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小說的現代性

㈠ 求一篇有關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論文急急 20分

沈從文 現代性 對抗 共謀
論文摘要：沈從文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對話，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在其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中以沈從文小說《新與舊》為例，認為應當從中國現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審視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於消解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這篇重要的文章為日後的學術研究留下了理論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無疑指向了沈從文創作與文學現代性兩者之間的糾葛上來。近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著喋喋不休的爭辯卻又總是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沈從文的現代性本身不證自明，另有人則專門寫文章從文本內在邏輯論證湘西系列的現代性因素，當然，也有堅持認定沈從文向來是以「反現代性」姿態出現的。各種觀點的碰撞看似有著某種理論自足性，但這種自圓其說往往顯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種理論自娛。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歷來的研究無疑忽視了兩個重要的向度：其一，現代性本身的全部復雜性；其二，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兩點可能使我們的研究漸次走向深人，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澄清問題本身。
一、復雜與歧義：現代性的諸多面向
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在於它的普遍主義，就主體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於它的反思性；就其客體外在化的歷史存在方式而言，在於它的斷裂性。「斷裂」一詞在這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與文學性相觸碰的瞬間，可能產生的巨大張力。一方面，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想形式，直接表達現代性的意義，它表達現代性急迫的歷史願望。它為那些歷史變革開道吶喊，當然也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另一方面，文學藝術又是一種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斷的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進行質疑和反思，它始終眷戀歷史的連續性，在反抗歷史斷裂的同時，也遮蔽和撫平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性的這些品格使其內部充滿了糾葛，經常出現的悖論使現代性處於不斷的調整和重構之中。因為這些不同氣質的存在，現代性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客體，在其內部總存在著有趣的對話，顯現出繁雜性與歧義性。沈從文的創作無疑參與了這場對話，並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鮮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納人到現代性的多維語境中來。人們經常將沈從文的作品與廢名(馮文炳)等人的創作進行比較。其實，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與現代性關繫上，那後者顯然較前者決絕和純粹的多。廢名的視點是人的神性，帶著濃重的宗教意味，因此與現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曖昧關系，無論是物質的現代化或是精神的現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沈從文的視點則是人性，雖然人性也常常藉助宗教性得以表現，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來極純粹的湘西小說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一個與之相對的異質世界，滲進一點桃源外的嘈雜之聲，更毋寧說他筆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說。這種有意識的反思特徵，使沈從文的創作與中國社會／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即在外部物質世界現代化所呈現的斷裂中，「眷戀著歷史的連續性」，甚至是有意通過對歷史的回溯達成對這一「連續性」的有效梳理。對「桃源世界」或過往歷史的話語撫摸乃是對正在進行時的「現代化」的呼應。
這顯然是一個有趣的命題：為何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在現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這樣一種策略，即更多的藉助湘西的邊緣文化視點來縫合現代性的「斷裂」。這與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相關，也就是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樣的觀點：「我經常說，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並存的奇異的國家。」E23這個奇異模型的建構其實並非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樣的情況就因為各種復雜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國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下，我們有必要把現代性拆解為兩個不同的范疇，即物質現代性與精神現代性。這種看似武斷的拆分在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上無疑具備某種有效性，因為從一開始，這兩者在中國就不是同步並行的，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物質現代性的發生在中國顯然是被動的，在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市場秩序漸次形成之後，閉關鎖國終於無法抵制堅船利炮的侵襲，而這一切背後直指經濟利益。世界格局的現時要求使中國不情願卻必須捲入這場物質現代化的風暴中，但因為其自身社會經濟結構的滯後，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屬品，甚至是犧牲者。精神現代性的發生則比之稍晚，並且具有非常獨特的品性：「中國的現代性起源於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國人對社會現代化渴望，大於現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尋，更缺乏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批判。因此，『現代性』概念在中國既代表著『理想』，又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並置逐漸成為一種十分明顯的文化生態，現代性的反思遂藉助兩者的對峙展開。另一方面，這種對峙又十分顯著的與地域文化直接相關。不僅主流文化形態(即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文化)之間以地域特徵為旗幟展開對話(在文學上表現為「京派」與「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態也積極參與到對話中來，或是為激進的社會革命提供現實的依據——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農村社會的作品；或為民族革命提供悲壯的依據——比如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等等。沈從文同樣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但顯出獨特性：在表面上，他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藉助對湘西這一邊緣文化內景的描述與之對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又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二、封閉的環形：《蕭蕭》中的現代性自反特徵
我們以具體的文本來坐實上述關於沈從文對現代性的抗爭與共謀這一命題。在實際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忽視對文學的耐心解讀，單純羅列出一些作品附會某個預設命題的現象比比皆是。實際上，與現代性抗爭或共謀的行為只可能也必須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文本外化出來，好的作家總是通過文本修辭的巧妙安排來表現他對問題的思考。這里選取《蕭蕭》和《邊城》兩篇小說，試圖通過對其文本內部呈現出的復雜圖景進行解讀，從而有效關照沈從文作品中的現代性。
對於《蕭蕭》的來說，沈從文設置了一個圓形的結構。小時起始，嗩吶的聲響和平穩的花轎支撐起整個畫面，讓人覺得新鮮。在小說的結尾，又是嗩吶聲到門前，「屋前榆蠟樹籬笆間看熱鬧」的人們最終也盼到那平穩的花轎。文本敘述在此時封閉了自我，表現出一種寂寞感。小說家同時為這一自足的敘述空間設置了井然有序的線性時間維度，故此雖然不免在時間推進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波折，比如朦朧的女學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現、嬰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時問流脈扶平，彷彿晴朗夏El水面上掠過的一絲微風，留下些須波紋，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這個消弭的過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現之於蕭蕭，有如儺送的出現之於翠翠。小說家顯然沒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為對於蕭蕭來說，花狗大的出現顯然是預示著她即將面臨著一個新的人生儀式，就像不久前她剛剛出嫁一樣。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儀式帶有某種程度的自然性。
沈從文細致的給我們展現了這個儀式全部微妙過程，而儀式本身其實正是關於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儀式的原始色彩因為其間的山歌而顯得更加鮮明：「天上起雲雲重雲，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哪個?」花狗大和蕭蕭的吸引是雙向的，「健康、優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種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當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懷孕的事再也瞞不住的時候，生存境遇與順序時間的微妙關系便產生了：
「這件事情既經說明白，照鄉下人規矩，倒又像不甚麼要緊，只等待處分，大家反而釋然了。……蕭蕭次年二月間，十月滿足，坐草生了一個兒子，團頭大眼，聲響洪壯。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規矩吃蒸雞同江米補血，燒紙謝神。一家人都喜歡那兒子。生下的既是兒子，蕭蕭不嫁別處了。」這是一個關於人的存在與時間關系的寓言，本身其內部包含著現代性的重要維度，關於人自身的思考。我們上面說過，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因為處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應有的成分，比如關於人自身的合理叩問。沈從文恰恰從現代性相對穩定的一維入手，關注變中的不變——即人性本體，固而顯得與自然的文化生態格格不入。
從文本對女學生的描寫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另外側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現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徵。沈從文是通過精心編排的修辭技巧來展示這種反思的。女學生在文本中顯然是一個內涵甚廣的能指，它背後連接著一個與蕭蕭們的生存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義上的現代形態的世界。女學生是溝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關鍵元素。這一元素始終伴隨著蕭蕭的成長過程，成為她心中的一個情結。最初的時候，蕭蕭對於女學生的態度是暖昧的，「聽過這話的蕭蕭，心中卻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以為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說的女學生一個樣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學生並不可怕，因此一來，卻已為這鄉下姑娘初次體念到了。」在懷了花狗的孩子以後，蕭蕭曾把女學生作為自己的某種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來要到城裡去尋自由了。「有一天，又聽人說好些女學生過路，聽過這話的蕭蕭，睜了眼做過一陣夢，愣愣的對日頭出處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結尾處，蕭蕭抱著和當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嬰兒毛毛，唱歌一般哄著他：「哪，毛毛，看，花轎來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討個女學生媳婦!」在這個圓形的、封閉的敘事結尾處，沈從文同時也封閉了關於女學生的故事。蕭蕭在敘事時間為十年的長度中，對女學生的看法最終又回歸到了原初的理解。這種略帶諷刺意味的修辭技巧中實際上以安插進小說家對於現代性的某種反思：在一個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國家，現代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三、突破輪回：「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
與《蕭蕭》中單純的封閉式結構不同，《邊城》雖然仍舊盡力描繪一個遙遠的世界，卻在環形的故事中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靜生活中出現了「他者」——一種無名的、但卻人人可感的異質性因素。一個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將《邊城》中的關鍵意象做簡單的梳理，順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園牧歌生活在《邊城》中開始的自我顛覆。
應該說，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隻「方頭渡船」，如果說翠翠、爺爺、黃狗還有桃源般的景緻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畫，那麼渡船則是讀者進出這幅奇異畫卷的中介，它那麼自然的聯系著此岸與彼岸，讓時間的呈現方式不再和《蕭蕭》中一樣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樣，以全部的靜態雕刻著意讓這幅山水畫完滿，時間在「方頭渡船」上來回搖擺，輪回不斷，過渡的有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轎，翠翠總是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在平靜如水的世界裡，甚至黃狗都是沒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兩個意象的出現突然將回環的時間流脈切斷，顯然，它們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單純的民俗學意義，在小說中，一直隱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在這些線性時間的結點上獲得了自我呼喚：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現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體場景，小說從永恆的民俗學時間進人到歷史時間中去。在故事的結尾出，作家將這樣的時間向度坐視，爺爺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別是二老出走後能否歸來的不確定性，都將敘事的時間對准了未來。
從另一個維度看，如果說《蕭蕭》中表現出的現代性的自反特徵是通過對循環時間內部的蒙昧的批判達成，那麼在《邊城》中則著力表現「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我們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為邊城世界打開了一道缺口，外界的異質性因素帶著某種強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園牧歌式的秩序被質疑，「邊城牧歌」由此開始了自我顛覆的道路。如果說，《邊城》在表象上向我們展示的仍就是一個與其他湘西系列並無不同的田園世界的話，那麼其文本背後則實際上關涉著田園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正是所謂的「現代性」的他者的滲透造成了這種「自我顛覆」。海外漢學家王德威先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敘事既是對牧歌環境本身的表達，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這正是說明《邊城》是在突破了《蕭蕭》的敘事輪回之後達成「自我顛覆」狀態的。
四、結語
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文本分析，就會發現幾乎沈從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歸納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現代性反思這兩個范疇里來。像《貴生》、《會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關於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類小說則更多寄寓著對現代性的某種反思，至於《邊城》則兩者兼而有之。我以為，沈從文筆下的現代性世界從來不是單一的，中國當時文化生態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單一的線性思維模式為依據的激進型現代性，而沈從文對此卻表現得不屑一顧。在他的文本中，我們讀到的是對現代性全部復雜內涵的解讀：包括現代性的自反特質(即反思性)和對人性本體的認真態度。事實上，沈從文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固執可能造成當時人們的誤解，但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正像他在《阿麗斯游記》中說的那樣：「我關心的是一株杏花還是幾個人?是幾個在生命中發生影響的人，還是另外更多未來的生存方式?」他選擇了後者，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這樣的選擇卻正是一個真正優秀的文學家應該做出的。

【

㈡ 廢名的作品思想

廢名禪學思想由「觀心看凈」到「無相無念無住」的轉變，導致其創作由空靈靜寂轉向自由灑脫，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徵。
《竹林的故事》、《桃園》、《棗》、《橋》是第一階段的代表作。這一時期的小說從整體上看是遠離現實人生和當代社會問題的，即使有，卻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後來，我們幾乎找不到半點當時甚為時尚的作家主觀的對於現實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議。《菱盪》所描繪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小說《橋》更是廢名精心營造的通向寧靜禪境的美麗橋梁。作品中的史家莊，處處是「東方朔日暖，柳下惠風和」式的平和寧靜，人們男耕女織、知足常樂，人性淳美，古風習習。小林、琴子、細竹無論是兒時還是長大後均天真、純朴，他們和睦相處，一反一般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三角戀愛的生活模式，絲毫沒有情人與情敵之間的種種猜測、懷疑與色心斗角。廢名只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幅靜美的中國畫，卻並不引導人們去著力思考社會現實問題。
靜寂意境的營造是這個時期小說的另一個美學特徵。《菱盪》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總是那樣的寧靜，它深藏在茂密的樹林之中，一道河水，一個水洲使它遠離縣城的喧囂與熱鬧，偶爾聽得見深林中斧頭砍樹的聲響，水的唧唧聲以及聾子、張大嫂們那些似斷非斷的三兩聲打趣，給人一種「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感覺，一切最終還是消融在無垠的靜謐之中。廢名筆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壯年卻也是半聾半啞，如《菱盪》中的陳聾子，《橋》中的三啞等，他們的單純、質朴、少受塵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們沒有如簧的巧舌去製造那些令人作嘔的噪音，他們精神豐富而形式卻簡單寧靜。陳聾子便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因為耳聾，他的世界永遠是寧靜的，塵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聞，也不見他輕易說話，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體認世界萬物的真如本相。在靜中彌漫著一股孤獨、清冷的氛圍，透露出一種孤寂之感，是廢名意境的重要特點。在廢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墳、送路燈、落日、簫、孤雁、廟檐上的風鈴、碑、樹蔭等意象符號，以造成一種神秘、清幽、孤獨的氣氛。《橋·習字》寫小林看雁陣，也引發出一種孤獨之感：「遠遠兩排雁飛來，寫著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氣，沒有太陽，也沒有濃重的雲，淡淡的兩手撫著母親的發，盡盡的望。」彷彿那天底下便只有這「一人」了。小林一開始認字便是這「一人」二字，在廢名也許是頗有深意的。
廢名這一時期的創作消解現實意義，隱逸了情感傾向，突出的是靜寂的詩的意境，而構成這靜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達的對於自然、人生的直覺與頓悟。廢名小說可以說是直覺的大串聯，《菱盪》中這樣寫菱盪的水：「如果是熟客，繞到進口的地方進去玩，一眼要上下閃，天與水。停了腳，水裡唧唧響，——水彷彿是這一個一個的聲音填的！」在廢名小說里，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通感與聯覺的運用，如「草是那麼吞著陽光綠，疑心它在那裡慢慢的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清的唧咕」，由視覺而聽覺，二者融為一體，這種通感，聯沉正是直覺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徵。
廢名的語言是跳躍式的，簡潔而空靈，因其空靈，如果沒有充分的聯想、想像，句與句，段與段之間就會產生一種「隔」的感覺，令讀者如墜雲里霧里。比如寫花紅山，「沒有風，花似動，——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如果說前一個比喻「花山是火山」還不是很出格的話，後一個比喻卻如同飛來巨石，一不留意便會砸得暈頭轉向。廢名這樣的一種語言的獨特性與他強調主體的感覺、頓悟直接相關。要傳達出獨特的感覺必須需要獨特的語言。因此，在廢名那裡，獨特的語言與獨特的感覺是那麼渾然地融為一體。
第二階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說《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兩個未完成的長篇以及部分詩作與散文。現實性加強是此一時期創作的一個重要變化。在前期他盡量迴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現實功利意義，盡量為自己營造一個寧靜的「夢」境，但之後我們從廢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會與時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會現實所賦予作者的喜怒哀樂，正如莫須有先生所說：「世上沒有一個東西不幹我事，靜極卻嫌流水鬧，閑多翻笑白雲忙。」《莫須有先生傳》盡管在創作時間上與《橋》相去不遠，但即使是在寫《橋》的時候，廢名的思想也已開始顯得「凌亂」，一方面，他留戀於「拂塵即凈」的「夢」，那便是《橋》，另一面卻又顯示著對現實實有世界的莫大興趣，預示著其思想上將朝著新的一路發展，《莫須有先生傳》便是這種思想的產物。《莫》是一部在風格上 與《橋》截然不同的作品。廢名曾稱他的《莫須有先生傳》是學習莎士比亞和《堂·吉訶德》的結果，他在與鶴西的一封通信中說：「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亞與西萬提斯他們兩位。他們似乎不象Flaubert那樣專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飯吃。他們真是『頂會作文章的人』！他們的文字並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減一字，他好象就並不在乎，而我們在這里看得見一個『完全』的人了。頂會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個生活的能手，乘風破浪，含辛茹苦，隨處可以實驗他的生存的本領，他大概是一個『遊民』，逐水草而居了。……屠格涅夫說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是代表一個理想派，……我的意思則適得其反，他是——他是一個『經驗派』，耍了一個猴戲給我們看。」在廢名看來，頂會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現實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間煙火，他應該是「逐水草而居」，應該是「經驗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這一段現實生活為藍本的自傳體作品，是現實的，卞之琳評價說「是寫他自己的『狂人日記』，他對當時的所謂『世道人心』笑罵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註：卞之琳：《馮文炳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廢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們想起禪師們的「飢來則食，困來即眼」的生活態度。
對真實性的自覺追求是這一時期廢名創作的另一重要特徵。此一時期，作為整體性的「菱盪」、「橋」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盪然無存。他的創作是真實的、隨意的。《莫須有先生傳》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除了「莫須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記錄，是自傳式的小說。如果說廢名前期的小說多寫自然之景並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體驗、感覺與直觀頓悟的話，那麼，此一時期作者更多的注重敘事，並在這些自傳式的事件中滲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真實。
廢名這一時期對於散文的鍾情亦可見他在創作上的傾向實有自然之境。因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寫實的，非想像非虛構的，他說，「我現在只喜歡事實，不喜歡想像。如果要我寫文章，我只能寫散文，決不會再寫小說」（註：《馮文炳選集·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後來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說如《浣衣母》、《河上柳》等還原為散文，其目的便在於欲擺脫前期小說的虛影而使其所敘人事更原始、更真實、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時期，語言的無所顧忌與先期簡潔、晦澀形成鮮明對照。廢名表現出來一種強烈的表現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斂自己的情思了。其情感思辨常常毫無顧忌，毫無遮攔地傾泄出來。如果說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爾有些零星式的點綴的話，在《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則是大段大段地抒發了。如前所述，這一時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於散文創作，理由之一正是出於一種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現自己的考慮。他把《浣衣母》《河上柳》還原成散文，也正是在這篇題為《散文》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在表達自己情感思想上與小說的不同而顯得更為直接。這一時期，廢名語言的句式越來越符合常用的語法規范，語句較長，較緩，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詞也力避奇僻生辣。

㈢ 廢名作品風格

廢名被認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學史上被視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橋》、《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廢名的小說以「散文化」聞名，其獨特的創作風格人稱「廢名風」，對沈從文、汪曾祺等作家產生過影響。廢名名氣雖大，但因為晦澀難懂，讀者卻少。在文學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兩個著名知音。周作人在為廢名和俞平伯的「澀」作解釋時說「本來晦澀的原因普通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可以由於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我想現今所說的便是屬於這一方面。」
在《廢名小說選·序》中，廢名對於自己的風格有如此評論：「就表現的手法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絕句二十個字，或二十八個字，成功一首詩，我的一篇小說，篇幅當然長得多，實在用寫絕句的方法寫的，不肯浪費語言。這有沒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認為有。運用語言不是輕易的勞動，我當時付的勞動實在是頑強。讀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寫的，一支筆簡直就拿不動，吃力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了。到了《桃園》，就寫得熟些了。到了《菱盪》，真有唐人絕句的特點，雖然它是五四以後

㈣ 廢名的文學風格

廢名被認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學史上被視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專林的故事》、屬《橋》、《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廢名的小說以「散文化」聞名，其獨特的創作風格人稱「廢名風」，對沈從文、汪曾祺以及後來的賈平凹等文學大師產生過影響。廢名名氣雖大，但因為晦澀難懂，讀者卻少。在文學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兩個著名知音。周作人在為廢名和俞平伯的「澀」作解釋時說「本來晦澀的原因普通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可以由於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我想現今所說的便是屬於這一方面。」
在《廢名小說選·序》中，廢名對於自己的風格有如此評論：「就表現的手法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絕句二十個字，或二十八個字，成功一首詩，我的一篇小說，篇幅當然長得多，實在用寫絕句的方法寫的，不肯浪費語言。這有沒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認為有。運用語言不是輕易的勞動，我當時付的勞動實在是頑強。讀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寫的，一支筆簡直就拿不動，吃力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了。到了《桃園》，就寫得熟些了。到了《菱盪》，真有唐人絕句的特點，雖然它是五四以後的小說。 」

㈤ 結合具體作品論述廢名「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的基本特徵（不要長篇大論，要精要概括，切中重點）

美引進小說創作中，是周作人文藝觀念在小說領域的實踐，富有理趣和禪趣。《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 著重內心生活的揭露和人物對自然景物的反應，隱逸氣息，詩境中加

㈥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是什麼

自文藝復興以來，始終存在著對宗教進行嚴厲批判、妄想消滅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終沒能被消滅。事實上，除了象道教這樣缺乏改革沖動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沒有衰亡，反而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象基督教神學在二十世紀就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產生了一批世界級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蘭教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曾經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的主張，但他們的論點不但從學理上站不住腳，而且也已為歷史事實所擊碎。值得注意的倒是這樣的一個事實：呂澄、李淑同和劉小楓等美學家和藝術家從美育走向了宗教。這說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價值。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沒有也不可能摧毀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們不能設想沒有宗教的文化會是什麼樣子。假如阿拉伯人沒有伊斯蘭教，假如西方人沒有基督教，假如中國人沒有佛教，那麼他們的文化會是什麼樣子？設想有一種文化會脫離了宗教而發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經做過這樣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因而與人的生存本質相關。歷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識形態的毒質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質是不會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質是永遠是純凈的。它既在於它自身之中，又內在於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皆不能擺脫宗教。
回顧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歷程，可以看到宗教與文學的關聯。我們可以列舉出相當一批與宗教文化關系密切或有著不同程度關聯的現代中國的重要作家，諸如魯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許地山、豐子愷、郭沫若、郁達夫、茅盾、沈從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語堂、廢名、張愛玲、廬隱、蕭乾、宗白華、夏沔尊、馮至、施蟄存、張資平、何其芳、孫犁……等等。「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各不同時期有特色有影響的作家都與宗教文化有著某種關聯。」（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3頁）這種關聯的發生是很自然的。盡管五四時代及其以後的科學主義思潮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佔有壓倒優勢，但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宗教情結卻始終發揮著強有力的作用。近代傳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傳統合流，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維系了中國人的終極關懷，並若隱若現地通過種種途徑表現出來。在觀念層次上，盡管與日本、與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還是不乏對宗教的深入研究與探討。
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當屬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引起了許多復雜而深刻的矛盾沖突，對它的影響要做正確的評價和分析。從積極的意義上說，基督教激活了中國人已經氣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國人從委頓中醒來，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當初佛教初傳時候一樣。中國新文學的先驅們就已經注視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獨特作用和價值。陳獨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號上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對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犧牲奮進、至上人格、反思懺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熱烈的頌揚。在他看來，「基督教是愛的哲學」，「基督教的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他呼籲「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如果說陳獨秀還主要限於從社會政治革命的角度來鼓吹基督精神的話，那麼魯迅則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學的內核。他在著名的《摩羅詩力說》里高度評價了希伯來文學的殊勝意義：「雖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庄嚴勝，教宗文術，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茲未艾。」他呼喚「精神界之戰士」在中國的出現，這裡面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以人道主義的「愛的哲學」通向了基督教的「博愛」主題。他說：「現代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近代文藝上人道主義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這里。」（《聖書與中國文學》）還從藝術發展的角度肯定「文學與宗教確有關系」，「文學的發達，大部出於宗教」。「人類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藝術。」
從創作實踐來看，新文學中出現了一批深刻體現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愛」的主題，明顯來自作者對基督教的博愛精神的深刻體認。而隨著新文 學的不斷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層次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郁 達夫作品中無休止的懺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擺不脫的原罪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執著 的人道主義責任感，老舍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平民意識，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論思想等等， 這些蘊涵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藝術思考，無疑使中國現代文學在思想內涵方面具有了 某種新的文化特質。」（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

佛教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影響也許更加值得我們注意。以楊仁山先生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國佛教從明末以來的極度式微的局面中擺脫出來，逐步走上了復興之 路，給中國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響。佛教中本來所有的自由精神、獨立意志、進取精 神和犧牲精神與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結合，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動重 新煥發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間佛教」佛教的形成和發展，另方面是文學藝術活動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現。以魯迅為例。魯迅可以說是現代中國作家 中對人生的認識和體驗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彌漫著死亡的氣息，而他對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寫，常常使人喘不過氣來。他關注人的苦難，關注中 國人的國民性，其實都與他對佛教的偏好有關。佛教本來就起源於解脫人生苦難的要 求，而人生最難擺脫的當然是死亡的威脅。魯迅從自身的苦難中體會到了人的生存的 嚴酷，從而孳生出解脫的大願。他探尋過多種道路，包括外在社會政治革命。但魯迅對政治革命實際上並不報多大的希望。《阿Q正傳》典型地表明了這一點。所謂的「國民的劣根性」其實植根於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說的「無始無明」中。所以魯迅始終是很悲觀的，這使他既擺脫了一般作家的膚淺的樂觀主義，也使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難，與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離。
在其他一些人那裡，佛教文化的表現採取了不同的形式。蘇曼殊的作品盡管不多， 卻能以驚才絕艷的文筆，寫出佛法追求與愛欲之間的深刻糾纏，突顯了悲劇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廢名、豐子愷等人則以從容而優雅的筆觸，表現了一種禪的精神。寧靜淡泊、清幽曠遠的人生境地和舒緩雅潔、坦盪從容的心緒，使讀者在動盪混亂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園。但這決不是對傳統佛教和禪宗的簡單回歸，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盪滌了傳統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許地山、沈從文等則表現了一種把多種宗教結合起來的意向。許地山的《債》里即包含著三層意蘊：第一層是還債人的佛家慈悲為懷的心腸和儒家高度自覺的憂患意識；第二層是岳母所信奉的順著境遇做人，棄絕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學；第三層則是「還債人」那種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懺悔意識和獻身精神。這種多重宗教意蘊還可以在林語堂等人那裡看到。

中國現代文學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不止體現在宗教情結上，還體現在敘事結構、藝術語言和藝術意境上。中國現代文學的濃烈的抒情性和深層次的隱喻性，顯然來自基督教文學的刺激。佛教文化對現代白話文運動的貢獻是眾所周知的。而藝術氛圍和意境的營造，則與宗教意識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學與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國現代文學和宗教文化同樣是不可分割的。盡管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對宗教採取了極端的態度，但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又明顯地呈現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筆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識也多姿多彩地表現出來。賈平凹、張承志、張煒等人的創作，顯然自覺地走向了某種宗教追求。尤其是張承志的《心靈史》，極其悲壯地展示了一個民族為信仰而戰的歷史，在當代文學中具有震撼性意義。這也許象徵著未來中國的精神路向。

㈦ 廢名《橋》小說的文體和敘述語言有何特點

小說的敘述方式有順敘、倒敘、插敘、平敘。

順敘或正敘：按時間發展先後依回次敘述情節；答

倒敘：把某些發生較晚的情節或結尾先行交代，再回過頭來敘述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和發展過程；

插敘在順敘中暫時中斷主要情節的進展，而插入相關事件；

平敘介紹同一時間內不同處所發生的兩件或幾件事。

另外還有補敘、追敘、分敘、合敘等多種。

(7)廢名小說的現代性擴展閱讀

小說的三要素：生動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描寫。

1、人物形象

人物的核心是思想性格，人物描寫的角度有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正面描寫包括外貌、語言、動作、神態、心理等，側面描寫通常以他人或事物來反映該人物，又叫側面烘托。

小說塑造人物，可以以某一真人為模特兒，綜合其他人的一些事跡，任何一部優秀的小說，總有使人難忘的典型人物。人們可以通過這些藝術典型的鏡子，看到、理解許多人的面目。

2、故事情節

指作品所描寫的事件發展，演變的全過程，故事情節的一般結構：（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故事情節來源於生活，它是現實生活的提煉，它比現實生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和矛盾是有始有終，有起有伏，並

㈧ 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如何賞析（請從不同角度簡答）謝啦

1、主題思想

在《竹林的故事》中，廢名以凝煉而韻味無窮的筆致，勾勒出宗法制農村中一派充滿詩情畫意、青春氣息的田園牧歌圖畫，以及在此圖畫下所蘊藏的生活的悲苦。潺潺的流水，茂林修竹，碧綠菜地，遠處的沙丘城廓...…菜農老程夫婦和他們的小女兒三姑娘，一家人就在其中過著貧窮卻閑適的生活。

三姑娘乖巧聰慧，伶俐能幹。她唱歌嬉戲，幫助父親捕魚種菜。貧窮的生活，使老程兩個女兒早夭，這就更使老程夫婦相信命運，他們把三姑娘交給菩薩保佑。老程用緊巴巴的錢給女兒買了一把大紅頭繩扎辮子。三姑娘八歲的時候老程死了。剩下三姑娘母女倆相依為命，日子「一天比一天淡漠起來」。

三姑娘不願別了母親，成群結隊地別城裡去看賽龍燈。小說就這樣平淡朴訥從容雅緻地鋪成一軸山水畫卷，卻又在淡雅之中寄寓了深深的哀愁。優美的自然，美好的心靈，三姑娘一家卻承受著悲苦的生活。竹翠人美與悲苦生活的強烈對比，使人深思悲劇的社會根源，全文在贊美時深懷感傷。

2、藝術特色

在《竹林的故事》中，廢名塑造出了一個純潔優雅、生氣勃勃而又承受著生活悲苦的鄉村少女——三 姑娘形象，這個優雅感人的藝術形象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富青春氣息和純情魅力的形象之一。她的健康活潑為「五四」文學退潮時期彌漫的傷感和苦悶吹來了一絲清新之風。

盡管廢名並沒有如魯迅、王魯彥等同時代鄉土作家一樣通過鄉土寫實為刻畫社會現實，恬靜安逸的描寫使他筆下找不到時代動盪的痕跡。

以象徵性寫景來烘託人物神態性格的藝術手法，在《竹林的故事》中得到了極為成功的運用。小說中著力寫竹，這是用以襯托三姑娘碧意盎然般的青春氣息。小說以《竹林的故事》為名也寄寓著深意。一簇竹林里的房子,春天裡竹子一天一天綠得可愛，閃現於其間的三姑娘。

蔥蘢的竹林與三姑娘的青春、苦樂彷彿融為一體，三姑娘的寧靜恬淡就如這風雨中舒展自如的竹林。

廢名注重用唐人絕句式手法構思小說，不講究故事的完整曲折、情節的起伏變化以及人物的全貌言行。但是他注重通過一些富有情韻的細節、場景等。以情景交融成意境，最終使人物自覺地浮現凸出。

《竹林的故事》將三姑娘周圍美的心理美的人情、美的景色等和諧交織，在淡美的情景中流瀉出三姑娘縷縷哀愁，使這一人物形象在自然景觀靈化、世俗人物雅化的描寫中愈加真實動人。

以簡煉含蓄的詩的語言對人物進行白描，是《竹林的故事》突出的特色之一。

(8)廢名小說的現代性擴展閱讀

20世紀20年代中期，由於早期文學現實主義的不斷發展，一些僑寓他鄉的作家，開始集中於以鄉土回憶與寫實為題材的小說創作，他們極力推動著現實主義的命運與農民命運相結合，外來文學影響與本土地域色彩相結合，一直延續到30年代，人們把這類作品稱作鄉土文學。

在這其中，廢名就恰如以簡朴的翠竹製作成一支牧笛，橫吹出中國中部農村遠離喧囂的田園牧歌。1925 年2月16日《語絲》雜志第14期刊發了廢名的短篇小說《竹林的故事》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