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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二）
從表面上說，娼妓業似乎是男性霸權馳騁的舞台，在這個行業中女人被當作交易的商品出售。實際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著行業，她們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確的婦女小團體。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們也並非只是被動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她們會以個體和集體的方式進行自衛。她們討價還價，她們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卻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對娼妓問題的學術研究中最後一個重要主題，是國家當局與主張改革的人士之間的激烈論辯；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許多國家都發生過這樣的爭論。粗略說來，得到醫療部門支持的政府官員辯稱賣淫是必要的罪惡，應通過妓女登記和對她們進行醫療檢查加以管理、節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婦女權益活動家在內的各類改革派則反駁說，娼妓業是社會罪惡，應予以廢止、革除。各種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法國、英格蘭、蘇格蘭、義大利、俄國等國的賣淫組織的形態。管理的主張輸出到殖民地後，還加……
❷ 急問！！什麼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關系
現代性最早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取代神本主義的轉折，而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質是人成為主體，以主體的姿態面對整個世界，所以，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體性——人類主體性和個體主體性。在文藝復興之前，西方人是以神為中心的宇宙論體系的謙卑成員，其主體性處於受限制狀態，文藝復興運動則使西方人的主體性獲得肯定和張揚。所謂的人本主義在本質上就是以人為中心的主體主義。實現人類主體性的沖動使西方人開始了征服自然之旅，建立起日益龐大和強有力的科學—技術—工業—市場體系，而對個體主體性的弘揚則使財產的個體所有制、民主體制、多元文化日益獲得承認和發展。實際上，任何國家要獲得充分的發展，都必然要經歷以實現人的主體性為目標的現代化運動：1、人要建立完全屬人的世界體系，就必須從自然過程中凸現出來，以主體的姿態改造自然，使自然按照人的願望重新成型；2、人作為一個類是由個體組成的，所以，人類主體性的發展最終依賴於個體主體性的誕生和發展，個體主體性的普遍興起是人類社會獲得充分發展的前提和目的。
現代性的本質是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其根本邏輯是主體—客體的二分法——主體是活動的源泉、中心、目的，客體則是主體認識和改造的對象，是實現主體計劃的質料和工具，所以，現代性的最本質特徵是設定了人作為主體對客體的絕對征服關系。
後現代主義是一場發生於歐美60年代，並於70與80年代流行於西方的藝術、社會文化與哲學思潮。其要旨在於放棄現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規范內容。在後現代主義藝術中，這種放棄表現在拒絕現代主義藝術作為一個分化了文化領域的自主價值，並且拒絕現代主義的形式限定原則與黨派原則。其本質是一種知性上的反理性主義、道德上的犬儒主義和感性上的快樂主義。在傳入中國的諸種相關學說中，後期海德格爾哲學雖然從未自我命名為後現代主義，卻最深刻地言說了後現代性：1、海德格爾深刻地認識到了現代性的本質是主體—客體的二分法，意識到了現代性的危機，指出以人為中心的主體主義把整個世界都視為對象、客體、質料、手段，以至於「大地及其大氣成了人的原料，人變成了人的材料」，使萬事萬物皆處於無保護狀態，「本身已經是一種爆炸性力量，足以使任何事物摧毀為虛無」；2、他指出超越現代性危機的根本途徑是超越以人為中心的主體主義，使人由世界的征服者轉變為存在的守護者，並因而「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海德格爾無疑是是迄今為止最深刻的、大寫的、真正的後現代主義者。
目前中國影響最大的後現代主義學說主要有三種：1、後殖民主義；2、以平面化為中心概念的大眾文化理論；3、解構主義。這三種學說均未真正觸及現代性的本質，自然也不能對後現代性進行完整的言說。
❸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徵表現在哪幾個方面
表現在外發性和後發性：中國文學思潮從西方引進, 二者之間存在著時間差; 中國文內學受到多種世界容文學思潮的影響, 具有復合性。在接受過程中, 中國文學出現了對外來文學思潮的誤讀, 主要是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誤讀。由於中國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
沖突, 導致文學思潮演變的倒序和反復, 如五四啟蒙主義被新古典主義取代以及新時期啟蒙主義的復興; 也導致中國反現代性文學思潮的薄弱、滯後, 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始終沒有成為主潮。
❹ 什麼是現代性
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恆和不變。 ——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頁。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我們可以把現代性當作是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人們反思世界的秩序，人類生存地的秩序，人類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關聯之秩序；現代性是一樁思的事情，是關切的事情，是意識到自身的實踐，是一個逐漸自覺的實踐意識，一種在假如它終止或僅僅衰落了的情況下對所留下的虛空所產生的隱憂。 現代性的歷史就是社會存在與其文化之間緊張的歷史。現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對立面。這種不和諧恰恰就是現代性所需要的和諧。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 Polity, 1991,pp.5,10.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 問題在於答案不只是資本主義（馬克思），合理化（韋伯），功能性區分（帕森斯，盧曼），也是政治自由、民權和市民社會的動力學。這一答案的要點在於，道德和正義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決不是外在局部的變數，而是相反。現代性中有一個獨立的（同時是古代的也是現代的）的意義源頭，這就是政治自由。這個源頭決不會因日常使用而枯竭--實際上，它激發了更有活力的東西。從這個觀點來看，現代性意味著一個傳統確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們幸運的話--亦即被合法允準的個人主義所取代。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9, p.10. 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 假如我們仔細地聆聽20世紀的作家和思想家們關於現代性的說法，並把它們與其19世紀的前輩加以比較的話，我們將發現這種說法的視野明顯地狹窄了，想像的范圍也縮小了。我們19世紀的思想家們既是現代生活的狂熱追隨者，又是它的敵人，他們永不疲倦地和現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爭；他們的自我反諷和內心緊張乃是其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他們20世紀的後繼者們則更加傾向於死板的兩極和平面性的整體化。現代性要麼沉溺於盲目而無批判性的熱情，要麼因其新奧林匹亞式的疏離和輕蔑而遭到指責；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它都被構想為一塊封閉的獨石，現代人無法雕塑它或改變它。現代生活開放的視野已被封閉的視野所取代，即是說，過去是既要這個又要那個，如今卻以非此即彼來取而代之。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1982, p.24. 梅泰．卡利奈斯庫（Matei Calinescu） 要確切地說出何時人們可以談論兩種不同的且尖銳沖突的現代性的出現，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某個時刻，兩種現代性之間出現了不可彌合的分裂，一種是作為西方文明歷史中某個階段的現代性--它是科學和技術進步的產物，工業革命的產物，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產物。另一種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從那以後，兩種現代性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無法化約的敵對性的，盡管在彼此要竭盡全力消滅對方的過程中並不認可彼此的影響，卻也激勵相互之間影響。 關於第一種現代性，亦即現代性的資產階級觀念，我們可以說，從總體上看，它延續了現代思想史早期的卓越傳統：進步的信念，堅信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可能性，對時間（可測量的時間，亦即可買賣的時間，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樣，可計算成貨幣的等價物）的關注，崇拜理性，限於抽象的人道主義體系內的自由理想，還有實用主義取向，以及對行動和成功的崇拜等--所有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和渴望現代的斗爭密切相關，它們作為中產階級所確立的成功之文明中的核心價值觀而充滿活力。 與此相對，另一種現代性，亦即演變成先鋒派的現代性，在其浪漫主義發軔之初，就傾向於一種激進的反資產階級態度。它痛恨中產階級的價值標准，並藉助極其豐富多彩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痛恨，從反叛、無政府主義和末世論，到貴族式的自我流亡。所以，界定文化現代性的決不只是其種種積極的目標（盡管它們常常毫無共同之處），而是它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徹底拒絕，是其毀滅性的否定激情。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1 42. 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來看，現代性已被視為導致了將統一性和普遍性觀念強加於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實際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強加給無序，把服從的規則強加給未開墾處女地。然而，隨著權力的全球平衡正在從西方轉移出來，隨著更多的聲音對西方反唇相譏，出現了這樣的強烈感覺，即現代性將不會是普遍化的。這是因為現代性既被視為西方的規劃，又被視作西方價值觀向全世界的投射。事實上，現代性使得歐洲人可以把自己的文明、歷史和知識作為普遍的文明、歷史和知識投射給別人。 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5, p.10.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我知道，人們把現代性作為一個時代，或是作為一個時代的特徵的總體來談論；人們把現代性置於這樣的日程中：現代性之前有一個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陳舊的前現代性，而其後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後現代性"……我自問，人們是否能把現代性看做一種態度而不是歷史的一個時期。我說的態度是指對於現時性的一種關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願選擇，一種思考和感覺的方式，一種行動、行為的方式。它既標志著屬性也表現為一種使命。當然，它也有一點像希臘人叫做ethos（氣質）的東西。 ——福柯：《何為啟蒙？》，載《福柯集》，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534頁。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我區分了現代性的三種主要來源，其中每一種都與另一種相關聯： 時間和空間的分離。這是在無限范圍內時空延伸的條件，它提供了准確區分時空區域的手段。 脫域（disembeding）機制的發展。它們使社會行動得以從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來"，並跨越廣闊的時空距離去重新組織社會關系。 知識的反思性運用。關於社會生活的系統性知識的生產，本身成為社會系統之再生產的內在組織部分，從而使社會生活從傳統的恆定性束縛中游離出來。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頁。 於爾根．哈貝馬斯(Jugen Habermas) 現代性的觀念與歐洲藝術的發展密切相關……韋伯給文化的現代性賦予了實質理性的分離特徵。表現在宗教與形而上學之中的這種分離構成了三個自律的范圍。它們是科學、道德和藝術。這三個方面最終被區分開來，因為與宗教和形而上學結為一體的世界觀分道揚鑣了。自18世紀以來，從這些古老的世界觀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已被人安排分類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當作知識問題，公正性與道德問題、以及趣味問題來處理。科學語言、道德理論、法理學以及藝術的生產與批評都依次被人們專門設立起來。人們能夠使得文化的每一領域符合文化的職業，而文化領域內的問題成為特殊專家的關注對象。對文化傳統所做的這種職業化處理辦法先於文化這三個方面的每一個內在結構，那麼出現的認識 工具結構，道德 實踐結構，以及審美表現的合理性結構，每一結構都無一例外地處於專家們的控制之中……18世紀為啟蒙哲學家們所系統闡述過的現代性設計含有他們按內在的邏輯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的藝術的努力。同時，這項設計亦有意將上述每一領域的認知潛力從其外在形式中釋放出來。啟蒙哲學家力圖利用這種特殊化的文化積累來豐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說，來合理地組織安排日常的社會生活。 ——哈貝馬斯：《論現代性》，載王岳川、尚水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 17頁。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 我們用"現代"這個概念所表達的意思，是導向某些獨特性或社會特徵出現的單一過程，正是由於這些特徵合在一起，為我們提供了"現代性"的定義……現代社會的特徵或特性有： 1. 在明確地域邊界內運作的政治權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體和合法性權威和概念，這些是現代民族國家宏大復雜結構的特徵。 2. 基於市場大規模商品生產和消費基礎上的貨幣交換經濟，廣泛的私有制和系統長期基礎上的資本積累。 3. 帶有固定社會層級系統和交錯的忠誠特徵的傳統社會秩序的衰落，勞動的動態的社會分工和性別的分工的出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就呈現出新的階級形態的特徵，男女之間獨特的父權制關系。 4. 傳統社會典型的宗教世界觀的衰微，世俗物質文化的興起，展現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個人主義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沖動。 還有兩個方面與我們的現代性定義有關，它們可以鬆散地歸之於"文化"的范疇之下。一是生產知識和把知識分門別類的方式。現代社會的標志是一個新的理智的和認知的世界之誕生……二是本書採用的現代社會分析方式，它強調作為形成過程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和社會身份。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p.6. 亨利．列菲伏爾(Henry Lefebvre) 我們把現代性理解為一個反思過程的開始，一個對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種程度先進的嘗試，一種對知識的渴求。我們在一系列文本和文獻中接觸到它們，它們帶有自己時代的標志，然而又超越了時尚的誘惑和新奇的模仿。現代性不同於現代主義，就像一個在社會中加以闡述的概念有別於社會現象本身一樣，恰如一種思想迥異於實際的活動一樣。 Henry Lefebvre, Introction to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5, pp.1 2. 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現代性的本質特徵在於從藉助認識達到存在的同一和佔有，轉向了存在和認識的同一。這個從思（cogito）到在（sum）的歷程達到了這種程度，即認識的自由活動，以及脫離任何外在目的的活動，將在傾向於所認識之物中來發現自身。這種認識的自由活動也將逐漸構成作為存在的存在之奧秘，無論通過認識所把握的是什麼。 Sean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89, pp.77 78. 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 Francois Lyotard) 無論在何處，如果沒有信仰的破碎，如果沒有發現現實中現實的缺失——這種發現和 另一種現實的介入密切相關——現代性就不可能出現。 Jean Fr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3,p.9. 約翰．麥克因斯（John MacInnes） 假如說現代性源於如下主張，即獨立的自我現在是依照他們自己的形象而非上帝的形象來創造社會，它在個人的平等公共權利概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那麼，我們也許可以把晚期現代性描述為這樣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同樣的自我們現在為了一個真實的自我而要求諸種私人權利。在以前選舉權、罷工權和工作權的沖突和斗爭出現之處，現在不斷增長的是要求特殊身份的沖突，或者相反，是要求發展出身份的特殊形式的社會責任的沖突。這些沖突常常集中在社會性別上，或以社會性別的話語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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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
第一章 導言（一）
本書雖稱不上是對19世紀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構，卻又甚於想像性重構。①說算不上想像性重構，是因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層社會群體一樣，並沒有親自記載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說或再現自身的事例極為罕見（當然，我也將會闡明，她們並非完全沉默無語）。事實上，只是當有人想對她們進行贊譽、譴責、統計其人數、進行監管、為她們治病、分析其病理、對世人發出警示、拯救她們、取締娼妓業或者利用她們作為社會象徵等等——只是在這種種情形下，娼妓才進入了歷史記載。記錄她們的生存狀況的文獻資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娛樂場所指南、奇聞軼事錄、肖像畫、高等妓女受贈或自己賦寫的詩作、小報上專門散布名妓蜚短流長的閑話專欄、禁止街頭拉客的市政法令條規、巡捕房對街頭賣淫女和被控從事販賣婦女活動者的審訊記錄、見諸報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審報道、中外改革者有關許可或取締娼妓業之利弊的爭論、中國學者評述世界娼妓業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業緣由的專論、醫生和社會工作者就上海各類人口中性病發病率所做的調查報告、救援機構記載的綁架拐賣婦女進妓院的案例、用小說筆法記錄的妓女的騙人伎倆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當然，資料來源還不只限於以上所述。這些資料各有各的用處，但總起來看，它們對於革命以前社會上層的動向很有認……
需要別的再問
❻ 求一篇有關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論文急急 20分
沈從文 現代性 對抗 共謀
論文摘要：沈從文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對話，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在其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中以沈從文小說《新與舊》為例，認為應當從中國現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審視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於消解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這篇重要的文章為日後的學術研究留下了理論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無疑指向了沈從文創作與文學現代性兩者之間的糾葛上來。近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著喋喋不休的爭辯卻又總是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沈從文的現代性本身不證自明，另有人則專門寫文章從文本內在邏輯論證湘西系列的現代性因素，當然，也有堅持認定沈從文向來是以「反現代性」姿態出現的。各種觀點的碰撞看似有著某種理論自足性，但這種自圓其說往往顯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種理論自娛。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歷來的研究無疑忽視了兩個重要的向度：其一，現代性本身的全部復雜性；其二，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兩點可能使我們的研究漸次走向深人，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澄清問題本身。
一、復雜與歧義：現代性的諸多面向
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在於它的普遍主義，就主體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於它的反思性；就其客體外在化的歷史存在方式而言，在於它的斷裂性。「斷裂」一詞在這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與文學性相觸碰的瞬間，可能產生的巨大張力。一方面，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想形式，直接表達現代性的意義，它表達現代性急迫的歷史願望。它為那些歷史變革開道吶喊，當然也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另一方面，文學藝術又是一種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斷的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進行質疑和反思，它始終眷戀歷史的連續性，在反抗歷史斷裂的同時，也遮蔽和撫平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性的這些品格使其內部充滿了糾葛，經常出現的悖論使現代性處於不斷的調整和重構之中。因為這些不同氣質的存在，現代性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客體，在其內部總存在著有趣的對話，顯現出繁雜性與歧義性。沈從文的創作無疑參與了這場對話，並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鮮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納人到現代性的多維語境中來。人們經常將沈從文的作品與廢名(馮文炳)等人的創作進行比較。其實，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與現代性關繫上，那後者顯然較前者決絕和純粹的多。廢名的視點是人的神性，帶著濃重的宗教意味，因此與現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曖昧關系，無論是物質的現代化或是精神的現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沈從文的視點則是人性，雖然人性也常常藉助宗教性得以表現，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來極純粹的湘西小說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一個與之相對的異質世界，滲進一點桃源外的嘈雜之聲，更毋寧說他筆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說。這種有意識的反思特徵，使沈從文的創作與中國社會／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即在外部物質世界現代化所呈現的斷裂中，「眷戀著歷史的連續性」，甚至是有意通過對歷史的回溯達成對這一「連續性」的有效梳理。對「桃源世界」或過往歷史的話語撫摸乃是對正在進行時的「現代化」的呼應。
這顯然是一個有趣的命題：為何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在現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這樣一種策略，即更多的藉助湘西的邊緣文化視點來縫合現代性的「斷裂」。這與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相關，也就是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樣的觀點：「我經常說，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並存的奇異的國家。」E23這個奇異模型的建構其實並非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樣的情況就因為各種復雜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國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下，我們有必要把現代性拆解為兩個不同的范疇，即物質現代性與精神現代性。這種看似武斷的拆分在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上無疑具備某種有效性，因為從一開始，這兩者在中國就不是同步並行的，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物質現代性的發生在中國顯然是被動的，在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市場秩序漸次形成之後，閉關鎖國終於無法抵制堅船利炮的侵襲，而這一切背後直指經濟利益。世界格局的現時要求使中國不情願卻必須捲入這場物質現代化的風暴中，但因為其自身社會經濟結構的滯後，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屬品，甚至是犧牲者。精神現代性的發生則比之稍晚，並且具有非常獨特的品性：「中國的現代性起源於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國人對社會現代化渴望，大於現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尋，更缺乏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批判。因此，『現代性』概念在中國既代表著『理想』，又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並置逐漸成為一種十分明顯的文化生態，現代性的反思遂藉助兩者的對峙展開。另一方面，這種對峙又十分顯著的與地域文化直接相關。不僅主流文化形態(即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文化)之間以地域特徵為旗幟展開對話(在文學上表現為「京派」與「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態也積極參與到對話中來，或是為激進的社會革命提供現實的依據——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農村社會的作品；或為民族革命提供悲壯的依據——比如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等等。沈從文同樣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但顯出獨特性：在表面上，他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藉助對湘西這一邊緣文化內景的描述與之對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又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二、封閉的環形：《蕭蕭》中的現代性自反特徵
我們以具體的文本來坐實上述關於沈從文對現代性的抗爭與共謀這一命題。在實際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忽視對文學的耐心解讀，單純羅列出一些作品附會某個預設命題的現象比比皆是。實際上，與現代性抗爭或共謀的行為只可能也必須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文本外化出來，好的作家總是通過文本修辭的巧妙安排來表現他對問題的思考。這里選取《蕭蕭》和《邊城》兩篇小說，試圖通過對其文本內部呈現出的復雜圖景進行解讀，從而有效關照沈從文作品中的現代性。
對於《蕭蕭》的來說，沈從文設置了一個圓形的結構。小時起始，嗩吶的聲響和平穩的花轎支撐起整個畫面，讓人覺得新鮮。在小說的結尾，又是嗩吶聲到門前，「屋前榆蠟樹籬笆間看熱鬧」的人們最終也盼到那平穩的花轎。文本敘述在此時封閉了自我，表現出一種寂寞感。小說家同時為這一自足的敘述空間設置了井然有序的線性時間維度，故此雖然不免在時間推進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波折，比如朦朧的女學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現、嬰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時問流脈扶平，彷彿晴朗夏El水面上掠過的一絲微風，留下些須波紋，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這個消弭的過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現之於蕭蕭，有如儺送的出現之於翠翠。小說家顯然沒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為對於蕭蕭來說，花狗大的出現顯然是預示著她即將面臨著一個新的人生儀式，就像不久前她剛剛出嫁一樣。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儀式帶有某種程度的自然性。
沈從文細致的給我們展現了這個儀式全部微妙過程，而儀式本身其實正是關於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儀式的原始色彩因為其間的山歌而顯得更加鮮明：「天上起雲雲重雲，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哪個?」花狗大和蕭蕭的吸引是雙向的，「健康、優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種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當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懷孕的事再也瞞不住的時候，生存境遇與順序時間的微妙關系便產生了：
「這件事情既經說明白，照鄉下人規矩，倒又像不甚麼要緊，只等待處分，大家反而釋然了。……蕭蕭次年二月間，十月滿足，坐草生了一個兒子，團頭大眼，聲響洪壯。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規矩吃蒸雞同江米補血，燒紙謝神。一家人都喜歡那兒子。生下的既是兒子，蕭蕭不嫁別處了。」這是一個關於人的存在與時間關系的寓言，本身其內部包含著現代性的重要維度，關於人自身的思考。我們上面說過，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因為處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應有的成分，比如關於人自身的合理叩問。沈從文恰恰從現代性相對穩定的一維入手，關注變中的不變——即人性本體，固而顯得與自然的文化生態格格不入。
從文本對女學生的描寫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另外側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現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徵。沈從文是通過精心編排的修辭技巧來展示這種反思的。女學生在文本中顯然是一個內涵甚廣的能指，它背後連接著一個與蕭蕭們的生存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義上的現代形態的世界。女學生是溝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關鍵元素。這一元素始終伴隨著蕭蕭的成長過程，成為她心中的一個情結。最初的時候，蕭蕭對於女學生的態度是暖昧的，「聽過這話的蕭蕭，心中卻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以為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說的女學生一個樣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學生並不可怕，因此一來，卻已為這鄉下姑娘初次體念到了。」在懷了花狗的孩子以後，蕭蕭曾把女學生作為自己的某種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來要到城裡去尋自由了。「有一天，又聽人說好些女學生過路，聽過這話的蕭蕭，睜了眼做過一陣夢，愣愣的對日頭出處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結尾處，蕭蕭抱著和當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嬰兒毛毛，唱歌一般哄著他：「哪，毛毛，看，花轎來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討個女學生媳婦!」在這個圓形的、封閉的敘事結尾處，沈從文同時也封閉了關於女學生的故事。蕭蕭在敘事時間為十年的長度中，對女學生的看法最終又回歸到了原初的理解。這種略帶諷刺意味的修辭技巧中實際上以安插進小說家對於現代性的某種反思：在一個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國家，現代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三、突破輪回：「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
與《蕭蕭》中單純的封閉式結構不同，《邊城》雖然仍舊盡力描繪一個遙遠的世界，卻在環形的故事中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靜生活中出現了「他者」——一種無名的、但卻人人可感的異質性因素。一個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將《邊城》中的關鍵意象做簡單的梳理，順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園牧歌生活在《邊城》中開始的自我顛覆。
應該說，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隻「方頭渡船」，如果說翠翠、爺爺、黃狗還有桃源般的景緻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畫，那麼渡船則是讀者進出這幅奇異畫卷的中介，它那麼自然的聯系著此岸與彼岸，讓時間的呈現方式不再和《蕭蕭》中一樣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樣，以全部的靜態雕刻著意讓這幅山水畫完滿，時間在「方頭渡船」上來回搖擺，輪回不斷，過渡的有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轎，翠翠總是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在平靜如水的世界裡，甚至黃狗都是沒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兩個意象的出現突然將回環的時間流脈切斷，顯然，它們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單純的民俗學意義，在小說中，一直隱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在這些線性時間的結點上獲得了自我呼喚：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現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體場景，小說從永恆的民俗學時間進人到歷史時間中去。在故事的結尾出，作家將這樣的時間向度坐視，爺爺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別是二老出走後能否歸來的不確定性，都將敘事的時間對准了未來。
從另一個維度看，如果說《蕭蕭》中表現出的現代性的自反特徵是通過對循環時間內部的蒙昧的批判達成，那麼在《邊城》中則著力表現「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我們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為邊城世界打開了一道缺口，外界的異質性因素帶著某種強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園牧歌式的秩序被質疑，「邊城牧歌」由此開始了自我顛覆的道路。如果說，《邊城》在表象上向我們展示的仍就是一個與其他湘西系列並無不同的田園世界的話，那麼其文本背後則實際上關涉著田園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正是所謂的「現代性」的他者的滲透造成了這種「自我顛覆」。海外漢學家王德威先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敘事既是對牧歌環境本身的表達，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這正是說明《邊城》是在突破了《蕭蕭》的敘事輪回之後達成「自我顛覆」狀態的。
四、結語
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文本分析，就會發現幾乎沈從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歸納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現代性反思這兩個范疇里來。像《貴生》、《會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關於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類小說則更多寄寓著對現代性的某種反思，至於《邊城》則兩者兼而有之。我以為，沈從文筆下的現代性世界從來不是單一的，中國當時文化生態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單一的線性思維模式為依據的激進型現代性，而沈從文對此卻表現得不屑一顧。在他的文本中，我們讀到的是對現代性全部復雜內涵的解讀：包括現代性的自反特質(即反思性)和對人性本體的認真態度。事實上，沈從文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固執可能造成當時人們的誤解，但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正像他在《阿麗斯游記》中說的那樣：「我關心的是一株杏花還是幾個人?是幾個在生命中發生影響的人，還是另外更多未來的生存方式?」他選擇了後者，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這樣的選擇卻正是一個真正優秀的文學家應該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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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雖稱不上是對19世紀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構，卻又甚於想像性重構。①說算不上想像性重構，是因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層社會群體一樣，並沒有親自記載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說或再現自身的事例極為罕見（當然，我也將會闡明，她們並非完全沉默無語）。事實上，只是當有人想對她們進行贊譽、譴責、統計其人數、進行監管、為她們治病、分析其病理、對世人發出警示、拯救她們、取締娼妓業或者利用她們作為社會象徵等等——只是在這種種情形下，娼妓才進入了歷史記載。記錄她們的生存狀況的文獻資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娛樂場所指南、奇聞軼事錄、肖像畫、高等妓女受贈或自己賦寫的詩作、小報上專門散布名妓蜚短流長的閑話專欄、禁止街頭拉客的市政法令條規、巡捕房對街頭賣淫女和被控從事販賣婦女活動者的審訊記錄、見諸報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審報道、中外改革者有關許可或取締娼妓業之利弊的爭論、中國學者評述世界娼妓業史以及分析本地娼……
❽ 關於現代性的系列問題
朋友你好！中國學界關於「現代性」的介紹和研究有不少，但是顯得有些紊亂和失調。我談一點個人看法，不管學者們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深奧艱澀，有一點總是可以肯定的：「現代性」是一個用來形容「現代」社會的「性質」的概念。有關的定義有百種之多，不可詳述；但基本認同的是，「現代性」最初意味著一種直線進步的觀念，涉及文化、歷史、社會等多方面。
至於你提出的問題，簡而言之——「反現代性」就是有意無意地與「現代性」保持對立的思想觀念。「審美現代性」指的是審美層面的「現代性」，通常認為，它與社會/歷史層面的現代性一起，構成了「現代性」的豐富內涵。
你們老師第一節課就講給你們「講現代性」，如果不是他學文太高深，那麼就是他太不了解現在的學生了。當然，我當年也碰到過這樣的老師。......
最後給點建議，如果實在對於「現代性」一頭霧水的話，不妨暫且擱置你的心頭疑惑，不要強迫自己一下子接受這么多抽象的理論。如果你一定要現在去弄明白，那麼我建議你讀一讀周憲的《審美現代性批判》。這本書對於了解西方「現代性」理論的大致輪廓和發展歷程，都是很有幫助的；而且，書中開列了詳細和豐富的參考書目，也很有價值。可以負責任地說，這是一本比國內學界多數牛人們的胡侃瞎扯要好得多的書。
祝你學習愉快！
❾ 以魯迅小說為例 論述中學語文教學如何體現現代小說的現代性
魯迅小說故鄉為例，在故鄉中閏土的變化當中就能夠體現出現代小說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