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體驗與小說

Ⅰ 談談大家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與現代性的理解與體會~

浪漫主義精神最先出現在文學中。在法國，浪漫主義的先驅者是盧梭，他宣揚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響應他的「回歸自然」的口號，在創作中抒發對大自然的感受，描繪大自然的魅力，抒發對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鄉土的熱愛追求和依戀。

Ⅱ 先鋒派文學的先鋒派小說後現代性

先鋒派的歷史短暫而且尷尬，但這並不能否認一批作家在一個短暫的歷史時期，在文學形式方面作出的探索所具有的意義。漢語言文學，特別是漢語言敘事文學，在這一階段所達到的一個奇怪的高度和復雜度。
八十年代後期出現先鋒派的形式主義表意策略，其直接的現實前提就是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弱化；其直接的美學前提就是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存在的創新壓力；其直接的藝術經驗前提就是現代派和尋根派。
「現代派」藉助非常強勁的社會思想氛圍而具有思想沖擊力，尋根派同樣依靠意識形態基礎才顯示出獨特的意義。作家的個人表達及其表達方式並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在八十年代後期，馬原、莫言和殘雪的個人表達，就在意識形態弱化的歷史情境中突顯出意義。
1986年，莫言發表《紅高梁》等一系列作品，這是「尋根」的一個意外收獲，也是它的必然結果。隨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紅高梁家族》（1987）。莫言的「紅高梁」系列作品，以熱辣辣的筆法，描寫東北高密富有野性的生活。很顯然，莫言的「紅高梁家族」是對尋根的回應。尋根那種過強的歷史意識、虛無飄渺的觀念和境界，被莫言的粗獷野性橫掃一空，一股原始野性的生命強力流宕於其中。
當然，莫言的寫作從來不作形而上的考慮，他對尋根的反叛和超越，不如說完全出自他對一種生活狀態的認同，出自對個人生活經驗的發掘，這種經驗深植於他的記憶的深處，所以他的敘事顯得直接而自信。莫言與此同時的一系列作品：《透明的紅蘿卜》、《爆炸》、《球狀閃電》都是極為出色的作品。這些作品尤為顯示了莫言的描寫能力，他的語言表現力和豐富的感覺。回到個人體驗的生命本體，回到敘事語言的本體，莫言為新的小說意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清理「先鋒派」的歷史軌跡時，馬原不可否認是一個標明歷史界線的起點。馬原在1984年寫下《拉薩河的女神》，1985年發表《岡底斯的誘惑》，1986到1987年發表一系列作品，如《錯誤》、《虛構》、《大元和他的寓言》、《游神》、《大師》等，但是馬原的意義直到1987年才為文壇普遍關注。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的作品對馬原產生過影響，也影響了當時不少的作家。（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集》1983年在中國翻譯出版，1984年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風靡中國）。盡管馬原的意義不再具有意識形態普遍化的實踐功能，但是，他反抗意識形態普遍化的敘事方法被視為當代文學歷史轉型的重要標志，則又構造了一個回到文學自身的神話，在文學有限性的范圍內，它標志著「新時期」的終結，「後新時期」的來臨。支持馬原寫作的動機已經不是去創作「大寫的人」或完整的故事，而主要是「敘述圈套。」對於馬原來說，寫作就是虛構故事，而不是復制歷史。
洪峰一直被當作馬原的第一個也是最成功的追隨者，但是人們忽略了洪峰的特殊意義。1986年，洪峰發表《奔喪》，傳統小說中的悲劇性事件在這里被洪峰加以反諷性的運用。「父親」的悲劇性意義的喪失和他的權威性的恐懼力量的解除，這是令人絕望的。《奔喪》的「瀆神」意義表明「大寫的人」無可挽回地頹然倒地，它慫恿著叛逆的子們無所顧忌越過任何理想的障礙。
殘雪的個人表達使她遠離當時的主流文學而顯示非同凡響的意義。殘雪以她冷僻的女性氣質與怪異尖銳的感覺方式，不僅與前此的中國女性的寫作訣別，而且與同代的男性作家群分庭搞禮。1986年，殘雪連續發表幾篇作品：《蒼老的浮雲》、《黃泥街》、《山上的小屋》等。
1986年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一個特別富有詩意的年份，然而在當代文學史的進程中卻是一段詭秘莫測的歲月，在它那偃旗息鼓的外表下掩蓋的是一系列小小的詭計。就是這些不起眼的行徑，為後起的「先鋒派」鋪平了最初的道路。馬原、洪峰、殘雪既是一個轉折，也是一個過渡，在他們之後，文學觀念和寫作方法的某些禁忌已經解除，但是，留給後來者的不是一片廣闊的可以任意馳聘的處女地，而是一個前途未卜的疑難重重的世界。在這一意義上，馬原既是一個慫恿，一個誘惑，也是一個障礙。馬原在他那曾經卓有成效的「敘事圈套」上，不僅壘起了一個時代的，同時也壘起了他自己的紀念碑。顯然，更新一悲的寫作者必須跨越這塊並不雄偉的石碑，有必要在敘事視角、價值立場、心理經驗、感覺方式、語言的風格化標志等等方面超越馬原。 1987年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文學跌入低谷的時間標志，這一年到處都可以聽到文學失落這種概嘆。但在文學方面，這個時間標志隱含了太多的歷史內容，因此它更有可能是當代文學另一個歷史階段的開始。文學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直接束縛，有可能以自身的美學價值獲得獨立存在的依據。其顯著特徵在於，繼馬原之後，更年青的一批作者步入文壇。這裡面可以看到「現代派」的線索；也不難發現「尋根」的流風余韻；當然還有馬原的敘述觀點。
1987年早春，《人民文學》破天荒以第一二期合刊的方式發行。這一期的《人民文學》登載了不少前衛性的作品，且不說有馬原和莫言的小說和寥亦武的詩，一批在當時還是無名小卒的作品，正在預示著一次根本性的變化。例如，孫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壇子》，北村的《諧振》，葉曙明的《環食·空城》，姚霏《紅宙二題》，樂陵《扳網》，楊爭光《土聲》等。這幾篇小說的顯著特徵在於：其一，故事情節淡化或趨於荒誕性；其二，「反小說」的講述與注重語言句法；其三，反現代性的寓言。
1987年底，《收獲》第五、六期明顯擺出一個「先鋒派」的陣容。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比較年初的那些作品要成熟純正些，那些姿態，那些硬性的所謂「現代觀念」已被拋棄，非常個人化的感覺方式融鑄於敘事話語的風格標志中。在整個先鋒派陣容中，蘇童顯得尤為奪目。在當時，蘇童的小說給人以凝煉而又舒暢的感覺。蘇童的敘事既表現出對語言、句法和敘述視點及結構的強調，又能給人以明晰純凈的印象，這也是蘇童在當時比其他先鋒派作家更容易為人所接受的緣故。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多少可以看出一點莫言「尋根」的味道和馬原的那點詭秘。這篇小說沒有可以全部歸納的故事和主題，通篇是敘述人關於祖父祖母在災荒的1934年的苦難經歷的追憶。歷史、農村、都市、生殖、革命、生活等等，都不是在觀念的領域里被寓言性地謀殺，而是在具體的敘事中被無所顧忌的詩性祈禱所消解。那些在敘事中突然橫斜旁逸的描寫性組織，構成敘事的真正閃光的鏈環。
就先鋒派的特徵而言，沉浸於幻覺與暴力的余華顯然比蘇童來得更為尖銳和怪異。《四月三日事件》顯然是余華變本加勵的結果。該中篇小說對少年心理意識進行了一次更加怪異的描寫。對於余華來說，少年的視角不過是他有意混淆「幻想」與「現實」、「幻覺」與實在「的一個特別視點。余華從這里出發走進一個由怪誕、罪孽、陰謀、死亡、刑罰、暴力交織而成的沒有時間也沒有地點的世界那是他的溫馨之鄉，是他如願以償的歸宿。孫甘露在1986年寫過《訪問夢境》，這當然是一篇把夢境與現實混為一談的小說。想像奇特古怪，結構卻流暢自如，語言瑰麗奇崛。而《信使之函》顯得更加激進，通篇用五十幾個」信是......「的句式作為敘述提綱，也可以看成是段落的起承轉合。這篇被稱之為」小說「的東西，既沒有明確的人物，也沒有時間、地點，更談不上故事。《信使之函》作為當代第一篇最極端的小說，證明當代小說沒有任何規范不可逾越。相比較而言，玩弄」空缺「的格非看上去要傳統得多，格非開始引人注目的小說當推《迷舟》，這個戰爭毀壞愛情的傳統故事是以古典味十足的抒情風格講述的，那張簡陋的戰略草圖一點也不損害優美明凈的描寫和濃郁的感傷情調。然而，整個故事的關鍵性部位卻出現一個」空缺「。這個」空缺「使整個故事的解釋突然亦得矛盾重重，一個優美的古典故事卻陷進解釋的怪圈。這個」空缺「在1987年底出現輕而易舉就使格非那古典味十足的寫作套上」先鋒派「的項圈，盡管這個」空缺「不過是從博爾赫斯那裡借用來的，然而格非用得圓熟到家。《褐色鳥群》（《鍾山》1988.5）無疑是當代小說中最玄奧的作品。格非把關於形而上的時間、實在、幻想、現實、永恆、重現......等等的哲學本體論的思考，與重復性的敘述結構結合在一起。」存在還是不存在？「這個本源性的問題隨著敘事的進展無邊無際漫延開來，所有的存在都立即為另一種存在所代替。這篇小說使人想起埃舍爾的繪畫、哥德爾的數學以及解構主義哲學那類極其抽象又極其具體的玄妙的東西。1988年，余華在暴力與陰謀的無邊苦旅越走越遠，《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隨後的《世事如煙》、《難逃劫數》、《鮮血梅花》無疑是余華最好的作品。對暴力、陰謀、罪孽、復仇等等的描寫淋漓盡致。1988年因為有了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謎，」先鋒派「的形式探索才顯得名符其實。在這篇小說中，孫甘露同時在寫另一篇題名為《眺望時間消逝》的作品。這是雙重本文的寫作。在這篇沒有主題，甚至連題目都值得懷疑的小說中，角色隨時變換自己的身份，時間與空間的界線變得相對。值得提到的還有潘寫的《南方的情緒》。這篇對偵探小說反諷性模仿的小說別有趣味。這個企圖偵探某個秘密的主角卻是一個憂心忡忡的多疑者，他總是落入別的圈套。同期還有扎西達娃的《懸岩之光》。他後來的《野貓走過茫茫的歲歲》，對西藏的現代化與文化的精神分裂狀況作了相當深刻的描寫。如果把1989年看成」先鋒派「偃旗息鼓的年份顯然過於武斷，但是1989年」先鋒派「確實發生某些變化，形式方面探索的勢頭明顯減弱，故事與古典性意味掩飾不住從敘事中浮現出來。1989年《人民文學》第3期再次刊登了一組」先鋒「（或」新潮「）小說，在那些微妙的變化和自我表白的話語里，我們看到另一種跡象。先鋒們放底了沖刺的姿態，小說敘事顯得更加平實和流暢些。《風琴》是格非最出色的短篇小說。1989年，」先鋒派「以其轉向的姿態完成歷史定格。先鋒派一旦放低了形式主義的姿態，或者說形式主義的小說敘事已經為人們所習慣，先鋒性的形式外表被褪下，那些歷史情境逐漸浮現，講述」歷史頹敗「的故事成為1989年之後」先鋒派「的一個顯著動向。葉兆言寫出了三十年代那些被遺忘和淹沒的往事，雖然他沒有表達真切而深摯的懷舊情緒，但是葉兆言寫出了歷史無可挽回的頹敗命運。《妻妾成群》顯示了蘇童對歷史的特殊感覺方式，尤其是對」歷史頹敗「情境的刻劃。蘇童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米》（1991），已經更加註重故事性，除了偶勻流露的那種敘事風格還可見蘇童當年作為」先鋒派「的氣質格調外，《米》似乎更接近現實主義。同樣，格非的《敵人》（1990）也表現了類似的意圖，例如在主角趙少忠的身上表現出對古典價值認同的願望。 先鋒派在九十年代獲得可觀的市場效益與文化資本，這與他們在九十年代的藝術創新碌碌無為形成強烈對比。九十年代最初幾年，還可見到先鋒派偶爾顯露出的鋒芒。但總體上來看，九十年代最初幾年先鋒派已經悟出文學與現實的曖昧道理。迴避現實，講述一些莫明其妙的歷史故事，既可以保持語言與敘述的前衛性感覺，又沒有任何風險。對於他們來說，小說的形式主義策略是他們迴避現實的首要方式，而歷史故事則是與大眾調和的必要手段。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先鋒派一旦放低形式主義策略，他們的藝術表現立即就趨於平庸。九十年代初，因為北村的存在，先鋒派的風頭才不減當年。1992年以後，北村的小說有很大變化，他回到現實生活，小說敘事明朗透徹，但北村不能滿足明白淺顯的思想。
從整體上來看，先鋒派在九十年代完成了故事和和人物的復歸，但面對人物和故事，先鋒派卻無法找到比過去形式主義策略更進一步而有效的表意方法。但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顯示出一種難得的體驗內心生活的力度。他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成為當代對人的生存狀況最為透徹表達的作品。孫甘露的《呼吸》，北村的《施洗的河》，呂新的《撫摸》以及格非的《敵人》、《邊緣》（1993）和《慾望的旗幟》（1996），都還可以看出先鋒派的語言形式方面的流風余韻。 馬泰·卡琳內斯庫說先鋒具有「反對自身的傳統」 的現代性，這既引申「『先鋒派』源於『現代主義』」，在關於「現代主義」和先鋒的定義上，包括哈桑在內的批評家都未曾給出結論，而兩詞多以同義詞的形式出現，以至於一些西方理論家錯把「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都歸結於「歷史」先鋒派（即便「達達主義」雖然和「先鋒派」一樣具有同樣的破壞性），但他（馬泰·卡琳內斯庫）隨即又指出，「精英的概念隱含於先鋒派的概念之中……，這種精英是致力於摧毀所有精英的，包括摧毀它自己」。先鋒派具有破壞性和「自我消亡性」來源於巨大的自我矛盾性，此種「存在」根植於「先鋒」是「現代主義」范疇之一，先鋒力量的所有來源（「誕生可能」、「成長可能」）營養完全來源於「現代主義」，這也終究寫就了「先鋒」是「傷痕」的一種表現。這種「傷痕」是「自我意識」與「外部世界」產生的巨大刮痕，源於自我意識遭到「客觀世界」的排擠，而具有「先鋒特色」的「自我意識」的破壞性把破壞因子埋藏於「自身」，通過完成「我的消亡」達到破壞世界的目的。
「先鋒」的破壞性，誤導了人們對於「現代主義」的體驗，它所表現的此刻給「現代主義」罩上了巨大的陰影，而導致後現代主義者諸如哈茨·霍恩「泛經驗」主義者試圖通過「創造性」，「經驗」來源於固有哲學的破損，既已有的哲學體系構成被先鋒打破的缺口，藝術化再塑造。這使得後現代主義真正的含義漸漸浮現，而且在後現代主義世界裡，「有神論」又會被重新提及而且「形而上」會完全復活。 先鋒派在八十年代後期意識形態趨於分離和弱化的時期登上歷史舞台，他們超量的語言表達和過分的形式主義策略，確實把當代中國文學渴望已久的藝術創新突然推到一個奇特的高度。在我看來，先鋒小說具有的後現代性特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論述。
其一，從」現實「中逃逸的方法論。先鋒小說迴避了闡釋與建構現實的努力，把寫什麼改造為怎麼寫，從而把小說敘事變成一種方法論活動，使小說的藝術形式變得靈活多樣，建立一種文學語言的拜物教。小說無須對現實說話，無須把握」真實的「歷史，小說就對小說說話。
其二，回到語言與感覺的抒情性敘述風格。突然從狂熱的意識形態訴求退回到形式主義的方法論活動，那種表達的渴望依然難以遏止。因此華麗的語言鋪陳，精巧的句子修辭，過量的詞彙堆砌等等，這些都使強烈的表達願望得以釋放。這種感覺方式和句式，使得先鋒小說具有很強的抒情性特徵。在生活破敗的邊界地帶，配置某種由自然的和詩性的感悟構成的抒情描寫--它是生存破敗的花邊，它散發著一種純凈明朗的感傷憂郁之氣，然而它並不痛苦也不沮喪，它在使這個破敗更加醒目更加不可彌補的同時，表達了一種」後悲劇時代「的感覺。
其三、表現為對人類生存的本源性與終極性的質疑。先鋒小說通常不關注主題和完整的故事，在對故事情境，人物與環境構成的分裂關系的處置中找到一種特殊的敘述方式和語言感覺，也許這二者構成一種相互派生和互動的關系。在對語言感覺和敘述方式的尋找過程中，小說敘事對歷史和人類的生存狀況進行重新編碼，這使他們重新處置了人類的生活。先鋒小說中出現的那些生存狀況，總是有一種本質性的缺失。由此也形成了對歷史缺失的特殊解釋。先鋒小說書寫的歷史都是一些年代不明的歷史，這種似是而非的歷史使原本確定的現代性歷史變得遙遠，而那些」鐵的必然性「則被歷史宿命論和不可知論所消解。
其四、存在或」不在「的形而上思考。格非的小說一直在設置一個根本性的空缺，在格非的小說向這個空缺逼進的過程中，他的敘述打開了一片疑難重重的存在空間，一種」細微差別的重復「，一再在他的敘述中出現，並使生存世界產生種種疑問。也使歷史的確定性、記憶和存在的事實都變得可疑。
其五、超距的敘述導致對自我的懷疑。在先鋒派的小說意識中，那種冷漠，平靜的敘述人的態度，與他們過分鋪陳的語詞構成一種奇特的張力。先鋒派小說不再是以自為中心來展開敘事，相反，自我總是處在一個被排斥、被顛覆的狀態。
其六、對暴力、逃亡等極端主題的表現。先鋒小說的語言感覺和敘述方式只有在那些特殊殊的生存情境中才能充分展開，因此，暴力、逃亡等極端主題就成為表意形式的原材料。但是這些原材料在具體的敘述語境中，也不斷獲得自身的獨特意義。道義、責任、法的絕對性等等，都被重新審新――不是觀念和思想意義上的異議，而是敘述語言對其的漠視使之失去絕對性。
當然，這些後現代主義萌芽在中國無疑帶有本土文化的現實特徵。其意義僅僅在於對八、九十年代生活現實境遇持更為冷靜、求實的態度。它對終極真理和絕對價值的迴避，當然會引起多方面的批評，但是，這種態度是歷史轉型時期的多元分化現實給予他們的感受，他們也不得不學會在強制性的歷史表象與虛脫的歷史本質之間尋求平衡的處世之道。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這種拒絕深度的表意策略，既是在尋找一種新的適應性，也是一種歷史給予的能動性。

Ⅲ 什麼是小說的現代性

什麼是現代性？

1，馬克思和波德萊爾對現代性的理解。
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經常用「現代」這個詞語來「表示資產階級的興起、經濟的成長、資本主義的確立、他們政治上的表達以及後來——但不是最終——對作為一個整體的這些歷史事實的批判」。列斐伏爾的這句話包含兩個領域的話題：政治、經濟。這兩個領域關系密切，但也可以作為兩個獨立的對象進行闡述。列斐伏爾接著引用了馬克思的兩段話，這兩段畫主要講述的是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個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為個人利益（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對國家、個人進行抽象的資產階級時代是分離、分裂和兩重性的。（8頁對這三個詞語的表述是「分離、分化和多重兩分」，是一個意思，「革命性的實踐起步於跨越鴻溝：私人與公共、專門與普遍、自然與人……」，這一句話應該是對「兩重性」的具體表述）列斐伏爾在這樣一個角度下具體講述了馬克思觀察到的被稱為現代性的一些分離的狀況：私人生活與社會-政治實踐的分離，理性與非理性的分離，表面的理性統一的背後是普遍的「非現實」。最後的結論是：只有通過革命性的實踐才能改變這些分離狀況，重建真正的統一。(馬克思的現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內涵，而波德萊爾的現代性則有很強的體驗性，他試圖將短暫、瞬間性納入對現代性的解釋當中。他在永恆和變動的兩重性中注意抓住變動的一方，（永恆只是他的起點），因此他把現代等同於時尚，認為從短暫的、變動的意象中把握住的東西，與永恆之間存在神秘聯系。換句話說，波德萊爾的理想是在現代資產階級世界內部創造一個審美的藝術的世界，即所謂「世界化的世界」。這個世界追求的是時尚，他通過對時尚的把握來創造一個華麗的高級世界。也由此，波德萊爾沒有馬克思的那種追求自然的統一性的的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個叢林的自然，是「咬嚙和殺戮」產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
1848年革命使馬克思看到了自己從哲學角度理解資產階級世界（現代）的局限性，他開始採用「實證」的方式，更多地關注歷史與經濟。但是他對通過革命性的時間推翻資產階級世界創造一個統一的世界的信念並沒有變化。
1848年革命卻使波德萊爾產生的變化。他「在身負革命和失敗的創傷、滿心厭惡資產階級和斥責資產階級世界的情況下，承認了革命性實踐的失敗，他挪用起兩重性和分離性來，他與它們妥協了，他拒絕那樣接受它們了，它們已不足以讓他滿意了，他極其厭煩它們，他深究它們，以便發掘出代替已失敗了的真正變革的觀念化變革的根源」。這里的它們應該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世界」。波德萊爾的妥協是指「接受資產階級社會為『世界』」，這一妥協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性這一概念羽翼漸豐，開始飛翔。波德萊爾接受了現代性所暗含的自我與真實、珍視與理念或可能之間的裂隙、分化，並試圖用詩性語言構築一個獨特的審美世界，並以此抵抗、解決前述分化、二重性。詞語在這里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萊爾通過詞語完成對資產階級世界的蔑視、嘲弄。但是這種詞語的「煉金術」仍然臣服於既定的環境，審美是出於環境之中的，雖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變世界，但是詞語本身卻必將陷入孤獨。
19世紀是資產階級上升和進步的黃金時期，1905年發生的俄國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轉型，而沉浸在19世紀的好日子中的資產階級連同它的哲學還沒有反應過來。列斐伏爾說：「1905，一個突變。」它預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新技術發明急劇增殖並穿透了日常生活；「非連續性相伴涌來」，構成了對19世紀諸多領域的連續性的觀念的沖擊。（這一部分有幾句話很費解。第9頁下面，「每個試圖安置知識和行動、社會政治生活後果的人將失去他們的立足之基。這是遲早的事。」和「還是此時，個人主義的時代結束了，集體組織的時代雖無絕對的突破，但已開始顯露崢嶸；個人要為捍衛自己而竭力斗爭，爭得有效的橋頭堡：相關的、想像性的藝術」）

在新的時代，專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網路全書派過時了」；結構、非連續性等概念被廣泛應用，「講綜合」成了「老一套」。在變化的變現中（實際上應該是對變化的理解過程中），「變異、突變的性質差異概念」深深影響了不同的圖式。所有這些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概念已經嵌入了現代性之中。

接著，列斐伏爾把非連續性這一「新生事物」（在這里他表述為「抽象的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抽象力量」）帶入對具體生活境遇的感知當中。他舉了信號、圖像、電光照明的例子，說明由於非連續性的力量（包括具體的技術？），我們的物理感知已經無法分辨出抽象和趕出了，「『真實』失去了它陳舊而熟悉的特徵，成了膠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變得更具體更不真實了」。這一段話的意思可能是非連續性的力量已經模糊了具體/表象與本質的絕對鴻溝，使人置入一個無法獲得象徵意義或本質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爾認為，非連續性的信號、物、聲響已經支配了人的感覺，象徵及其附著的文化、意義在信號的壓迫下急劇貶值。一些藝術家傾向於把握這些非連續性的信號，試圖在非連續性的現實當中創造出一個自由的世界（這也可能是藝術家們的異想天開）。另外一些藝術家感受到真實世界中的「它性」（非連續、斷裂、無本質、無意義、異己感），試圖重新找回「久遠年代的象徵」來代替異化的現實。

在描述了洶涌而來的非連續性和變化之後，列斐伏爾總結說，「現代性誕生於這些重大的變化、誕生於這個明顯的但仍未得到解釋的現象」，「在這個新顯露出的現代性核心中，存在著解構和自我解構的內在矛盾和原則」。

Ⅳ 傳統小說的特點是什麼

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我有點心虛，因為我根本無法將它解釋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這個概念，又實在沒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謂概念，我覺得，用當然是要用，但沒有必要將界線劃分得過分清晰，因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差異往往不在於性質上的截然兩分，而在於程度上的緩慢過渡，倘若我們只是固執地使用過去那種立場鮮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無法妥善處理其間廣大而曖昧不明的過渡地帶，結果只會導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邏輯。
拿「現代性」這個概念來說，我們不妨將它理解得寬泛一點。按照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意思：「現代性意味著生活世界被遺忘，這是近代科學世界觀造成的結果。」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則說這個論斷只對了一半，而我覺得，可能還對不到一半，因為「現代性」這個概念太大，試圖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麼高明，也是枉然。曾有很多人談及現代性的標志或者說是特點，包括孤獨、斷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爾）的失落，「統一性」（本雅明）和「總體性」（盧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將現代主義的特徵作為與後現代主義的對照列了一張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預謀性、此在、邏各斯、語句組合、隱喻、超驗性，等等，這些，我們都可以視作現代性內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掌握一個概念的全部內涵。
可能，這樣解釋還是太抽象了，比較而言，我更喜歡本雅明的方法。在本雅明的眼裡，「現代性」並不附著於抽象、費解的概念，而是通過一些具體的生存體驗體現出來的，它滲透於巴黎拱門街的繁華空氣中，從街頭汽燈向電燈的轉換，到夜遊者的減少、報紙的流通、以及照相機對瞬間的捕捉，都浸染了現代性的某些質素。後來，在哈佛教書的中國學者李歐梵也試圖用這種方法來分析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過渡，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一書中，他描繪了二十世紀前半葉作為中國現代化之先鋒的上海的圖景，包括外灘建築、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和跑馬場、「亭子間」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閑者，繼而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如「印刷文化與現代性建構」、「上海電影的都市語境」等，可能這裡面還有一個前提，李歐梵似乎傾向於將現代化理解為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的形成，「公共領域」一旦形成，報紙、傳媒流通起來，社會就不再是封閉的了。
《上海摩登》的後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學所體現出來的現代性，如施蟄存的怪誕、劉吶鷗、穆時英的摩登、邵洵美、葉靈鳳的頹廢和浮紈、張愛玲的蒼涼，這顯然說明文學中的現代性因素的產生乃是根源於社會的現代化。雖然，現代主義的文學比之傳統文學更表現出一種「內」的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於社會環境的變化。
問題在於，富於現代性的、或者說是現代主義的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區別在哪裡？換句話說就是，現代性在文學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體現？這裡面的內容當然也很寬泛，不可能總體把握，說得太細了，也沒有什麼用，我的感覺是，除了寫作的個人化之外，還有三個重要特點：
一、總體特色的曖昧、不鮮明。一方面是小說中人物的曖昧，我們不再能將他們分成好人和壞人這樣截然對立的兩類，人物具體的個性也不再像傳統文學中那樣鮮明和一貫，多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倫理道德等因素的曖昧，現代主義的作家在努力擺脫沉重的舊倫理教條的同時，也在試著營造一種新型的倫理，這種倫理比之傳統倫理更顯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適用於一些特殊的情況。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強調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它不再是一種絕對化的神聖之物，從天上落到地下來了，還有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如《紅白藍三部曲》和《十誡》裡面，也很深入地探討了這個問題。
二、個人與外界的斷裂。現代主義的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會有意地將自己擺在一個與外界環境完全對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現出的那種對外界的恐懼和躲避，或者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那種內心與外界、回憶與現實的對抗，都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內涵和價值就不再是蘊涵於他對集體的功用以及他作為集體中之一員的身份裡面，而是通過他作為個體與外界的對抗體現出來的。
三、意義的消解。傳統文學作品習慣於虛懸了一個至高無上的意義在裡面，這個意義，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問題，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忠」和「義」是始終如太陽一般懸掛在人物頭頂上的，而大多數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為了這個虛幻的「意義」做出了最大的犧牲，梁山好漢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到了《紅樓夢》裡面，這個意義就幾乎不見了，整本小說都顯得極其復雜晦澀，為什麼直至今天還有那麼多人喜歡讀、喜歡研究《紅樓夢》？我想這可能是一個大原因。並不是所有經典都適合重讀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來看，就相當的幼稚。
有一點必須說明——以上三個特點只是個人的一點總結，代表不了什麼，可能有些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並不具備這些特點，也可能有些傳統的作品已具備了這些特點（如昆德拉所說的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在《莊子》中即有體現）。我的目的是，用這三點做一個大致的尺度，來衡量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小說——波蘭作家雅羅斯瓦夫·伊瓦什凱維奇的《名望與光榮》。

《名望與光榮》寫於二戰之後，篇幅浩大，人物眾多，涉及到一戰、二戰和大蕭條時波蘭的情況，這部小說，從形式上講，不屬於現代主義的作品，它類似於《戰爭與和平》，主線是三個家族的盛衰，時代背景、人物、情節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傳統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現代性的內涵來，以證明，現代性作為一種普遍的特性，是廣泛存在於二十世紀小說當中的。
張振輝先生著有一本《20世紀波蘭文學史》，在談到《名望與光榮》時，他說這部小說「更多地是通過各種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經歷從側面反映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並且以回憶、夢幻、意識流等手法展示他們在社會事變中的不同心態，因此這是一部綜合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各種表現手法的成功之作」。這種觀點主要是從創作手法或者說是形式的意義上來探討其現代性，但文學上所謂「現代主義」，肯定不只是諸如意識流之類的創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氣質」（ethos）上的內涵，也就是說，在拋開形式之後，我們還可以通過內在的特質將它與傳統文學作品區分開來。
為了找到《名望與光榮》在「精神氣質」上所具備的現代性，這里不妨拿它和《戰爭與和平》做一下對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樣是史詩性作品，同樣是鴻篇巨制，同樣涉及到戰爭、和平、愛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寫於十九世紀，一部寫於二十世紀，肯定有很強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獨。吳曉東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一書中曾分析說：「現代資本主義在無限擴展了人類外部世界的同時，卻在人類自我與世界之間挖掘了一道鴻溝。這道鴻溝意味著人的自我與世界分裂了，人與世界不再和諧，不再具有一體性。」而此前，這種分裂是不存在的，如盧卡奇所說，荷馬史詩時代所體現出的精神是人類自我與世界的整體性，同樣，中國的古人也講究「天人合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現代世界越來越呈現出一種侵吞人類自我的傾向，特別是機械復制，印刷機、照相機、留聲機、攝影機……人們所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見解顯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機械復制」已擴張到了更廣大的領域——通過各種傳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會上穿了某種款式的衣服，不出數日，便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穿上同樣的衣服，人們學習明星的談吐、風格，靠整容來改變儀表上與明星的差距，於是，「個性」也被無限復制了。有更徹底的，那就是克隆技術，這種技術是機械復制登峰造極的成果，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已沒有什麼是不可復制的。為了反抗復制，反抗自我、個性的被侵吞，人們只有日益退回到個人的狹小空間里負隅頑抗，「現代人的孤獨」由此而產生，所以本雅明說：「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或許這句話有些武斷，我們改一改，改成「現代主義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就精確得多了。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從他的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獨並且懼怕孤獨，但同時又擔心失去孤獨，因為一旦與外在世界融合起來，他就會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從這個角度上看，他三次訂婚又三次解除婚約，並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須與一個女人朝夕相處，他要保留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以便寫作（寫作幾乎就等於他的生命）。假如拿《戰爭與和平》和《名望與光榮》做一下對比，從這一點上，就能看出區別來。《戰爭與和平》里也有孤獨，皮埃爾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獨，但這種孤獨並不是作為一種底色存在於他們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溝通，或者說，在很多時候，他們不存在溝通的障礙，因此，即使他們的一生充滿坎坷和不如意，也會時時感到幸福的慰籍，這種慰籍即由溝通而來。《名望與光榮》則不同，遍觀整本小說，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那種生命個體的恆久的孤獨，以及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難，小說中的人物，幾乎沒有哪兩個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與弟弟之間，哥哥與妹妹之間，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間，都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奧拉結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對她百依百順，兒子英俊，女兒漂亮，但無論是對丈夫，還是對兒子女兒，她都有一種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獨，不快樂；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獨和鬱郁寡歡之中，就更不必說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爾，這個孤獨的作曲家一輩子都沒有結婚，到了臨死的時候，他客居他鄉，一貧如洗，躺在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想從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後將思緒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時他喉中有腫瘤，已不能說話，哆哆嗦嗦地用筆將心中所想寫給妹妹看：「我只愛過你。」但他的妹妹愛爾日別塔看了以後只是漫不經心地一笑，在隨後整理房間的時候就將這字條扔進了廢紙簍里，這讓埃德加爾感到極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書中所寫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個臨終的人是不會開玩笑，也不會信口胡言的。愛爾日別塔不理解『我只愛過你』這句話的每一個字下面都蘊藏著某種偉大而重要的東西。」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就是這么困難，我們都是孤獨的。
其次，意義的消解。與《悲慘世界》一樣，《戰爭與和平》里是有那麼一個至高無上的意義的，追求理想的人們為了這個意義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種選擇，雖然辛苦，但同時也為有這樣一個明確的人生意義而感到充實和快慰——這不僅符合那個時代的特色，也符合托爾斯泰的性格，到了《復活》裡面，「意義」的作用愈發彰顯出來。《名望與光榮》里則不同，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意義懸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種事、進行各種選擇的動機都顯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冷落的貴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門望族裡去，父親對他不好，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愛情，是愛上了定格在年少時舞會上那一刻的阿麗亞德娜——只限於那一刻，阿麗亞德娜衣著華麗，站在樓梯上朗誦勃洛克的詩——也就是說，他愛上的並非真正的阿麗亞德娜，而只是屬於那一刻的虛幻、不自然的她。他沒能和阿麗亞德娜結婚，雖然他極力爭取。由於阿麗亞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國，她心中充滿悔恨，已覺人生了無滋味，後來她做了修女，再後來就自殺了。而雅努什也漸漸感到了他與阿麗亞德娜之間的生疏。之後，雅努什參軍打仗，與佐霞結婚，這些舉動都是無目的的，他不知道為什麼打仗、和誰打仗，也不清楚為什麼要娶佐霞（他並不愛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復一日地沉浸在回憶當中，並四處旅行，以尋找舊日的足跡——可找到了又能怎樣呢？他不知道，所以這也是無目的的。還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卻急急忙忙地將自己送到了納粹軍官的槍口下，究竟動機在哪裡？說不清楚，只是死得毫無意義，後來雅德維加（一個愛他的女人）在回憶他的一生時說：「他的一生只有兩次這么趕快過，一次是忙著娶那個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見那些德國人。」他向來矛盾重重、猶豫不決，可這僅有的兩次果斷，也是盲目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都處在類似的盲目之中，他們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裡，於是只好如沒頭蒼蠅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種說法，即《20世紀波蘭文學史》中的說法，認為盡管書中人物的人生顯得缺乏意義，但最後他們都在愛國主義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歸屬。的確，無論是雅努什、斯彼哈瓦、愛爾日別塔，還是小一輩的安特克、安德熱依、海倫卡，他們在小說的最後都與愛國主義和戰爭聯系了起來，甚至死於其中。但是，我向來就有一個疑問——用簡單的愛國主義、青春、熱血、犧牲，來作為生命個體的復雜深邃的終極意義，是否合理？愛國誠然是大節，但它不能代替豐富的人生，或者說，人不會僅因為有了愛國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無迷惑了，那隻是烏托邦的神話。對於身處現代的人來說，所要消解的，正是這樣一些神話，長久地生活在「意義」的壓迫之下，人們已不堪重負，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問：「你說的『意義』是什麼意義？」就反映了現代人的這種心理。至高無上的意義導致了另一種獨裁，即以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等虛假的旗號來支配他人的人生選擇甚至生命，因此，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須消解意義，反抗獨裁。但另一方面，意義的消解也帶來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說，它使我們的人生變得茫然、無目的，這很類似昆德拉所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失去了意義的重壓，我們反而會無所適從。還有，道德作為一種「意義」，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聖性，會造成什麼後果？「相對性的倫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來嗎？
意義消解了，《名望與光榮》的內涵因此而趨於復雜，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簡單的愛國主義的層面上。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讀者的角度來說，我們已無法簡單、直接地從小說中獲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發現無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潛在之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曖昧、不鮮明的特點。
當然，意識流等手法的運用，也為這部小說增色不少，如埃德加爾臨死前那一節，他躺在床上時的心理活動描寫，有著很濃郁的意識流色彩。最關鍵的是，通過這些手法，當我們讀完整本小說，再做整體性的回憶的時候，出現在腦海中的，已非簡單的一幕幕情節，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獨、茫然和荒誕已脫離具體的事實而作為一種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們心頭了。

Ⅳ 現代、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區別和聯系

現代主義運動興起於19世紀末期，現代主義相信那些「傳統」形式的藝術、文學、社會組織和日常生活型態都已經過時，因此有必要將這些過時的東西掃除並且重新創造文化。現代主義鼓勵人們去重新檢視從商業活動到哲學等這些既存事物的每一個面向，找出在裡面有什麼東西是在「阻礙」進步，並且將那些東西替換成新的也因此更好的東西，來達到那些舊有東西原本希望達成的同樣目標。本質上，現代主義運動認為20世紀的嶄新現狀，都是具有永恆性及內在性的，因此大家必須調整他們的世界觀，接受這些新興而同時也是美好的事物
而現代性的本質是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其根本邏輯是主體—客體的二分法——主體是活動的源泉、中心、目的，客體則是主體認識和改造的對象，是實現主體計劃的質料和工具，所以，現代性的最本質特徵是設定了人作為主體對客體的絕對征服關系。

Ⅵ 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論述《吶喊》《彷徨》的現代性特徵

如果我們可以消解人為的抑或意識形態強加於魯迅頭上的神聖光環，或者祛除不分青紅皂白的有意遮蔽與誣蔑，換句話說，如果（即使）能夠中和魯迅身上近乎兩極分化式的酷評，如"最受誣蔑的人" 和"最勇猛堅決、正確偉大"等對魯迅的形塑 的諸如此類的極端話語，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毫無疑問，魯迅依舊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鮮活、觸目驚心與備受爭議的靈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會在21世紀發揮他應有的不容忽視又個性十足的獨特歷史功用。

魯迅研究成為一門聲名顯赫、研究資料近乎汗牛充棟的"魯學" 無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魯迅的無盡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的魯迅其小說集也不過三卷：《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共33篇。耐人尋味的是，魯迅如何實現了從傳統小說到現代小說以及他小說自身內部的兩次"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過小說敘事模式的嬗變來呈現他對"現代性"的獨特認知與迎拒姿態？

某種程度上，敘事方式的更新和遞進是小說演變的靈魂。如人所言，"對新小說來說，最艱難、最關鍵的變革不是主體意識，也不是情節類型或者小說題材，而是敘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敘事模式"是一個眾說紛紜、流動不羈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從敘述人營構、敘事的策略等總和所提煉出的不同範式（paradigm）。如人所論，"敘事方式是一組手段和語言方法，它們創造一個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敘事作品中所謂的敘述者"。

在我看來，魯迅小說的敘事模式基本上經歷了可謂兩次大的嬗變。一次是，如果將魯迅從整體上置入"文學革命"的滾滾大潮中進行外部動態觀照，他挾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威引領風騷，推動了中國小說敘事從傳統漸次步入現代的轉變，主要是《吶喊》、《彷徨》為代表；另一次則發生在其小說內部，魯迅以其《故事新編》部分實現了他更新小說敘事、創設小說類型的企圖，盡管這背後可能掩蓋了我們不得而知的更大的敘事創新與文體學野心。

比較而言，有關第一次轉變的研究往往聲勢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幾乎所有專論魯迅小說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論及了《吶喊》《彷徨》的敘述創新及其轉折意義；而第二次轉變的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盡管自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爭議不斷，但真正能將它置於魯迅小說內部發展規律的平台上剖析，並指出其轉捩與創新意義的研究極其罕見。 為此筆者的重點將適當向第二次轉變傾斜，同時以巴赫金的小說性理論進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論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說性"理論的層面與可適用性；2魯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的角色；3狂歡：在意圖與實踐之間。主要探究《故事新編》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吶喊》、《彷徨》的敘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靈敏地指出，"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連對帶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無偏見的夏志清也認為，"短篇小說一開始卻是非常成功的。給這一類型文學奠下基礎的是魯迅。他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與中國傳統的說故事方法完全兩樣，因此可以稱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始祖。"

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王瑤先生也強調了魯迅的現代文學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魯迅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擴大了新文學的陣地，同時由於這些小說內容的深刻，表現的新穎……為新文學奠定了基礎。"

不難看出，魯迅作為現代中國小說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認的，同樣，他在小說敘事模式的轉換中也擔當了類似角色。問題的關鍵在於：它是如何實現的？

在巴赫金那裡，"小說性"和轉型期緊密相連 的，而現代中國小說的誕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說性的內在特徵：雜語性、兼容並蓄等。清末民初轉型期的新小說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說卻是從其它文學形式獲得不少靈感。笑話、軼聞、答問、游記、書信、日記、敘事詩、見聞錄等傳統詩文形式的滲入小說，都曾對新小說敘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過來，恰恰是因為此特質，小說也被推上了歷史潮流的浪頭，為人矚目。王一川指出，"中國人的新型現代性體驗是與新的生活語匯如全球化世界概念、來自西方的科技話語和現代器物名稱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說由於能以散文體方式敘事、抒情和議論，還可以把詩體等其他文類兼容於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為容納現代生活新語匯的合適形式。因此，小說在表現新型現代性體驗方面交上了好運，成為現代文學的主導或中心性文類。"

魯迅的《吶喊》《彷徨》同樣也體現出其豐富的現代性，甚至是先鋒性。從整體上看來，他除了延續舊有的體式-情節小說以外，還開拓出"以寫實性生活片斷為結構主體的片斷小說"、"以刻畫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運線索為結構主體的心理小說"和"以特定的氛圍渲染和情感、意蘊表達為結構主體的意緒小說" 等等。

"小說性"顛覆和解構的一面在魯迅的《吶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現，比如《狂人日記》。無論是反思國民性、痛陳封建禮義說教的罪惡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氣勢，或意義深遠綿長，在在令人省察。劉禾指出，"狂人日記卻著重於中國歷史的象徵性病理診斷--暗含著西方規范的參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個體心靈的字面解釋" ，這無疑從內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現代性的一面。王潤華也在他的〈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中縷述了果戈理《瘋人日記》、迦爾遜《紅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對《狂人日記》的敘事、內容、意義等的宏觀的細微影響。

但需要明了的是，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態度和趨勢，這當然也是後現代性得以發展的理由和空間之一。從此角度講，魯迅小說的現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種獨特的聲音與反抗姿態，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魯迅式的現代性"。顯然，它包含了諸多復雜的指向和源泉：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熟諳和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模式的獨到品位及引領式論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許多時人對西方現代性的毫無保留擁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幾分少見的本土式的冷靜與成熟。李歐梵在他著名的《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探尋魯迅的現代性的手法就是通過尋根傳統卻避開西方來展開。

魯迅的通過譯介和閱讀外國小說以及留學日本的體驗有使他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堅持"拿來主義"的博大胸懷。同時，"也正是文學傳統中的核心層次的那些要素，才決定著新文學在發憤精神、史傳意識、抒情風貌、意境美感、白話文體等諸多方面同中國古代文學發生著深刻的歷史聯系，呈現了文學歷史連續性的許多有聲有色、誘人追尋的生動具體的形態。"

如果通讀魯迅這兩部小說，我們可以發現，魯迅的小說主題的現代性表達似乎背離了現代性的原初語境，而更多呈現出對鄉土中國的深沉又細密的關懷與纏繞，如《阿Q正傳》、《故鄉》、《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無疑問，魯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國現代性意義最典型的表達……也許更重要的在於，魯迅表達了一種鄉土中國的記憶，這些記憶從中國現代性變革的歷史空檔浮現出來，它們表現了與現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魯迅在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種遠為復雜的關於鄉土中國的命運--那些始終在歷史進步和歷史變革之外的人群的命運。" 如果非要給這種逸出與背離以現代性的名義的話，那它應該是"魯迅式的現代性"。

Ⅶ 王一川的著作

· 《審美體驗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 《語言的勝境--外國文學與語言學》（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 《語言烏托邦--20世紀西方語言論美學探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20世紀小說人物的修辭論闡釋》（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通向本文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修辭論美學》（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 《中國形象詩學》（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 《張藝謀神話的終結——審美與文化視野中的張藝謀電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漢語形象美學引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雜語溝通——世紀轉折期中國文藝潮》（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清末民初文化轉型與文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 《漢語形象與現代性情結》（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 《美學與美育》，主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008年再版）
·《美學教程》，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文學理論講演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大眾文化導論》，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文學概論》，主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批評理論與實踐教程》，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興辭詩學片語》，（山東友誼書社2005年版）
·《京味文學第三代（泛媒介場中的20世紀90年代北京文學）》，第一作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新編美學教程》，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大學美育》，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西方文論史教程》，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大學從游——王一川文學批評講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中國現代學引論——現代文學的文化維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文學批評教程》，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註：為《批評理論與實踐教程》的第二版
·《2009中國藝術學年度報告》，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修辭論美學：文化語境中的20世紀中國文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註：為1997年的再版
·《藝術學原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7月1日)

Ⅷ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徵表現在哪幾個方面

表現在外發性和後發性：中國文學思潮從西方引進, 二者之間存在著時間差; 中國文內學受到多種世界容文學思潮的影響, 具有復合性。在接受過程中, 中國文學出現了對外來文學思潮的誤讀, 主要是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誤讀。由於中國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
沖突, 導致文學思潮演變的倒序和反復, 如五四啟蒙主義被新古典主義取代以及新時期啟蒙主義的復興; 也導致中國反現代性文學思潮的薄弱、滯後, 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始終沒有成為主潮。

Ⅸ 王一川作品介紹

王一川
四川沐川人，1959年2月生。曾下鄉插隊，做代課教師，1982、1984、1988年先後在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取得文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88年至1989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做博士後研究。1999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做訪問教授，近年來主要研究文藝美學、中國現代文藝與文化現代性問題。
《文學理論》 《漢語形象與現代性情結》 《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清末民初文化轉型與文學》 《雜語溝通――世紀轉折期中國文藝潮》 《漢語形象美學引論》 《張藝謀神話的終結――審美與文化視野中的張藝謀電影》 《中國形象詩學》 《修辭論美學》 《通向本文之路》 《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20世紀小說人物的修辭論闡釋》 《語言烏托邦——20世紀西方語言論美學探究》 《語言的勝境——外國文學與語言學》 《審美體驗論》 《意義的瞬間生成——西方體驗美學的超越性結構》 《美學與美育》

Ⅹ 魯迅小說集《吶喊》、《彷徨》中的內容真偽性

如果我們可以消解人為的抑或意識形態強加於魯迅頭上的神聖光環，或者祛除不分青紅皂白的有意遮蔽與誣蔑，換句話說，如果（即使）能夠中和魯迅身上近乎兩極分化式的酷評，如"最受誣蔑的人" 和"最勇猛堅決、正確偉大"等對魯迅的形塑 的諸如此類的極端話語，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毫無疑問，魯迅依舊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鮮活、觸目驚心與備受爭議的靈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會在21世紀發揮他應有的不容忽視又個性十足的獨特歷史功用。

魯迅研究成為一門聲名顯赫、研究資料近乎汗牛充棟的"魯學" 無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魯迅的無盡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的魯迅其小說集也不過三卷：《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共33篇。耐人尋味的是，魯迅如何實現了從傳統小說到現代小說以及他小說自身內部的兩次"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過小說敘事模式的嬗變來呈現他對"現代性"的獨特認知與迎拒姿態？

某種程度上，敘事方式的更新和遞進是小說演變的靈魂。如人所言，"對新小說來說，最艱難、最關鍵的變革不是主體意識，也不是情節類型或者小說題材，而是敘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敘事模式"是一個眾說紛紜、流動不羈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從敘述人營構、敘事的策略等總和所提煉出的不同範式（paradigm）。如人所論，"敘事方式是一組手段和語言方法，它們創造一個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敘事作品中所謂的敘述者"。

在我看來，魯迅小說的敘事模式基本上經歷了可謂兩次大的嬗變。一次是，如果將魯迅從整體上置入"文學革命"的滾滾大潮中進行外部動態觀照，他挾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威引領風騷，推動了中國小說敘事從傳統漸次步入現代的轉變，主要是《吶喊》、《彷徨》為代表；另一次則發生在其小說內部，魯迅以其《故事新編》部分實現了他更新小說敘事、創設小說類型的企圖，盡管這背後可能掩蓋了我們不得而知的更大的敘事創新與文體學野心。

比較而言，有關第一次轉變的研究往往聲勢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幾乎所有專論魯迅小說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論及了《吶喊》《彷徨》的敘述創新及其轉折意義；而第二次轉變的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盡管自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爭議不斷，但真正能將它置於魯迅小說內部發展規律的平台上剖析，並指出其轉捩與創新意義的研究極其罕見。 為此筆者的重點將適當向第二次轉變傾斜，同時以巴赫金的小說性理論進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論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說性"理論的層面與可適用性；2魯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的角色；3狂歡：在意圖與實踐之間。主要探究《故事新編》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吶喊》、《彷徨》的敘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靈敏地指出，"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連對帶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無偏見的夏志清也認為，"短篇小說一開始卻是非常成功的。給這一類型文學奠下基礎的是魯迅。他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與中國傳統的說故事方法完全兩樣，因此可以稱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始祖。"

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王瑤先生也強調了魯迅的現代文學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魯迅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擴大了新文學的陣地，同時由於這些小說內容的深刻，表現的新穎……為新文學奠定了基礎。"

不難看出，魯迅作為現代中國小說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認的，同樣，他在小說敘事模式的轉換中也擔當了類似角色。問題的關鍵在於：它是如何實現的？

在巴赫金那裡，"小說性"和轉型期緊密相連 的，而現代中國小說的誕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說性的內在特徵：雜語性、兼容並蓄等。清末民初轉型期的新小說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說卻是從其它文學形式獲得不少靈感。笑話、軼聞、答問、游記、書信、日記、敘事詩、見聞錄等傳統詩文形式的滲入小說，都曾對新小說敘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過來，恰恰是因為此特質，小說也被推上了歷史潮流的浪頭，為人矚目。王一川指出，"中國人的新型現代性體驗是與新的生活語匯如全球化世界概念、來自西方的科技話語和現代器物名稱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說由於能以散文體方式敘事、抒情和議論，還可以把詩體等其他文類兼容於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為容納現代生活新語匯的合適形式。因此，小說在表現新型現代性體驗方面交上了好運，成為現代文學的主導或中心性文類。"

魯迅的《吶喊》《彷徨》同樣也體現出其豐富的現代性，甚至是先鋒性。從整體上看來，他除了延續舊有的體式-情節小說以外，還開拓出"以寫實性生活片斷為結構主體的片斷小說"、"以刻畫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運線索為結構主體的心理小說"和"以特定的氛圍渲染和情感、意蘊表達為結構主體的意緒小說" 等等。

"小說性"顛覆和解構的一面在魯迅的《吶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現，比如《狂人日記》。無論是反思國民性、痛陳封建禮義說教的罪惡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氣勢，或意義深遠綿長，在在令人省察。劉禾指出，"狂人日記卻著重於中國歷史的象徵性病理診斷--暗含著西方規范的參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個體心靈的字面解釋" ，這無疑從內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現代性的一面。王潤華也在他的〈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中縷述了果戈理《瘋人日記》、迦爾遜《紅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對《狂人日記》的敘事、內容、意義等的宏觀的細微影響。

但需要明了的是，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態度和趨勢，這當然也是後現代性得以發展的理由和空間之一。從此角度講，魯迅小說的現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種獨特的聲音與反抗姿態，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魯迅式的現代性"。顯然，它包含了諸多復雜的指向和源泉：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熟諳和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模式的獨到品位及引領式論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許多時人對西方現代性的毫無保留擁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幾分少見的本土式的冷靜與成熟。李歐梵在他著名的《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探尋魯迅的現代性的手法就是通過尋根傳統卻避開西方來展開。

魯迅的通過譯介和閱讀外國小說以及留學日本的體驗有使他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堅持"拿來主義"的博大胸懷。同時，"也正是文學傳統中的核心層次的那些要素，才決定著新文學在發憤精神、史傳意識、抒情風貌、意境美感、白話文體等諸多方面同中國古代文學發生著深刻的歷史聯系，呈現了文學歷史連續性的許多有聲有色、誘人追尋的生動具體的形態。"

如果通讀魯迅這兩部小說，我們可以發現，魯迅的小說主題的現代性表達似乎背離了現代性的原初語境，而更多呈現出對鄉土中國的深沉又細密的關懷與纏繞，如《阿Q正傳》、《故鄉》、《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無疑問，魯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國現代性意義最典型的表達……也許更重要的在於，魯迅表達了一種鄉土中國的記憶，這些記憶從中國現代性變革的歷史空檔浮現出來，它們表現了與現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魯迅在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種遠為復雜的關於鄉土中國的命運--那些始終在歷史進步和歷史變革之外的人群的命運。" 如果非要給這種逸出與背離以現代性的名義的話，那它應該是"魯迅式的現代性"。