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諷刺藝術的變革的看法

Ⅰ 怎樣理解《儒林外史》中的諷刺藝術

一、對比的諷刺藝術：對比是這部小說的為了突出諷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戶對范進中舉前後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的對比。中舉前稱他為「現世寶」、「癩蛤蟆」，中舉後稱他為「賢婿老爺」、「天上的文曲星」；對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舉後誇他「才學高，品貌好」；兩次的賀禮也不同，中舉前是「一副大腸和一瓶酒」，中舉後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錢」；離開范進家的動作神態也不同，中舉前離開時是「橫批了衣裳，腆著肚子去了」，中舉後離開時是「千恩萬謝，低著頭，笑咪咪地去了」。

通過對比，使他的前倨後恭、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庸俗自私的典型市儈形象躍然紙上。還有對眾鄉鄰的對比：范進中舉前對范家揭不開鍋，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不聞不問，范進中舉後趕緊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對他們嫌貧愛富的心態，進行了強烈的諷刺。對比之中寫出人性淡薄和世態炎涼，極富諷刺意味。

除了同一個人物的前後對比，作為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還塑造了一批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與體現社會腐敗的反面人物進行對比。

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紹光、遲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眾多貪污腐敗的官僚們。這一鮮明的美醜對比，大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諷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顯出反面人物的醜陋，以美烘托出醜的極致。

二、誇張的諷刺藝術

在小說中，吳敬梓對人物最富於特徵的細節加以適當的誇張，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顯目的特徵上，再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東西加以放大來產生極強的諷刺效果。

吳敬梓在真實的基礎上，透過誇張這個放大鏡，把生活的黑暗擴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層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內涵，讓諷刺顯得犀利而深刻。如人人皆知的范進中舉後因驚喜過渡而發瘋的這一幕，這種誇張的諷刺藝術可謂達到了極致。

當范進面對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大喜時，他那顆因飽經辛酸折磨而變得麻木的心靈，承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於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

作者從范進幾十年的辛酸悲苦來寫這極度興奮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現象表現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邏輯，將當時的讀書人熱衷「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驚喜若狂，乃至發瘋這種社會現實加以誇張的描寫，從而達到了尖銳的諷刺效果。

第五回中，寫嚴監生之死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臨時了還不忘燈盞里點的兩莖燈草，唯恐費了油，直到趙氏挑掉一莖才斷氣。透過這樣的細節描寫，恰到好處的誇張，把嚴監生那貪婪吝嗇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

三、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小說在諷刺過程中，把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結合起來，挖掘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在諷刺過程中起到對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它所寫的事情是公開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足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

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么行下來，習慣了，雖也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經它特別一提，就動人。」

吳敬梓以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情，不以主觀偏見去遮蓋對象的豐富內容。整篇小說雖以描寫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現象為目的，但並沒有因要顯露出描寫對象的戲劇性，而忽視人物的客觀真實性。在他筆下，諷刺對象並不是無惡不作的壞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著綜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這樣，諷刺才更真實、深刻。

而諷刺這一創作手法，它本身就有著嚴肅性。作者必須對社會、人生作出認真的觀察和思考。在這點上，吳敬梓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見識，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認識到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顛倒的社會風氣，認識到生活在這一現實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們的一些病態心理。

同時吳敬梓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肅的，既不是人身攻擊，也不是隨意嘲笑，而是把這司空見慣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提煉、概括、典型化，從人性被壓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惡本質。他是懷著一種悲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變態過程。可以說作者是站在高處來俯瞰人生，以喜劇的形式來表現悲劇的內容。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在喜劇的背後，作者把犀利的筆鋒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層面中，從而揭露這些悲劇性的社會原因，啟發讀者，尤其是讀書人對人生價值、對生活、對社會的深刻思考。笑中帶淚，是這部小說諷刺藝術的精華所在。

Ⅱ 小說中哪些手法可以完成諷刺藝術

四、作者是怎樣運用諷刺手法的？
《儒林外史》是一部社會諷刺小說，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科舉制度下形形色色士人的丑惡嘴臉和封建末世衰頹的世風。仔細探究課文的諷刺手法，對我們閱讀這部小說很有幫助。課文的諷刺手法有：
（1）誇張手法：范進因中舉喜極而瘋，在挨了一個巴掌後才清醒過來，這是故事的基本情節，是用誇張手法虛構出來的。這看來似乎離奇得很，卻如魯迅所說也是「會有的實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當時士人熱衷於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驚喜若狂，更何況范進20歲開始應試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長的等待之後，他的願望終於變成現實，又怎能不驚喜得發瘋呢!中舉，對范進來說自然是榮耀之至，但挨巴掌卻是受辱，榮而後辱，這是作者有意鞭撻他的丑惡靈魂，具有極強的諷刺意義。
（2）對比手法：文中寫胡屠戶用的是對比手法，通過他對范進中舉前後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來揭示他嗜錢如命、嫌貧愛富、庸俗自私的市儈性格。
（3）運用典型細節揭露人物的矛盾：
例如，寫范進的瘋態：……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里，掙起來，頭發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眾人拉他不住，拍著笑著，一直走到集上去了。這些細節生動地揭示了范進內心和外形的矛盾：就內心而言，他是個勝利者，他感到揚眉吐氣，因而拍著手大笑；他要向周圍的人宣布自己的宿願已經實現，所以往門外飛跑，跑到集上。但在外形上他卻是個失敗者，頭發跌散，兩手黃泥，遍身是水，如同落湯雞一樣。這就是強烈的諷刺。
又如，寫胡屠戶的貪婪相：……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才費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拿了去。」屠戶把銀子攥在手裡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里還有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裡揣……這里揭示的是胡屠戶言語和動作的矛盾：銀子已經緊緊地攥在手裡了，嘴上卻偏說不要，暴露了這個市儈嗜錢如命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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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論文:老舍小說諷刺藝術手法簡析

老舍筆下人物生活在北京或以北京為中心。他的寫作語言同時具有鮮明的京味，善於以北京小市民的詼諧方式，調侃一件件平凡的事。他的批評是尖刻的，但他是根深人民大眾的，駱駝祥子的苦難被他放大，使讀者不由嘆息命運的無償。這就弱化了反動勢力虎妞老爹的丑惡。
老舍的諷刺小說敘事角度，還想在於人物對話，如《月牙兒》，使讀者感到作者就像月牙兒本人，不然為什麼月牙兒的悲慘遭遇如此感人。但老舍的敘事角度，調侃詼諧又好像在與讀者對話，小說侵染北京味，拉近了讀者與作者的距離，不由自主讀者也走進了作者的虛擬世界。顯然，老舍的諷刺小說的敘事視角是既包含隱含讀者又包含敘述者的。因此，老舍小說的諷刺是靠隱含作者、敘述者及人物之間復雜變化的關系實現的,作品中諷刺的實現與隱含作者和敘述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
即使是婚戀題材，老舍也有著明顯的啟蒙情結，以其《離婚》與張的「紅白玫瑰」來 比較，《離婚》應是老舍作品中較寫實的一部，可是通過描寫城市中、下層知識分子苦 決悶人生，探討的還是民族性格優劣的消長，並將之納入其一貫的文化批判主題……雖 然也有「婚姻就是湊合」這樣形而上的感悟，但主要還是限於倫理道德的批判，如老李 和小趙的精神狀貌的對比；「丁大爺」式由一個英雄俠客的仗義來解決問題的社會出路 的探索；對張大哥的靈魂剖析和對其中庸思想的諷刺，並最終將這種普遍的苦悶歸於社 會黑暗和舊式婚姻制度。即使這樣，老舍還認為《離婚》的笑聲太弱了，「說真的，哭 與笑更是一事的兩頭兒，而含淚的微笑卻是兩頭兒都不站，《離婚》的笑聲太弱了。」 (註：《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32頁。)老舍似乎覺得還 應該將諷刺的調子更顯豁，更突出些。
同樣是關於婚姻的苦悶和夫對妻的不滿，「紅白玫瑰」中的振保就不同於《離婚》中 「哈姆萊特」式的老李了，他是有「鐵的意志」的人，可以自己造出一個世界來，至於 他沒有成為自己世界的主人——「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牆上的一抹蚊子 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 是心口的一顆硃砂痣。」那不是一個社會的原因，而是一切社會的困惑，是人類所面臨 的永恆的精神困境：人類永遠的慾望和對慾望的永遠不滿足，不管我們如何心心念念、 孜孜不倦，我們得到的永遠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和我追逐的夢擦肩而過，永遠永遠。

Ⅳ <圍城>的諷刺藝術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是因為錢鍾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致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於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於錢鍾書個體的原因。
先說個體的原因。錢鍾書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同時，他也是最純粹的學者，對學問懷著最深摯的虔誠，在學術上他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的虛偽和取巧。在這種目光注視下，一般的所謂「學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難了。比如他經常諷刺學者抄卡片，《圍城》中的頭號小丑李梅亭就有一個鐵皮卡片箱。其實一個教書匠肯花力氣抄卡片已經是頗為值得表揚的了，但在錢鍾書看來，讀書而沒裝在腦子里融會貫通，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圍城》中的文化諷刺更多的是基於中西文化沖突、碰撞的歷史平台，而這正是錢鍾書的著力點之一。一是以現代文化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鴻漸的父親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薦的線裝書中「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之類。二是嘲諷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製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兩方補丁，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愛利惡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盤姘伴》詩，又如買辦張先生式的洋涇濱。三是探討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誕，如方鴻漸在家鄉中學演講時所說的，「海通幾百年來，只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里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閭大學中的「導師制」。
但《圍城》中的諷刺更多的是基於對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鴻漸著名的克萊登大學假博士，集中體現了人性中的欺詐、虛榮、軟弱、對環境的無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陸子瀟以國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贈書給自己等等，舉不勝舉。讀者捫心自問，做過這些事的似乎不止這些人，有時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們在阿Q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徵一樣。
在讀《圍城》的時候，你會笑，會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著擔心是否忘記了笑，你只是忘記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來表示，所以發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詳見《說笑·錢鍾書》）——所以是會心的笑，不夠，還要臉紅的笑，笑書上的人，笑身邊的人，也在笑自己。 [1]

Ⅵ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有哪些特點

《儒林外史》所寫內容，假託明朝，實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實有其人。它真實地描繪了康雍乾時期知識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順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與卑劣，理想的倡導與破滅，出路的探索與追尋。

吳敬梓以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來肯定或否定書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書，捉刀代考，卻被溫州學政「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嚴貢生無惡不作，卻被前任周學台推舉為「優行」；

作者無情地鞭撻丑惡事物時，同時也歌頌少數幾位正面人物，王冕是書中的第一流人物，為人「嶔崎磊落」，庄紹光追求「以禮樂化俗」、「以德化人」，牛老爹和卜老爹也是作者所歌頌的。程晉芳在《懷人詩》稱：「外史記儒林，刻劃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史傳!」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之中，運用樸素、靈活、幽默的本地方性的語言，撰寫了科舉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

胡適形容本書：「……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6)現代小說諷刺藝術的變革的看法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社會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封建社會的腐朽，統治者鎮壓武裝起義的同時，採用大興文字獄，考八股、開科舉，提倡理學以統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籠士人，吳敬梓反對八股文、科舉制，憎惡士子們醉心制藝，熱衷功名利祿的習尚。

他把這些觀點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諷刺的手法，對丑惡的事物進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兩代人「科第仕宦多顯者」（程晉芳《文木先生傳》），共有六名進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

而其父吳霖起是康熙年間的拔貢。吳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親病逝。由於不善於治理生計，他過著揮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應科舉時，被斥責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

後憤懣離開故土，靠賣文和朋友接濟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吳敬梓參加博學鴻詞科預試。安徽巡撫趙國麟正式薦舉他入京廷試，但他「堅以疾篤辭」（顧雲《吳敬梓傳》），從此不再參加科舉考試。至晚年，常處於飢寒交迫。這樣的個人經歷，令他本人對考八股、開科舉等利弊感受尤深。

書名上，「儒林」一詞源出《史記》「儒林列傳」。是「儒者之林」，指學術界等。國史列傳，自然是「正史」，作者專門以「外史」為書名，正是為了作區別，正如作者的摯友程晉芳在《懷人詩》中所揭示的：「外史記儒林，刻畫何工妍；

吾為斯人悲，竟以稗史傳。」則是作一正統記史之外的的儒林傳記，並且作者有意把書中故事假託發生在明代，以類「正史」，而實際上描繪的卻是清代廣泛的社會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時代的文人在科舉制度毒害下的厄運。

Ⅶ 作為一篇諷刺小說，《變色龍》的諷刺藝術主要表現在哪裡

《變色龍》是契訶夫早期創作的一篇諷刺小說。在這篇著名的小說里，他以精湛的藝術手法，塑造了一個專橫跋扈、欺下媚上、見風使舵的沙皇專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廣泛的藝術概括性。小說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變色龍本是一種蜥蜴類的四腳爬行動物，能夠根據四周物體的顏色改變自己的膚色，以防其它動物的侵害。作者在這里是只取其「變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會上的一種人。
小說的內容富有喜劇性。一隻小狗咬了金銀匠的手指，巡官走來斷案。在斷案過程中，他根據狗是或不是將軍家的這一基點而不斷改變自己的面孔。作者通過這樣一個滑稽的故事，把諷刺的利刃對准沙皇專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動政權爪牙們的無恥和丑惡和人性的扭曲。
最突出的是奧楚蔑洛夫這一人物，從他對下屬、對百姓的語言中表現他的專橫跋扈、作威作福；從他與達官貴人有關的人，甚至對狗的語言中暴露他的阿諛奉承，媚上欺下，見風使舵；從他污穢的謾罵隨口噴出來揭開他貌若威嚴公正裡面的粗俗無聊。同時，作者故意很少寫他的外貌神態，令人可以想像：此人在說出這一連串令人難以啟齒的語言時，竟然是臉不變色心不跳的常態，由此更突出了這一人物丑惡的嘴臉、卑劣的靈魂。
態度變化：
第一次判定（6—8段）：弄死狗，罰狗的主人。 作出判定的根據—不知是「誰家的狗」。
第二次判定（9—13段）：狗是無辜的；原告是「敲竹杠」。 作出判定的根據—有人說「這好像」是「將軍家的狗」。
第三次判定（14—17段）：狗是「下賤胚子」;「原告」是受了害,要教訓狗的主人。 作出判定的根據—巡警說「這不是將軍家裡的狗」。
第四次判定是（18—20段）：稱是嬌貴的動物，用自己的名義派人把狗送到將軍家去；「原告」受斥責。 作出判定的根據—有人說：「沒錯兒，將軍家的狗！」
第五次判定（21—23段）：「這是條野狗」，「弄死算了」。 作出判定的根據—將軍家的廚師說「我們那兒從來沒有這樣的狗」。
第六次判定（24—27段）：小狗「怪伶俐的」，咬人咬得好，「好一條小狗」。 作出判定的根據—廚師說「這是將軍的哥哥的狗」。
奧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幾分鍾內，經歷了五次變化，而對狗的稱呼及態度就變了整整六次。善變是奧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徵。作品以善於適應周圍物體的顏色，很快地改變膚色的「變色龍」作比喻，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麼他嚴懲小狗，株連狗主，中飽私囊；如果狗主是將軍或將軍哥哥，那麼他奉承拍馬，邀賞請功，威嚇百姓。他的諂媚權貴、欺壓百姓的反動本性是永遠不變的。因此，當他不斷的自我否定時，他都那麼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變色龍」——奧楚蔑洛夫已經成為一個代名詞。人們經常用「變色龍」這個代名詞，來諷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對立的觀點間變來變去的反動階級代表人物。對他們說來，毫無信義原則可言。萬物皆備於我，一切為我所用。他們這一夥不就是現實生活中的變色龍——奧楚蔑洛夫嗎？
《變色龍》是契訶夫的許多短篇小說中膾炙人口的一篇。它沒有風花雪月的景物描寫，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個警官偶然審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幾筆，就極其簡練、鋒利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個靈魂丑惡，面目可憎的沙皇走狗——警官奧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著一個發人深思的主題。
《變色龍》使我們了解了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沙皇封建專制獨裁統治的黑暗。理解以奧楚蔑洛夫為代表「變色龍」似的政府官員正是這種黑暗統治的產物。

Ⅷ 作為一篇諷刺小說，它的諷刺藝術主要表現在哪裡

誇張。諷刺小說離不開誇張。奧楚蔑洛夫態度變化之快、之大，令人瞠目。誇張手法的運用，使人物性格鮮明，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比。奧楚蔑洛夫面對狗主人身份的變化，不停改變態度，時而威風，時而諛媚，一會兒貶低狗，一會兒盛贊狗，前後矛盾，對比鮮明，使小說的喜劇效果更突出。

Ⅸ 文學理論方面的書，了解諷刺藝術的基本手法和特點

諷刺藝術一般用詼諧的語言、滑稽而可笑的人物形象、荒誕有趣的情節來諷刺現實社會的人和事，富有喜劇美，一般來說矛盾沖突的解決較平緩，沒有較大的矛盾沖突。諷刺藝術通常用誇張、反襯等手法（如卓別林的一些影片，影視劇本也屬於文學范疇）來揭露社會現實，表達藝術家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