城》在表象上向我們展示的仍就是一個與其他湘西系列並無不同的田園世界的話，那麼其文本背後則實際上關涉著田園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正是所謂的「現代性」的他者的滲透造成了這種「自我顛覆」。海外漢學家王德威先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敘事既是對牧歌環境本身的表達，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這正是說明《邊城》是在突破了《蕭蕭》的敘事輪回之後達成「自我顛覆」狀態的。
四、結語
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文本分析，就會發現幾乎沈從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歸納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現代性反思這兩個范疇里來。像《貴生》、《會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關於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類小說則更多寄寓著對現代性的某種反思，至於《邊城》則兩者兼而有之。我以為，沈從文筆下的現代性世界從來不是單一的，中國當時文化生態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單一的線性思維模式為依據的激進型現代性，而沈從文對此卻表現得不屑一顧。在他的文本中，我們讀到的是對現代性全部復雜內涵的解讀：包括現代性的自反特質(即反思性)和對人性本體的認真態度。事實上，沈從文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固執可能造成當時人們的誤解，但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正像他在《阿麗斯游記》中說的那樣：「我關心的是一株杏花還是幾個人?是幾個在生命中發生影響的人，還是另外更多未來的生存方式?」他選擇了後者，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這樣的選擇卻正是一個真正優秀的文學家應該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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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你怎樣評價沈從文的文學理想結合作品分析
沈從文執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歷史態度，苦心經營他的現代神話——湘西世界。對於身處都市的沈從文，湘西既是一個溫馨而遙遠的記憶，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載體。與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從文憶念中的湘西無疑在現實和情感的雙重映照中折射出超然的和諧、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質。然而，對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並沒有使沈從文沉醉於象牙塔里大唱贊歌，他清醒地覺察到湘西珍貴的鄉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沖擊下正在漸漸蛻變。無情的現實使他不能安於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虛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過對現實的批判，為湘西文化和中國文化尋找一條出路。所以，他在對湘西風土人情、價值觀念和那種雄強、勁健、樂觀的人生形式贊美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對湘西的野蠻、落後、無動、麻木的反省和批判。不僅如此，沈從文的卓然獨步還表現在他對自己文化人格的認知，以「鄉下人」的身份標示他的美學趣味和文化立場。沈從文是在進入城市後，接受「五四」啟蒙思想，廣泛地了解和接觸中西方文化，並在鄉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兩相對照中，深切體悟到宗法制自然經濟解體和現代文明進逼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後才確立起自己的文化價值判斷和批判立場的。在對湘西生命形式的謳歌和對城市生命形態的撻伐中表達他對生命和人性的哲學思考，追尋「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用畢生精力呼喚健全、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命哲學」－－－－－一種和「生活」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抽象而理想的審美追求。這種審美選擇和文學觀念從某種意義上彌補了百年中國文學發展中比較欠缺的人性審視及道德完善，使沈從文的文學表達具有了普泛的人類意義。正是在對「都市文化」、「鄉土文化」的雙重批判中，即在對前現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現代性的工業文明的雙重批判中，沈從文踐約著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相互參照和互為映襯使得沈從文的文學視野不僅闊深且具有著深長的文化意蘊，使他成為現代中國作家中從文化領域表達自己的文學理想、文化立場的為數不多的作家之一。
沈從文希望以小說代替經典，他相信文學有力量幫助這個民族向善向美，重建文化秩序和道德理想，進而探索「中國應當如何重新另造」。動盪的時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現實使他努力尋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徑，對現代人性墮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認識，對民族和人類命運的深深憂患成為他文學創作的強大動力。這使他執著於通過文學創造張揚理想的生命形式，實現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顯然，他的文學思考聯系著民族改造這樣艱苦又沉重的課題。實際上，沈從文走的是經由文化和美學層面入手改造民眾和民族的途徑，它與20世紀30年代主流文學倡導的社會革命和階級解放的方式有根本不同，但又與「五四」啟蒙思潮對「人」的發現，「人性的解放」，改造「國民靈魂」、民族靈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題一脈相承。民族靈魂的深掘和重鑄無疑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命題和歷史使命，從這一意義上講，沈從文的文學追求具有著深沉的現代性品格。盡管這種經由文化重構實現民族重造的方式在異常激烈的現代中國革命時代具有理想化色彩，作為一種文化上的設計，它很難在短期內轉化成直接有效的實際變革力量，但沈從文的這種局限性又從另一面體現了他的獨特性，他文學理想中並存著的現代性與局限性造成作品意蘊的復雜性，構成了獨異的「沈從文現象」的豐富內蘊。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升溫的「沈從文熱」固然與寬松開放的文學語境和人們的多元化審美趣味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從文自身文學的復雜魅力以及研究者運用多種批評方法凸顯了作家創作的文化底蘊和文學價值，沈從文由此真正從邊城走向世界。
沈從文是現代中國文壇上難得的「文體作家」，他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一種特殊的小說體式：可叫做文化小說、詩化小說或抒情小說。這是指小說的顯著文化歷史指向、濃厚的文化意蘊以及具有獨特人情風俗的鄉土內容。這種小說，不重視情節和人物，強調敘事主體的感覺、情緒、意識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沈從文簡捷地將其歸納為「情緒的體操」、「情緒的散步」。他的小說除了注意人生體驗的感情投射，還有抒情主人公的確立、純情人物的設置、自然景物描繪與人事的調和等等。「造境」是他小說追求的極高目標，《邊城》用水一般流動的抒情筆致，通過描摹、暗示、象徵甚至穿插議論，來開拓敘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說文化內涵的縱深度，營造現實與夢幻水乳交融的意境。這種講求詩的意境的小說特別具有民族的韻味。沈從文追求文學語言的真性情、去偽飾、具個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筆任意識的流動縱情寫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詩、散文融入寫實的鄉土小說，質朴自然蘊藉；描寫都市的諷喻小說從容、幽默；以苗族傳說和佛經故事鋪敘的浪漫傳奇小說又華麗、誇張。
沈從文在文學與政治的關繫上，一直堅持著文學的獨立和自足的審美功能，反對把文學淪為政治斗爭的附庸和工具，在這一點上他既有真知灼見之處，又流露了自己文藝觀的局限性。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沈從文特別重視文學的自身獨立，任何把文學納入政治和商業軌道的作法，都為他所鄙夷。他要求作家應該擁有獨立人格和思想：「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須滲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
由於沈從文本能地對政治感到厭惡，他在30年代對各種追求文學功利目的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排拒，幻想在社會風雲激盪的時局中維系文學的純正和嚴肅：「我贊同文藝的自由發展，正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它要從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種『一尊獨占』的趨勢里解放出來，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長、繁榮，拘束越少，可試驗的路越多。」
沈從文不僅反對文學的政治化傾向，對文學的商業化同樣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在《論海派》一文中，他尖銳地嘲諷了所謂「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的海派文學。沈從文認為1927年後「全國文學運動，便不免失去了它應有的自由獨立性，這方面不受『商業支配』那方面必成為『政治附庸』。」
沈從文繼承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正直和坦誠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贊成新文學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張把文學淪為金錢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終保持文學家的節操和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沈從文敏銳地覺察到，身處商業活動頻頻的大都市，如果作家喪失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很有可能陷入低級趣味，創作出的「白相文學」對藝術只能是一種墮落.
沈從文在文學批評中高度重視文學的審美特徵，渴望建立一種純正的美學理想和原則，刺激藝術家去作「心靈的探險」，這是他文學批評理論中最精彩、最有價值的部分。沈從文在他的文學批評活動中，提出了幾個重要的美學原則，這實際上也是他衡量作品成就高下的一種尺度，具體而言，就是他對「和諧」、「勻稱」、「恰當」、「技巧」等概念的闡發和運用上。
沈從文是一位有見地、有信仰的批評家，他主張藝術精神獨立，倡導作家的人格塑造，實踐寬容、審美的批評原則，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批評繁榮盡了自己的一份努力。由於中國復雜思想背景的限制，這些藝術理想沒能在中國現代歷史文化的邏輯進程中發揮更大的影響，扮演了悲劇的角色，長期受到冷落。但隨著當代接受者文化心態的不斷調整，沈從文的這份價值將變得更加彌足珍貴。
㈨ 以邊城為例,談談沈從文湘西題材的小說是怎樣表現人性美的
目 錄引 言 ........................................................... 2一、 美好的湘西世界 ............................................ 3 （一）如詩如畫的湘西風景 ...................................... 3 （二）和諧淳樸的民風民俗 ...................................... 4二、美輪美奐的人性群雕 ........................................... 4 （一）優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 5 （二）純美高尚的品格 .......................................... 6 （三）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 ...................................... 7三、為人類的遠景凝眸 ............................................. 7 （一）呼喚人性回歸 ............................................ 8 （二）重建民族精神 ............................................ 8結論 ............................................................. 9 主要參考文獻 .................................................. 1 摘 要 人性是沈從文建立理想「希臘小廟」的基石 也是其湘西小說的創作出發點。在沈從文的湘西小說中，作者以人性為切入點觀察社會、領悟人生，傾盡心力為人類遠景凝眸眺望。沈從文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學巨匠，自小生長在湘西邊陲的他，對那裡的風土人情早已熟稔於心。在那遙遠古樸、寧靜祥和的湘西小城，他發現了人性的庄嚴和美麗、崇高和偉大。所以，在《邊城》中，他通過人物形象描寫、社會環境描寫以及自然環境描寫構築了一個理想化的湘西世界。他把自己的人性神廟奠基在那塊優美和野蠻交織、自然和生命交融的土地上 用傳神的妙筆雕刻出少女、青年、水手等各色人物的人性塑像 供奉在他理想中的「希臘小廟」里。在環境描寫方面，作者將自然與人性、風情與風俗完美結合，體現出湘西世界處處洋溢的美好，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對小說所要體現的人性美有了認同感。作品中的人性美不僅在當時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同時對於物慾橫流的今天依然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 它所提供的理想人性範式是作者對人類未來永恆的憧憬。 關鍵詞：沈從文 湘西小說 人性美 《邊城》 -1-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 引 言 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中明確指出；「我只想造希臘小廟 這神廟 ，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始終堅守著「湘西」這塊古老而又美好的土地，堅持用一支溫情的筆贊美優美健康的人生形式。 從 1942 年郁達夫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開始，沈從文研究已走過 80 多個年頭。建國之前，沈從文的創作無疑是充滿爭議的。抗戰爆發後，與文壇盛行的戰爭焦慮不同，沈從文則遠離商場、黨派的喧囂，追求一種脫離黨派政治之上的「純正」文學趣味，一度被郭沫若等左翼理論家斥為「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活動」的「桃紅色」作家。自 80 年代以來，在學界颳起的這股持續的「沈從文熱」中，相關的論文和專著大量涌現，並體現出系統性的特點。大致在如下幾個方面已經有了較完備的論述：一是對沈從文本身極富傳奇色彩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歷、獨特的文學思想與政治觀念的研究，如凌宇的《沈從文傳》、美國學者金介甫的《沈從文傳》、吳立昌的《沈從文—建築人性的神廟》等一系列專著和單篇論文；二是對沈從文的作品研究，其作品中人性、現代性等獨特價值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挖掘，主要的論著有凌宇的《從邊城走向世界》、吳東勝的《生命即美—試論沈從文的生命學說》等；三是在沈從文個體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時，人們也注意到沈從文與世界文學及中國其他作家的聯系，如楊瑞仁的《沈從文福克納哈代比較論》。盡管這些研究所選取的視角不同，但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證明：沈從文努力探 、求「人」的本質，他所建構的文學大廈向讀者展示了他對「人性」「生命」 -2-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的理解。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不僅人與人都充溢著一種溫暖天地的醇香的人性之美，在湘西的每一個角落裡都流淌著自然、淳樸、強健的生命之流。《邊城》是沈從文描寫湘西世界的第一傑作。作品極力歌頌了愛情的純潔和人性的美麗。這部牧歌式的悲劇小說給三十年代充斥著戰亂恐慌和紙醉金迷的商業文化的中國文壇，吹來了一股雍容恬靜之風。本文試以《邊城》為例，從環境描寫、人物描寫及作者的人性理想方面探究。 一、美好的湘西世界 在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裡，作者不僅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秀美醉人的山水畫，更為我們展示了與美麗的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命活力，使自然美與人性美達到高度統一。在《邊城》中，不論是自然景物，還是社會場景，都凸顯出了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彩，展示了湘西世界的和諧生命形式。 （一）如詩如畫的湘西風景 小說中的環境描寫，不僅意在為我們展示湘西邊陲古城自有的寧靜清新，更重要的是在於烘託人物的內心，景是人物的外化，是人物的一部分，試想，在如此清透明凈的環境中生活的人，怎會不是至情至善的人呢？ 《邊城》開筆便將讀者引領到邊城的一片怡人景緻中。邊城依山傍水， 「有一條小遠離都市喧囂和俗世紛爭，和諧安詳，如陶淵明筆下的世外之境。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大河。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小溪寬約廿丈，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靜靜的河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作者筆下的小城青山翠竹環繞，秀麗風光如在眼前。山城水鄉的氣息撲面而來，使讀者融入湘西自然和諧而又優美的環境當中，同時又不自覺地感受著小城表裡如一的美。 綺麗風姿也始終挾裹著小說人物豐富的內心情感。第一節中的一段敘述： -3-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 。一個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小女孩的名字被祖父「拾取」而來，自然而詩意。作者巧妙地讓有關人的事物和自然發生聯系，生出許多似是隨手拈取的浪漫，明媚而清新。又如文中天保與儺送在高崖上為翠翠唱歌的那個夏日月夜，在作者筆下，繁密的蒿草、如銀的月色、肥大的虎耳，草甚至岩壁、落日、雲影、暮色都似一幅充滿地方色彩的圖畫，美不勝收。這些畫面又都隨著人物的內心情感波動而自然展開。「翠翠坐在溪邊為暮色所籠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隻渡船上一群過渡的人……就忽然想哭起來。「月光極其柔和，溪上浮著一層薄薄的白霧……沉默了許久。」寫出了黃昏時淡淡的凄涼，暮色中孤寂、感傷及月色里的懷想與期待，又或是以蟲的清音復奏、柔和的月光， 《烘托翠翠對儺送情歌的熱切期待，以及情竇初開的少女對愛情朦朧嚮往。邊城》通過對自然風物的描寫，又以人物情感的滲入，從而不著痕跡地體現出小說中人性的詩意美。 （二）和諧淳樸的民風民俗 小說體現純潔的人性之美的另一要素是邊城那質朴的民風民俗，沈從文幾乎是帶著最誠摯的愛來描寫湘西風俗，他筆下的故鄉風俗具有優美、古樸的特徵從這些特殊的風俗中挖掘出人們美好的情感和人性更能展示出邊城美好的「人生形式」，更能寄託那一腔美麗的鄉愁。 《邊城》中的端午節勾勒出的是一幅熱情洋溢的風俗圖。作品中描寫的那如雷的鼓聲、震耳欲聾的吶喊聲、全茶峒人同慶的歡騰盛況 人與自然、社會的環境完美融合在一起，向世人傳達著湘西這一古老民族的自然與雄強的生命力。我們可以感受到湘西人民洋溢著樂觀情緒的人生狀態和堅定、自信、拼搏的民族活力。在對故鄉端午節民俗的描寫中作者立足於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塑的深刻思考，肯定它張揚催人進取奮進的特點藉此傳達作者為民族新生搖旗吶喊的的希望。 茶峒人的求親方式也獨具特色。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過媒人上門求親的方式—所謂的走車路；也有男子站在溪邊、山崖上、竹林旁唱歌給女子聽，獨唱或倆人對唱，在結唱中了解和認識對方，直到結親—所謂的走馬路。 -4-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而走馬路的形式正體現了湘西邊民在婚姻問題上一貫的民主、自由、平等。沒有封建禮教和階級差別的束縛而是凸顯了人性純潔朴實的一面。於是在「身邊草叢中蟲聲繁密如落雨」的夏日夜晚，外公給翠翠講母親通過唱歌而與一個軍人相愛的故事。這故事美好而模糊不完滿的結局讓翠翠對愛情充滿懵懂與期待。不知是不是命運的特意安排，翠翠也面臨用唱歌的方式來選擇自己的意中人的境遇。當聽到對岸山崖上傳來的優美歌聲時盡管少女的心思還未完全了解這歌聲的主人是在傳達對自己的愛慕，但在她的夢中，情竇卻為這種美妙歌聲初開了。對歌是湘西人民表達感情的一種特有的方式，沈從文對家鄉的對歌習俗有著深刻的了解，對苗族對歌的習俗描寫既浪漫又奇幻，更將湘西人民那種美好而又自由的原始生命力展現出來。 通過對節日活動、地方習俗的著力描寫，我們看到了現實、平凡、鮮活的民眾生活情景。沈從文從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審美意象來表現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充滿民族風情的節日，奇幻的異鄉習俗，真實典型地反映了湘西人的生命形態和人生方式更加體現了湘西人誠摯純真的人性之美，贊揚了苗族人心地單純、樸素善良、樂觀向上的精神生活狀態。作為一個清醒而睿智的作家，沈從文將理想中的人生形式融入原始的文化環境中，用他深沉而厚重的話語為讀者構築了一幅濃郁的鄉土風情畫。 二、美輪美奐的人性群雕 作者筆下的湘西世界中，鄉民大都以善良友愛、忠實淳樸的方式出現或存在著，湘西世界創造出的每個人都能保持著靈魂的純潔，人事瑣聞都呈現出民族固有的自然朴實，完全是一個未經金錢實利污染，有著自然、朴實、優美的生活狀態的理想之鄉。 （一）優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邊城風光旖旎，山清水秀，在這樣美的環境中孕育出來的人自然更美最 《邊城》中的年青人身體強壯、健明顯的體現便是體魄、容貌的自然、美麗。康 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作者為了表現這一點 用動物去形容人的體魄。 -5-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如寫天保、儺送 說他倆「結實如小公牛」 「結實如小老虎」。在描寫翠翠時，作者寫到：她「為人天真活潑 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 如山頭黃麂一樣 從不想到殘忍事情 從不發愁 從不動氣」 。 不管是容貌還是性格，沈從文把主人公比作自然世界中真實存在的動物，目的是為了突出人物的自然性情，生活簡單自足、安靜美麗、勤勞執著構成了人性美的全部。在這里，作者沒有絲毫的貶低之意 相反，對他們身上所具有的自然靈動之氣，充滿了發自內心的喜愛和贊美，是以動物朴實本真的生命之美映襯美好的人情人性，是生動透明的「美」的化身。 「翠翠在風雨里成長著，皮膚黑黑的，觸目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撫養著她，教育著她」，在作者的眼裡 翠翠這種天然、質朴之美才是美的極致 這體現出作者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 （二）純美高尚的品格 《邊城》中的人具有善良勇敢、誠實熱情、輕利重義的 在沈從文的筆下，優美品格 幾乎無人不善。 對於翠翠 作者幾乎是以一種近乎父愛的舔犢之情為讀者講述她的故事。她是一個懵懂的善良女孩 在爺爺的呵護下無憂無慮地生活 她日夜在青山綠水的熏陶下 她的為人、品格總是盪漾著溫情、愛意和善良。翠翠勤快而且很體貼人 「人在隔岸招手喊過渡 翠翠不讓祖父起身 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過溪 一切皆溜刷在行從不誤事」。邊民也以最朴實 「十六歲的姑娘多能幹 將來誰得她真有福氣」的語言 給了她最高的榮耀： 對於一個農村女孩子 這種贊美絕對是最有力的肯定。儺送遠走他鄉，爺爺溘然長世，她難過悲傷卻並沒有倒下，謝絕船總的好意，像爺爺那樣守著擺渡的崗位，等待儺送的歸來，懷著希望與自己坎坷命運做長久的抗爭，充分表現她性格堅強的一面，展現著柔中有剛的美。 如果說沈從文把人性的理想和希望寄寓在湘西青年一代人的身上 那麼對人性內涵和底蘊的挖掘 則放在了湘西中老年一代人身上。相對青年人的天真和單純，中老年人多了一份閱歷豐富人生的經驗和厚重；相對於青年人的熱情和沖動 中老年人擁有著飽經滄桑的成熟和理性。 -6-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 《邊城》中的老船夫 女兒因和一個軍人相愛而死 但他把痛苦埋在心裡 並不以此來干涉翠翠的婚姻選擇。掌手碼頭的船總順順 兩個兒子要渡船還是要碾坊 全由他們自己選擇；誰走馬路誰走車路 也都由他們自己作主。湘西人既急公好義又仗義疏財；既安分守己、忠於職守 又剛烈豪爽、濟難救危。這里雖然有貧富區分和社會地位高低的差別，但人們都互相親善扶持，這正是現代社會中最可寶貴的品德，正如批評家劉西渭說：湘西人「對於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心力全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 小說的成功主要緣於翠翠形象的通透靈活，那種自然明媚而又本色真實的人生形式，為人性之美做了准確的說明。正因為這樣才有可能呼喚一個愚昧民族心靈上的覺醒，從而使翠翠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時空的美。老船夫的淳樸善良；天保兄弟的用情示愛；碼頭管事順順、老軍人楊馬兵……無不體現出一種理想化的人性美、人情美，無不閃爍著一個古老民族鄉民身上的淳厚和善，使讀者不論在時隔多少年後讀起來，仍能感受到一種似乎已為我們所陌生的自然、優美、健康的人性。 （三）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 沈從文筆下的邊城是一個帶有原始氏族遺風的宗法制社會，但這里卻沒有尖銳的階級矛盾。撐渡船的爺爺在掌水碼頭的順順面前，也有著自己作為長輩的人格尊嚴，他們之間的人際關系無關乎階級地位。人們的經濟往來均是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關懷中進行的。邊城社會的人際關系是善和美的完美結合，是充滿和諧、融洽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 這種和諧、融洽體現在富人與窮人之間：順順是富人，爺爺是窮人，每次爺爺到順順家，都能得到長輩般的款待，看到祖孫倆生活艱難，經常給爺爺送錢、送物；體現在長輩與晚輩之間：《邊城》中的人對待朋友真誠守信，肝膽相照。楊馬兵年青時追求過翠翠的母親，雖沒有如願以償，可他沒有記恨，相反與爺爺經常往來 成了忘年交。爺爺去世後 楊馬兵搬到了爺爺的家，主動擔負起照顧翠翠的職責，與翠翠一起擺渡為生，等待儺送的歸來；體現在親人之間：天保、儺送兩兄弟重情重義，無拘無束，大膽尋愛。當因同愛一個翠翠引起矛盾和不安時，兄弟倆仍以情義為重，進行了妥善的處理。 -7-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 三、為人類的遠景凝眸 發掘人性、人情的內涵與底蘊，探尋生命的庄嚴和本真，進而重塑民族品德 重鑄民族靈魂，並向人類遠景傾心 是沈從文在創作一直堅持的原則。《邊城》中，作者以其熱情洋溢的筆觸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湘西原生態人物形象 將少男少女的情愛，親人間的親愛，鄉民之間的友愛，以及自然靈物之愛與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無痕跡地融入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之中，構築起一座美輪美奐的人性神廟 其色彩歷久彌新 永遠值得後人瞻望。 （一） 呼喚人性回歸 在物慾橫流、人性墮落的都市，貪圖名利和私慾，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冷漠虛偽、自私無情，事不關己，袖手旁觀，社會人性異化。沈從文在關注現實社會人生百態的同時，把目光投向了湘西淳樸、原始的自然人性，詩意的理想化世界孕育了純真的湘西邊民，純真的兩個年輕人萌芽出一段美好的愛情，結果卻是悲劇。這是作者的有意處理，以此引起讀者對「美」的毀滅的痛惜和思考。 沈從文在作品中努力展現湘西這一自給自足的社會是唯一尚未受到「現代文明」污染而淳厚古樸民風猶存的社會，實際上正是針對湘西滿目瘡痍的現實，目的是引導人們對邊城歷史與現狀進行獨特的思辨與批判，呼喚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會的回歸。在文章的結尾，白塔在暴風雨之夜猝然倒掉，象徵著美麗湘西的終結，而後的重修，維系著作者對重造湘西未來的 「這個人也許理想，而翠翠的等待正是對人性回歸的一種呼喚。作品的結尾： ，在憂慮中透出一線希望之光。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邊城》就是一部描繪「優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於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作品。作者對鄉村文明樂園般詩意的抒發，達到了對當時湘西封建宗法社會及現代都市文明人性醜陋的批判，同時也寄託著作者對人性的思考。 -8-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 （二）重建民族精神 沈從文以湘西自然和諧的社會為藍本構建了一個理想的「桃花源」式社會，極力歌頌湘西人身上所迸射出的人性光輝，著重描述存留在湘西邊地少數民族健康優美的人性和動人的生活場景。 湘西地處中國邊遠地方，沈從文企望用未被「現代文明」破壞的湘西邊民的道德情操來重塑中華民族的靈魂，於是他堅持自己的文學原則，用一直溫情的筆將湘西邊城加以美化，著力表現旖旎風光、古樸風俗以及典雅優美的人性。像擺渡、教子、助人、送葬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看來都顯得相當理想化，更加體現出一種如夢似幻之美，以此引起讀者的贊美和追求，達到重塑民族品格的最高理想。 ， 作者曾直言，他的寫作意圖是支持「民族復興大業的人」「給他們一種勇氣和信心」。蘇雪林在《沈從文論》中亦不再簡單地指證沈從文的作品「沒有思想」，而是贊賞沈從文的作品 「就是想藉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邁龍鍾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 20 世紀舞台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 沈從文在浪漫與悲涼中努力傳達著他的審美理想與人生寄託，他希望把民族精神引導向社會文明的高度，希望用「農村原始淳樸的人性美來改造黑暗現實，恢復民族元氣」，燃燒起這個民族更年輕一輩的情感，使我們的民族能夠在「過去」和「未來」的對照中，實現民族品德和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 結論 《邊城》對人性生 沈從文先生堅持站在時代和生命的高度建造希臘小廟，命之美給予了完整理解和完美表達，也始終維系著沈從文先生對民族命運的沉重憂慮和民族未來的殷切希望。 靜謐祥和的邊城，孕育了朴實善良、友愛和善的人們。邊城風俗教化著人們奮勇前進。在沈從文看來人性美無處不在，美在自然，更在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他筆下的男女老少無不表現出湘西人靈魂深處的自然健康、善良誠實的人性，從而顯現出愛情與友誼的純美輝映出道德的光芒，引起讀者對自 -9- 從《邊城》談沈從文湘西小說中的人性美然優美的理想生命形態的嚮往。 然而，都市人性的扭曲異化，民族傳統優良品性的遺失，使沈從文對青年一代的人生觀產生深深的憂慮，他借一個混合著美麗與悲涼的愛情故事為基點，支撐起他整個關於人類社會重塑民族品德的審美寄託，他想要從湘西邊民傳統健康而朴實的人性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傳統美德和精神品質，燃燒起這個民族更年輕一輩的情感，從而使整個人類社會得以改造。 - 10 - 參考文獻 主要參考文獻 ⑴沈從文 《沈從文全集》【M】，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年版 ⑵凌宇 《沈從文傳》【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年版 ⑶凌宇 《從邊城走向世界》【M】，嶽麓書社，2006 年版 ⑷夏志清 《中國現代小說史》【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⑸溫儒敏，錢理群，吳福輝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